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 人 第 三 本 性——自然科学范式下的哲学框架 （书籍摘要 附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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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西浩 袁海丹
Abstract
从自然科学的成果中寻找对人类哲学问题研判的基础，在自然科学范式下建立哲学的概念框架。1、确立智人与动物之间的鸿沟——越界，越界以部分突破生态系统的节制开始，以部分突破遗传机制的控制完成；2、在当今大脑科学等自然科学成果基础上发现智人特有的本性——贪张虚实性，这是越界的起因，也符合哲学、宗教和文学千百年来的观察结论，本书称之为智人第三本性；3、继而探讨智人在“基因——文化协同进化机制”中产生的文化云现象。以智人越界、智人第三本性和文化云为三大基石，在自然科学的范式下，建立起科学的哲学框架——“智人第三本性哲学概念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原则上可以对一切哲学问题发起自然科学范式下哲学式的探讨，从而在Edge发起的第三种文化重新定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和威尔逊关于知识大融通的倡导下，力图为“物理世界是有序的和可理解的”做出在哲学上关于我们人类命题的尝试。在此主要讨论了认识论，自由意志，社会达尔文主义，善恶定义，元伦理学，自由平等，公平与正义，真理，美学等一系列哲学基本问题。本文是《智人第三本性——自然科学范式下的哲学框架》一书的摘要。
1. Instruction
霍金指出，哲学死了，科学家早已成为探索宇宙万物知识的火炬手。
但是，哲学两大领域即宇宙论和人学的命题仍然存在。即使宇宙论完全交由自然科学家，然而人学领域的重大哲学问题，恐怕需要按照爱德华·威尔逊提倡的科学和人文融合从而造就全新的哲学，方可得到最终解决。
尤其哲学问题不仅存在，还亟需解决。如今的世界，自由、民主、集权、专制、主权、科技、气候、伦理，许许多多的问题，让整个世界和人类，都面临极高的危险，亟需通过人类各个学科的知识融通，科学而令人信服的解决哲学问题，从而解决人类的危机。
根据达尔文的学说，我们是动物演化而来，是人科动物智人。那么，无论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与其它动物有多大的区别，我们和我们的社会及文化仍然是大自然的产物。既然是大自然的产物，就一定能够在自然科学的范式下找到哲学命题的研究方法。
正如约翰·布罗克曼所说，经验世界中的那些科学家和思想家，通过他们的工作和著作构筑起了第三种文化。第三种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斯图尔特·布兰德说：布罗克曼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智慧催化剂”。重新定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条件已经开始具备。
本书旨在自然科学范式下建立哲学的概念框架，以期达成自然科学和哲学的融通，力图为“物理世界是有序的和可理解的”做出哲学上关于我们人类命题的尝试。
正如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所说：高层次的沉思和信仰好像比较偏向于哲学的范畴，而不是科学。但是历史表明，逻辑仅由内在思考触发，欠缺原动力，只能向前迈进一小段距离，而且经常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自笛卡儿和康德以来，现代哲学史多半是由不成功的大脑模型所组成。这个缺陷并不能归咎于哲学家，他们已经尽力把自己的方法推演到了极限；这个挫败其实是大脑生物进化过程的必然后果。我们借由经验学到的有关普通进化过程和特殊心理活动的知识，都指出大脑这个组合机器的目标是求生存，而不是自我了解。这两个目标基本上截然不同，所以如果没有科学真知的协助，我们的心灵只会看到这个世界支离破碎的片断。【9】
由于近现代哲学受当时的科学发展所限，哲学的研究走向了错误的方向。而在如今，生物学、遗传学、脑科学、神经科学、人类学和考古学取得了突破性发现的今天，我们已经有相当的知识来尝试科学地解决哲学问题。
这正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在自然科学的范式下研究哲学问题的主要理由。
2. 自然科学范式下对人类哲学问题研判的三个基础并建立哲学框架
2.1 智人与动物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越界
我们把智人和动物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称为越界，越界以两个重大事件为其标志：一是我们部分地突破了生态系统的制约开始越界，五、六万年前的智人行为大爆发使我们脱离数百万年来演化所在地生态系统从非洲出发，快速大迁徙进入全球几乎所有主要的陌生生态系统且站上了食物链的顶端；二是我们部分地突破了生物遗传机制的控制，一万多年前农业革命的发生、放弃采集狩猎定居下来标志越界的完成。我们10万年前或更早一直完全遵从生态系统和生物遗传机制这两大自然因素和规律的制约，随着越界的展开，我们仍然受，但是逐渐不再完全受这两大自然因素和规律制约，而动物一直完全受其制约。越界是已被证实的事实。越界是本书找到的第一个对人类研判和哲学研究基础。
关于越界的证据，我们将援引相关学术的成果进行论述。
荷兰科学哲学家克里斯?布斯克斯在《Evolutionary Thinking: How Darwin shaped our world view》中说：“性交和寻找食物是生物的列在最前面的两种生物学活动。然而在人的进化过程中，不知何时发生了转折，人脱离了自己的生物学之根。文化的进化摆脱了羁绊，开始了自己的生命。【12】”——这个跨越鸿沟的转折过程，从发生到结束，本书称之为越界。
首先，人与动物的鸿沟是否真实存在。答案是肯定的，根据现代进化生物学结论，这个鸿沟确实存在。
英国进化生物学家凯文·拉兰德《Darwin's Unfinished Symphony: How Culture Made the Human Mind》一书中，对比了人类与大猩猩——这个公认与人类最接近的灵长类动物，得出人类的独特性相当惊人，在各个领域人类与大猩猩的鸿沟是真实存在的，人类的认知大大超过了最聪明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
“达尔文以及后来的研究者的发现极大地缩小了人和动物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异。我们现已知道，人类和关系最亲近的灵长类亲戚有着许多相同的认知技能。随着动物认知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动物界让人意想不到的丰富和复杂。那些关于人类独特性的坚定观点——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类会使用工具、教授、模仿、使用信号进行沟通、拥有对过去的回忆以及预期未来——在科学探索面前摇摆起来。然而，相对于其他动物来说，人类心智的独特性仍然十分惊人，同时，比较认知研究领域也已日趋成熟，我们现在可以确信，这一鸿沟不太可能会完全消除。100年以来的深入研究排除了合理怀疑，证实了大多数人的直觉，即这一鸿沟是真实存在的。在许多重要方面，特别是社会领域，人类认知甚至大大超过了最聪明的非人灵长类动物。【34】”
既然已经确认了人与动物鸿沟的存在，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事件为标志？这个问题上，从过去的争论不休，近些年也逐渐达成了共识。以下援引几位科学家的研究。
美国的历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的著作《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注意到了人类驯化动物，开始改变生物群是人类的一个分野：人类发展出工具，沟通方式也可能在这个阶段出现（人类开始有语言的时间仍不明确），也开始形成更为强大的社会组织。从这个分野开始，人类成为一种对其他生物具有危险性的无赖灵长类，对共同进化（coevolution）具有不成比例的超高影响力。一万年前人类开始驯化动植物，改变生物群的能力更上一层楼。这使得我们能以更快的速度扩张人口，分工更细，技术也进步更快，这反过来也加速了驯化，形成一个引领了未来人类历史方向与特色的反馈回路。【19】
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在《This Fleeting World: A Short History of Humanity》一书中也有类似表述，但提出了一个标志性事件，那就是“55,000年至40,000年前，人类出现在冰河时代的澳大利亚大陆。因为抵达澳大利亚大陆需要高超复杂的航海技术，而且要想定居在澳大利亚大陆，人类必须适应完全不同的生物环境。迄今为止，还没发现其他哺乳动物能独立完成这样的壮举。” 并且提出，每一次迁徙都代表着一次技术突破。
我们的采集狩猎者祖先的技术革新能力，使他们能在陌生的土地上探索、定居，这是和他们出生、进化的地方截然不同的环境。事实上，这种创造力正是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关键之一，包括与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类人猿。据我们所知，类人猿还无法完全恰当地调整其行为，使自己可以迁移到新的栖息地。这正是我们通常认定人类有历史，而这些物种却没有历史的原因。相比之下，人类采集狩猎时代的历史是由许多迁移到陌生环境、未被记载的小故事组成的。微小的技术革新，新知识、新技巧的积累，生活方式的细微变化，共同促成了这种迁徙。
许多其他物种也存在类似在亚洲和非洲之间迁徙的情况。但是当时间来到距今55,000年至40,000年前，人类出现在冰河时代的澳大利亚大陆时，这一事件立刻被视为技术创新的明显标志。因为抵达澳大利亚大陆需要高超复杂的航海技术，而且要想定居在澳大利亚大陆，人类必须适应完全不同的生物环境。迄今为止，我们还没发现其他哺乳动物能独立完成这样的壮举。
每一次这样的迁徙都需要新的技术，新的植物学、动物学知识以及新的生活方式。这样，每一次迁徙都代表着一次技术突破，而每一次技术突破都有赖于人类部落在尝试开发各自小区域的特定资源时，做出的不计其数的技术调整。尽管如此，没有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人类部落的平均规模变大了。采集狩猎时代的技术变革使人类居住得更分散，而不是更集中。人类散布在更加广泛的世界范围，但他们仍旧生活在流动的小型部落中。【21】
而这样的看法，不仅在历史学界被证明，也在遗传、生物等其他学科形成共识。遗传学家大卫·赖克（David Reich, Eugenie Reich）在《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中，也提出了迁徙是扩张伴随着的创造力和比石器技术更深远的东西。而最令人惊奇的迁徙事件之一——智人在原始的年代居然跨过了赫胥黎线。
