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家庭教育之安全教育(精选5篇)
中小学生家庭教育之安全教育范文第1篇
关键词:区域家庭教育;事业发展;家庭教育政策
一、本课题研究概述
家庭教育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古人很早就认识到“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古代有“孟母断织”“唐太宗诫子”“朱皇帝杀驸马”等许多家庭教育佳话，家庭教育在我国古代教育事业还不发达的小生产社会里，对于造就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中国建立后，由于长期的极“左”思潮干扰等原因，家庭教育一直得不到重视，“”期间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传统还受到无理批判。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起步，现代家庭教育事业也开始起步，90年代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家教工作网络，2004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或文件，明确指出“要把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1］近年来，我国家庭教育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但就全国而言，家庭教育工作仍没形成社会事业，存在诸多困难。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笔者就把学校德育和家庭教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世纪之交，面对全国家庭教育误区严重和家庭教育工作徘徊不前的状况，笔者将研究重点逐渐放在我国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上，发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家庭教育事业进展之分析》，提出了家庭教育事业的概念，向海内外同行介绍了我国大陆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成就，受到关注。［2］2002—2006年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东南沿海地区儿童少年品德问题与家庭教育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提出了我国家庭教育评价指标、家庭德育目标和内容、家校合作的原则等理论观点。［3］2008年以来，笔者分别主持了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家庭伦理关系新变化对和谐家庭的影响与对策研究》、广东省政府重大决策咨询研究项目《加快广东现代化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对策研究》，对我国家庭教育事业及其发展的社会背景的研究逐步深入。目前，笔者正在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家庭代际伦理变化与家庭教育政策研究》工作。笔者曾在全国多个地市做家庭教育方面的调研，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深圳市宝安区家庭教育事业的成就。宝安区政府于1993年元旦在惠阳地区原宝安县政府机关挂牌办公，2004年底完成了城市化建设，设置10个街道，人口接近200万，其中非户籍人口165万。建区后经过五六年的艰难起步，宝安区渐入正常轨道。宝安区委、区政府遵循中央和广东省暨深圳市的方针、路线，全面实施科教兴区战略，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过程中，敏锐地觉察到家庭教育在居民亲子两代人成长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打破家庭教育是民间私事的习惯性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家庭教育工作，1997年10月宝安区家庭教育现代化工程正式启动，区委、区政府把现代家庭教育工程作为实现教育强区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到政府的工作计划来实施，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家庭教育事业发展先进典型。［4］从2002年至今，笔者及其研究团队数十次到宝安区调查该区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现状，接受调查的包括区政府、教育局、司法局、文明办、妇联、关工委的领导和中小学教师、街道干部，通过查阅文献、座谈讨论、实地考察、个案分析、理论思辨等，获得了十分翔实的第一手材料。我们还注意理论研究，学习和吸收国内外有关社会事业发展、家校合作、家庭教育评价的理论。近几年，我们重点思考了宝安区和我国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试图从教育政策的层面提出改进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对策建议，其间我们回到深圳宝安，与当地家庭教育工作者讨论，拜访广东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部分领导，深入交流，得到启发。
二、宝安家庭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做法和主要经验
从多次调查结果来看，宝安区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促进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把家庭教育工作当作重要的公共事业
