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论文模板(10篇)
文学研究论文例1
2.这是首先要给学生解释清楚的问题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基本问题是研究文学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等，即便承认文学与社会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当下的文学理论由于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影响，吸收进大量的非文学方面的理论，把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知识统统吸收进来，使得文学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自身的领域，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途中，文学理论就如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远远跃出自己的范围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表意实践，把“文学场”置换成“文化场”，从而发挥其过去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对象几乎包含整个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热点问题，在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普遍。文学理论甚至有时被简称为理论，其含义即指其作用的广泛性。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后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符号学批评、审美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等，这些理论如何在视觉文化对象上灵活运用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课程中最核心的问题。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是选择一些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来进行阐释分析，让学生注意什么样的个案应该用什么相关理论来解释，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举例来说，在分析《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罗拉快跑》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时，可引导学生回忆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理论的内容部分，并加以适当补充，进而介绍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它的特点有哪些，与现代主义艺术、传统艺术的区别，后现代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等。这样学习之后，学生不但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把现代主义、传统艺术都联系起来，对整个艺术史都有一个初步的把握，扩展了知识量。在介绍摄影与绘画的区别时，可以运用德国理论家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来讲解从手工业到机械大工业的时代变化，进而带来绘画艺术的衰落与摄影艺术的兴起。也可以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解析一张黑人少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照片的深层含义，白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响可以从这张照片见出。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讲授，比如在阐释大家都关心的时尚潮流文化现象时，围绕时尚与认同这一主题，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并以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现象为个案，详细解读中产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在观念、行为、物质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学生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预先的理解。由于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又是指有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经济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市化的浪漫情调都会对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又因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学生，他们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所以讨论时尚、认同、小资情调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们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他们明确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对此类问题解读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齐美尔、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
文学研究论文例2
在中国古代诗歌三大体式中，散曲晚出，能兼融诗词艺术而又别开新面，不仅体式繁多，而内容亦最为驳杂。论体式，散曲有令套，有兼带，其体之繁富，非诗词可匹;论内容，“我国一切韵文，其驳杂广大，殆无逾于曲者”(任中敏《散曲概论》)。要之，在诗词曲鼎足而三的古典诗歌艺术中，散曲实占有重要一席。在上一个世纪里，散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新的世纪里，散曲研究却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危机。笔者谨就20世纪散曲研究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新世纪散曲学面临的危机，提出一些粗浅看法，希望能得到关心散曲学和民族文化承传的学人们共同关注。一20世纪散曲研究的简略回顾
回忆上一个世纪中国古代散曲研究的成绩，有两个时期是令人骄傲的。
第一个令人骄傲的时期是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胡适等人对于白话文学、俗文学的大力提倡，一向被视为“小道末技”的戏曲、散曲文学，受到极大重视，学者们投人了极大的研究热情，曲学研究便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兴盛的局面，散曲研究也就在此时从笼统的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戏曲研究平行发展的新学科。在这一时期，任中敏先生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构建散曲研究的学科框架，搜辑刊布散曲文献和编辑刊行散曲研究资料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无古人的。他的《散曲概论》，作为第一部系统的通论性著作，在散曲研究史上，可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在戏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同观，是奠定散曲研究学科基本框架的开山之作。他编辑的《散曲丛刊》和《新曲苑》，分别是散曲文献与研究资料收集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任氏而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曲学者和重要著述相继涌现，如卢前的《散曲史》、《词曲研究》、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等，都是重要的散曲研究著作，其中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开启了散曲史研究中断代史研究的先河。卢前的《饮虹卷所刻曲》也是可与任中敏《散曲丛刊》相比美的重要散曲文献。另如陆侃如、冯玩君的《中国诗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有关章节，也是当时散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总之，这是20世纪散曲研究中成绩很辉煌的时期。
第二个令人骄傲的时期是八九十年代。因为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使整个文化学术研究焕发了青春，几乎被人遗忘的散曲文学重新受到重视，散曲研究更全方位展开，并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绩。如在散曲文献和研究资料的搜辑整理方面，谢伯阳先生辑编的《全明散曲》、谢先生与凌景诞先生合编的《全清散曲》，分别是明清两代集大成的散曲文献;还有王文才的《元曲记事》、《白朴戏曲集校注》、以及李修生的《卢疏斋集辑存》、青惠民等人的《贯云石作品辑注》、王学奇等人的《关汉卿全集校注》、吕薇芬、杨镰的《张可久集校注》、隋树森的嵘雍熙乐府曲文作者考》、赵景深、张增元的《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张月中等人的《全元曲》、《元曲通融》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曲文献和有关研究资料的整理汇编著作。在散曲普及方面，王季思、洪柏昭的《元散曲选注》及其与谢伯阳一起编注的《元明清散曲选》、宁希元等人的《元散曲选粹》、蒋星煌等人的《元曲鉴赏辞典》、黄天骥、康保成的《元明清散曲精选》、吴新雷、杨栋的《元散曲经典》、吕薇芬的《元曲三百首》等，都先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应特别指出的是，在本阶段中，有较高质量的散曲通史、断代史、通论、专论和辞书类著作也不断涌现，如门岿的《元曲百家纵论》、《元曲管窥》、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中国古代曲学史》、羊春秋的《散曲通论》、赵义山的《元散曲通论》、《斜出斋曲论前集》、孙玄龄的《元散曲的音乐》、洛地的《词乐曲唱》、汤易水的哎散曲艺术谈》、的《元散曲艺术论》、王星琦的《元曲艺术风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论》、吕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辞典》、顾学领、王学奇的《元曲释词》、袁世硕主编的《元曲百科辞典》、李修生主编的《元曲大辞典》、卜健主编的《元曲百科大辞典》等，正是由于这些著作的出版，本时期的散曲研究再次活跃兴盛起来，使许多研究领域得到了更广泛的开拓和向纵深的发展，散曲研究独立的学科意识被进一步强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是，80年代初，扬州师范学院设立了曾以任中敏先生挂帅的国内第一个散曲学博士点;90年代初，“中国散曲研究会”成立并召开了4次有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参加的散曲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国内外研究散曲的学者们加强了联系和交流;90年代末，杨栋的《中国散曲学史研究》出版。