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守义：小说插图与接受伦理——以明代历史小说为例
摘要：从接受伦理的角度看，明代历史小说中的插图是商业伦理的产物，商业伦理将经济利益和伦理教化联系在一起。插图设计本身有较强的伦理意蕴，以方便读者接受，这些伦理意蕴通过图题、主副图、边栏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同一种小说不同版本插图形式的演变，既与刊刻者的伦理取向、接受者的阅读体验、地域的伦理氛围有关，也与不同版本宣传自己的意图有关。
很多古代小说有插图，这些插图是在理解小说内容的基础上刻绘插入的，可将之视为小说接受的一种方式。古代小说由于具有强烈的伦理说教意图，小说接受也难以摆脱伦理教化的影响。从伦理角度看古代小说，可以区分出意图伦理、故事伦理、叙述伦理和接受伦理四个层面。接受伦理中包含刊刻者和绘图者的伦理动机，小说插图可体现这一动机，因而可以从接受伦理角度加以论述。由于明代历史小说在古代小说中的特殊地位（《三国演义》拉开了明清长篇小说的帷幕，古代小说标榜的史传精神在历史小说中表现最为明显；除《南史演义》《北史演义》外，原创的历史演义小说都在明代完成），不妨以其为例展开论述。
一、商业伦理氛围中的小说插图
明中后期，由于商业发展，很多读书人弃儒从商，成为儒商。不少儒商加入到小说创作和接受的行列中来，成为书坊主。明代历史小说的兴盛与小说接受的推广，与书坊主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书坊主虽然从事商业牟利活动，但商人伦理并非唯利是图，而是在牟利的同时不忘士人的伦理教化职责。熊大木作为书坊主，在《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中，将刊行小说和宣扬纲纪视为同一件事：“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于是不吝臆见，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的目的，不仅可以让“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也可以弘扬朱熹《通鉴纲目》中的纲常名教。
书坊主不仅创作小说，同时作为接受者还想办法推广小说，如何创作和推广小说，就涉及到商业伦理问题。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出现了经商热潮，“今夫天下之人，不为商者寡矣，士之读书，将以商禄；农之力作，将以商食”。商业的发展在促进社会财富快速流动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由于明初统治者重视教育的一系列举措，到了万历年间，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大量市民加入到读者行列中来，使得明代小说的读者队伍由士人、商人为主转变为以市民为主。在利益驱使之下，书坊主积极地改变刊刻形式、增加吸引读者兴趣的内容，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史小说的传播和接受。
历史小说传播和接受中凸显出来的商业伦理，最突出的体现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正因如此，让很多畅销的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反复出现。嘉靖年间刊刻的《三国演义》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出现余象斗所说的“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之情形。为了追求利益，就要在书的设计上尽量吸引读者，于是，刊刻时加入插图就成为一时风行的做法。对读者特别是下层读者来说，插图的使用一方面可以吸引他们的阅读兴趣，增强他们对于小说文字的理解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补足小说在文字、情节等方面的不足之处，以达到“尽其言”的艺术效果。明末人瑞堂刊刻的《隋炀帝艳史》就在文中加入了大量的插图，并在凡例中点明对插图的关注：第八则“坊间绣像，不过略似人形，止供儿童把玩。兹编特恳名笔妙手，传神阿堵，曲尽其妙”；第九则“绣像每幅皆选集古人佳句，与事符合者，以为题咏证左，妙在个中，趣在言外”；第十一则“锦栏之式，其制皆与绣像关合”，等等。可以看出，该版本在刊刻时不仅注重在小说内容中插入图像来吸引读者，还注重插图与小说文本内容的相合程度，更注重在编排时插图是否与小说的样式相配合，如此精心编排自然也是为了吸引读者购买，颇有“广告”的意味。
