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丨娜仁高娃：师生伦理的传统与现在

时间：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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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课题“山西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校园示范校建设研究”（GH-16010）研究成果。

　　“伦理以一种律令的形式向我们呈现，如同道德之必需。”[1]这种律令既来自个体内在精神上的一种义务感，也来自外在的文化信仰以及共同体规范。中国乡土社会能够有秩序地运行，直接得益于伦理的规范性与制约性。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具有明显的追求秩序的倾向性，也就是史华慈所言的“秩序的优位性”。人们对传统伦理的敬畏赋予了仁义礼智信以巨大的规训力量，使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能符合伦理，进而保障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伦理被描述为社会秩序的“定海神针”。而在教育领域，师生伦理就是学校教育秩序的保障，是学校德育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01

　　传统的师生伦理

　　提起学校德育，我们脑海中往往出现的是教师引导学生向善的画面，这里面就蕴含了师生的伦理。一般意义上，师生伦理表征的是教师及学生在处理彼此关系的过程中所遵循的一些信念和准则，它有着内在的规定性。

　　为人师者定是“术业有专攻”且能博喻，所以才能够“传道授业解惑”，因为“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为人弟子者受“人不学，不知道”的启发，故而尊师贵道、谦虚受教，甚至“三王四代唯其师”。

　　这是师生伦理在行为层面的具体表现。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再合适不过了。家国同构观念下的“师父同源”，像极了传统家庭文化中威严之父与顺从之子的相处之道，师生关系就被这样定义为“不是父子，胜似父子”的交往关系。这样的师生观折射出的是一种通过强化道德情感来共同维持伦理的取向。

　　传统师生关系首先是基于人性的，所以才能解释其为何在文化传承中衍生出了神性的光辉。加之，中国传统教育中含有强烈的“修身”愿望，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出有教养、有道德的人，“遗子以财，莫若以德”的德教之风也使得师生关系流露出浓浓的道德情感。基于此，师者助弟子修身，正如父亲教育孩子如何做人一样，不掺杂半点功利色彩。

　　虽然传统教育内容基本上属于人文教育范畴，知识的传授方式也难免有脱离生活之嫌，但“修德”这一出发点依旧使得传统的师生关系散发着观照生命的光辉。所以，社会伦理文化所赋予的道德情感属性使得传统的师生伦理得以维持，并不需要师生双方理性层面的努力。教师出于其身份会本能地因材施教，选择不同的教育方式与交往形式。而基于教师作为德性化身的神圣性，学生也不会萌发反叛意识。传统的师生关系就在道德情感的庇护下维持着坚定的和谐。02

　　传统师生伦理的现代困境

　　对比当下，教育场域内师德师风问题、辱师欺师现象的频发昭示了传统的师生伦理正在遭遇困境，主要表现为师生信任出现危机、学校里“道德双标”泛滥、师生交往具有功利主义色彩等。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掣肘了传统的师生伦理呢？

　　（一）制度规范的僵化解构了传统师生伦理中的道德情感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逐渐忽视了道德认同的价值。特别是在教育市场化的背景下，传统的道德规范遭遇了认同危机。

　　社会中滋生了去道德化的幼芽，而原有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不具备自我调节机制，或者自我调节功能发挥不畅。如果任由其发展，去道德行为就会在大众社会的无名化、媒体嚣张和金钱崇拜中愈演愈烈。加之，僵化的人才选拔制度和考试制度带来的消极影响，使得知识成了统治者，人反而成了手段和工具。而这样一来所导致的结果就是：

　　学生作为独特生命体的一些隐性权利被合法化地剥夺了，成为消极的受动者。

　　考试制度扮演着法官的角色，学生的思维、语言以及某些个性行为都被同一化。

　　而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主导者，也因为僵化的考试制度，使教育活动的规训监督色彩趋浓，而道德情感色彩渐弱。