凡此，皆具有进一步强化散曲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意义。港、台方面，本阶段中亦有不少新的成果，如罗炕烈《诗词曲论文集》、《两小山斋论文集》和《两小山斋杂著》中收人的多篇曲学论文，罗锦堂主编的《元人小令分类选注》、曾永义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诗》及其与王安祁的《元人散曲选详注》、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赖桥本的《元曲吟唱》、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论丛》、黄敬钦的《卢挚及其散曲研究》、范长华的《张可久散曲研究》、何贵初的《张养浩及其散曲研究》和《元明清散曲论著索引》等等，都是本阶段中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上个世纪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间的30年，由于受政治干扰太多太大，大陆的散曲研究很不景气，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很少，但在散曲文献整理研究方面有一定成绩。在50年代，隋树森先生先后对《阳春白雪》、《乐府新声》、《太平乐府》等重要的元散曲选集进行了精细校订，并在此基础上广搜博览，最后编成《全元散曲》，总辑一代文献。在作家考订方面，孙楷第的《元曲家考略》和谭正璧的《元曲六大家传略》是最重要的成果。在本阶段，港台方面的实绩要超过大陆，特别是在曲谱研究方面著述很多，如罗伉烈的《北小令文字谱》、罗锦堂的《北曲小令谱》、《南曲小令谱》、汪经昌的《南北曲小令谱》、李殿魁的《元散曲定律》、郑赛的《北曲套式汇录详解》、《北曲新谱》等，都是较有影响的著作。另外，在散曲作家创作、艺术形式和发展历史等研究方面，有罗锦堂(中国散曲史》、郑赛《从诗到曲》、李殿魁《元明散曲之分析与研究》、王忠林《元曲论丛》等专著，另如郑赛《景午丛编》、罗锦堂《锦堂论曲》等论著中也收人了他们各自散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纵观20世纪的散曲研究，除中期几十年大陆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外，在前后两个时期，成绩是很显著的。学人们大多本着务实求真的精神，在扎实的资料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综合性的理论阐发，一些忽焉而兴又忽焉而亡的新思潮基本未冲击这一研究领域，学者们在诸如散曲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资料的汇编、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家作品、体式特征、风格流派和发展史的研究等方面，都成绩斐然，非此前任何一个时代可比;尤其是散曲研究从笼统的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戏曲研究平行发展的学科，就更是二十世纪曲学研究的重要成绩。
但是，20世纪的散曲研究也还存在种种问题，尤其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尤为突出:首先是作家个案研究范围狭窄，在元明清960多名散曲作家中，卓有影响的重要作家至少有150余人，但在20世纪中先后进人专文研究行列的不过才40余人，出现过有一定分量研究论著的曲作家只有30人左右。这与诗、词的作家个案研究，显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作家个案研究不够，直接影响到流派研究和发展史研究的质量和进展。其次，研究领域未能得到有效拓宽。就时代而言，我们多局限于元代散曲的研究，对于明清，关注的人甚少。就文体而言，我们还主要局限于散曲本身的研究，与相关文体如诗词、戏曲的比较研究，还未充分展开。再次，研究方法比较单调，学术思想未能不断更新。虽然前些年忽焉而兴又忽焉而亡的诸多新方法没有冲击和影响散曲研究这一学科，这一方面继续保持了散曲研究学风的端正朴实，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研究者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进展缓慢。凡此，都阻碍着散曲研究的发展。
二新世纪散曲学面临的危机
回顾过去，散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欣慰的，这不但激励着我们对散曲研究的信心，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展望未来，新世纪散曲研究的前景是令人担优的。就目前情况而言，种种问题已经日益暴露，散曲学生存、发展的危机已经显而易见。主要说来，有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散曲研究学人较少，目前专门耕耘在散曲领域内的中青年学者就更少，绝大多数是“业余”或“兼职”，像20世纪前期的任中敏、卢前，中期的隋树森和后期的谢伯阳、吕薇芬等先生那样，数十年坚持一直做散曲研究的，恐怕就鲜乎其人了。这一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在20世纪中叶的大陆，因为文化学术的政治化，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过分地强调文学作品的阶级性、人民性，以及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等等，散曲因为缺乏这些内容，逐渐受到冷落甚而慢慢地被人遗忘，当然就很难再有专门的研究家了。到八九十年代，随着学术思想的解放，散曲文学重新受到重视时，二三十年代卓有建树的一些散曲研究专家却先后谢世，在此时进人散曲研究这一学科的中青年学者，多半只能是半路出家。既然是半路而来，所以一方面既做散曲研究，另一方面也难以离开另一半研究对象。当然，这不是说搞散曲研究就不能搞别的研究，相反，要把散曲研究做好，还非得要做其他研究不可，比如对剧曲的研究，对诗词的研究，对音乐的研究，对作家生活的社会状况和时代思潮的研究等等，都是需要的，但这里有以哪一个研究对象为重心的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总之，一个学科，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专门家长年累月地扎根在那里进行辛勤的耕耘，要想使该学科得到长足发展，那是绝无可能的。第二，散曲研究成果没有专门的发表园地。像戏曲、小说、诗词等文体，研究的人多，每一学科都有好几种专门的刊物，但散曲研究却不但没有专门的刊物，在全国上千种报刊中，似乎连固定的专栏也没有。因此，散曲研究成果就只能在像《文学遗产》、《文学评论》、《中国文学研究》、《中国韵文学刊》等很少的几个文学类综合性刊物和学报类社科综合性刊物发表。当然，与第一个问题相联系，因为研究队伍人数小，专门家不多，高质量成果的产出自然有限，事实上也很难供养一个散曲研究的专门刊物，既然没有一个专门刊物，成果发表就又相当困难，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第三，散曲研究后继乏人。这可以说是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散曲研究的后继人才从哪里来?当然只能靠我们现在培养的硕士生与博士生来接班，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在职的散曲研究专门家已经很少，在现有的古代文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中专门设立有散曲研究方向的，恐怕也就屈指可数。在大陆的古代文学博士点中设立有散曲研究方向的，除扬州大学以外，我目前尚不知道是否还有第二家;在硕士点中设有散曲研究方向的，近几年与一些同行谈起过，好象也只有两三家而已。其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如果说现阶段的散曲研究靠我们一些“兼职”的专家还勉强可以支撑局面的话，那么，再过10年20年，情况会是怎样呢?关于学科的后继人才问题，是许多传统学科共同存在的危机，但这一点也许在散曲研究学科中要表现得更为突出吧。由于上述种种问题的存在，使得散曲研究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三对策思考
如果从学科生态的角度看，一个学科的衰落，必然会影响到相关学科的发展，就拿散曲研究来说，如果它一旦衰落下去，从文体的角度说，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古代诗歌文学的研究，使中国诗学显得残缺不全;如果从时代的角度说，也会使元明清文学的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那么，怎么办呢?靠谁来改变这种局面?应该说，重振一个学科，最可靠的，还是这个学科的学人自己。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团结一致，知难而进，努力拼搏，自振自救;要么，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坐以待毙。我想，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有责任感的学者，是一定会选择前者的。不然，让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世纪来面对散曲学的衰落或者消亡，我们会愧对祖宗!愧对先贤!有什么具体办法呢?办法只能由我们大家来想。这里提出几点浅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要积极树立和努力强化学科意识。我们必须认识到散曲学在古代诗学、元明清文学，以及元明清思想文化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了解这一学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首先，就曲文学研究自身而言，深人研究散曲文学，有助于在前后对比中重新认识整个曲文学的构成与曲体形成、发展、演变和衰亡的历史。其次，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而言，散曲文学从主流精神上说，是一种牢骚文学，也是一种说真话的批判性文学，最能真实地反映失意文人的心态，因此，深人研究散曲文学，非常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文人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这对整个元明清文学史和文化思想史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帮助作用。再次，就文学语言的发展变化而言，散曲文学从语体形式上说，总体上又是一种“白话”文学，它很可能是现代新诗和现当代歌词的直接源头，深入研究散曲文学的历史演变，对认识现代新诗的形成和现当代歌词的创作走向亦有重要意义。