“赫胥黎线是一条自然的分界线，将新几内亚、澳大利亚、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西部、亚洲大陆分开了，突出了生活在线两边的动物的差异性。例如，它大体将胎盘哺乳动物划到了西边，把有袋类动物划到了东边。一条深海沟形成了天然的地理屏障，即便在冰河时代里海平面下降了100米的时候，两边的动植物也只能隔海相望、无法交流。而我们现代人祖先在5万年前以后就成功突破了这个屏障，着实令人赞叹。这些先驱者们确实成功跨越了，其中的艰难险阻自不待言。
不管为什么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技术没有传播到东亚南部，从后来历史的走向，以及这些人群成功地取代之前的丹尼索瓦人等定居人群这些事情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判断出：石器技术本身并不是5万年前以后现代人成功扩张进入欧亚大陆的必要条件。是那些比石器技术更意义深远的东西，也就是创造力和适应力，使得现代人迅速扩张并在包括东亚在内的各个地方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石器技术，只是现代人独特能力的一种表现而已。【20】
我们知道，物种都是特定生态环境的适应性产物，智人全球大迁徙所到达的众多陌生的生态系统，每到一地都是冒着极大的生存危机，要适应并生存下来殊为不易。可以想见，在用生命冒险的全球大迁徙的过程中，许多族群可能没有能够活下来。
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Steven Pinker史蒂芬·平克说自然选择往往只帮助生物体适应局部的生态系统，通常只限于当地的环境。【30】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说：智人采集的可不只是食物和原物料，同时还有“知识”。为了生存，智人需要对所在地了如指掌。而为了让日常采集食物的效率达到最高，他们也需要了解每种植物的生长模式，还有每种动物的生活习性。他们需要知道哪些食物比较营养，哪些有毒，哪些又能拿来治病。他们需要知道季节的变化，怎样代表着雷雨将至或是干旱将临。他们会细查附近的每条河流、每棵核桃树、每个睡了熊的洞穴还有每个燧石的矿床。每个人都得知道怎样做出一把石刀，如何修补裂开的斗篷，如何做出抓兔子的陷阱，还有该如何面对雪崩、蛇咬或是饥肠辘辘的狮子。这里面任何一种技能，都得花上好几年的指导和练习。【23】
David Reich说：在澳大利亚，关于人类居住地的考古学发现证实了现代人到达这里的时间至少在47 000年以前，而这也是现有证据表明的、最早的现代人到达欧洲的时间。所以，非常清楚，现代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了东亚、澳大利亚和欧洲。
现在，我们知道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混血的后代种群不仅生活在欧洲，而且横跨了欧亚大陆。许多这样的种群并没有存活下来，但有一些不仅存活了下来，还发展出来了大量的当代人类。【20】
如果说大迁徙标志着人类越界的开始和过程，那么越界结束的标志则是完成人类由狩猎采集，转向为畜牧和农业。由依赖于大自然的天然基因的动植物，改由人为选择与改造基因。
David Christian说：农业放大了人类对自然环境、自身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农业生产者如此密集深刻地调控动植物物种，以至于他们的选择开始改变作物的基因构成，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为“驯化”。通过砍伐森林、使河流改道、开垦山坡和耕种土地，农业生产者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使其越来越受人类活动控制。最终，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农业生产者创建了新型社会群落。就规模和复杂性而言，它们和采集狩猎时代的部落有着天壤之别。人类不仅驯化了其他物种，也驯化了他们自己。【21】
故而，我们将智人与动物不可逾越的鸿沟称为越界，越界大约发生在7万年前到1.2万年前，以人类行为大爆发，脱离演化所在地生态系统进行全球大迁徙为开始和进行的标志，以农业的产生——人类改造选择动植物基因为完成。
2.2 智人第三本性——贪张虚实性
是什么机制把我们送到了鸿沟的彼岸？综合今天大脑科学发现的智人大脑至少10个方面的生物学特性（包括永不满足的追求、总是好奇，总是求知，渴求一切智慧，充满革新动力；更多地受二级奖励控制、甚至会把一些极为抽象的概念例如意识形态视为奖励；仅仅根据知觉来解释和假设、建立秩序、创造规则、即兴发挥、解释行为的“意义”；大脑的模仿、学习以及传授能力增加；人类审美和艺术开始萌芽；可以推理出看不见的力、建立有关不可知觉事物的概念、可以将真相和虚拟分开适应不同的环境；幻想未来和用蒙太奇手法展现新的场景；大脑多个系统能够彼此交流；具有可改变的价值；有意识的反思甚至能够质疑和调整自动化内稳态，设定高于生存所需的理想范围的社会文化内稳态等等），结合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进化生物学以及几千年来哲学、宗教和文学对人类的观察，都指向了一个一致的结论：智人除了所有动物都具有的生存和繁衍本性而外，演化出了第三本性，这就是贪张虚实性。智人第三本性正是我们的阿基米德点，是它把我们送到了鸿沟的彼岸，而所有其他人属动物都湮灭在了鸿沟的此岸。智人第三本性，是我们的假说——贪张虚实性假说或智人第三本性假说。第三本性假说是本书找到的第二个基础。
首先，本书将人类生存与繁衍称之为人类的第一本性与第二本性，这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共有的本性。但人类是否存在与动物不同的本性呢？是什么驱动人类完成越界，铸造了人类与动物的鸿沟，并不断演化出今天的世界的呢？答案就是本书提出的：智人第三本性——贪张虚实性。
生存与繁衍为人类和生物共同的第一本性和第二本性，是科学界公认的。人格心理学家兰迪·拉森和进化心理学家D ·M·巴斯（Randy J.Larsen & David M. Buss）在《Personality Psychology：Domains of Knowledge About Human Nature，2nd Edition》中提到：“我们所有的祖先在悠长而绵延的发展史中都完成了两大任务：生存和繁衍。假如你的某位祖先没能成功繁衍，那么你今天就不会在这儿延续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一个成功进化的故事。作为这些成功祖先的后代，我们携带着使他们成功繁衍的适应机制的基因。因此，人类本性（使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的机制的集合）是进化过程的产物。”【42】
除了生存与繁衍外，人类是否还具有其他构成了人类的本性呢？ D ·M·巴斯在《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2nd Edition》中提到“万物皆有本性，而本性皆不相同。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每个物种所面临的选择压力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们所要解决的适应性问题也迥然相异。人也有本性，这些特征让我们在自然界中变得独一无二。所有的心理学理论都暗示着本性的存在。复杂的适应性机制，构成了人类的本性。所有动物（包括人类）的本性都是由一大批适应器所组成的。”【106】
由此可见，智人，除了生存与繁衍外，还具有和其他动物不同的本性，构成了人类的独特本性。探究这一本性，正是我们要做的事，也是千百年来众多哲学家所探究的。但由于过去科学的局限，很多伟大的哲学家未能将这一思考放在科学的范式下，反而走向了自圆其说的逻辑闭合，令这一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的哲学答案。
正如威尔逊所说：“关于人性的这些思考看起来是抽象而难于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错误的。相反，那么多聪明而深刻的哲学家们至今没有认识到的东西，似乎不可能是很明显和容易的。任何有关人类处境的严肃思考，都必须把它作为首要的前提。要是没有这个前提，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就会局限于现象的描述，就象天文学缺少了物理学、生物学缺少了化学以及数学缺少了代数一样。有了这一前提，人类天性就能成为彻底的经验科学对象，生物学就能为自由开明的教育服务，我们对于自身的概念就能真正达到充分的发展。”【105】
所以，为了寻找这一答案，我们一定要在科学的范式下研究。
那么，为什么唯有智人在短短几万年完成了不可思议的越界？鉴于如今的科学发展，我们从众多学科中寻找答案，在科学的基础上提出假说，再寻找科学论据与思考反证。
我们推测，有可能存在一种未知的人类本性取代了文化驱动，在导致我们越界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中成了主要驱动力。正如丹尼尔·博尔所说：“我们凭借意识的力量成为革新的主宰，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了进化的基本动力”。尽管许多生物学家却并不相信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生物学家觉得，生命是一种绝对连续统一体，其中只有过渡形式。复杂的特点总是通过中间阶段而形成，因为进化不会耍魔术。【12】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了另外一种观点——这种本质区别存在，且能被科学证明。
什么是导致我们越界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主要驱动力，我们的答案只可能是基因，具体说来是基因变异导致其所架构的人类大脑机制发生了变化，这个大脑机制被称为达尔文机器，因此“基因——文化协同进化”也可称为“达尔文机器——文化协同进化”，这也是我们在科学基础上提出的假说，接下来，我们将从以下方面寻找证据。
（以下说明大脑10个生物性特性：）
首先，我们从脑科学中寻找依据，神经科学家丹尼尔·博尔Daniel Bor在《The Ravenous Brain: How the New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Explains Our Insatiable Search for Meaning贪婪的大脑》中阐述：“人类因智力与意识的力量在大自然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就算其他动物确实具有意识，但是人类的意识有其独特之处。与人类血缘最相近的动物是黑猩猩，与之相比，人类只有黑猩猩1/5的体力，甚至人类的感觉也远远不如黑猩猩敏锐。然而，我们凭借意识的力量成为革新的主宰，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了进化的基本动力。每一物种都试图控制自身的生存环境，但拥有非凡才智的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让地球大为改观。我认为革新是一种最聪明的信息处理才能，也是意识的主要目的。