即使书坊主实际上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也冠冕堂皇地将经济利益和伦理教化联系在一起。书坊主用插图、合刊等手段来促销自己刻本的同时，几乎每个书坊主都自己出面或请人作序说明自己的刻本对伦理教化的意义。余象斗于万历二十年弃儒从商，刊行《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全像”与“批评”兼具，正文页面分三栏：上评、中图、下文，显然是为了小说的传播。万历二十二年，又刊刻《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正文前有《题水浒传叙》，高度评价《水浒》的“忠义”主旨：“有为国之忠，有济民之义”，并在《叙》之眉栏写有《水浒辨》，概括此书特色：“《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者只一家……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省漏，皆记上层，前后廿余卷，一画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这显然是在为自己的刊本做推销。推销而不忘小说的“忠义”主旨，让人有理由相信标举“忠义”也是推销的一个手段。万历三十四年，又刊刻《按鉴演义全像列国志传评林》，正文前有《题全像列国志传引》，称该书有“善则知劝，恶则知戒”之功用，封面有余文台“识语”：“《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惟板一付，重刊数次，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断，以便海内君子一览，买者须认双峰堂为记。”卷一首页之眉栏写有“列传数句，将列国一本包尽”，同样将戒恶劝善和刊本推销联系在一起。刊刻时采用“上评、中图、下文”的版式，将评语置于版式的最上端，引起读者注意，其次是能增添读者乐趣的插图，然后才是小说正文，其用意在于以评补文、以图补评,将评语与插图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理解小说正文。以此观之，在余象斗那里，插图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评”的方式，插图和评语共同组成“评林”。
《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正文前的《题水浒传叙》
二、插图的伦理寓意
就插图设计艺术与伦理的关系看，插图有时特意标明其中的伦理寓意，以方便读者接受，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首先，图题中显示伦理评价。图题附于图中，是对插图的文字性说明，图题形式多样，包括像赞、联语、散论。（一）像赞。一般附于人物绣像图中，对图中人物加以评论。如嘉靖三十一年建阳杨氏清江堂刊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凡例”后第一幅图像是岳飞图像，岳飞端坐看书，背后屏风上方有六句像赞：“继武穆王天赐勇智，气吞强胡力扶宋季。桓桓师旅元戎是寄，行将恢复遭馋所忌。生既无怍死亦何愧，万古长存惟忠与义。”既浓缩了岳飞抗金的事迹，更表达了对岳飞的敬仰。（二）联语。