最后，就整个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而言，深人研究散曲文学和整个散曲文体的发展演变历史，还有助于古代诗学、词学研究的深人和三者比较研究的开展。只有充分认识散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对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充满信心。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李昌集先生的《中国古代曲学史》和杨栋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散曲学史研究》等书先后出版，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于散曲学的学科意识的呼唤，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二，要有一种使命感。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中敏等先贤建立这一学科的艰难和王季思等前辈学者继续推进这一学科发展的不易，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发扬光大这一学科，但事实上我们还做得很不够。比如，任中敏先生的《散曲概论》与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考》都处于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首开风气的重要地位，尽管任先生的《散曲概论》中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还略有可商，但总体上要比《宋元戏曲考》存在的问题少得多，然而，《宋元戏曲考》已经一版再版，可《散曲概论》自1931年出版后却迄今未能重印，单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就愧对先贤了!有了使命感，才能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清贫，从而坚定自己“为往圣继绝学”的勇气和信心，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
第三，要了解散曲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它的现状。注意这一点，我们才能找准自己的努力方向，才能更好地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有所突破，有所开拓，有所建树。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一些学人对散曲研究的发展历史以不同形式做过一些回顾与总结，除了前面提到的李昌集、杨栋先生的著作而外，另如李修生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卷》，拙著《20世纪元散曲研究综论》，香港何贵初先生编辑的《元明清散曲研究论著索引》、《金元文学研究论著目录》等，也都是值得散曲研究学人参考的重要著作。
第四，要加强散曲学者之间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加强散曲学者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互通信息，可以避免一些重复劳动;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交流，可以把散曲研究融于整个古代诗学、元明清文学和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去，避免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游弋于其外。只有注意这一点，我们才能及时了解其他学科的发展情况，及时地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时俱进”。否则，我们就要落后，就可能消亡。
第五，要努力拓展散曲研究的范围。首先，我们不能仅局限于元代，要注意研究明清。虽然元曲与唐诗宋词并提，鼎足而三，是散曲文学最为兴盛和繁荣的时期，我们固然不可忽视，但是，散曲文学在明代成化、弘治一直到嘉靖、万历年间也还有一百多年的另一个辉煌时期，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其次，与相关文体的比较研究，如词、曲比较研究，剧曲与散曲的比较研究等，也应努力展开。再次，多种研究角度，如社会学的、文化学的、民俗学的、心态学的、语言学的、修辞学的、叙事学的、风格学的等等，也应该全方位进行。
第六，要特别注意培养新生力量，并为学科的发展争取多方面的支持。在新生力量的培养方面，只要有条件，无论博士、硕士、学士，都要培养，每一位散曲研究学人，都应尽自己所能，从学科后继有人，从民族文化的承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来积极地对待这件事情，抓紧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同时，我们也要努力争取各方面的支持，比如同行权威专家在涉及到学科发展规划时的话语权的支持，有关刊物编辑们对研究成果发表的支持，有关单位对研究经费的支持，以及媒体对有关学术活动宣传报道的支持等等。
只要我们充分了解先哲们的成就和贡献，我们就不会妄自菲薄;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到散曲学面临的危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自然就会有一种忧患心和使命感;只要我们带着一种忧患心和使命感来共同面对，大家一起重视，齐心协力，共谋发展，那么，散曲研究就一定能在新世纪走向新的繁荣!如果是这样，那么，再过一百年，当22世纪的学人们来评价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他们或许可以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在民族文化的承传中，既不愧对前贤，也不愧对后生，我们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注释:
①《元明清散曲论著索引》，何贵初编，玉京书会(香港)iWs年出版。
文学研究论文例3
其次，回顾中国走向近、现代的历程，怎样对待传统文化始终是古今中西之争的焦点之一。一百多年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太多的经验教训，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方式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思潮，亟需用辩证理性去进行科学的清理和总结。特别是经过“”的反思，重估国学的价值和对它进行恰当的功能定位已经提上了日程。
第三，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根基，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有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今天要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力倡导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积极健康地开展国学研究，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第四，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重任务，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廉洁奉公、敬业乐群、诚实守信、见利思义、知荣明耻的道德人格教育，可以为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和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提供有力的支援意识，人们对国学的呼唤是与对道德社会的期盼联系在一起的。
第五，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华民族还有一个统一祖国的历史任务，海峡两岸同胞以及全世界华人除了同祖同根、血脉相连之外，共同的语言、文字、历史和文化是联结他们的天然精神纽带，大力弘扬国学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因此，在今天出现复兴国学、重建国学的强烈要求，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内在的必然的要求。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就为复兴国学、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指出了正确方向。国学研究和国学传播都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人心、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社会道德风尚做出积极的贡献。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国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它必须与时代的主题以及我们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适应，因此，在今天复兴国学、重建国学就是要创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新国学。
按照约定俗成的狭义国学概念，新国学研究的对象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是一座蕴藏着丰富资源和宝藏的大山，是一个几千年积累、传承下来的知识宝库。我们必须以虔诚、敬畏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研究对象，首先要把包括古典文献、出土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祖先的丰厚馈赠保护好，保存下来，然后才谈得上对其进行整理、研究与合理利用。当然，保存、掌握资料并不是最终目的，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揭示其发展规律，形成服务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对话的新国学理论体系。
怎样创建适应社会主义时代需要的新国学，或者说，怎样建立国学的当代形态，我认为袁行霈教授讲得比较平实，就是要有三个“态度”：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
所谓分析的态度，就是要分清国学中的精华和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上个世纪的“整理国故”运动，也声称要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的态度来补救传统国学过于笼统杂芜、没有条理系统之弊。他们采取的分析方法，主要是近代西方的进化论、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与哲学的发展以及历史实践都证明这些并不是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和传统思想文化的科学方法，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才为国学研究提供了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创建适应社会主义时代需要的新国学，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系统的清理、批判、重释与重构，弃糟取精，推陈出新，形成真正科学的、传统与现实贯通的人文学术体系，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内容。