大部分动物如果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又有充足的食物，一般都会做出明智的决定——休息。
人类的情况完全相反：当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后，人类一个明确的特性是对事实永不满足的追求。我们受躁动不安的好奇心的驱使，渴求真正的智慧。这种智慧不是长者的谆谆教诲里包含的有限知识，而是广义的智慧，指任何让我们快速提高理解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大胆的创新思想。这种革新动力是意识的主要特性。相反，无意识及习惯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意识革新产生的丰盛成果。“【40】
由此可见，人类的大脑，和其他动物，哪怕是智人的近亲黑猩猩，都有本质的区别。这样的区别让人类和其他动物相反，永远不知满足，这样的证据，在现代生物学、脑科学、遗传学中是一种共识。
大卫?伊格曼David M. Eagleman在《The Brain: The Story of You大脑的故事》中也有类似观点：“放眼整个动物王国，每一种生物都内置了寻求奖励的机制。什么是奖励？从本质上讲，就是能让身体更接近理想状态的东西。身体脱水时，水就是奖励；能量储备快用光时，食物就是奖励。水和食物叫作一级奖励（primary rewards），直接解决生理需求。然而，人类行为更多地受二级奖励（secondary rewards）控制，它们是预示一级奖励的东西。举个例子，看到一个金属箱子本身对大脑没什么作用，但如果你已经学会分辨出那是一个水箱，那么当你口渴的时候看到它就变成奖励了。就人类而言，我们甚至会把一些极为抽象的概念视为奖励，比如政治意识形态，或是受当地社群重视的感觉。和动物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往往把这些奖励放在生理需求之前。一如里德·蒙塔古所说的“鲨鱼不会绝食抗议”，动物王国里的其他生物只寻求满足基本需求，只有人类经常为了抽象的理想压抑自己的基本需求。”【17】
所以，人类的大脑与动物本质不同，这是近年脑科学研究越来越清楚的事实。既然知道了有本质不同，且这种本质不同必然有可遗传性，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假设这样的不同是来自，至少有基因参与其中。那究竟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基因或者特性导致了这样的不同？除了基因以外，还有什么协同进化的因素吗？
我们首先论证让人类完成越界的独特本性是可遗传的基因承载的。
神经科学家维莱亚努尔·拉马钱德兰Vilayanur Ramachandran根据研究提出——镜像神经元是智人越界的必要条件之一：我认为所谓的大爆炸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某种决定性的环境因素触发了已经变大的大脑，由此对人类所独有的文化创新产生了“预适应”，其中关键的一种预适应就是镜像神经元。模仿和学习（以及传授）能力的增加便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突然的文化大发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爆炸。【30】
除了镜像神经元，现代脑科学的研究也支持了人类大脑在机制上的不同，且这种不同是可遗传的，所以我们推测，这样的不同是由基因承载的。
美国神经科学之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 曾在《Human: 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Your Brain Unique人类的荣耀》中发表：“与其他动物不同，我们人类对物理的理解超越了物理直觉。我们能理解看不见的力的存在。目前的证据表明，我们是唯一可以推理出看不见的力的动物。我们也是唯一建立有关不可知觉事物的概念，并试图去解释现象发生原因的动物。我们还将推理并解释不可知觉的事物的能力使用在生物和心理领域里。
使我们可以使用这些虚构信息的核心能力是我们大脑中那个由莱斯利提出的能够区分虚构和现实的去耦机制。这个机制似乎只有人类才有。这使得我们可以将真相和虚拟分开，这让我们变得非常灵活，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我们的大脑用于建立信念的系统，以及我们的大脑如何建立灵魂和肉体是分离的这个信念，这两者是理解是什么让人类独一无二的重中之重。”【37】
人类具有能够区分虚构和现实的机制，且这样的机制是人类独有。
大卫·赖克在《人类的起源 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一书中提到过一位叫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的人类学家。这位人类学家笃信人类的不同是由遗传变异带来的。
“他笃信遗传变异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人的行为方式和先辈们如此迥然不同。他提出，无论是非洲的石器时代晚期革命，还是欧亚西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现代人行为方式的突然爆发，都是由5万年前以后某个遗传突变的频率上升所引发的，而正是由于这个基因能够影响大脑的生物活动，人类才具备了制造新型工具和实施复杂行为的能力。
克莱因此言一出，他的假说就受到了强烈的批评，特别是受到了来自考古学家萨利·麦克布里雅蒂（Sally McBrearty）和艾莉森·布鲁克斯（Alison Brooks）的反对。他们指出，几乎每一个克莱因所认为的明显的现代人行为特征，在非洲和近东数万年前的考古记录中都是有据可查的，而且都发生在欧亚旧石器时代晚期和非洲石器时代晚期过渡阶段之前。但是，就算是没有任何一项行为特征是新出现的，克莱因的假说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在5万年前之后，现代人的行为特征的确是得到了大大强化，这点毋庸置疑。问题是，这背后是否有任何生物性的变化在起作用？
2002年，帕博及其同事们发现了FOXP2基因中的两个突变，而有可能就是FOXP2这个基因推动了5万年前之后人类各种创造性行为的大爆发。然而，FOXP2的这两个突变跟人类在5万年前之后的演化应该没有关系，因为在尼安德特人的身上，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突变。帕博他们穷追不舍，终于发现了第三个突变，这个突变是今天几乎所有的现代人都携带的，它可以控制FOXP2在何时、在什么细胞里被转变为蛋白质。在尼安德特人身上就找不到这个突变。所以，在几十万年前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分离后，也许就是这个突变对之后现代人的演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管FOXP2本身对现代人是否重要，帕博认为，之所以对古老型人类基因组进行测序，原因之一就是寻找现代人行为的遗传学基础。在2010年到2013年间，他领导了一系列研究，发布了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的古人类全基因组序列。在他的论文中，帕博特别强调了一张包含了基因组中大约10万个位置的临时清单。在这些位置上，几乎所有的当代人都携带着遗传变异，而尼安德特人则没有。这份清单里一定藏着什么生物学上的重要变化，但我们仍然还处在解读“这是什么”的初级阶段。这也反映了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在搞懂“基因组在说些什么”这件事上，我们还只是处于幼儿园水平！尽管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解读一个个单词，也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DNA的字母序列如何转化为蛋白质，但对怎样解析一个个句子，我们还一无所知。
不无遗憾的是，像FOXP2遗传突变这样的例子，我们扳手指头就数得过来：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人类祖先的某些遗传突变频率得以增加，我们只是凑巧对个别突变基因的功能还略知一二。在非洲和欧亚大陆多个考古遗址观察到的现代人行为的大爆发事件，曾被假定为是一两个遗传突变的产物，现在，这种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20】
考古学家史蒂夫·米森（Steve Mithen）在刚刚完成的著作中提出，在大爆炸发生前，人类大脑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块，分别专门负责“社会智力”、工作使用或叫作“机械智能”，以及“博物学”（一种分类的倾向）。这三个模块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但大约在5万年前，大脑发生了某种遗传变化，突然使它们能够彼此交流了，由此令人类的意识变得非常灵活并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30】
对古基因组的解读，尽管“我们只是凑巧对个别突变基因的功能还略知一二”，但是“就算是没有任何一项行为特征是新出现的，在5万年前之后，现代人的行为特征的确是得到了大大强化，这点毋庸置疑”。那么在包含了基因组中大约10万个位置的临时清单中，几乎所有的当代人都携带着遗传变异，而尼安德特人则没有。这一事实说明尽管还不清楚引起我们行为大爆发的基因突变的具体位置，但是至少可能存在这样的一系列遗传变异。“这三个模块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但大约在5万年前，大脑发生了某种遗传变化，突然使它们能够彼此交流了，由此令人类的意识变得非常灵活并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综观许多科学家认为的大脑诸多系统早在20万年前～5万年前之间就已经陆陆续续发展出来了，那么很可能这种遗传变化，导致了大脑中诸多系统、回路或者模块陆续能够彼此交流了，从而导致我们发生了认知革命。
此外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诺贝尔生物奖得主杰拉尔德·M. 埃德尔曼Gerald M. Edelman 。他在《Second Nature: Brain Science and Human Knowledge第二自然》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人类独特的可遗传的大脑系统。