多年来，我国多数地方的家庭教育工作由妇联、教育局、关工委分别开展，未能很好地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结合，没有纳入到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大局中。宝安区从1997年实施家庭教育工程以来，区领导始终把家庭教育纳入到宝安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建设的战略全局，作为全区精神文明建设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区委、区政府把家庭教育工程作为实现教育强区的一项重要指标，区委宣传部长和主管教育的副区长经常过问，教育局长挂帅，妇联、工会、共青团等有关部门参与，关工委积极主动地做好参谋咨询，形成了“党政统一领导，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有关部门配合”的架构，1998年区政府设立了家庭教育指导中心，1999年6月成立了全区家长学校(总校)，随后各镇(街道)相继成立家长学校管理委员会，各中小学成立家长学校分校，具体实施对家长的系统培训。由此构建起区家长学校———各镇家长学校管委会———中小学家长学校分校三级管理和培训网络。
(二)认真制定和努力落实家庭教育的工作规划
深圳宝安区的党政领导和职能部门非常明确，家庭教育是一项涉及全区居民、需要多个职能部门和广大家庭教育工作者积极参与的社会事业，必须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工作内容和实施方法，因此在创业之初的1997年，区教育局就制订了《宝安区“家庭教育工程”实施方案》，到了结束阶段认真总结，然后提出新的工作目标和实施方案，逐步向新台阶迈进。在2000年、2006年宝安区分别制定了宝安区家庭教育工作发展的“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2011年提出“十二五”期间的重点工作是优化师资队伍、创新培训模式，聚焦家长课堂、提高家长教育教学实效性，开展丰富的家庭教育实践活动、营造浓厚的科学家教氛围，实施督导评估监测、示范带动推广家庭教育经验，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构建家庭教育新格局，做到了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努力促进家庭、学校、社区“三教”结合的良性互动
宝安区有关领导懂得青少年的成长是一个多方面积极影响的过程，对青少年及其家长的指导和服务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因此他们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促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互相配合:一是开展创建学习型家庭宣传活动，让“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使广大居民树立社会主义新风，爱学习、爱科学，爱文明，自觉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二是推动学校将家长学校办到各个社区居委会，优化育人环境，为家庭教育提供科学指导，使孩子在一个和谐健康友爱的家庭、社区和学校中成长;三是学校教育走进家庭，调动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热情，将中小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延伸到学生家庭，鼓励中小学生参加“我让父母感动的一封信”活动，组织评选“十位优秀家长”。各校在这个过程中增强了师德修养，提高了教研水平;密切了与家长和社区的关系，学校的办学水平明显提升。
(四)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的高水平的家庭教育工作队伍
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来看，必须有一支思想道德良好、知识能力过硬、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就有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招收家庭教育硕士研究生，但目前国内还没有建立起培养家庭教育专业工作者教育教学体系，现在的家庭教育专家大多数是其他领域专家转行或者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工作实践中锻炼而成的。宝安区为了建设这支工作队伍，聘请优秀教育工作者组成家庭教育讲师团，选拔各分校优秀教师统一培训组成兼职教师队伍。还采取“走出去”的方式，把家庭教育骨干送到国内外培训，并且“请进来”，把知名家庭教育专家接到宝安实地指导工作。2010年，宝安区教育局与区职业开发局、区妇联联合举办“理想家庭教育”系列专题讲座，邀请省市教育名家，送教下乡，深入社区和民办学校，全面提高家庭教育骨干教师的素质，终于培养和锻炼出了自己的工作队伍。
(五)不断提升家长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改进办学方式
家长学校是培训家长、提高家长素质的基本手段，是家长学习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的主要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家长学校遍地开花，但各地家长学校的质量和效益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宝安区的各级家长学校把“家长的困惑，就是我们的课题;孩子的进步，就是我们的追求;公民素质的提高，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作为自己的办学理念，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活动促发展”的方针。近年来，宝安区还创建“家教大篷车”和网上家校，前者则是根据社区家长的实际需求开设课程，并组织家长学校老师带着各类宣传资料送教上门，到社区去上课;后者则是通过开通家长学校网站，班主任可以随时与家长沟通，家长亦可随时了解到自己的孩子在校学习、表现的基本情况，家长可以把教育孩子过程中遇到的疑难与困惑请专家解答，这些做法都深受广大家长的欢迎。
(六)想法设法保障家庭教育工作活动经费的投入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无论是举办正规家长学校，还是举行小型咨询答疑活动，或是编印家教常识手册，都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没有经费的家庭教育很难持久。在宝安家庭教育现代化工程开始之初，宝安的家长学校按上级有关部门文件规定由各家长学校分校向参加培训学习的家长收取一定的费用。在2003年广东省政府出台停止家长学校收费政策之后，宝安家庭教育工作也一度断了经济基础。区委、区政府认为政府出资保障家庭教育理所当然，只有这样才能使宝安家庭教育“队伍不散，工作不松，标准不低”，自2004年起每年从财政经费中下拨100万元作为家庭教育专项经费，给区家长学校划定两个事业人员编制。多年来，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宝安区的财政收入起伏变化，但对家庭教育的投入始终未变，而且还增加了若干专项经费投入。广东省政府曾经专门在宝安召开家庭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时任副省长许德立等领导充分肯定了宝安的家庭教育工作经验，一致认为宝安的家庭教育现代化工程成效显著，意义重大。笔者根据多种材料，总结宝安区的经验如下:
第一，提高认识是家庭教育工作获得成功的关键。在宝安区家庭教育工程启动初期，很多教职工不懂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血肉联系，总是把做家庭教育工作看成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但是区教育局领导坚持在家庭教育工作上大量投入，并得到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家庭教育工程取得明显实效以后，宝安区有关人士在实践面前终于认识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工作，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的必由之路，因此有关部门都支持政府在家庭教育工作上投入大量人力财力。
第二，三个结合是提高家庭教育工作水平的有效办法。宝安区教育局等部门在实践中总结出了提高家庭教育工作的水平和效益的有效办法:一是办好家长学校与深入家访、个别指导、跟踪服务相结合，不能因为家长来参加学习就放弃与他的交流;二是广泛宣传发动与接受咨询相结合，既要场面火热的造势活动，也要一个对一个地答疑和指导;三是依托中、小学校办家长学校和在社区举行家庭教育讲座、接受咨询相结合。随着家庭教育从一般化指导过渡到个性化指导，越来越多的校长和教师提高了家教行动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三，以科学研究及其应用引领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当前，社会的深刻变迁使居民家庭生活和家庭教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深圳宝安区从2002年起就开展家庭教育个案跟踪指导的规模化研究，由区教育局教科培中心研究人员和部分中小学班主任进入500户学生家庭了解现状和跟踪指导，使多数样本家庭的家长和学生有了明显进步。宝安区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优秀研究成果的转化，定期举行家庭教育热点问题研讨会，使家长学校的教师在授课和辅导过程中把最新的家庭教育研究成果普及到家长中去。
第四，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是家庭教育工作成功的根本。宝安区家庭教育现代化工程实施十多年来，一直受到了宝安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每年一度的宝安区委、区政府区人大的工作报告中，在区领导的日常工作安排中，家庭教育工作都占了重要的地位。区教育局汇报家庭教育工作时，都能得到区委、区政府的及时支持。宝安区十多年来坚持每年一度表彰家庭教育工作模范人物、每年12月的第一周举办家庭教育宣传周，区委、区政府领导和各界人士把家教当作全区的大事，积极参与。
三、促进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思考和建议
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党委和政府及其领导人可以亲自抓家庭教育工作，调动行政、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力量参与家庭教育工作。但在全省或全国这样的大范围内发展家庭教育事业，就必须通过颁布家庭教育政策等措施。我国的现代家庭教育事业起步已有30多年，但是在2010年之前对家庭教育政策的研究制定和颁布执行却很少。以往与家庭教育政策密切相关的教育政策主要是对学校教育制度的规范，涉及非制度化的家庭教育不多。另外，我国的家庭政策主要从经济方面规范居民的社会福利，尚未延伸到家庭教育。近年来这种情况有了变化，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儿童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尊重子女的健康情趣，培养子女的良好习惯，加强与学校的沟通配合。”［5］2012年全国妇联、教育部等中央七部委了《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1—2015年)》，提出的总目标是:“构建基本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推进完善基本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6］当前，无论是家庭教育事业自身的健康发展，还是学校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需要，或是家庭和谐与社会进步都需要通过家庭教育政策对家庭教育和家庭教育事业的指导和规范。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认识的家庭教育工作在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保障作用，把家庭教育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公众事业、公共服务来抓，统筹规划，加强领导，保证家庭教育工作的顺利发展。借鉴深圳宝安区的经验，笔者提出如下几条促进广东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一)明确家庭教育事业领导管理体制的格局
2011年5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目前我国的社会管理工作领导体系，“应当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7］现代家庭教育事业属于公共服务事业，根据上述文件精神，全省的家庭教育事业应当由省委暨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主导，更加紧密地同加强和改进未成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同和谐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加入到精神文明建设大格局中。建立由省委暨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主导的全省家庭教育事业管理中心，妇联、关工委等社团参与管理;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尤其要发挥家庭教育事业的社会作用。
