何帆老师《变量》第五讲｜卑微者最顽强―罗振宇跨年演讲隆重推荐
什么叫最顶级的能力，就是当所有人都认为你只有死路一条的时候，你却能起死回生，并解决了那些看似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迎难而上，越战越勇。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新认知，我是你们的知识合伙人——依山昕雨。今天分享的是何帆老师《变量》的第五讲，接下来的分享会有点长，但是会十分精彩，希望您耐下心来听我讲完。
如果你是一位建筑设计系的大学教授，你会教授你的学生什么技能呢？何志森，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建筑学博士学位。2012年，成立了Mapping工作坊；2014—2017年，他在美国、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的80多个建筑院校和设计研究机构做巡回演讲；2017年，他应邀在华南理工大学做讲师。
何志森教学生什么呢？他教学生怎样去盯梢，怎样去观察街心花园里的流浪汉，怎样去看城管抓小贩，怎样区分流浪狗和家养狗的活动范围，怎样在春节送人的礼物中装上GPS定位器，跟踪礼物被一家人送给另一家人时沿途留下的足迹。
为什么要教学生去盯梢呢？为了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何志森说，跟踪是连续的观察。你要是能学会停下来、慢下来、趴下来，就能看到以前看不到的细微之处。处处留心皆学问。
为什么墨尔本的流浪汉早上五点出门，六点回去睡觉？因为垃圾车六点过来收垃圾，咖啡店大概会在五点半到六点之间把剩的面包、菜叶扔出来，流浪汉要选准时间出去捡垃圾。
为什么广州的居民到了街心花园，放着现成的石凳不坐，非要搬石头过来坐？因为他们要聚在一起打牌。原来设计的石凳没有考虑到居民之间互动需要更紧密的距离。所以，居民宁可坐在高低不平的石头上，也不坐石凳。
为什么上海里弄里的居民早上打招呼时手里都拎着尿壶？因为里弄里的居民每天要出来倒三次尿壶，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晚上一次，这就成了人们在社区里偶遇和聊天的时间段，拎着尿壶就可以互相闲聊。
为什么超市会把牛奶放在最里面？因为86%的顾客都买了同一样东西：牛奶。把牛奶放在最靠里的地方，不仅是因为牛奶保鲜需要放在冷柜里，冷柜需要靠近墙上的电源，而且是因为这样会诱导顾客一直走到超市的深处，尽可能地和最多的商品相遇。最大的流通等于最大的利润。
为什么超市会把面包放在牛奶的旁边？因为关联定律。面包的旁边一定摆放着跟它关联的商品：牛奶、果酱、花生酱、沙拉酱、巧克力。最大的关联等于最大的消费。为什么超市会把化妆品放在收银台的旁边？因为你最后一定会经过收银台。最贵的商品要摆放在你的必经之路上。
通过这种细致的观察，何帆总结出了第四个变量，那就是自下而上的力量。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经历的城市化是一种极其独特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
这种自上而下、政府主导、飞速发展的城市化：政府低价收购农民的土地，然后把这些土地卖出去，卖地的收入成了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政府利用卖地的收入，以及用土地作为抵押获得的贷款，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修路、修机场、修地铁、造新城、建开发区、搞“特色小镇”。房地产商买到土地便着手盖房，盖完房卖房，以此获得盈利。买房的人，有的人是为了居住，有的人是为了投资，在房价飞涨之后，还有人买房是为了投机。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这种奇特的城市化模式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似乎城市化天生就应该如此。
2018年，我们观察到一些信号。这些信号表明，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已经无法持续。
第一个信号是土地的流标。
第二个信号是很多标杆性的房地产企业纷纷改名。甚至一向号称是房地产界“先知”的万科去掉了公司名字中的“房地产”三个字。
第三个信号是收缩城市。
自下而上生长起来的城市更具多样性。一个城市基层的根系越深越广，城市的发展经验就越丰富，出现基因突变的时间就越早，就越容易形成一种“多核”的新物种。未来的都市圈不会再是过去的“单核城市”，而是一种“多核城市”。
在张纪文看来，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发展速度太快了，我们用了30年时间走完了其他国家可能要用100多年才能走完的路。城市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准备好吧，未来可能会出现5 000万人口甚至上亿级人口的城市。这样大规模的城市，形态一定和过去的城市不一样。
有的时候，有中心不如没有中心。中山大学的李郇教授是专门研究城市化的。在他看来，不少省会城市反而不如非省会城市有多样性和活力。比较一下广州和深圳、南京和苏州、济南和青岛、沈阳和大连，你就会发现，中心城市好像被施了“魔咒”。只要有中心，就能确定边界。只要有了边界，就会受到边界的束缚。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提出了一个现代都市的悖论：随着长距离运输成本下降，接近性的价值反而上升。“格莱泽悖论”的意思是说：城市一体化程度提高之后，城际之间的人流和物流会变得更加畅通，但人们的生活半径很可能不仅不会扩大，反而会缩小。作为一个普通的城市居民，你的工作、社交、娱乐、生活，都可以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之内解决。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奔波的是为你的生活提供便利的货车，而不是你。你用不着再长途奔波，也用不着每天花上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的通勤时间。