“我们都遗传了一组神经结构、价值系统，它对大脑选择系统的运作很重要。我在前面曾指出，这些系统的功能是为物种提供对发生的多样选择事件的特定约束。吸吮反射、吃惊反应以及荷尔蒙通路和自主神经系统（autonomic neural systems）的行为反映出我们的新陈代谢、生理状态和情感对我们的适应能力很关键。然而，不能将它们与在它们的约束下通过经验选择产生的类别相混淆。事实上，对于具有高级意识的人类，类别的学习确实能改变价值系统的设定。人类与大多数动物不同，具有可改变的价值。其所导致的后果很难预料，动物中没有这样的圣徒，在受到折磨时宁愿死去也不背叛。
神经元群选择理论（theory of neuronal group selection, TNGS）或神经达尔文主义还需要为适应性响应的问题提供答案：要具有适应性，除了折返，还必须有规范发育和经验选择结果的力量。对于各物种，这个力量通过价值系统的形式遗传下来，价值系统作为自然选择的产物位于大脑中。价值系统在特定的情形下释放出某种神经递质或神经调节质。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蓝斑（locus coeruleus），一小群位于脑干两边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将轴突送入大脑和脊髓（分布有点像大脑上的发网）。在接收到突发信号时，比如很大的噪声，这些神经元会向周围释放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就好像花园里喷水的水管。这会降低很多神经元的突触响应阈值，导致更多激发，同时改变这些神经元之间的突触强度。
类似的，还有释放神经递质多巴胺的价值系统。这个系统位于基底核和脑干。多巴胺的释放担任激励系统、加快学习过程的角色。其他系统释放不同的神经递质：释放复合胺的系统掌控情绪，释放乙酰胆碱的系统改变清醒和睡眠的分界。价值系统的活动，在选择性改变神经元群特定网络的突触的同时，也掌控着行为。在这些网络中的选择决定了动物个体的行为类型；价值系统提供偏好和奖赏。核心系统之间的交互，无意识记忆系统，还有来自价值系统的信号一起运作，产生出了丰富的人类行为。以下事实说明了另一个更本质的问题，选择性的大脑必须在价值系统的约束下运作。价值系统是大脑中决定奖惩的进化遗传结构。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价值系统的主体是扩散传播神经网络，通过释放特定神经调质或递质来调节突触响应。一个例子就是释放多巴胺的基底核和脑干。训练时释放多巴胺对正面行为的预期很关键。”【83】
由杰拉尔德·M. 埃德尔曼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我们遗传了一套对大脑选择和价值系统都非常重要的神经结构，同时，这套大脑选择系统，会和周围的环境，以及身处的价值系统协同发展与运作。所以，大脑与神经结构提供了可能，但是文化是与其共同运作，甚至协同进化。这在现代科学中，也有充分的论证。
生物学家凯文·拉兰德Kevin N. Laland在《Darwin's Unfinished Symphony: How Culture Made the Human Mind未完成的进化》中就提到：“达尔文认为，食物或配偶的争夺推进了智力进化，这种说法广泛而深入，也因此得到了支持。然而，直到最近人们才意识到文化在心智起源中发挥着核心作用。”【34】
这里，推动智力进化的因素，除了生殖与繁衍本性中因食物和配偶争夺带来的智力进化，生物学家还提出了一个影响人类心智起源和进化的因素——文化。
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在《Self Comes to Mind: 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 Brain当自我来敲门：构建意识大脑》一书中说：在哺乳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动物的演化过程中，心智变得越来越复杂，记忆和推理能力显著增强了，自我加工的范围也扩大了。核心自我被保留下来，但逐渐被自传体自我所包围，两者在神经特性和心理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能够利用部分心智的运行来监控其他部分的运行。人类的有意识心智具备了异常复杂的自我，并拥有了更强大的记忆、推理、语言能力的支持，于是创造出了文化这一工具，进而在社会和文化水平上发现了全新意义上的内稳态。由无意识引导的基本内稳态和由反思式的有意识心智产生和引导的社会文化内稳态都发挥着生物价值监护人的作用。亿万年来，演化将基本的内稳态和社会文化内稳态区分开来，尽管它们属于不同的生态位，却推动着同一个目标的实现，那就是有机体的存活。社会文化内稳态的目标更大，还包括对幸福孜孜不倦的追求。毫无疑问的是，人类大脑管理生命的方法需要这两种类型内稳态的持续相互作用。但是，基本的内稳态是一种已经确定的遗传特征，是由每个人的染色体所赋予的，而社会文化内稳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则尚未完工，还不是很牢固，它是人类的各种小题大做、蠢事和期待的原因。
内稳态有两种广义的分类，基本内稳态和社会文化内稳态，这并不意味着后者就是纯粹的“文化”建构，而前者是“生物学”的。生物学与文化完全是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内稳态的形成是大量心智作用的结果，具有心智的大脑首先是在特定基因指令下以某种方式构建而成的。我所指的不平衡是由社会及文化因素定义的，因而，对不平衡的探测发生在有意识心智的最高水平上，在大脑的最高层，而不是皮层下水平。我将这一全过程称为“社会文化内稳态”（sociocultural homeostasis）。从神经学的角度来说，社会文化内稳态发源于皮层水平，虽然不平衡引发的情绪反应与基本的内稳态也密切相关，这再次为人类大脑的混合型生命调控提供了证据，这种调控先高、后低、再高，以一种振荡的形式出现，常常处在混乱的边缘。
有意识的反思及计划行为的能力为自动化内稳态的生命管理增添了新的可能性，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崭新的生理机能。有意识的反思甚至能够质疑和调整自动化内稳态，并在更高的水平上设定一个高于生存所需的理想范围，这个范围更有助于实现幸福。想象中梦寐以求、令人渴望的幸福已经成为人类行为的积极动力。在生命管理的功能性层级上，社会文化内稳态已经位列其中，而生理内稳态依然得以保留。”【58】
至此，综合脑科学，神经科学，生物学等尖端现代科学，我们都能得出同一个结论——智人除了所有动物都具有的生存和繁衍本性而外，在基因——文化协同进化中演化出了可遗传的第三本性——贪张虚实性。
人类的第三本性导致并推动了人类的越界，而在越界过程中的价值系统与文化，也推动了第三本性的不断演化。
正如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罗伯特·L·凯利所认为的“安坐于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上，眼看原始人的世界滑过，你不禁注意到，就在20万年前到5万年前之间，的确发生了一些事情。在某个环节，原始人有了文化，进化成人。有的人类学家将文化能力回溯到古代智人，甚至人属的起点，但是我认为，文化在很晚近的时期才兴起。这种能力并不是孤立的小事一桩，而是数种心智能力结合的结果。我想象，人类进化历程的100万年前到20万年前的时代，就像组建交响乐团一样，不同乐器先后登台，尚未调音。但是，考古学证据表明，20万年前某一刻，乐团就座，乐器调校完成，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准备就绪。【33】
考古学家史蒂夫·米森（Steve Mithen）在刚刚完成的著作中提出，在大爆炸发生前，人类大脑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块，分别专门负责“社会智力”、工作使用或叫作“机械智能”，以及“博物学”（一种分类的倾向）。这三个模块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但大约在5万年前，大脑发生了某种遗传变化，突然使它们能够彼此交流了，由此令人类的意识变得非常灵活并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30】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我们的生理满足之后仍然永不满足的追求和无限的渴望、大脑的奖赏系统、解释系统、镜像神经元、虚拟和现实的构建及切换、性选择引起的艺术萌芽、导致大脑多个系统开始彼此交流的遗传变异、价值系统、社会文化内稳态等等大脑运行机制的演化似乎最终都指向了一个结论，人类大脑似乎演化出了一种独特性质。
这种卓尔不凡的大脑性质表现出了多个侧面，永不满足的追求、总是好奇，总是求知，渴求一切智慧，充满革新动力；更多地受二级奖励控制、甚至会把一些极为抽象的概念例如意识形态视为奖励；仅仅根据知觉来解释和假设、建立秩序、创造规则、即兴发挥、解释行为的“意义”；大脑的模仿、学习以及传授能力增加；产生审美和艺术萌芽；贪图虚拟现实、可以推理出看不见的力、建立有关不可知觉事物的概念、可以将真相和虚拟分开适应不同的环境；幻想未来和用蒙太奇手法展现新的场景；大脑多个系统能够彼此交流；具有可改变的价值；有意识的反思甚至能够质疑和调整自动化内稳态，设定高于生存所需的理想范围的社会文化内稳态等等，不一而足。
社会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 Christakis说：我认为能促进大家认知的科学概念就是整体观：整体具备部分不具备的特质，且整体特质无法归因于部分。整体论通常被通俗地概括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但是，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对这一原则的机械阐释，比如将砂砾堆成城堡，用金属制成飞机和多人合作等，而是那些自然中的例证，这些例证广泛存在且无比惊人。也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碳、氢、氧、氮、硫、磷、铁和一些其他元素，恰如其分地混合，从而孕育出了生命，而生命的一些特征在有这些元素的环境中既没有显现，也难以预测。这一切之间有一种神奇的协同效应。【110】
同样道理，我们大脑的秘密可能不在任何一个特定大脑回路或大脑系统之中，但是可以比较肯定的说，正是我们大脑的前述多个大脑回路和系统所展现出来的多个侧面，构成了我们独特的一种整体的大脑生物学特性。也就是说，尽管这种大脑性质有多个侧面，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是一种区别于一切其它动物的综合性的大脑能力或大脑性质。这种独特的强大的智人大脑生物学特性，是我们这个物种的一种基本生物学特性，即贪张虚实性。
贪张虚实性是我们演化出的特殊生物性
克里斯?布斯克斯说：“在200多万年以前，从我们的远祖人科动物能人开始制造石斧和其他工具，同时尝试集体狩猎技术的那个时刻起，自然选择的过程便对准了新的素质，如发明天赋、交际能力、社会才智及学习能力等。文化开辟了一片新型的小生境，而上述素质则证明，它们最适应于这个小生境。要不然头颅骨腔的容量怎么会从那个时刻的人科动物能人的750立方厘米，飞跃般地增加到现代人的平均1500立方厘米呢?这种情形，被威尔逊称作自催化过程：文化与基因的并行进化是自行推动的，最后大约在4万年前，这列进化列车便越来越频繁地上路行驶了。当其越过一道门槛之后，便进入了一个文化“大爆炸”的时期。文化的意义越重要，生物进化的影响便更深地退入后台。连威尔逊也认为，人类的文化已部分地摆脱其生物学的影响。“【12】