　　这种以选拔考试为支撑的师生关系，其功利性自然大于情感性，学生自感处在权力结构的底端而滋生不满。

　　因而，在道德情感逐渐被削弱的背景下，规则和制度变成规范师生言行的另一有效方式。教育法治化进程的加快从侧面说明了制度对于稳定师生关系进而保证教学秩序的作用。但是束而不疏会使得师生不断积蓄的压抑情绪无法释放，久而久之就有了如箭在弦的压迫感。

　　（二）利己主义价值观的渗透冲击了传统师生伦理中的道德信念

　　得益于语言、各种规约禁忌以及社群的监督机制，传统的共同体伦理在古代社会得以彰显。近代以后，随着启蒙运动、平权运动的发生，以及民主平等思想的传播，教师从“圣坛”上走了下来，其形象逐渐“凡人化”。这一变化一方面确实为教师紧绷的神经松了绑，为平等师生关系的建立创造了环境和氛围。但另一方面，这其中也加速渗透进来一些个人利己主义的价值观，使得师生关系呈现功利化的趋势。

　　个体自主性的发展引起了伦理的自主化和自私化，相应地带来了责任和互助的弱化，社群束缚松弛，个人中心主义发展。而个人中心主义的强劲势头阻碍了潜在的利他主义的发展。师生关系的建立不再单纯依靠知识的传授与灵魂的指引，学生们逐渐变得既不“唯师”亦不“唯书”，师生关系只能短暂维持到升学考试结束。

　　学生价值观中的功利化倾向削弱了教师的权威性，这不但增加了教师课堂管理的难度，也使得其极易成为社会舆论的“靶子”，批判、侮辱教师的声音不绝于耳。师道尊严使得社会在师生伦理问题上只对教师德性提出要求。教师看似是社会优势群体，其实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弱者地位。因此，相应地也会有部分教师个体为了弥补心理上的失落，在学生面前凸显自己的权威，证明自己在师生关系上依旧占据着优势地位。这必然会激化师生之间的矛盾，使得本来就脆弱的关系雪上加霜。

　　（三）网络新媒体的出现动摇了传统师生伦理中的交往模式

　　网络技术为跨越距离障碍的虚拟连接提供了发展机遇，而师生伦理却因此受到了挑战。

　　一方面，互联网的多重可能性改变了传统的教学观。

　　其一，互联网改变了传统教育学意义上的“教—学”单向交往模式，指向了“学—学”的互动交往模式。传统的教学理念更强调教师在教化塑造学生方面的导向作用，这种观念影响下的师生交往关系是静止的、单向的，自然也蕴藏着危机。

　　其二，互联网扩大了信息源，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模式，社会进入了后喻文化时代。互联网语境下知识形态的网络化、知识呈现的可视化以及知识习得的个体化，使得知识的形态以及获取方式发生了变化。学生不再满足于只从教师和家长那里接收信息，网络增加了他们获取知识的来源，使得他们更愿意也更有条件随时随地分享信息，甚至会出现后辈影响前辈的文化反哺现象。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不确定性同样加速削弱了知识的神圣性以及教师的权威性。网络带来的信息轰炸使得学生尝到了随意获取知识信息的甜头，使得学生对教师的依赖与信任程度大大降低，对教师的认同感也大幅度下降，师生关系的稳定性越来越难以维持。此外，互联网还为多元价值观的并存提供了场所，加之网络环境是弱监督环境，降低了非道德行为的代价，对于价值观尚未完全定型的学生来说也极易造成价值世界的混乱。03

　　对现代师生伦理的反思

　　师生伦理的困境同样孕育了新型伦理的再生需要。其实，许多实际存在的共同体都在商议“新的共在方式”[2]，包括商议为了承担被赋予的责任而需要构建的共同体的形式。为了实现现代师生的最优共在，师生伦理需要在保持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再有一些新的发展，比如积极重构共同体情感、培养他者性意识、提升群体德性等。

　　（一）共同体情感是基础

　　虽然空间场所的共享以及面对面的接触仍然是共同体形成的关键要素，但是它已经被新媒体削弱到不再具有必然形成信任关系以及促进凝聚力的排他性了。教师和学生道德精神的形成，是师生个体与师生共同体相统一的产物，是客观的“伦理实体”[3]和伦理精神形成的重要中介。