在城市一体化程度提高之后，我们会看到城际通勤不是变多，而是变少了。如果两个城市之间的通勤很多，只能说明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差距太大。在廊坊和固安找不到好工作，人们才会到北京上班；北京的房价太高，人们才会住到廊坊或固安。如果你住在昆山或杭州，昆山和杭州的工作机会一样多，你可以选择去邻近的城市工作，也可以选择在当地工作，城际通勤反而不会那么拥挤。
一个没有中心城市的都市圈，这听起来好像匪夷所思，但如果我们把城市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就容易理解了。大自然里是没有狮子王的，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在生态圈中的位置。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是由很多小的生态系统构成的，每一个小的生态系统都自成一体。这样的生态系统才能具备多样性，而只有多样性才能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2018年，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中美贸易摩擦。这场贸易摩擦犹如笼罩在中国经济上空的雾霾。如果说贸易摩擦真的会对中国经济有致命的打击，那么，最先倒下的应该是像义乌这样的出口城市。可是，义乌却是我们看到的生命力最顽强的城市之一。
掰着指头数一数：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环保压力加大、汇率波动严重、国内外竞争对手增多、电商横空杀出，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义乌在过去几年经受的产业转型压力，不亚于任何一个内地（包括东北地区）的城市。为什么义乌比别的城市遇到的挑战更多，我们却看不到义乌“陷落”呢？
义乌是中国城市中实现“精明收缩”的少数代表，也就是说，虽然义乌的人口规模不如以前，但通过产业转型，仍然能够保持活力。更有意义的是，义乌之所以能够实现“精明收缩”，不是靠政府出手救援，而是靠自下而上的力量自救。
在义乌流传着一家吸管厂和一家拉链厂的故事。有一家生产吸管的企业叫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平均每天要生产近2亿根吸管。全中国3/4的吸管都是由这家企业生产的，它拥有全球吸管行业2/3的专利，每年光靠卖吸管就能赚2亿元。但是，这家企业从来不追求规模扩张，甚至甘愿放弃大客户，基本不再接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大企业的订单，只专心服务小企业，比如小超市、咖啡馆和奶茶连锁店。另一家企业叫伟海集团，专门生产拉链，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拉链生产商，占据国内1/3的拉链出口份额。伟海集团也曾想做成一家百年企业，但最后还是没能抵御做房地产的诱惑。全球金融危机没有打垮这家企业，但房地产市场把它拖垮了。2018年，伟海集团的资金链断裂，资产被拍卖，企业被托管重组。义乌的企业家从中得出的共识就是：要踏踏实实做好品牌，不求做大，只求做强。
义乌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一是因为义乌的企业更为务实，它们总是会把风险考虑进来。二是因为义乌的企业更重视分散风险。义乌的企业善于在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通过强大的信息渠道相互交流、高效地试错。
卑微者最顽强。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从来没有受到过重视。上天只帮助能够自助的人。
在上海，DNA Café的创始人王柯翔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去逛街了，他们更像是“探索者”。他们要是买日常用品，就到楼下的超市，或是在网上下单。但是，他们会为了新奇的体验专程出来探索，然后拍照发朋友圈，这对商家来说就是免费的营销。
怎样才能吸引年轻人来“探索消费”呢？王柯翔把年轻人“探索消费”分为4个场景：消费前是好奇、看见后是惊喜、消费中是高潮、消费后有回味。好奇就会寻找，惊喜就会拍照，高潮就会给好评，回味就会推荐——不，用年轻人的话讲，这叫“种草”。一个消费者发自肺腑的赞美，能够在更多消费者心中种下疯狂生长的购买欲的草种。
王柯翔2005年从英国林肯大学城市设计专业硕士毕业，2007年回国，2015年在上海老码头开了第一家DNA Café。DNA Café其实不只是一家咖啡店，他们卖的不只是咖啡，更是“新奇场景”。DNA Café的准确名字是DNA Café & More，之所以要加一个More，就是因为他们希望做成一个开放的舞台。咖啡店是帮助消费者记住DNA Café & More的一个“记忆点”，到这里之后，他们就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新奇事物。这里有卖花的、有放电影的，还有做烧烤的。DNA Café致力于打造一个小小的创业生态系统。他们利用自己做场景的优势帮助每一个加盟的创业者，每一个加盟的创业者也要想办法给整个生态系统贡献流量。这是一个快速演化的小生态系统，王柯翔对每个加盟伙伴的要求是，在6个月内必须看到人气和利润的大幅上升。
在一个越来越平等的社会里，颜值的话语权将超过权威。一杯衬着鲜花的咖啡，就足以融化等级制度的冰山。
以上是我对何帆老师《变量》这本书的解读，也是《新认知》这个专辑正在分享的第三本书。我期待有更多热爱学习，热爱生活的小伙伴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能和依山昕雨一起见证成长和进步。期待您的留言和订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