笼统而言，上述自催化过程中最终使我们“越过一道门槛”的基因似乎就是我们演化出贪张虚实性的基因。
保罗·R·埃力克PAUL R. EHRLICH 《Human Natures: Genes, Cultures, and the Human Prospect人类的天性：基因、文化与人类前景》中说：证据显示我们不为天生程序所控制，遗传“制造大脑”的程序与个体发展时内外在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大脑。但大脑不是用来决定单一行为，比方说交配行为，而是用来决定各式各样的行为，以因应环境的需要。【31】
由此看来演化出贪张虚实性的基因，是通过改变大脑的内在机制而演化出我们的贪张虚实性的。这就是神经生物学家称为达尔文机器的内在机制。
自然不做徒劳之事，这话的意思简简单单就是，若无满足的可能，自然欲望——需要或欲求——就不可能存在。【25】《西方大观念》
自然也不做多余之事，若无需要或欲求，我们在生存和繁衍之外，就不会存在永不满足的各种追求。这种永不满足的各种追求只有生物本性的欲求能够解释，也就是说我们演化出了第三本性，即贪张虚实性。
到整个大传统的现代一端，在达尔文、J.S.穆勒、威廉?詹姆士和弗洛伊德那里，“欲望”这个词主要指动物和人类行为的一个原因。它是心理学分析基本词汇中的一个，涵盖了一整个范围的现象，这类现象也由其他词汇来谈论，如要求、需要、渴望、愿望、意志，所有这些词汇均连同下列理论来讨论：本能和感情、力比多和爱，动机和目的。
杜威断言：“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至少那些还未病态到完全冷漠的人都有。这些欲望是行动的根本动力……欲望的强度调节着付出努力的力度。”欲望的范围和种类非常之广；在性的快乐、财富、力量或知识等等欲望中，哪种才是更具支配地位的，对此问题，伟大著作的作者们各有所执。
若回到传统的开端，去看看柏拉图、盖伦、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的著作，我们发现，对欲望的探讨当中，心理的考察只是其一部分。古代人当然关心欲望在导致动物和人类行为中所起的作用，也关心这种欲望的原因，但他们还对植物与动物看起来都有的渴望颇感兴趣。例如，柏拉图就把“快乐、痛苦的感觉和伴随这些感觉的欲望”用于植物。营养供给、生长和繁殖的植物活动似乎源于基本的欲求（appetite)，或现代术语说的“生物性需要”，这是一切生物所固有的。【25】《西方大观念》
克里斯?布斯克斯说：进化生物学家一致认为，唯有自然选择能解释适应的存在。有争议的是，进化之适应，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其实生物的某些特征，就只是进化的中性副产物。不过关键的是，并且一直是，一个功能性的特征，只能是进化的三条基本原理的产物。【12】
D ·M·巴斯说：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并没有任何预见性，它并不是“有意向的”。长颈鹿并不是因为发现更高的树枝上有更加多汁的树叶，然后才“进化”了长长的脖子。而实际情况是，由于遗传的原因，有的长颈鹿脖子更长，所以它们在获取高处的树叶时拥有更大的优势。正是如此，脖子稍长的长颈鹿的存活几率更大，从而更有可能将它们稍长的脖子遗传给下一代（近期研究表明长颈鹿的脖子可能还有其他功能，比如和同性搏斗）。自然选择仅仅只是在那些碰巧存在的遗传变量上发挥作用。进化并不是一个有意向的过程，不可能放眼未来，预测到以后的需要。【106】
贪张虚实性是我们演化出的特殊生物性，当然也是进化三条基本原理的产物。为什么我们会与众不同而在生存和繁衍之外演化出第三本性呢？
智人贪张虚实性的某些方面最初可能也仅仅是生物适应性的，特别是在行为大爆发全球大迁徙之初，围绕着生存和繁衍，贪张虚实性逐渐从找到更多食物及新的食物种类、更好食物来源地、识别新的危险和毒物、改进工具、显示出更强的能力赢得异性的欢心，因此从更好的生存和繁殖中尝到甜头，智人个体第三本性的差异导致“因遗传差异而导致的差异繁殖成功率”；文化进而从中加速产生，在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机制中，贪张虚实性进一步发展，文化也进一步发展。如3.5.8所述，能够促进现代人行为产生的各种大脑特性突变的不同组合一起增加频率，诱发了新行为的诞生，进一步促进人类生活方式和创新活动的改变，从而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在我们越界过程中不断演化，使我们完成越界。智人第三本性逐渐成为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主要驱动力，在长达三、四万年的越界过程中，第三本性逐渐超越了生存和繁衍的需求而不断演化和完善，且至今仍在演化之中。
D ·M·巴斯说：尽管达尔文相信自然选择和性选择是两个分离的过程，但我们现在知道，其实这两个过程都来自于一个相同的基础过程——因遗传差异而导致的差异繁殖成功率。不过，有些生物学家认为对这两种选择进行区分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这种区分清晰地表达出两种不同适应器的重要性。一种是因对生存有利而进化而来的（比如对糖和脂肪的味觉偏好有助于食用某些特定的食物；对蛇的害怕反应让我们免受毒蛇的咬伤），另一种则是因对繁殖有利而得以进化（比如拥有更强的战斗能力）。【106】
我们知道，我们和所有哺乳动物一样具有生存和繁衍两大本性，演化出贪张虚实性之后，我们称生存、繁衍和贪张虚实性三大本性为智人生物性，以区别于早期智人仅仅具有生存和繁衍本性的动物性；也有别于其它所有动物的动物性。智人生物性因为贪张虚实性而特别。我们认为正是贪张虚实性使我们“越过了一道门槛”，从而使我们踏上了智慧生物之路。
贪张虚实性是我们的阿基米德点
所有生物都是围绕着生存和繁衍而活着，所有的生物个体都最多只有两个基本性即生存和繁殖，我们原本也不例外。
但是越界这一事实表明，我们除了生存和繁殖而外，存在着贪张虚实性这一重要生物学特性，有理由认为我们区别于一切动物的正是这个贪张虚实性，这就是我们的阿基米德点，这是我们演化出现的除了生存和繁殖以外的第三本性。
哲学家教育家莫提默·艾德勒Mortimer J. Adler在《Aristotle for Everybody: Difficult Thought Made Easy》中提出的人与动物不同之处也是贪张虚实性的某些构成侧面：特殊的能力，即能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的哲学思考能力，把人类和其他动物明显区别开来。其他动物都不会玩哲学游戏。
三个维度代表了人类活动的三个重要方向，就是创造、行动和认知。从这三个维度上讲，人就是思想者。但是人类为了制造东西而进行的思考，和为了行为得体、举止得当而进行的思考，是不一样的。这两种思想都有别于人类为了认知而具有的思想，这种认知就是为了认知而认知。【45】
这就是说我们对知识的需求是我们的自然需求之一。
进化论认为任何复杂特征一定存在中间阶段而逐步形成。贪张虚实性不应例外。从下文可以知道，贪张虚实性不仅完全具备脑科学基础，贪张虚实性也存在演化过渡阶段。
如3.3.8所述，考古学家指出几乎每一个克莱因所认为的明显的现代人行为特征，在非洲和近东数万年前的考古记录中都是有据可查的，而且都发生在欧亚旧石器时代晚期和非洲石器时代晚期过渡阶段之前。但是，就算是没有任何一项行为特征是新出现的，克莱因的假说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在5万年前之后，现代人的行为特征的确是得到了大大强化，这点毋庸置疑。
如2.1.2所述：考古学家史蒂夫·米森（Steve Mithen）在刚刚完成的著作中提出，在大爆炸发生前，人类大脑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块，分别专门负责“社会智力”、工作使用或叫作“机械智能”，以及“博物学”（一种分类的倾向）。这三个模块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但大约在5万年前，大脑发生了某种遗传变化，突然使它们能够彼此交流了，由此令人类的意识变得非常灵活并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就算是没有任何一项行为特征是新出现的”，甚至就算是本书书3.3～3.4中所述各种大脑回路和大脑机制在人类行为大爆发前已经陆续演化出来，但是只要是我们“大约在5万年前，大脑发生了某种遗传变化，突然使它们能够彼此交流了”，也就是说出现了这种史蒂夫·米森所说的联系机制，把包括“社会智力”、“机械智能”、“博物学”以及本书3.3～3.4中所述各种大脑回路和大脑机制联系起来，或者说形成了一个共同纽带把它们结合起来，从而我们表现出智人第三本性，这也是可能的和合理的。
正如赖克指出，从我们所有的证据来看，在大约1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的行为其实和我们的直接祖先一样复杂，而这些祖先已经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了。还有一些其他可以证明尼安德特人拥有复杂认知能力的证据，例如他们对病人和老人有意识的照顾。从伊拉克的沙尼达尔洞穴（Shanidar Cave）挖掘出来的9具骸骨有着刻意墓葬的痕迹，而且其中一具属于一位半盲、手臂萎缩的老人，这说明他在生前应该受到了朋友和家人的精心照顾，否则他不可能一直存活下来。尼安德特人也具备了某种符号表达的能力。例如，在克罗地亚的克拉皮纳洞穴（Krapina Cave）中，人们发现了用鹰爪制成的饰品，而这些饰品可以追溯到13万年前。还有，在法国的布吕尼屈厄洞穴（Bruniquel Cave）深处所发现的石圈建筑，更是可以追溯到18万年前。【20】
凯文·拉兰德Kevin N. Laland说：无论是通过放大其他动物的智力能力，还是通过夸大人类的动物本能，我们都可以发现，人类行为和其他动物行为之间有着太多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人类可能与黑猩猩关系最为亲近，但我们终究不是黑猩猩，黑猩猩也不是人类。任何通过展示人类与其他生物在心智能力上的连续性来“证明”人类进化的议题已不再有意义：它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达尔文唯一能猜测到的是：自从分化出人类和黑猩猩之后，几种现已灭绝的人类物种曾出现在500万—700万年前。考古遗物无疑表明这些人族拥有的智力能力介于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猿与人类之间的鸿沟是真实存在的，但对于达尔文主义来说，这并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灭绝的祖先弥合了这一认知鸿沟。【34】
这是否意味着尼安德特人如果演化出类似我们的大脑越界机制，也会像我们一样发生越界？历史不能假设，不过假如尼安德特人没有灭绝而是和我们一样越界了也毫不奇怪，反正这也符合进化论关于进化不会耍魔术的论述。