　　共同体体现着“本质意志的思想结合”[4]，依靠一种精神的或情感的因素作为基础。“共同体情感一直都会是责任和互助的源泉，而责任和互助本身是伦理的源泉。”[5]共同体中师生伦理的优势在于师生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不是通过权威的控制、意志的强加来实现的（这注定要导致对抗），而是通过情感认同形成持续性的相互理解。这种相互理解先于所有的一致和分歧，[6]进而能够创造出一种总体上相对稳定的共在关系，因为共同体中的理解是现成的，是不需要被质问的相互理解。这种理解的先赋性使得共同体中的各种分离要素得以保持基本性的统一。

　　这里还需要强调一点，即“共同理解”（common understanding）并不等同于“共识”（consensus）。共识指的是思想见解不同的人们通过谈判和妥协达成的一致，是基于理性的；而共同体中的共同理解是本体存在的固有特征，是无须刻意追求和维持的存在。这是构建和谐师生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二）他者性意识是关键

　　在主体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笛卡尔谓“我思故我在”，胡塞尔言“我思其所思”，孔子也早有训曰“学思结合”，可见人是通过对象化的意识来建构自身的，这就是人的自主性。道德自主性的出现，应该说是人类个体性的进步，它表明了一种相对自主的个人道德意识的出现。但也正是这种特性使得人很容易客观化他者。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个人道德自主性的无限膨胀。

　　共同体成员的个人自主权问题仍旧是关系着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问题。鉴于此，师生伦理关系的建构不能依靠所谓的“传教模式”，特别是在当今这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想要试图通过个人的道德自主性来支配他者的意志是非常不可取的想法，在承认并尊重他者道德主体性的基础上采取宽容的共在态度才是正解。只有师生随时都对自己的自主行为进行道德反思，才能够抑制主体性的过度膨胀，让教育关系中的所有人都能变得谦逊、美好。

　　（三）群体的德性是根本

　　道德是需要自律的，也是需要条件的。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证明，一个社会的“道德绅士”与“文化精英”，会引领整个人类群体孜孜不倦地趋于寻求更高的文明，并在此过程中追求更高的文化精神境界。[7]每个时代都需要道德榜样的存在，他们是群体德性提升的引路人。

　　师生群体德性的提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虽然道德一直随着复杂的时代变化而变化，但每个时代都需要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伦理体系，因为只有通过对道德传统的认同和发展才能摆脱当前的伦理困境，使得整个社会的伦理关系实现秩序性重构。

　　群体德性的提升是师生伦理重构的根本。近代以来渗透进教育场域的制度理性强化了师生关系作为一种教学关系的规范伦理本质，却巧妙地掩盖了它曾经是一种胜似父子的情感交往关系的美德伦理本质。

　　当前我们更强调的德性是教师或学生对自身立场和身份的自我规定和内在要求，事实上这样往往难以达到提升师生共同体德性的目的。群体德性的提升首先要基于师生双方对于道德规范认识和理解的一致性，这样在师生交往的过程中就会造就一种良性的伦理秩序与身份认同。如果没有师生对于彼此同为共同体成员的情感与尊重，就不会产生由同质性带来的共同理解，自然，一切的和谐都将会是幻影。

　　与哈拉维一同“希望（人类共同体的）差异仅存在于友谊程度的深浅、工作性质的不同、共同目的的部分共享、难以应付的共同痛苦、无法避免的死亡以及持久的希望上”[8]。师生共同体的伦理重构一直在路上。

　　参考文献：

　　[1][5]莫兰.伦理[M].于硕,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31,37.

　　[2]布赖登,科尔曼.反思共同体—多学科视角与全球语境[M].严海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07.

　　[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8.

　　[4]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5.

　　[6]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5.

　　[7]万俊人.传统美德伦理的当代境遇与意义[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3):133-146.

　　[8]HARAWAY D J.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FemaleMan ? _Meets_OncoMouse T M :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M].London:Routledge,1997: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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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娜仁高娃，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德育》2021年第1期】

　　【责任编辑：何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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