所谓开放的态度，就是要处理好中外文化的关系，既要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又要善于学习、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使中华文化不断获得新的发展生机。这就是立足本国、面向世界、洋为中用的方针。几千年国学传承与发展中有丰富的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印度佛教的传入对中国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6世纪末叶以来的中西文化大交流更是全面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面貌。另一方面，我们也有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先进文化而使自己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把自己封闭起来更加不可想象。因此，新国学必须坚持中国文化中的天下主义理念，拒绝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封闭主义，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外来文化。同时新国学也要把经过科学阐释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传统智慧贡献给全人类。
所谓前瞻的态度，就是要正确处理古今关系。国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是“古学”、“旧学”或“国故”，但国学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复古，让历史倒退回去，不是抱残守缺，迷恋于故纸堆，而是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为中国当前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提供历史智慧和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传统思想文化中哪些是民主性的精华，是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东西，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是落后的要被历史淘汰的东西，只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试金石和取舍、扬弃的标准。这就是立足现实、理解传统、古为今用的方针。新国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还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早日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和文化大国做出贡献。
迄今为止的国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传统国学研究阶段；二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保存国粹”、“整理国故”的阶段；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国学研究阶段。所谓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国学所应具有的基本品格。
文学研究论文例4
二、具有“文化中国”情节的大陆视角
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较晚一些，主要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所了解，到90年代大陆所有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一共不超过5篇。大陆最初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并不是纯粹自己的见解，或多或少地会受到美国本土多元文化和台湾学者对华裔美国文学理解的影响，这一阶段属于大陆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探索阶段。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研究逐渐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华裔美国文学多元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思想。国内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并不像中国台湾境内的学者那样“步调统一”，在对华裔美国文学的思考研究方面，出现了两类不同文学背景的研究学者：一类是以中文文学为研究背景主要研究海外文学的中文系学者，另一类则是以英语文学为研究背景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英语系学者。大陆对海外文学的研究开始阶段主要是对一些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小范围的海外华人的中文作品进行研究。随着对海外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除了对港台地区的海外文学感兴趣外，逐渐向世界范围内所有华人文学研究扩展，包括东南亚文学、新加坡、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华人聚集比较密集的国家和地区。相较于以英语系学者为主要研究人员的中文系海外文学研究，研究成员队伍更加庞大，具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本土文学的文化内涵。他们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过程始终以“文化中国”的角度切入，分析、理解华裔美国文学，并且试图将海外华人文学与母语文学紧密联系起来。他们发表的多篇博士论文和文学著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华裔美国文学的多元化研究。与中文系研究海外文学研究队伍不同，由英语系组成的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队伍最初是以翻译华裔美国文学为主线，侧重于将中国文学与华裔美国文学进行对比。恰逢21世纪初，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到了持续升温的时期，大陆境内各个大学、期刊纷纷设立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机构或者期刊专栏，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和文学作品已增加到近两百篇。这样，华裔美国文学也渐渐进入到了国内大学英语语言学习的课程，为英语系培养了一批专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硕士、博士，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中文系的海外文学研究还是英语系的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都是从华裔文学的属性入手，强调其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分析中国文化对华裔美国文学的引导和向度。从近几年发表的有关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其主题已不再仅仅以华裔美国文学为主要方向，一般都要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创作”、“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融与冲突”等角度一同展开。在大陆，虽然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还在持续升温，但都与国内本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地区，华人对自己故乡的思念和中华文化的深深烙印是不随时间和空间改变的。
三、美国多元文化下华裔美国文化的差异文化政治
人都是一样的，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始终不变的是自己民族文化的深深影响和思想观念。美国自称是一个自由国家，也是一个移民大国，随着移民而来的是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冲突、融合、创新，这就像一个文化熔炉维系着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但是美国国土无论多么的开放、自由，美国社会各民族的特点、民族的文化价值思想和民族精神是无法完全融合、同化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服饰、语言、思想和政治观念，他们对一些主流的美国政治观念并非完全能够接受，因而形成了美国多元文化下的差异文化政治。在一个多元化语境之下，美国文化试图通过同化的方式来消除民族的文化差异和不同的政治观念。如果美国完全丢弃族裔的文化特点，而以白人种族文化作为文化同化的方向，势必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只不过是一纸空谈。差异文化政治最主要的特点是思想上的多元化，避免单一性和同质性，新时期的差异文化政治要求文化的知识性、文化性和政治性。对华裔美国文学，贯穿整个文化脉络的是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对美国主流的文化来讲，华裔美国文学是少数族裔的文化传统。但是无论文化差异冲突和融合，华裔美国文化应该呈现出一种具有正面、正统中国儒家文化和独特的政治思想。在美国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开创出具有独特地位、背景的自己族裔文化的文学成就，并能够形成影响美国文化，赢得自己生存空间的独树一帜的差异文化政治。
文学研究论文例5
“性与天道”的问题。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理学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社会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内容，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理论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影响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时代的思想、制度、文化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现代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台湾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总结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文学研究论文例6