我们非常希望能在汉语中找到一个现成词汇来概括智人独特的这个表现为多个侧面的大脑综合性生物学特性，但是没有找到。我们姑且将这种综合性特性称为智人大脑的“贪张虚实性”。
我们知道，我们越界前的祖先和其他任何动物个体一样，具有两个基本生物学特性，即生存和繁殖。那么，可以认为“贪张虚实性”是智人除生存和繁殖以外演化出来的第三基本性，或称为第三本性。
尽管智人“贪张虚实性”或“第三本性”是我们提出的假说，但是这个假说首先是建立在当今大脑科学发现的至少10个方面的大脑生物学特性之上。我们将从大脑的十个特性共同论证这一点。大脑的十个特性分别是：
1）永不满足的意识的力量：人类与动物相反的，永不满足的意识的力量，让人类成为主宰。
2）奖赏系统：可以容纳抽象概念的人类奖赏系统。
3）人类与众不同的解释器：“建立假设”、“解释意义”、“编造理由”、“创造规则”、“统一信息”，显然应该是人类大脑与众不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4）镜像神经元：镜像神经元的复杂性使得模仿和学习（以及传授）能力的增加，推动了文化大发展，是人类越界的必要条件之一。
5）性选择压力促使人类审美和艺术萌芽。
6）虚构能力和虚实切换：虚构能力和虚实切换也是把我们送到鸿沟另外一侧的因素之一。
7）混淆记忆与幻想未来：混淆记忆和想象、幻想未来，用蒙太奇手法展现新的场景，是人类展望和创造的关键。
8）突变基因导致大脑多个系统能够彼此交流：大脑诸多系统早在20万年前～5万年前之间就已经陆陆续续发展出来了，那么很可能这种遗传变化，导致了大脑中诸多系统、回路或者模块陆续能够彼此交流了，从而导致我们发生了认知革命，
9）可改变的大脑价值系统：“具有可改变的价值”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大脑机制。
10）不牢固的社会文化内稳态：不牢固的社会文化内稳态，为我们设定了一个高于生存所需的理想范围，既是令人渴望的幸福的动力，也是人类的各种小题大做、蠢事和期待的原因。这种崭新的生理机能显然超出了所有动物的本性即生存和繁衍本性。
随着大脑科学的发展还会发现更多的大脑生物学特性，智人贪张虚实性或第三本性的内容当会进一步增加和完善。
第三本性的演化形成
从20万年前至今，关于认知革命和第三本性：
1、 考古学证明我们在20万年前开始够理解技术、10万~8万年前就出现了颜料和珠子、天生就是“超级符号手”和“艺术家”、越界前早就具有几乎每一个克莱因所认为的明显的现代人行为特征，人类认知革命不是一个或者少数几个“遗传开关”能够决定的；
2、 第三本性是当今大脑科学认定的至少10个方面的大脑生物学特性在今天的综合表现；
3、 赖克从遗传学和基因学角度认为：人类行为大跃进，以及在欧亚旧石器时代晚期或非洲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各种能力所需的“遗传配方”，其实并不是那么神秘。那些能够促进现代人行为产生的各种突变其实早就已经存在了，为了适应概念性语言的发展或者其他环境条件的变化，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这些突变的不同的组合可以一起增加频率。这不仅诱发了新行为的诞生，而且还可以进一步促进人类生活方式和创新活动的改变，从而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4、 赖克还认为：遗传突变的首次出现，基本上不可能引发巨大变化；
5、 我们物种的危机高点之后，基因漂变机制比较容易把利于演化出智人贪张虚实性大脑机制的突变基因在智人物种中较快传播。
综合以上5点我们推测第三本性的演化形成有可能是：
1、 形成第三本性的多数大脑机制的突变可能早在20万年前~8万年前之间就已经出现；
2、 某些突变陆续有所表现；其中一些突变的不同组合可能在越界前开始一起增加频率从而诱发了某些新行为的诞生；
3、 最终在大约6万年前形成了第三本性的雏形，这个雏形中可能包含永不满足、二级奖赏和虚拟现实，这些组合容易形成超出生存和繁衍两个基本目标的欲望。这个雏形取代文化驱动成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主要驱动力，诱发了智人行为大跃进并开始越界，部分地突破了生态系统的制约；
4、 在随后的大约4万年中，在第三本性驱动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机制下，更多的突变组合加入一起增加频率，第三本性日趋接近今天的表现，社会和文化日趋复杂，最终在1万多年前进入农业革命并且定居下来，完成越界；
5、 自完成越界至今，第三本性依然在其驱动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机制下演化，形成了大脑科学认定的至少10个方面的大脑生物学特性在今天的综合表现。
（省略了本书关于心理学、考古学、古基因学、宗教、哲学和文学对第三本性的支持。）
2.3 文化云及基因——文化协同进化
人类文化自越界开始逐步形成的文化云是自明的事实。文化云是在公认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机制中产生的，我们认为大约8万年以来这个机制的主要驱动力是智人第三本性，而不是之前两百多万年的文化驱动。文化云是本书找到的第三个基础。
我们拟将人类所有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统称为文化。
什么是文化云，我们将全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文化称为文化云。文化云包括智人在任何时期、在任何聚集状态下的集中或分散的文化，无论其是否保留下来。文化云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云彩的出现或消失、聚散分合甚至捉摸不定。文明是文化云的局部。
文化云只是一种比喻，比喻永远不可能是确切的，只要愿意也可比喻为文化池、文化库或者文化汤。
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认为：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还是它的维持，都取决于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准确表述，就是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为了理解我们的文明，我们必须明白，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守某些传统的、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做法中产生的，其中许多这种做法人们并不喜欢，他们通常不理解它的含义，也不能证明它的正确，但是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增加——它们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这些群体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了他们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丁兴旺，物产丰盈”。在自发秩序中，为了让人们各得其所，不需要任何人对应当追求的一切目标以及采用的一切手段了解得一清二楚。这种秩序是自己形成的。在调整中产生出秩序的各种规则，它们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们对其作用有了更好的了解，而是因为那些繁荣兴旺的群体恰好以一种增强了他们适应力的方式对规则进行了改进。【102】
生物演化机制由变异、选择和复制三个要素相结合。哈耶克认为文化云的演化机制是自发机制。那么可以说文化进化也是一种盲目的自发和自适应机制。
智人产生了与任何其它动物文化本质完全不同的文化，这是自明的；几万年以来智人和文化互动产生了文化云，这也是自明的；智人和文化云互动形成了智能圈，这仍然是自明的。文化云是我们人类叠加性——文化云概念框架的第三基石。
（以下说明基因——文化协同进化机制大约8万年以来这个机制的主要驱动力是智人第三本性：）克里斯·布斯克斯说：我们已经断定，人是已经跨出了物种框架的灵长目动物。人科动物智人之所以与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有所区别，并不仅仅在于其具有一定的生理学特征，而且还由于其拥有复杂的文化。【12】
爱德华·威尔逊说：“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这个观念的精华是：第一，在基因进化的同时，人类也相对应地添加了文化的进化；第二，这两种形式的进化过程互相关联。文化由人类集体的心灵产生，其中的每一个心灵，又来自基因所架构的人类大脑。因此基因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关联具有某种弹性。【9】
“基因——文化协同进化”，既然是协同进化应该是互为因果了。不过，对于我们智人越界而成为智慧生物这一重大演化，可以进一步追问什么是这个协同进化机制的主要驱动力？是基因还是文化？根据第4章中文化的定义，简而言之文化是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
既然文化这个“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大脑的产物，那么，在“基因——文化协同进化”产生越界行为的过程中，主要驱动力为基因是比较好的解释。进一步说应该是基因所表现的大脑机制。文化不应是主要驱动力，因为文化是被创造物，在协同进化中扮演刺激——奖励作用。
考古学家（人类学家？）Robert L. Kelly 在《The Fifth Beginning: What Six Million Years of Human History Can Tell Us about Our Future》说：从330万年前到150万年前，石器技术进步甚微——200万年里，石器几乎一成不变。最终，它们被考古学家所称的阿舍利（Acheulian）技术所替代。阿舍利技术以1859年首次被发现的圣阿舍尔（Saint Acheulian）遗址命名，由包括“手斧”在内的数种类型工具构成。手斧有多种形态，但以大型椭圆形或者水滴形，两面打刃加工的石器为主。我们猜测手斧是用途广泛的工具——就像瑞士军刀一样，一刀在手，百事不愁。最终，阿舍利技术广泛见于非洲、欧洲和南亚。在随后的100万年里，阿舍利技术也基本一成不变。【33】
自然界不做多余之事，文化驱动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机制只需满足物种的生存和繁衍，演化必然滞缓，正如在所有具有文化现象的鸟类、哺乳类特别是灵长类动物身上所表现的一样，动辄数十万年上百万年没有什么变化。否则在由旧石器时代文化驱动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机制中，众多人属物种如直立人、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或丹尼索瓦人等等在数十万年、一两百万年内总有机会越界成为智慧生物，可是他们都没有。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对于人类行为大爆发即认知革命的分析，可以让我们大致知道智人生物性是如何在这种机制下产生文化云的（缩写）：