联语是在图像两边以楹联形式所作的图题，或粗糙或精致，粗糙者常见于上图下文版式，如余氏三台馆本《列国志传评林》“苏妲己驿堂被魅”页，插图右边图题为“周王遍”，左边图题为“选宫女”，显然是将一句话分刻在插图两边；精致者常见于合页连式，如万历三十一年四川佳丽书林刊刻的《新刻全像音诠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名为“全像”，实是根据情节进展，随机在正文中插入合页连体图），第一幅合页连体图，两边的联语是“养马城中百万雄兵吞日月/海龙囤上半朝天子镇乾坤”，对仗工整。图题主要是对图像的说明，但有时候，用强烈的伦理判断来代替说明，有对人物的评价，如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吕布刺杀丁建阳”回，合页连式插图的联语为“半世称侯自是不仁还不义/三家作子敢于无父必无君”，完全是对吕布的人品加以伦理判断；有对事件的判断，如万历三十四年卧松阁本《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第一幅合页连式插图题为“太祖受禅登基”，两侧的联语为“周禅皇图山河自此归明主/宋膺帝箓日月从今定太平”，对宋太祖登基给予伦理褒扬。（三）散论。散论不像像赞那样浓缩内容，也不像联语那样工整，通常是就图像中的某一寓意加以发挥。如崇祯年间建阳雄飞馆刊本《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鞭挞督邮”一图，后有署名“黄道周”的散论：“严氏父子当国时,鄢懋卿以假子得嬖，奉敕查理八省盐课，所过虎喝，每出必携妻子，州县盛彩舆，以四十女子舁之。独海刚峰不奉檄，更加摧抑，竟敛影而过，声息俱无，论者谓庶几督邮之鞭。”以“鞭挞督邮”来论鄢懋卿的恶行，希望能借正义张飞之手来鞭挞现实生活中的恶人，论者的憎恨之情溢于言表。
《列国志传评林》“苏妲己驿堂被魅”页插图
其次，主副图形式暗含寓意。合页连体图有一种特殊情况，即一图为主一图为副，副图是对主图的说明或补充。副图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图画加简单的图题，二是解读主图的文字，此时的文字可以看作是图赞，但是以一页图的形式单独出现。前者以崇祯年间刊本《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为代表，该书四十卷，每卷均有一合页连体图，正副图共八十幅，主图显示故事内容，副图写意性较强，常用某一物体（包括器物、花鸟等）所蕴含的寓意来补充主图。如第四十卷“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对应的“太公”主图为子牙辅佐文王的场面，图题云“帝佐王师候伯主/禄山福海老人星”，副图为鱼竿和蓑衣，图题“纶竿簑笠”，主图画面场景及图题均不见于正文，但符合文意，副图则化用正文中的文字：“子牙常常手执纶竿，身披簑笠，独钓于渭水磻溪之上”。副图显然是主图的前提，对照该卷标题“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太公落魄时遇见散宜生，二人“见而知之”后才有后文的“钓于渭水磻溪之上”和最终的霸业，主副图连体，透露出绘图者对太公锲而不舍和最终成功的赞叹。后者以崇祯四年金陵人瑞堂刊本《隋炀帝艳史》为代表。小说第三十九回的内容是“宇文谋君，贵儿骂贼”，叙宇文化及谋反，朱贵儿骂贼被害，对应的两幅合页连体图分别题“宇文谋君”和“贵儿骂贼”，其中“贵儿骂贼”主图是炀帝被叛军围困，朱贵儿右手平举，指向一个持剑奔跑的士兵，朱贵儿身后，一个士兵高举短刀，作势砍向朱贵儿，副图则集陈子昂的诗句“自古皆有死，殉义良独希；感时思报国，胡乃在蛾眉。”显然，诗句与小说内容相关，也是对主图的解说，突出主图中朱贵儿的忠义。有时候副图的解说有些含蓄，如对应《隋炀帝艳史》第三回内容的“侍寝宫调戏宣华”图，主图中的两个人物，在宫殿外的围墙转弯处，宣华羞怯欲走，杨广弓腰作揖，副图题“墙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读也。所可读也，言之辱。鄘风”。副图所录，乃《诗经·鄘风·墙有茨》最后一段，该诗刺卫宫淫乱，讽公子顽通其君母宣姜。朱熹“集传”云：“公子顽通乎君母，闺中之言至不可读，其污甚矣。圣人何取焉而著之于经也？盖自古淫乱之君，自以为密于闺门之中，世无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圣人所以著之于经，使后世为恶者，知虽闺门之言，亦无隐而不彰也。其为训戒深矣！”副图所录《鄘风·墙有茨》，其伦理劝戒意味虽含蓄，却深远。