但是，与阅读教学一样，作文教学并没有因此扭转效率低的被动局面。如果把阅读与写作比作语文教学的两条腿，尽管阅读这条腿还远非人们期望的那样健壮，而作文这条腿较之“阅读”明显短了一截！其原因值得认真研究。
任何一种教育研究都应该具有三个层面：一是理论研究，即用一定的哲学原理来阐述和规定某一种教育的本质、规律和目的等；二是教育原则研究，即运用理论研究成果来确定此一处教育的内容，基本要求，指导性原则，检测标准等；三是教育（教学）方法研究，用以规范实施上述要求、原则的具体操作方法、操作程序等。这三个层面的研究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反观作文教学研究现状，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作文教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层面，理论研究的队伍小，研究成果也缺乏深厚的理论内涵，有的论文仅是某一时期迎合某一热点话题的即兴之作。因而很难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必然影响教育原则研究的理论层面。公正地说，这十几年来，作文教育原则的研究是有成绩的，如语文教学大纲、教材的不断修订和完善；作文检测标准的改进等都表明作文教学研究的成绩。但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作文教学改革的成绩仍不尽人意，例如，比较符合汉语语言特点的统编作文教材至今没有问世；试图通过对内容、语言、结构三种独立成分的“分项累计”或“分项综合”而试行的作文质量检测标准，效果仍不理想；有一些经过试点并逐步推广，长期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至今仍属于“民间行为”，教育主管部门显得过分谨慎，因而推广不力，难以大面积丰收。最活跃的当推操作性很强的教学方法研究。广大语文教师对作文教学落后局面有切身感受，于是在教学实践中摸索前进，大胆改革。有的提倡学生多写多练，有的指导学生办手抄报，有的坚持课前五分钟讲话，有的鼓励学生对教师批改写“读后小记”，有的规定学生写日记、周记、读书笔记……内容十分丰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写作兴趣和写作能力。但这些仅仅是少数教师的个体行为，难以形成作文教学改革的“大气候”。
作文教学研究中存在的整体结构上的涣散，成果推广上的不力，经验总结上的不深，是导致作文教学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定的教学理论指导着一定的教学实践，理论研究中的某种先天不足，势必导致实践中的某种失衡或失误，作文教学中实际存在的“四重四轻”就是这种失衡或失误的表现。
一、重形式、轻内容。作文教学的任务之一，是要解决“写什么”和“怎样写”两个问题，即内容与形式问题。作文教学现状是，大部分教师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指导学生“怎样写”上。审题立意、布局谋篇、遣词造句、过渡照应、开头结尾等等都要详细讲，反复讲；学生则认真练，反复练。但效果往往不佳，因为它喧宾夺主、本末倒置了。叶圣陶先生在《作文论》中指出：“我们不能只思索作文的法度、技术等等问题，而不去管文字的原料——思想情感等等问题。”他还在《语文教育书简》中指出：“通过写作关，大概须在思想认识方面多下功夫，思想认识是文章的质料。”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一书中指出：“前人在作文训练中很注意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发展学生的思考能力。这种经验，显然是值得重视的。”这里的质料（思想认识），原料（思想情感），写作兴趣，思考能力等等，我们不是没有注意，而是缺乏足够重视，或者说重视的程度不到位。作文是人写的，但我们的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往往比较注意作文本身，而忽视写作文的学生，把作文教学引向传授知识、技巧的死胡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
二、重批改，轻指导。批改也是指导。新大纲规定，作文评改可以采用详细评改、浏览检查等多种方式，使教师得以从“精批细改”的重压下喘息片刻。但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教师之所以“业至辛勤”地批改作文，除了责任心之外，更多的是为了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挑剔性的检查。教师积极改进批改方法，本意是想提高作文指导的效率，正因为这样，学生作文本上“朱笔留痕”可能少了，某些病句、错别字可能漏过了，忽略了。这能得到领导和家长的理解和首肯吗？显然，这里的“重批改”对于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涵义，纠正的关键在于上下左右要达成共识。
我说的作文指导，并不等同于所谓“作文教学的三道程序”（作文指导——作文批改——作文讲评）。因为作文教学的内容远非这三道程序所能涵盖的。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种“三道程序”说使“诗外”的东西如观察、积累、情感、兴趣等等统统不见了。那么说成“作文课”的三道程序行不行？还是不行，因为无论是命题、批改、批评都是在指导。虽然不同阶段的指导各有其侧重和特点，但谁也否认不了批改、讲评都是指导这个事实。朱绍禹先生在《作文教学过程试探》中把它称作“作文前指导、作文中指导、作文后指导”这样说比较准确、科学。这不是在搞文字游戏而是为了科学地界定作文教学的内涵和外延，更充分地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三、重灌输、轻反馈。“写作的根源是发表的欲望”（叶圣陶《论写作教学》），在现行的作文指导中，教师是学生作文的第一读者，拥有评价的特权。但由于时间、精力乃至情绪、审美情趣等因素的影响，教师很难对学生作文中所反映的思想、情感、语言、结构技巧等方面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因此有人提出“真正的反馈，一定要避免评价，避免灌输”。教师应该把“自己应该完成的反馈和评价的任务大量地交给学生去做”（美·约翰·梅尔《对学生作文尽量少作评价》）。这就需要变重灌输为重反馈，变单项反馈为多向反馈，努力扩大读者源，满足学生的发表欲望。这方面工作，其实同行们多有尝试，效果也非常好。如让学生分组讨论修改；或誊写一两篇作文挂在黑板上集中讨论修改；或张贴优秀习作供学生揣摩、借鉴；或让学生办“手抄报”展览评比；或编印《作文选》让作品“发表”等等。问题是其中一部分尚处于自发阶段，未上升到理性的认识。
此外，还要特别注意“差生”作文中反馈出来的点滴进步，对其“进步”应及时予以鼓励诱导，爱护其积极性，而不应求全责备。叶圣陶在《语文教育书简》中曾明确指出：“批改不是挑剔，要多鼓励，多指出优点。”对“差生”更应如此。
四、重课内，轻课外。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现状是“说起来清楚，做起来糊涂”。比如人人都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实际上教师又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引导学生找米、积米上。他们不管学生有没有东西，只管大讲如何选料、配料、掌握火候，讲究色香味等等。这有什么作用呢？与其这样，不如先设法使其“库存”充实起来。培养一个“巧妇”谈何容易，何况作文教学的目的不是培养文学家。“胜义精言，世间本没有许多”（叶圣陶《论作文教学》）。即如我们这些为人师者，也常有眼高手低之感，又何必苛求于学生呢？
文学研究论文例7
二、动物研究的特征及核心思想
动物研究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和跨文化性。除了文学、文化、哲学、历史、伦理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以外，人类学、心理学、考古学、医学、生物学、动物学、法学等众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均在动物研究的理论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动物研究者对欧洲文明中关于人与动物的二元论思想普遍持批判态度，而他们在东方文明、美洲印第安文明以及非洲文明等古老文明中获得思想灵感，为建立新型人与动物的伦理关系寻求文化范式。同时，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从各自文化传统视角参与讨论，使得动物研究从一开始就形成了文化间的对话与杂语。此外，虽然动物研究的核心是人与动物的关系，但它的辐射面非常广泛，涉及动物在人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作为食物的动物、作为实验品的动物、作为宠物的动物、野生动物、家养动物、动物园动物、水族馆动物、马戏团动物等。同时，动物与人的关系也体现在众多方面。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动物研究中心提供的长达139页的“动物研究参考书目”中，上千条文献被分为14大类，包括作为哲学及伦理学研究主题的动物、历史中的动物、作为象征符号和伴侣的动物、作为娱乐与景观的动物、科学、教育、医疗中的动物、文学和生态批评中的动物、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中的动物、宗教、神话、民俗中的动物等，足见动物研究角度和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笔者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把作为文学批评理论的动物研究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动物的哲学、伦理学研究，也可称为动物伦理学（animalethics）；另一类是关于动物的文化再现批评研究，也可称为动物批评（zoocriticism/animalcriticism）。前者主要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动物，为动物的福利和权利进行论争，具有很强的论战性和行动主义特征，也为动物批评提供了哲学和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后者则更关注人们头脑中的动物，包括作为文学意象和文化符号的动物，意在考察动物性及人性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的建构，追问动物在人类社会所处边缘地位的思想文化根源，进而揭示人类社会中各种压迫、剥削、暴政本质上的相互勾连，据此寻求解决阶级歧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物种歧视的文化出路。如上所述，动物研究的角度和方法纷繁复杂，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传达的思想也不尽相同。笔者经过认真比较、梳理、提炼，总结出如下3个方面，作为评介动物研究核心思想的切入点：
（1）伦理拓展主张；
（2）物种歧视主义批判；
（3）动物再现反思。
1．伦理拓展主张