约7万年前智人离开非洲，在7万年前到3万年前之间，智人发明船、油灯、弓箭、针，出现了宗教、商业和社会分层。这些前所未有的重要成就，是因为智人的认知能力有了革命性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这也正是所谓的认知革命。
认知革命产生的最常见理论，最常见的是认为人类语言最灵活，能组合产生无限多的句子，包含各种含义。第二种是人类不局限于客观世界，将语言发展成一种八卦工具，以此产生的社会合作，是我们得以生存和繁衍的关键。
无论哪一种，都能够传达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将虚构和传说说得煞有介事。认知革命后，传说、神话、神以及宗教也应运而生。“讨论虚构的事物”正是智人语言最独特的功能。
从认知革命以来，智人一直就生活在一种双重的现实之中。一方面，我们有像是河流、树木和狮子这种确实存在的客观现实；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像是神、国家和企业这种想象中的现实。随着时间过去，想象现实也日益强大；时至今日，河流、树木和狮子想要生存，有时候还得仰赖神、国家和企业这些想象现实行行好、放它们一马。【23】
从尤瓦尔·赫拉利的以上文字，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从认知革命即人类行为大爆发开始越界，如何产生出文化云，如何与文化云互动而魔幻般的出现了人类社会从古至今的一切。
作者指出了“认知能力有了革命性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普遍认可的理论认为，某次偶然的基因突变，改变了智人的大脑内部连接方式，让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思考，用完全新式的语言来沟通”。我们知道，根据3.3～3.4中所述当今大脑科学认定的至少10个方面的大脑生物学特性来看，3.15中赖克关于多种突变一起增加频率的论述对于认知革命的发生有了进一步的解释力。
“人类语言最为灵活，只有智人能够谈论并不真正存在的事物，相信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情。‘虚构’这件事的重点不只在于让人类能够拥有想象，更重要的是可以‘一起’想象，编织出种种共同的虚构故事，所以，究竟智人是怎么跨过这个门槛值，最后创造出了有数万居民的城市、有上亿人口的帝国？”。尤瓦尔·赫拉利的答案“这里的秘密很可能就在于虚构的故事。从认知革命以来，智人一直就生活在一种双重的现实之中”非常重要。
进一步分析，我们知道语言只是我们的表达，语言背后是我们的思维。所以，对于认知革命发生原因的更好解释是智人第三本性，就是第三本性的虚构和虚实切换、虚构期待奖赏、夸张、永不满足、推向极致、自催化、可改变的价值系统、镜像神经元、解释系统、社会文化内稳态的作用。我们以第三本性作为认知革命的真正驱动力，可以更有根据更好地解释人类是如何与文化协同演化，从而一步步越界并产生文化云的。第三本性驱动假说下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以数十倍甚至百倍的速度远高于文化驱动下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速度。这可以比较好地解释为什么在过去的4万年间人类遗传进化的速度加快了上百倍，文化改变的速度增长了几十倍；为什么文化驱动下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至少经历了二百多万年，即使这样，除了智人，所有人属动物还是灭绝在了鸿沟的此岸。
2.4 从上面三个基础出发初步建立起自然科学范式下的哲学概念框架
从智人三大本性和三大基石出发，判断出智人在第三本性的驱动下与文化协同进化从而越界；智人三大本性即生存本性、繁衍本性、第三本性表现为智人的生物性；越界的智人表现为生物性和文化的叠加性，每一个智人个体在其叠加性的作用下表现为具体的叠加态，叠加态是一个动态的状态；叠加性的人类和文化互动产生文化云现象；文化云的形成机制是盲目机制；叠加性的人类和文化云互动成为历史的推动力并形成历史；人类越界和文化云两大基石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智人第三本性。这就是我们在自然科学范式下建立的哲学概念框架，可以称为人类叠加性——文化云概念框架，或者简称智人第三本性哲学框架。
3. Further Researches:
从人类叠加性——文化云概念框架出发，无论是对一些不常见的哲学问题，例如超级力量、智能圈、理论上人类的潜力在物理定律之内可以无限等等，还是对传统的哲学问题，原则上有希望对一切哲学命题发起科学范式下的哲学追问和探讨。
神、国家和企业这种想象中的种种现实实际上成为了人类社会的各种超级力量。在现代社会常见的组织如国家、国际组织、政府、军队、政党、学校、医院、企业、行业组织、专业协会、工会、慈善机构、宗教组织，等等。在法律上，组织可以被认定为法人，从而具有某种类似自然人的独立社会经济地位。凡是超过人类越界前族群能力的一切力量称为超级力量，除了前述种种组织而外，超级力量也包括由文字和符号组成的有系统的各种律法、宗教、文本、科学、学科、思想主张、各种主义等等。形形色色、大大小小、错综复杂的超级力量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体，共同形成了我们生活的主宰，是人类社会乃至于生物圈中一切矛盾的主要角色。这些形形色色的超级力量其纲领、目标和行为后果是否符合我们个体、族群、物种以及生物圈的整体利益？对于事关我们生存的终极利益，这些超级力量是否具备符合我们整体利益的感知能力、纠错系统和止损机制？这些超级力量的合力会把我们推向何方？超级力量问题早已成为人类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
智人越界后在第三本性和文化云的互动中逐渐有了在物理定律下任意行为的潜在能力，这些能力不断产生的恶，其对生物圈和我们自身物种的负面后果亦日益显现。智人对此业已心知肚明，生存还是毁灭，智人必须自己做出选择，这就是人类一切伦理的依据。那么，智人是不一定理性的动物，但智人必须是理性的动物，必须理性地制定和遵循一套科学的“伦理法则”或“绝对命令”，包括自律和他律。
第三本性的演化生成、我们有了物理定律下任意行为的潜在能力、文化云的产生、文明的产生、超级力量的产生、智能圈的形成，使得人类必须制定和遵守的科学“伦理法则”或“绝对命令”早已不能仅仅针对智人个体和族群了。而是必须针对生物圈、智人物种、智人个体或智人族群的第一本性和第二本性、智人第三本性、智人超级力量和智能圈等六个层面定义善的下限，以此作为伦理学的判据，作为我们价值观和行为正误的基本根据。在此善恶定义的基础上在元伦理学范畴内对生物圈到智人这六个层面进行讨论。需要指出的是这六个层面的伦理法则其终极目的是六个层面能够最终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有机整体，希望由此开启建立符合我们根本利益的人类越界后生存法则之路。
我们尝试把某些哲学问题放入智人第三本性哲学概念框架进行追问和探讨。篇幅所限，在此论文中我们仅对自由意志问题和善恶问题给出了我们书中的部分论证过程，对于其它多数哲学问题的追问和探讨则只给出了书中的结论。
3.1、 认识论：在智人第三本性哲学概念框架下，希望厘清困扰哲学的两个世界问题，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只存在一个物理世界。对于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端，结论是科学的方法论才是认识论的基础。分析了休谟的叉子，得出了休谟问题在特定条件下是有答案的；
3.2、 自由意志问题：我们从第三本性哲学框架出发，认为：
1、 伦理道德无需假设自由意志作为依据：哲学家一直就我们是否拥有自由意志争论不休，其主要焦点在于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自由意志就不必对行为后果负责，则一切伦理道德失去根据。根据本书智人叠加性——文化云概念框架，由于我们的越界也就是部分地突破了“生态系统和遗传机制的控制”即两大限制，由于智人越界后在第三本性和文化云的互动中逐渐有了在物理定律下任意行为的潜在能力，这些能力不断产生的恶，其对生物圈和自身物种的负面后果亦日益显现。智人对此业已心知肚明，生存还是毁灭，智人必须做出选择，这就是人类一切伦理的依据（详见本书8.5.2）。总之，人类的越界迫使我们必须制定和遵守一定的规则，无需假设自由意志作为伦理道德的根据；
2、 自由意志命题可能既无科学依据也无哲学意义：
（1）既然我们“部分地突破了生态系统和遗传机制的控制”是由于智人叠加性和文化互动产生的，我们的意志已经成为叠加态下的意志，我们逐渐有了在物理定律下任意行为的潜在能力，这种能力并非来自于“自由意志”，因此既不需要解释为自由意志，也不需要假设一个自由意志作为伦理道德的根据；也就是说自由意志命题可能既无科学依据也无哲学意义；
（2）如前所述，自由意志的日常含义至今还没有精确定义，也就难以穷尽讨论。也许自由意志是一个复杂的主题，可能当今科学还太稚嫩，无从彻底解决；
（3）我们的确存在意志，但我们在越界过程中从未产生什么自由意志，更没有依靠自由意志越界。是我们的以遗传为条件的开放性大脑机制、大脑达尔文机器演化出的智人第三本性让我们与文化互动逐渐部分地突破了生态系统和遗传机制亿万年来对我们的束缚，从而理论上有了在物理定律下任意行为的潜力；
（4）尽管我们部分地突破了两大限制，有了在物理定律下任意行为的潜在能力，但是并不表明我们可以脱离生态系统和遗传机制的限制。那么我们的意志是无法脱离生态系统、遗传机制和物理定律而单独存在的，从这点出发可以断定我们是没有“反因果性”自由意志的。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搁置自由意志这个命题。甚至可以说，自由意志命题可能既无科学依据也无哲学意义；
3.3、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谬误：达尔文学说面对的是生物界，而生物界当然包括越界前的我们是受生态系统节制和遗传机制控制。越界使我们部分地突破了这样的节制和控制，在文化云所发展出的各种文明之中，智人原来由演化赋予的生存法则早已不敷应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恰恰是找到并制定越界后的生存法则，而斯宾塞或者其他任何人企图把面对生物界的达尔文学说搬到越界后的人类社会是适用法则的根本错误；
3.4、 善恶问题：根据第三本性哲学概念框架，可以很清晰地得出结论认为善的下限是可以定义的，至善可以作为人类美好的追求；定义善的下限应该分别针对生物圈、智人物种、智人生存本性和繁衍本性、智人第三本性、超级力量、智能圈六个层面；如何科学地哲学地思考这些问题并定义善恶，我们从本书人类叠加性——文化云概念框架出发，并以奥卡姆剃刀简化善恶定义：
善恶是伦理学的判据，是价值观，是对智人叠加性之行为正误和对错判断的依据，关系到我们应该在生活中追求的东西，以及我们应该或者不应该做的事情，是我们行为规范的根据。
正如莫提默·艾德勒说的：道德价值——关于善与恶、正确与错误，关于我们应该在生活中追求的东西，以及我们应该或者不应该做的事情。【97】