《七十二朝人物演义》第四十卷“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插图
再次，图像边栏显示倾向。图像边栏不少为方框线条，但也有不少边栏的设计有讲究。建阳余季岳崇祯刊本《盘古至唐虞传》上图下文，边框四角有统一的图案设计，这种设计主要是形式上的问题，体现不出设计者的倾向。《隋炀帝艳史》则不然，其边栏设计可谓独树一帜，其《凡例》云：“绣像每幅皆选集古人佳句……诗句皆制锦为栏，如薛涛乌丝等式，以见精工郑重之意。”绣像所选古人佳句，即副图所题内容，副图“制锦为栏”，有微言大义之意图：“锦栏之式，其制皆与绣像关合。如调戏宣华则用藤缠，赐同心则用连环，剪彩则用剪春罗，会花阴则用交枝，自缢则用落花，唱歌则用行云，献开河谋则用狐媚，盗小儿则用人参果，选殿脚女则用蛾眉，斩佞则用三尺，玩月则用蟾蜍，照艳则用疏影，引谏则用葵心，对镜则用菱花，死节则用竹节，宇文谋君则用荆棘，贵儿骂贼则用傲霜枝，弑炀帝则用冰裂，无一不各得其宜。”副图边栏所选图案，和主图及正文内容呼应。第一回第一幅副图边栏用兰草鲜花，以示“文帝带酒幸宫妃”之喜庆；第七回第二幅副图上下边栏各画有一把刀，以示主图之“受矮民王义净身”……从头到尾看完副图边栏，不仅能大致梳理出小说内容，也能从边栏的差异看出绘图者对相关内容的伦理倾向。在图像边栏上如此用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隋炀帝艳史》图像之精美。
三、插图演变的伦理解读
插图设计虽然每个版本各有特色，但总体上也表现出一定演变倾向。学界目前对明代小说的插图演变情况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大致的结论是：“插图是从故事情节图向人物图转变的。插图方式也经历了以建阳为主的上图下文式，到江南地区的分章分回插图，再到书前贯图的演变。”这是就明代小说插图的总体情形而言的，就同一历史小说不同版本的插图情况看，也大致如此，不妨以版本最多的《三国演义》为例稍加说明。
《三国演义》在明代最早的插图是上图下文式，其由来有自。元代的《三分事略》和《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就已经是双面合页连式的上图下文，但插图粗糙，图像右上侧一般有简单的图题（《三分事略》偶尔没有图题），图题都是简单的情节说明，如“孔明下山”“赤壁鏖兵”等。嘉靖二十七年建阳叶逢春本《新刊通俗三国志史传》，当是明代首部有插图的历史小说，和《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相比，显著的变化有二：一是单页插图，不再是合页连式插图，二是图像两侧出现了楹联式样，联语左右字数可以不等，一般也是情节说明，但也有单纯的景物图，如“斜谷/溪山”，偶尔也有带评价性的联语，如“江东吴侯/威仪壮室”。叶逢春本之后，建阳书坊刊刻的《三国演义》，基本都延续上图下文的版式，但具体样式有翻新，大致有五种样式：上图下文式、评林式、嵌图式、合像式、不规则附图式，这些样式也是建阳刊刻历史小说的代表样式。建阳本的上图下文式，在万历十九年金陵周曰校万卷楼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那里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变化主要有三：一是抛弃了建阳本的“全像”版式，不再每页有图像，而是每节有一插图；二是不再是上图下文式，而是整版全幅双面合页连式；三是图题和节目融合在一起，卷一第一节双面合页连式插图，右图右上角小字题“祭天地桃园结义”，右侧楹联题大字联语“萍水相亲为恨豺狼当道路”，左图左侧楹联题大字联语“桃园共契顿教龙虎会风云”，“祭天地桃园结义”即是该节节目，左右联语对仗工整，联语中有褒贬。节目、联语和图像浑然一体。此后近30年，建阳吴观明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则推出新的全幅插图形式，和万卷楼本相比，插图变化有四：一是采用单页整版全幅插图，不是合页连体插图；二是插图不是放在每回之前，而是集中放在书前，即“书前贯图”，第一册内容主要就是240幅插图，每回2幅；三是图像中的人物变小了，背景因素增加了；四是图像中有图题无联语，图题与回目基本相同。