所有主张动物福利的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那就是把动物纳入人类的道德共同体，把传统的人际关系中的道德准则延伸、拓展到种际关系。他们首先批判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由笛卡尔推向极端的人与动物的等级观和动物工具论，特别是笛卡尔提出的动物机械论和人/动物二元论。动物伦理主义者认为，动物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生命体，不是专为人类利益存在的资源和工具，不应被视为可由人任意宰割的低等生命。伦理学流派之间的分歧主要存在于以何种标准判断动物的伦理身份，以及伦理范畴可以扩大的程度。这突出体现在3个流派：动物解放论（animalliberationethics）、动物权利论（animalrightsethics）和生物中心论（biocentriCEThics）。辛格所代表的动物解放论以17世纪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为理论基点。功利主义认为，快乐是一种内在的善，痛苦是一种内在的恶；凡带来快乐的就是道德的，凡带来痛苦的就是不道德的（杨通进，2007：94）。因此，在决定一个生命体是否有资格得到伦理关怀时，要考察的不是“他们会思考吗？也不是，他们会说话吗？而是，他们会感受痛苦吗？”（Bentham，2007：9）。功利主义哲学强调感受力（sentience），认为动物同人类一样，有感受苦乐的能力，因而应该享有和人同等的道德地位。以此为基础，辛格提出“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主张，认为我们应该把适用于人这一物种的平等原则扩展到其他物种身上，赋予动物以同等关怀。为避免误解，辛格特别强调“同等关怀”不同于“同等待遇”，比如，我们不需要赋予动物以选举权，因为这对于它们毫无意义；但是，当人类利益和动物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人类利益凌驾于动物利益之上，而应给予同等考虑（Singer，1995：2）。辛格认为，为满足人的口腹之欲而屠宰大批动物或为确保人的安全健康进行动物活体实验都是不正当的，是严重的物种歧视主义，应该禁止。雷根是动物权利论的代表。他认为，从功利角度为动物的伦理地位进行辩护无法真正实现动物的解放；只有接受“动物拥有权利”这一观点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人类对动物的残害。他把伦理问题分为两个方面，即道德主体（moralagent，一译“道德人”）和道德病人（moralpatient，一译“道德顾客”）。道德主体是指具备各种复杂能力的个体，尤其包括自主进行道德判断的能力。道德主体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一般来讲，正常的成年人是典型的道德主体。道德病人则不具备“令其能以对自己行为负有道德责任的方式控制自己行为的条件”（雷根，2009：128）。婴幼儿、精神错乱或智力障碍的人、动物都属于道德病人之列。他们没有能力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也就不承担道德责任，但是他们是道德主体的行为的接受终端。这样，雷根就动摇了洛克、休谟、康德等人基于理性、自觉性、能动性等能力缺失而将动物排除在伦理范畴之外的传统伦理思想，解决了虽然一些动物与某些人群在智力水平上相当，却不能享有这些人享有的道德权利的伦理学难题。
雷根认为，道德病人和道德主体具有平等的固有价值（inherentvalue），都是生命主体（subjects-of-a-life）。因此，“从严格的正义角度看，我们应该平等地尊重拥有平等的固有价值的个体，不管他们是道德主体还是道德病人，（如果是道德病人）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雷根，2009：222）。雷根的动物权利主义和辛格的动物解放主义虽然在主张上有所不同，但二者都把伦理关怀停留在有感知力的动物范围内，而那些现代科学认为没有感知能力的软体动物、昆虫等低等生物则被排斥在伦理视域之外。保罗泰勒（PaulTaylor）代表的生物中心主义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他继承了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思想（reverenceforlife），在《尊重大自然》（RespectforNature,1986）等书中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生物中心主义”。在他看来，所有的生命体，包括人与非人类动物、有感知力的和没有感知力的生命体，哺乳动物和昆虫以及单细胞原生动物，都是“生命的目的中心”（teleologicalcenteroflife），都指向一个目标：实现有机体的生长、发育、延续和繁殖。因此，所有生命体都是拥有自己的“善”的实体（entityhavingagoodofitsown），也就具有天赋价值（intrinsicvalue），是值得我们尊重的独立生命体。生物中心论还特别提出，人是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并不比其他生命体高贵；所有物种，包括人类在内，都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系统中的一部分；所有生命个体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追求各自的善（DesJardins，2006：137—139；杨通进，2007：104—109）。这样一来，泰勒就突破了辛格与雷根的局限性，有效地打破了所有的物种界限，把伦理原则拓展到整个生物圈，实现了以尊重生命为原则的平等主张。而且，生物中心主义关于整体观、联系观的论述也使得动物伦理学与深层生态学、生态中心主义、整体主义等环境伦理学理论产生了交集，成为当代生态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主义者不满于辛格等男性作家过度强调动物伦理的客观、理性本质，把道德与情感、态度、喜好等主观的、“感性”的成分剥离开来的做法。她们指出，这种重理性、轻感性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导致动物低劣地位的传统思维逻辑的翻版，暴露了男性批评家们意识深处的歧视倾向。与此相对抗，她们强调同情与关爱在动物解放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关爱伦理”（ethicofcare）。
玛丽米奇里在《动物之所以然》中指出，人类天生具有顾及他人感受的特殊能力，同情心与好奇心是一种人类所具备的幼态延续（neotany），而且这种同情心和好奇心会突破种际界限，延展至人类世界之外，包括有生命的动植物和无生命的岩石、沙粒。这意味着，关心其他物种是人类保留并付诸实践的一种重要本能，而不是后天养成的（Midgley，1983：119—120）。这一论断说明伦理拓展不仅合理、必要，而且可能。琼瑟芬多纳文则挖掘出西方哲学中包括休谟、亚当斯密、叔本华在内的不以理性、而以感受与同情为基础的伦理传统，指出情感在道德体系建构中必不可少。人对动物的同情心是一种深刻的、基本的性情，只是在强烈的社会规约面前才受到压抑、隐蔽。屠宰场和动物实验室里所进行的一切之所以要远离公众视线恰恰表明人们对这些残酷行为的不安与负罪心理（Donovan，2011：284）。她认为，“同情先于公正”，“道德由同情而生”，我们对动物怀有的同情心使得它们成为我们道德大家庭的一员成为可能（Donovan，2011：285—286）。从动物解放、动物权利，到生物中心主义，再到关爱伦理，关于动物伦理的论争不断拓展伦理关怀的范畴，检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揭露人们习焉不察的残忍行为、虚妄态度和不公正的价值观念，对西方伦理传统表现出惊人的颠覆性。同时，动物伦理也为文学及文化领域的动物批判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
2．物种歧视主义
批判动物研究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为其他伦理拓展主义思潮，譬如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少数族裔研究、性别研究、儿童研究等，提供了一个交流、对话、融合的平台。这一平台就是对物种歧视主义的批判。物种歧视主义（speciesism）一词由英国动物解放主义者理查德里德（RichardRyder）在1971年首创，辛格在《动物解放》一书中对该词加以进一步阐释、推广，使之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词汇。物种歧视主义的基本含义是，一物种基于本物种利益的考虑对其他物种持有的偏见或歧视，以及由此导致的虐待和暴行。在动物研究语境下，物种歧视主义特指人类对其他动物物种的歧视和压迫。众多学者发现，物种歧视是隐藏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等背后的深层思想根源。在人类社会中，压迫者为自己的暴行惯用的辩护往往是：被压迫者是没有进化完全的人类，或者说他们更加接近动物，因此不值得同等的道德关怀。比如，支持奴隶制的人认为非洲黑人是没有完全进化的人，因此可以“像猴子一样”占有或买卖他们。在《可怕的对比》（DreadedComparison,1988）一书中，玛卓丽斯皮格尔（MarjorieSpiegel）通过大量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对比了黑奴和动物在实验室、拍卖场、囚笼、压货车等场景下触目惊心的遭遇，让我们看到种族歧视和物种歧视在道德逻辑和表现方式上惊人的一致性。同样，认为女人是二等公民的人也认为女人“没有灵魂，就像鹅没有灵魂一样”（Simons，2002：129）。当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女权辩护》时，剑桥大学知名哲学教授托马斯泰勒对该书的嘲讽就依据这样的逻辑：如果女人也要求享有权利的话，有朝一日我们也得赋予动物权利了（转引自Singer，1995：1）。
二战中，德国纳粹也是在种族优越论的旗帜下对犹太人进行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他们重新定义了“生命之链”，让雅利安民族高高在上，而把犹太人与耗子、跳蚤归为一类，使得600万犹太人惨死于集中营（Kete，2002：30）。由此不难看出，一旦权力一方把被压迫群体与动物联系起来，他们的压迫与掠夺便似乎变得合情合理了。西方文化长期以来对物种歧视的默许和纵容使得压迫者们可以堂而皇之地歧视、虐待黑人、原住民、穷人、妇女、儿童、残疾人。不消除物种歧视主义，人类社会内部也就很难达成真正的平等共存。因此，辛格说“动物的解放也是人类的解放”是毫不夸张的。动物研究学者普遍认为，人类基于物种的差异而对非人类物种施加暴力、压迫、统治的行为是没有道德基础的。边沁早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1789）中就指出，如果一个人不能因为黑色的皮肤而遭受暴君的任意折磨，那么一个有感觉能力的存在物也不应因为腿的数量、皮肤上的绒毛或脊骨终点的位置而遭受折磨（Bentham，2007：9）。雷根也于1979年写道：“就像黑人不是为白人、妇女不是为男人而存在的一样，动物也不是为我们而存在的。它们拥有属于它们自己的生命和价值。一种不能体现这种真理的伦理学将是苍白无力的”（转引自杨通进，2007：69）。从逻辑起点上看，物种歧视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具有同样的非正义性，都是强者对弱者的欺压，是对生命尊严的区别对待。人对动物的等级观念会导致人对不同于自己的群体的等级态度。“基于物种身份的道德划界潜藏着邪恶。它以最可怕的方式复制着基于身份的论调，这些论调使得对其他人类群体的歧视、不公、暴力、屠杀合法化”（Lynn，1998：288）。因此，要实现人类社会真正的平等和谐，就必须改变人对动物的等级观念。正如国内学者王晓华所讲，“要走出现代主义自我反对的困境，就必须将解放的对象全称化，承认所有存在者的主体性”（王晓华，2007：243）。只有当人类能够尊重所有生命个体，实现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所有生命体的主体间际关系，真正的人类和平才会到来。