康德说：我把这样一种理智的理念称为至善的理想；在这一理念中，与最高的永福相结合的道德上最完善的意志就是世间一切幸福的原因，只要这幸福与道德性（作为配享幸福）处于精确的比例之中。【46】
首先，我们知道，智人叠加性是智人生物性和文化的叠加。而智人生物性中第三本性的要点就是：“永不满足”、“推向极致”、对事物充满“永恒的好奇”、希望“永无止境”，具有可改变的价值，拥有“无限的欲望和无限的情绪”、传播文化并启动自催化、虚拟和现实信息的构建利用能力、仅仅根据知觉来解释、假设、建立秩序、创造规则、即兴发挥等等。
因此，仅仅就“永不满足”、“推向极致”、“永无止境”、“具有可改变的价值”来说，善的上限就很难界定，再说至善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清楚，只好说至善是人类最高的追求，至善大概可以让我们第三本性充分发挥。不过，我们可以定义最基本的善，即定义善的下限。为了找到并制定越界后生存法则，为了制定伦理学的判据，定义善的下限是非常必要的，善的下限也是可以定义的；
第二，根据第三本性哲学框架，由于我们越界而呈现智人生物性和文化的叠加性，我们已经身处超级力量、智能圈和生物圈的复杂叠加环境之中，因此我们的善恶问题早就不是仅仅停留在智人个体层面的命题了。我们必须针对智人动物性、智人第三本性、智人物种、智人群体和智人超级力量、智能圈和生物圈不同层面分别定义善恶；
第三，智人叠加性是由智人生物性和文化互动所产生，不同时空、不同文明、不同群体、不同个体表现的叠加状态大不相同，因此，如果对于特定时空、特定文明、特定群体及其个体作出的善的定义是不具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们针对生物圈整个时空的全人类定义善恶；
第四，个别个体的主观感受不是本书讨论的范畴。善恶定义是针对人类叠加性所表现之行为及其后果。人类叠加性是由智人生物性和文化互动形成，生物性包括生存和繁衍本性以及第三本性，而我们越界前的生存和繁衍本性包括了我们的演化道德和情感需求，这是智人共有的客观存在。不涉及个别个体的主观感受。
根据以上四点，我们似乎可以对生物圈、智人物种、智人个体和族群动物性、智人第三本性、智人超级力量、智能圈等不同层面定义善恶。我们把善恶定义为针对人类行为及其后果的正确和错误的判据。
由此，我们定义智人一切行为及其后果的善恶为：
1、 生物圈
使生物圈更加适合人类生存为善，反之为恶；
2、 智人物种
不破坏智人物种的繁衍或延长智人物种的存续为善，反之为恶；
3、 智人个体和智人族群动物性
不破坏智人个体和族群的生存和繁衍本性、演化道德和情感需求或改善智人个体和族群的生存和繁衍本性、演化道德和情感需求为善，反之为恶。智人个体、族群之间不产生危害为善，反之为恶；
4、 智人第三本性
在符合上述善的基础上智人第三本性得以适度发挥为善，反之为恶；
5、 智人超级力量
在符合上述善的基础上智人超级力量得以发展为善，反之为恶。智人超级力量之间不产生危害为善，反之为恶；
6、 智能圈
在符合上述善的基础上智能圈的发展不破坏甚至改善生物圈为善，起码智能圈不能破坏生物圈的自我调节能力，反之为恶；
7、 文化大梳理大纠错
人类越界以来所有不符合以上各个层次善恶定义的一切思想、法则和行为通过文化大梳理大纠错，使我们形成符合以上各个层次善恶定义的纠错机制。
有了以上关于善恶的定义，我们不仅能够以此为前提，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以此为原则讨论伦理学。
3.5、 伦理学依据：根据智人第三本性哲学框架，智人越界后不断产生的恶，其对生物圈和自身物种的负面后果亦日益显现。智人对此业已心知肚明，生存还是毁灭，智人必须自己做出选择，这就是人类一切伦理的依据。我们无需自由意志作为伦理学的依据；
3.6、 元伦理学：在元伦理学范畴内根据对于6个不同层面的善的下限定义即可制定出伦理学的原则；
3.7、 人类越界后生存法则：目标是使从智人个体、族群、物种、超级力量、智能圈一直到生物圈能够形成一个可持续的有机整体，至少应该避免我们智人物种在正常的物种周期内过早灭绝；
3.8、 自由和平等：《世界人权宣言》“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是人类20世纪中叶达成的共识，在第三本性哲学框架下能够为这个共识找到科学范式下的哲学依据；
3.9、 公平和正义：无论是根据其定义，还是根据哲学家们的论述，公平和正义实际上属于哲学重大问题之一的“我们应当怎么做？”，因此我们认为至少在元伦理学范畴内可以一并纳入伦理学和善恶命题；
3.10、 真理：在自然科学范式下研究哲学问题，哲学一定能够比肩数学和实验科学取得的进步，那么哲学家们在哲学领域中就真理的核心事件必将容易达成一致。可以预料，哲学的新时代必将到来；
3.11、 美学：我们的生存和繁衍本性、演化道德及情感需求是我们对美学的基本需求根源，第三本性既是美学的推动力也是需求的另一个根源。第三本性使我们把发展和创造出的各种表达形式不断推向极致，永无止境；
3.12、 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意义与我们的三大本性存在密切关系。我们最为渴求最难以解决的是超越性。根据第三本性哲学框架，如果我们大家都希望生物圈、智能圈、我们自己、我们的族群、我们这个物种和形形色色的超级力量之间形成相对稳定而和谐的有机整体，那么追求从个人到生物圈万物和谐这个目标不失为最为现实最为伟大的超越性；这个超越性人人都可以追求，人人都可以做出贡献；这个超越性既有可以实现的一面，又永远处于完善的过程之中，是全人类永无止境的崇高追求；
3.13、 人类文明是盲目机制和偶然性的产物，是历史长河中的试错机制：人类迄今为止出现的26个文明除了一个而外，不是灭亡就是走向衰落，其根本原因在于文明是智人和文化云互动的产物，由于文化云的产生没有设计没有目的，文化云是盲目机制的产物，所以文化云所包含的文明之产生也是盲目的并且是偶然的，很难经得起历史的试错选择，更谈不上经得起类似自然界试错机制动辄数万年的长程选择。由于文明是盲目的产物，无论何种文明即使号称其有明确的目标也无法证明其目标是正确的，更遑论能否达到其目标了。这和生物演化须经千百万年试错是一个道理。
4. Conclusion
威尔逊说：“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的合作可以造就全新的哲学，引领人类去不断发现。这种哲学融合了两大学术派别中最优秀、最实用的内容。这些人士的努力，将酝酿出第三次启蒙运动”。自然科学的成就，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在古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等学科领域取得的进展，人类知识对于在自然科学范式下造就全新哲学的时机已经到来。
我们在自然科学的成果中寻找和建立起研判人类哲学问题的三个基础，在自然科学的范式下建立起第三本性哲学概念框架，并尝试性地对一系列哲学基本问题作了自然科学范式下的哲学追问和探讨。我们不能保证我们建立三个基础的正确性，我们也不能保证我们哲学框架的科学性，更不能保证我们在此框架下对一系列哲学基本问题追问和探讨结论的真理性。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哲学科学化的道路上走出的这小小一步，能够引发这样一个局面，即在自然科学范式下研究哲学问题可以使其符合作为科学基础的公理化假设：存在一个客观事实，所有理性的观测者都能共享；这个客观事实是由自然法则（定律）决定的；这些自然法则（定律）能通过系统性的观测和实验而被发现。那么，哲学家们在哲学领域中就真理的核心事件必将容易达成一致，这样哲学就一定能够比肩数学和实验科学取得的进步，哲学从此进入“物理世界是有序的和可理解的”。因此可以预料，哲学的新时代必将到来。
在自然科学范式之下让哲学能够与自然科学进行知识融通，与众多的人文社会学科进行知识融通。从而有望做到人类知识大融通和文化大纠错，正如约翰·布罗克曼所说，经验世界中的那些科学家和思想家，通过他们的工作和著作构筑起了第三种文化。第三种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重新定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条件已经开始具备。从而开启威尔逊号召的第三次启蒙运动，以全人类的知识和智慧产生正确的远见和明智的选择，解决我们面临的哲学危机、人类危机和生物圈危机。
引用文献：保罗·戴维斯《上帝与新物理学》第五章，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徐培 译罗伯特·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卜天 译贾雷德·戴蒙德《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王道还译欧阳谦《巴迪欧的“哲学宣言"—— 终结“哲学的终结”》《哲学动态》2014年第2期田崇勤，张传开，杨善解《简明西方哲学手册》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史蒂芬·霍金，列纳德·蒙洛迪诺《大设计》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吴忠超 译史蒂芬·霍金 《时间简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许明贤，吴忠超译马里奥·邦格《哲学与反哲学》《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11期 万毓泽 译爱德华·威尔逊《知识大融通：21世纪的科学与人文》中信出版集团 2016 梁锦鋆 译爱德华·威尔逊《创造的本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 魏薇 译罗伯特·所罗门，凯瑟琳·希金斯《世界哲学简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 梅岚译克里斯·布斯克斯《进化思维：达尔文对我们世界观的影响》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徐纪贵 译詹姆斯·沃森，安德鲁·贝瑞 《D N A：生命的秘密》上海世纪出版社 陈雅云 译约翰?布罗克曼《生命：进化生物学、遗传学、人类学和环境科学的黎明》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黄小骑 译R.·艾利夫《牛顿新传》译林出版社2013 万兆元 译罗杰·彭罗斯《皇帝新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许明贤，吴忠超 译 大卫?伊格曼《大脑的故事》浙江教育出版社2019 闾佳 译姜春云 主编《拯救地球生物圈：论人类文明转型》新华出版社，2012约翰·R.麦克尼尔《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中信出版集团2017 李芬芳 译 大卫·赖克《人类起源的故事》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 叶凯雄，胡正飞 译克里斯蒂安《极简人类史：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中信出版社2016 王睿 译韦斯曼《没有我们的世界》重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