《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一第一节双面合页连式插图
《三国演义》这三种版本插图形式的演变，可以从接受伦理的角度加以解读，主要有三：（一）就作为接受者的刊刻者而言，不同的插图形式体现出不同的伦理偏向。叶逢春本的上图下文，图像是正文的补充，其动机是借助图像来领会故事中的伦理意蕴，类似谢赫《古画品录》所言：“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周曰校本的整版合页连式，图像借助人物特定的行动来浓缩每节的关键内容，有时还会通过联语对人物及其行为加以伦理评价，其目的主要在于对每节内容的提炼和概括。吴观明本的整版单页书前贯图，先用图像将故事粗略地展现一遍，类似连环画，图像中的回目图题呈现出故事梗概。同时，图像对背景的重视有时将人物带入到某一伦理氛围之中。这一点有些令人费解，不妨举例说明。如“曹孟德三勘吉平”图，曹操端坐于堂上，背后的墙上有幅画，画上的假山、云彩显示出飘逸姿态，但端坐的曹操头向右偏，似乎在睥睨右侧的董承，堂前是吉平跪于地，后有持刀的校尉，刀竖起，和曹操成一线，曹操在堂上的傲慢离不开堂前的校尉举刀，背景是飘逸的假山和云彩，背景前却是傲慢的杀人的曹操，毫无飘逸姿态。曹操杀吉平是汉献帝衣带诏之事败露的结果，和周曰校本画吉平被痛打、宝翰楼本画吉平手指被砍相比，吴观明本避开了场面的血腥味，通过背景衬托显示出曹操的傲慢，傲慢比血腥更能体现曹操对汉献帝的飞扬跋扈。（二）就读者而言，不同的插图形式会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叶逢春本的上图下文，每页的图像配合正文故事（虽偶有错位），让读者在受到图像直观印象刺激增加娱乐性的同时，也意识到图像对故事的补充意义，增强对故事的理解。小说中“炎凉好丑，辞绘之，辞所不到，图绘之”，这样一来，小说中插图对读者的功用，如崇祯末年朱一是所言，“今之雕印，佳本如云，不胜其观，诚为书斋添香，茶肆添闲。佳人出游，手捧绣像，于舟车中如拱璧；医人有术，索图以示病家。凡此诸百事，正雕工得剞劂之力，万载积德，岂逊于圣贤之传道授经也。”周曰校本对人物神态的描摹和图像中对人物的伦理评价，让读者对小说的关注点由故事转向人物，也会提醒读者对照现实社会中的类似人物，并对其进行伦理考量。“图者像也，像也者象也。象其人亦象其行”，既是对小说中人物的评判，也是对现实中人物的联想。吴观明本的书前贯图，让图像连续展现在读者眼前，图中人物和背景的相互衬托，让读者既关注人物的行为，又注意到人物行动的背景，有时可以强化读者对人物的伦理评判。“诸葛亮七擒孟获”图，图的中下方是厮杀场景，图的左上方则是诸葛亮坐在鹿车上观战。“天鹿者，纯善之兽也。道备则白鹿见，王者明惠及下则见”，鹿车，既衬托出诸葛亮的贤良忠相形象，也暗示了诸葛亮带有道家的神仙色彩，读者容易对这样的形象产生崇敬之情。（三）就地域而言，刊刻者和读者都受到地域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叶逢春本的上图下文和建阳地区整体的文化素养不高有关。由于文化素养不高，所以关注能给人带来新鲜刺激的故事。每页都有插图，让即使不想阅读文字的人也可以通过翻阅插图看完整本小说，多少能感受到小说的伦理教化之意。周曰校本对人物的关注，和金陵地区的文化素养较高有关。由于文化素养较高，刊刻者提炼每一节主要内容以绘图，内容提炼是否精当，联语对人物的伦理评判是否恰当，都要接受读者的检验；同时，人物形象刻画细腻传神，更体现了刻绘者对形象的理解和把握，这也需要得到读者的认可。相对于上图下文式的“全像”而言，这有一定的风险，既考验刻绘者的文化素养和专业水准，也考验一般读者的审美眼光。吴观明本的书前贯图，第一册基本上全是插图，连环画式的插图既有叶逢春本的故事性，每幅插图没有正文的直接对照又让读者的注意力完全关注到插图上，插图本身的精美就显得很重要，看起来这应该是综合了建阳和金陵两个地区插图的特点。吴观明本人是建阳刻工，但“此书的刊刻地点恐怕不是建阳，而可能是杭州或苏州。”