3．动物再现反思
英国学者斯蒂夫贝克在《描绘野兽——动物、身份及再现》（PicturingtheBeast:Animals,IdentityandRepresentation，1993）一书的序言中声明，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表意的动物”（signifyinganimals），即长久被视为“文化他者”的动物在建构人类身份过程中的重要象征意义，但是他同时声明，其研究的原动力是要去发现这些文化再现与现实中活着的动物所受待遇的关联（Baker，1993：x）。这一学术立场几乎代表了所有动物批评的研究模式。同动物伦理的学者、动物权利活动家一样，动物批评家们深切关注现实生活中动物的生存状况，不过他们寻求改变的途径是反思动物在文学及文化再现中的象征性、修辞性、表征性功能，因为他们相信，“人们对活着的动物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观念中的动物在通俗文化中的象征性运用”（Baker，1993：25）。换言之，动物批评者一方面关注文学作品中对人与动物的关系的刻画，另一方面探究作为隐喻和修辞的动物意象背后的伦理、文化及政治蕴含。后结构主义理论为动物研究提供了思想源泉和方法论支持。德里达对二元对立体系的消解和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福柯关于人的主体性的去中心化论断等都成为动物研究的重要理论参照。动物研究者普遍发现，西方文化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人与动物二元对立的思想。但是他们认为，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关系并非天地使然，而是近代人文主义以及工业文明兴起的副产品。在早期人类社会，动物的作用不可或缺，甚至占有神圣的中心地位。即使在狩猎或祭祀过程中，人对动物也充满敬意，不会滥杀无辜。英国著名学者约翰伯格如此描述这一关系：它们“被驯服和崇拜，被养育和祭祀农夫喜爱他的家猪，也乐意腌制它的肉”（Berger，1980：5）。在伯格看来，这种态度看似矛盾，但体现了工业社会前人与动物直接、真实、亲密的关系。但是，自从人文主义兴起以来，特别是笛卡尔把动物比喻成“没有灵魂的机器”之后，动物逐渐远离了人类体验，在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更是变成了原材料。
“作为食物的动物像商品一样被加工”（Berger，1980：11）。人与动物的关系从原始时代亲密的情感关系转向压迫性、掠夺性的经济关系。动物被不断商品化、工具化、符号化；它们或者在自然界濒临灭绝，或者在动物园被陈列观赏，或者在屠宰场任人宰割，或者在实验室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牺牲品，或者是被当作肉、蛋、奶的生产机器、或者在家中作为宠物由主人以任意的方式（而不是按动物自身的需求）宠爱、虐待、抛弃。动物更多地出现在类似“动物世界”的电视节目中、教科书和科普读物里，或者仅存留于我们的语言文字中，成为僵死的文化符号。作为现实世界活生生的个体，动物被不断边缘化，逐渐远离我们的视线。伯格对此作出了精辟的概括：“动物总是被观察的对象它们是我们不断延伸的知识的目标，我们关于它们的知识是我们力量的标志，是将我们与其分离的标志。我们知道的越多，它们离我们越远”（Berger，1980：14）。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如同“女人”、“自然”等概念一样，“动物性”也是一个文化建构的产物，是人类在界定“人性”的过程中设置的必不可少的参照物。“人们使用动物是要明确区分他们自己是谁，以及他们与自然界，特别是与动物的区别在哪里”（Franklin，1999：12）；“动物是我们认识自身的工具，承载着以人类为中心的象征性投影”（Malamud，2003：4）；“‘人’是一个只有在差异中才有意义的范畴：那些所谓规定人性的内在品质——思想、语言、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只有通过动物才可理解：也就是说，它们需要动物来确立其意义”（Fudge，2002：10）。动物就像一面镜子，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方能知道“我是谁”。我们之“是”依赖于它们之“非”而产生意义：我们文明，它们野蛮；我们高级，它们低级；我们依理性行事，它们靠本能生存；我们有语言、懂情感，它们无言无语、无情无义。“人之于动物就好比天对地、灵魂对肉体、文化对自然”（KeithThomas，转引自Baker，1993：79）。为了映衬人作为“万物的灵长”、“万兽之尊”、“天之骄子”的高贵身份，动物的身份被降低、压抑、扭曲，成为那个没有灵魂的陌生他者。鲍德里亚的论断被多次引用：“动物是随着理性和人文主义的发展才被降格到非人性的地位的”（Bleakly，2000：30，Malamud，2003：4）。贝克指出，西方文化中塑造的“幸运牛”（LuckyCow）、“可爱猫咪”（CuteCat）等刻板形象实际上是罗兰巴特所说的“自然化”过程，是扭曲动物形象的政治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保持人的身份、中心地位以及优越性的幻象”（Baker，1993：29）。
也就是说，即使作为文化符号，动物也是人类为实现表意目的而进行掠夺的自然资源，它们自己的主体性被完全抹杀或者忽视。事实上，自达尔文以来，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及人类经验表明，语言、思维、情感并非人类独有，很多动物也表现出惊人的相关能力。因此，人与动物的分界是一个单方面确立的边界，是人类为了统治、压迫其他动物所虚构的一条鸿沟，并非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很多伟大的文学家都曾在作品中质疑、消解、跨越、打破这一边界。人与兽之间的转变是文学中常见的修辞手段，而人性与动物性的流动与交换也是文学中的重要主题。动物批评者关注到这一现象，深入研究了文学/文化再现中“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和“兽形化”（theriomorphism）以及人兽变形（transformation）等动物修辞手法。他们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将动物描述成具有人的特征（anthropomorphism），还是把人比喻成动物（theriomorphism），或者二者之间发生变形，实际上都暗示着同样的人类经验，那就是人性与动物性之间存在共性和流动性。这样一来，“何为人”便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后人类”（posthuman）、“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等新概念开始出现，生态视域下关于动物的研究与人文主义危机下关于人的研究在此交汇。可以说，动物研究中关于人的讨论有破有立，为自尼采以来饱受诟病的传统人文主义打开了历史性转变的突破口。在《诗性动物与动物灵魂》（PoeticAnimalsandAnimalSouls,2003）一书中，兰迪马拉穆德力图建立起文学中的动物美学。他指出，动物诗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动物在艺术中为何重要？动物的文化再现和真实的动物有何关联？艺术家与动物主体有何伦理关系和责任？关于动物的艺术如何成为我们在真实世界中与动物互动关系的隐喻、试验场或微缩宇宙？他继而提出动物诗的5条生态美学原则：
（1）鼓励读者欣赏动物，但不伤害它们，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2）在动物自己的场域下欣赏它们，不以人类的需求为标准；
（3）进行动物教育，尽可能地帮助读者了解它们的生活、情感、本性；
（4）倡导对动物的尊重，并且不因为它们能为我们做什么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才尊重它们，而是因为它们自身；
（5）认识动物，对它们的知识不追求全面但尽量丰富。进一步概括以上思想，优秀的动物文学作品应具备这些特征，即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尊重动物的主体性，倡导人对动物无条件的了解和关爱，营建人与动物平等、和谐的主体间际关系。
文学研究论文例8
按照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要求，7月份，我们要写出研究课题的阶段研究报告。暑假期间，我调来了各个实验学校的所有材料——实验的数据统计、学生的作文、老师的实验心得笔记。然后，我坐在电脑前，开始写实验的阶段报告。从学校做的一些数据统计、学生的习作和教师的心得体会来看，我觉得，研究性作文的实验嘴然时才起步半年多，但是，学生的写作兴趣、习作质量、老师的观念等方面，还是发生了预想中的变化。于是，我按照开体报告的思路，整理出了研究的阶段报告。“小学研究性作文教学”研究报告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教育局小学教研室高启山内容提要：“小学研究性作文教学”基于学生研究性学习活动，将“提出问题、观察、读书求知、实践探索、产生生活与情感体验”与学生作文时“主动搜集、积累作文素材和体验、产生写作冲动与书面交际需求”统一；将“主动探究新知、有所发现、产生新体验后主动进行表达交流、展示成果”过程与“主动作文运用书面语言进行‘真实的交际’”相统一；使“作文”成为学生研究性学习的工具，有效培养学生“关注生活、探究生活的意识”，发展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关键词：学研究性作文教学研究性学习写作真实的交际课题的提出：按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当前的小学作文教学不能适应社会和教育形势的发展要求，也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在作文教学观念上，我们的作文教学存在“文学性写作”倾向，“训练文体单一，不重视实用文体的写作，使作文变成脱离社会需要的教学”（祝新华《从学生作文心理角度开展作文教学改革》原载《课程．教材．教法》2001、3p21）。在对待作文的态度上，我们的教学仍然停留在一种“为写而写”的层面，教师的教学为了学生“写好作文”；学生的“写”——包括观察、实践、体会生活、文字表达、读书学习等，都是为了一个“写好”的目的。作文教学没有能够为学生创设“真实的交际情境”，学生的“作文”也没有真正成为“交际的工具”——用语言文字的表达来交际、学习的工具。课题假设“小学研究性作文教学”能够切实为小学生创设真实的、需要书面交际的情景，激发起学生书面表达欲望，促使学生在参与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同时积极主动地、自主从事写作交际实践，切实促进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同步发展。课题的界定“小学研究性作文教学”是一种基于学生研究性学习活动的作文教学；是将学生研究性学习活动中的“提出问题、观察、读书求知、实践探索、产生生活与情感体验”的过程转化为学生“主动搜集、积累作文素材和体验、产生写作冲动与书面交际需求”的过程的作文教学；是将“研究性学习的主动探究新知、有所发现、产生新体验后主动进行表达交流、展示成果”的过程转化为“小学生写作需求产生的环境和主动作文运用书面语言进行‘真实的交际’”过程的作文教学；是不但发展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还切实将“作文”转化为学生研究性学习的工具、有效培养学生“关注生活、探究生活的意识”，发展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作文教学。