建阳地区的插图是为了适应文化素养不高的地域情形，金陵地区的插图是为了适应文化素养较高的地域情形，吴观明本综合二者主要是为了吸取已有的长处，推销自己的刻本。从文化素养上看，书前贯图对文化素养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其中对人物活动背景的设计刻画，有时还很有一些画的意境，如“诸葛亮三擒孟获”图，本来是一个战争场面，图画却用水边的一棵树占了近三分之一的画面，树下的水面、树、划船的马岱以及水面上的空白，占了画面的四分之三，水边堤岸骑在马上的孟获和站在地上的两个番兵，只占画面的四分之一，马岱和孟获还隔着一段距离。画面上没有展示交战的场景，似乎是马岱悠闲地划船，来看孟获骑马奔跑，很有点江南山水的味道。右上角的空白处“诸葛亮三擒孟获”的图题，显示出马岱在诸葛亮的安排下，气定神闲地擒获了孟获。
“诸葛亮三擒孟获”图
同一小说不同版本的版式特色和插图设计，有时还带有较强的广告意识，这自然是商业伦理的体现。广告意识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封面的版式设计。以《列国志》系列版本为例。万历年间余象斗的《列国志传评林》，封面版式颇为讲究。版式分上下两部分，上面（约占版式的三分之一）中间方框内是图像，图像两边是联语“谨依古板校正批点无讹”（左右各五字）；下面（约占版式的三分之二）分三列，左右两列用大字写书名“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左右各五字），中间一列分上下两部分，上面部分是一个方框，方框内是“三台馆刻”四个字，下面部分是小字识语；版式四周是统一式样的花纹，将上下两部分包围起来。整个版式给人一种图文并茂的感觉，“校正批点无讹”“按鉴演义”之用意既在保证版本质量，又在宣传内容有史实依据。相比之下，《片璧列国志》和《新列国志》的封面则简洁得多。《片璧列国志》封面主体是方框内的内容，方框用线条区分为三列，中间一大列是“片璧列国志”五个大字，左右两列合起来和中间一列差不多，左列下方和右列上方分别题“金阊五雅堂梓行”和“李卓吾先生评阅”，方框上方是“绣像演义”四个字，整个封面看起来很简洁。“绣像”“李卓吾”无疑是该刊本所标榜的特色和质量保证。刊于崇祯年间的《新列国志》，封面分三列（每列之间有线条隔开），中间是醒目的“新列国志”四个大字，左边小字是识语和“金阊叶敬池梓行”的标识，右边是中型字号的“墨憨斋新编”五个字，整个封面看起来比较素雅，其广告意识主要体现在一个“新”字和识语中“识者辨之”所说的内容。二是对自己刻本特色的宣传，往往以识语、凡例等形式出现。或强调自己刻本的特色所在。崇祯年间建阳雄飞馆刊本《英雄谱》封面“识语”云：“《三国》《水浒》二传，智勇忠义，迭出不穷，而两刻不合，购者恨之。本馆上下其驷，判合其圭。回各为图，括画家之妙染；图各为论，搜翰苑之大乘。较雠精工，楮墨致洁，诚耳目之奇玩，军国之秘宝也。识者珍之。雄飞馆主人识。”或借助图像进行宣传。最典型的当数崇祯四年金陵人瑞堂刊印的《隋炀帝艳史》。该刻本“凡例”第八条先指责同行的插图质量不好，“坊间绣像不过略似人形，止供儿童把玩”，进而夸自己家的插图品质上乘、版式设计精美：“兹编特恳请名笔妙手，传神阿堵，曲尽其妙。一展卷，而奇情艳态，勃勃如生，不啻顾虎头、吴道子之对面，岂非词家韵事，案头珍赏哉！”书坊主提到的顾虎头，指东晋画家顾恺之，拿自家的插图和顾恺之、吴道子的画相比，夸耀中自有宣传之意。第九条进一步指出用诗句配图的主副图形式乃自己独创：“绣像每幅皆选集古人佳句，与事符合者，以为题咏证左，妙在个中，趣在言外。诚海内诸书所未有也。”第十一条更在此基础上，再借助名家书法进行推销：“诗句书写，皆海内名公巨笔，虽不轻标姓字，识者当自辨焉。”刊本主副图中的副图全是对主图的图题，书法各异，实为一大特色，但所谓“海内诸书所未有”“名公巨笔”云云，当是宣传之意。
万历年间余象斗的《列国志传评林》封面版式
综上所述，明代历史小说的插图，不仅丰富了小说内容，而且商业伦理氛围中出现的插图，带有较强的伦理意蕴；插图不仅是小说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刊刻者接受小说的结果，同一小说不同版本中插图的变化，折射出接受伦理的差异。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