与本课题相关的国际国内研究现状及其分析：国外：美国的小学作文教学理论提出：“写作教学要让学生由为自己写逐渐转化为为读者而写作”（《美国小学作文教学一瞥》张良田），提出了学生习作要考虑读者、考虑对象的生活化要求。美国还兴起了一种新的写作实验方案“为学习而写作”，（《美国小学作文教学的一些特点》张孔义）把写作作为其它课程的学习工具。该方案认为，写作不但是写作课上的一种练习，而且是学习其它课程的一种手段。日本语文教学界“生活作文”思想代表人物村山俊太郎提出了调查作文的概念：即作文不仅在于观察自然，还应以社会为对象。他指出：儿童的生活作文必须是使学生科学地认识生活现象、因而应重视观察、调查、分析、比较、考察等方法。具体包括：自然观察、.生活调查等，以社会科学的方法，调查农村和现实社会的关系，从中取得认识。野村芳兵卫从课程的角度考察学科教学，把生活作文的思想和方法扩展到整个学科教学，认为通过生活学习，就是要让学生写出“我们的理科”、“我们的算术”、“我们的地理”、“我们的历史”等等的书，这是学生自身体验、自我思考、自己掌握而产生的记录。（《日本教育中的“生活作文”思想》方明生《外国教育资料》1996）国内叶圣陶老先生早就在《叶圣陶论语文教学》中指出：“写作的根源是发表的欲望，正如说话一样，胸中有所积蓄，不吐不快”，强调了作文的两个前提：一是有所积蓄，打算发表；二是交际环境的需要。魏占峰在《真实的写作：作文教学改革的根本出路》中强调：作文时“学生为真情而写作，为兴趣而写作，为交际而写作，为实用而写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地研究性课程的开发与研究，从理论到实践都已经探索出成功的经验。其中，书面表达交流是重要环节之一。实验的基本思路在单元教学之初，先安排基于学生兴趣、指向学生生活问题解决的“小学生研究性作文学习”活动。在活动当中,指导学生观察探究生活、解决问题，积累写作素材、激发学生的写作欲望，指导学生为表达交际而完成作文。实验的阶段性成果：一、探索出了小学生“研究性作文学习活动内容”的基本类型。我们组织学生开展的研究性作文学习活动的内容类型如下：对感兴趣事物现象基本情况的了解、把握。如：“我们的长辈住什么样的房屋？”等。这类问题多以“是什么样的？”的问题形式出现，需要学生通过观察、访问、查阅资料等方式来完成。对感到新奇、疑惑的各种自然、社会和生活中各种现象的解释。比如“彩虹为什么是圆的?”等，问题多以“为什么”的方式出现，研究的结果是对“疑问”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知识探究性，一般可以通过查资料的方式来完成。对自然、社会和学习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比如“怎么样才能去掉铝壶里的水垢”等，问题一般以“怎么办才能达到某一目的”的方式出现，研究的结果是解决了自然、社会或生活中的某个问题，有一定的功利性。对自然、社会或学生生活中所遇到的多种对象之间关系的解释。本类问题需要对多个（至少是两个以上的对象进行观察、甚至反复试验、经过探求多方面的原因才能得出结论）如“怎样才能让爸爸妈妈高兴？”等。知识产生背景与过程探究。如：“是谁发明了造纸术，他是怎样发明的？他为什么发明造纸术？”等。这类问题多源于课堂知识，随学生问题意识的形成，也逐渐产生于学生的课外阅读之中。专门知识实践应用。这类内容有几种情况：a、学生学了课外内知识，由于对其感兴趣，自觉地运用知识进行课外的试验、制作；b、教师在引导学生学过了某些知识以后，以“实践应用的作业的方式布置给学生，要求学生从所布置的多项作业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来完成。”c、学生所学知识诱发了学生对解决过去问题的兴趣。这几种类型的学习结果有一定的成品性。综合类型。学生要解释的现象、要解决的问题、要探求的知识背景、要应用某种知识在某一次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可能是一种甚至几种类型的综合。二、探索出“小学研究性作文学习活动”基本模式流程。教学过程中，我们一般选择学生能够在短期（一般两周）完成的“项目”，并按照分四个阶段对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活动进行指导。进入问题情境阶段。按照研究性学习活动要求，在教学开始，通过开设讲座，组织学习参观访问、进行信息交流、介绍案例等方式，做好背景知识的铺垫，激活学生原有的知识储备，提供研究范围，激发研究动机，选出全班同学或小组同学共同感兴趣、有能力开展研究的问题。解决问题，进行实践体验、获取作文素材阶段。引导学生学生自主地查资料、阅读、书籍、实地考察、参观访问、调查、动手操作实践、记录、比较、思考、想象、交流讨论，与所制定的目的计划进行对照，解决问题，总结整理资料，形成纪录实践过程的文字、音响、制作等多种形式的作品。书面作文，整理自己的研究心得或成果。将自己或小组经过实践、体验所取得的收获进行归纳整理，总结提炼，形成实物和书面材料。全班交流展示阶段。包括：研究报告或研究体会的张贴（在班内墙上的固定位置）、固定时间的宣读交流、出版学生个人、小组和班内的研究报告与研究体会专辑、推荐发表等。三、摸索出了比较有效的小学研究性作文学习活动的指导方法。1、指导学生合作学习，发挥合作的优势，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活动，个人的观察、资料查阅、试验、操作、思考要以笔记的形式做好记录，小组内各成员定期围绕共同的专题，进行研究过程中的交流研讨。2、教师对学生的“笔记”进行随机性的“检查”，针对笔记对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进行指导，这样，笔记成了“求得教师指导”的一种凭借。3、针对学生完成研究性学习活动中‘写的困难’，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项写作技能训练”和个性化的指导。。具体操作时，我们重点采取以下方式：（1）在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针对学生的资料笔记，与学生进行交谈，挖掘学生活动过程中没有记录的闪光点，指导学生记录下来。（2）针对学生笔记出现的“内容与问题单一性”问题，指导学生换个角度思考。如学生过于单一地记录试验的现象、数据等，教师题是学生记录以下研究过程、如何操作、态度、情感变化等。（3）在学生进行成果加工的过程中，教师针对学生的实际进行写作指导。4、采用多元评价的方式，注重过程评价，使每一位学生都产生成功感。（1）、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学生作文的评价者有教师、学生个人、学生小组，也有家长，还有与研究性学习开展内容相关企业、社区或有关部门等。（2）、评价内容的丰富性和灵活性。学生作文过程中，评价的内容通常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参与研究性作文活动的态度；在研究性作文活动中所获得的体验情况；研究和作文学习的方法、技能掌握情况；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情况。（3）、评价手段、方法的多样性。学生的作文评价采取教师评价与学生的自评、互评相结合，对小组的评价与对组内个人的评价相结合，对书面材料的评价与对学生口头报告、活动、展示的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四、学生作文能力提高较快，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逐步形成。第一：丰富了学生习作的内容，作文使学生有话可说。以小学语文第六册《记一种小动物》。教学为例。实验班学生用研究性作文教学的方法县组织学生开展了研究性活动，然后写研究报告；对比班只布置学生观察，然后课上指导学生作文。（两个班均为50人）。结果，实验班学生人均观察笔记7篇，查资料1.8篇，对比班人均记观察笔记0.6篇，查资料0.4篇；作文字数，实验班在600以上的12人，400-599的26人，200-399的12人；对比班，400-599的6人，200-399的，15人，200以下的29人。第二、丰富了学生的个性体验，激发了学生的习作欲望，学生习作表达了真情实感。四年级实验班教学《写一种工具》，教师让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一种工具进行调查，邱江同学专门回到农村老家调查“镐头的变迁”。在调查笔记中，他有这样两段话：“（4月13日）听说我要调查镐头的变迁，老叔马上对我说：‘现在谁还用这个，都用拖拉机了！’是啊，农村的变化可真实太大了——镐终于可以进博物馆了！”“（4月14日）我不知道全中国的农村究竟有多少镐头，在我的老家，我发现了三种：窄刃镐、双叉镐、宽刃薄镐。他们各有个的用途。这不能不说明我们的农民祖辈是那样的能发明，值得自豪。但是，自豪之余，我想到了它们在种地方面的作用越来越被现代化的机器取代——我们的自豪将被外国人的发明取代。这又不能不感到一点心酸。我想对我们的同辈说——我们有责任呢！”我们对三所学校五年级实验班共160学生进行了这样一项调查——从实验开始到第六次研究性作文实验中，作文课前，哪些学生能够先将作文写下来。结果如下：第一次：0；第三次，20；第六次；108。以上数字说明，仅仅经过几个月的实验，在研究性作文教学中，“写”已经成了全班大半数以上的学生想做、愿作，能主动来做的事情。第三、激发起了学生读书、探究生活和写作的兴趣。下面一组数据是以所实验学校小学三、四、五年级五个试验班实验前期和实验四个月后几项调查数据对比：平时自觉主动坚持写日记：34：158；平时自觉、主动坚持坚持读课外书：94：166；平时总能在生活中发现一些问题：68：128；发现问题以后，能够主动思考并想办法解决：67：123。在实验班级，学生写日记的习惯、读书的习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与能力正在以良好的势头发展。而且，我们所期待的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与能力”也随着研究性作文教学的开展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参考文献：1《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钟启泉等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2《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3《素质教育在美国》黄全愈，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124《科普作文：作文教学的奇葩》李昌斌，原载《小学语文教师》2001、4p465《小学作文教学与素质教育》高启山，原载《小学语文教学》1998、6p266《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高启山，原载《中小学教材教学》2000、3-47《研究性学习在美国》张人江原载《教育与发展研究》2001、8p47-488《关于研究性学习的目标》张文周原载《上海教育科研》2001、8p5-69《真实的写作：作文教学改革的根本出路》魏占峰10《美国小学作文教学一瞥》张良田11《美国小学写作教学的一些特点》张孔义网载12《单元作文的全程指导》高启山原载《小学作文教学漫笔》高宗达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3《小学中高年级作文序列化训练的实验介绍》高启山，《河北教研》1993、914《日本教育中的“生活作文”思想》方明生《外国教育资料》1996、615《从学生作文心理角度开展作文教学改革》祝新华《课程．教材．教法》2001、3p答辩还是比较顺利的。报告还被系里评为了优秀论文。[1]
文学研究论文例9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都关注着如何为新世纪的政治学定位，思索着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问：政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它能够做什么？
政治学是一门与社会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