(二)努力扩大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经费来源
现在中央财政中没有家庭教育事业项目费用，但是广东省及其下辖的地市、县区可以先走一步，在省市区三级财政中拨出专款，用于发展家庭教育事业的专项开支。省级家庭教育事业费用的数额可以参照未成年人口数量，比如每人每年平均几元到几百元不等，也可以参照基础教育费用数额，按照基础教育经费的1%～10%来计算，具体标准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和财政状况，经过合法的程序进行论证。各级财政应当担负基本的家庭教育事业经费，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拨款方式，努力扩大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经费来源，支持家庭教育工作者获取合理的劳动报酬。
(三)不断提高家长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
家长学校是中小学校(包括幼儿园)对学生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主要组织形式，对家长提高教育子女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对照《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二五”规划》《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等文件的要求，广东家长学校的质量普遍不高。深圳宝安区构建“区/县家长学校总校———各街道/乡镇家长学校管委会———各中小学家长学校/社区家长学校三级管理和培训网络，组建家庭教育科学研究、宣传讲授、指导服务三支队伍”的经验是可以推广的。不仅要对教师和教材严格把关，对学生家长也要加强管理，保障一定的出勤率。最终，要把家长学校办成内容适宜、方法得当、家长参与率和满意率高、学生支持的学校。只要政策明确、管理到位，家长学校的质量是能够逐步提高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2004－03－23(01)．
［2］骆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家庭教育事业进展之分析［J］．教育曙光(香港)，1998:21－26．
［3］骆风．论建立我国家庭教育的评价指标体系［J］．学术研究，2005，(6):121－125．
［4］骆风．当代中国家庭教育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典型考察报告［J］．未来与发展，2011，(12):79－82．
［5］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N］．人民日报，2010－07－30(01)．
［6］全国妇联、教育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卫生部、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关工委．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1—2015年)［EB/OL］．新华网，2012－03－08．
中小学生家庭教育之安全教育范文第2篇
（一）家庭方面
1、家长教育理念与学历、职业类型的关系。素质教育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内容也是与时俱进，不断丰富的，情商、财商等作为其延伸越来越受到家长的重视。但是，在安置区家庭教育中，素质教育不容乐观，对其理解和实施是片面和缓慢的。调研结果显示：安置区81%的家长侧重于孩子文化知识学习，仅有19%的家长认为孩子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66%的家长认为孩子综合素质开发包括：智力、情商、心理、体能，仅有8%的家长认为还包括审美；86%的家长鼓励孩子的方式是言语鼓励和奖励，14%的家长持不在意态度；81%的家长批评教育孩子的方式是打骂、体罚，19%的家长采取言语教育、换位思考、创设情境等方式；对于教育孩子的困惑问题，56%的家长认为是孩子接受方式、自己普通话和外语发音不标准、孩子逆反心理，18%的家长认为是多动、调皮、上网、打架等不良嗜好，5%认为是早恋；71%学历为初高中的家长未给孩子制定详细科学的成长计划，27%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家长采取放养式的教育观念，仅有2%学历为大学及以上的家长为孩子实施过相应的成长计划。例如，访谈四年级D学生的家长，了解到她的教育程度为小学，平时管教孩子的方式多为打骂、体罚，很少也无力辅导孩子的家庭作业。她的教育观念是只要考试成绩好，孩子提的要求都会尽力满足；学习好书本知识就足够了，其他方面了解就行，甚至孩子酷爱的排球运动也被家长看做丧志。总的来说，回迁居民教育背景多为中学程度，大多为再就业人员和工厂职工，受职业类型和收入的影响，教育投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大于10%。他们的教育理念较为传统、落后，对素质教育的认识不足，没有意识到综合素质的完整内容，因此家庭教育实际中对孩子的教育还是处于较为片面的状态。2、亲子教育的广度、频度与深度。回迁户多为失地农民，远离之前赖以为生的土地，适应全新的城镇化生活对他们技能、心理上都是不小的挑战。为了扎根新环境，大多数失地农民选择技能培训，往往夫妻二人共同再就业活跃于夜市，或是成为附近工厂的职工，另外一部分选择背井离乡外出务工。这样导致严峻的留守、半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双职工家庭、失地农民再就业家庭、外出务工人员基本忙于生计，很少有时间和精力与孩子互动，亲子教育状况堪忧。广度上，79%的家长坦诚没有时间和精力参与亲子互动，15%的家长认为亲子教育是辅导作业和旅游，仅有6%认为亲子活动应该全面，包括：角色互换、作业互动、做家务、户外活动、游戏、田园体验等。亲子活动一般选择游乐场、动植物园、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等，尚缺少美术馆、职业体验场所，出现这种情况除了部分家长意识不足外，很大程度上因为相关配套设施欠完善。家庭藏书按比重依次分为作业辅导类、科学探险类、文体类、艺术类，从家长为孩子挑选的书籍来看，多数家长观念还属于传统型教育，往往造成孩子文艺失衡、审美能力较弱、情商较低等问题。访谈一至六年级学生家庭藏书来看，科技类、作业辅导类图书占家庭藏书总数的76%，体育、艺术类图书不到3%，其他21%为报纸和杂志。从频度上看，多数家长忙于生计，无暇辅导孩子的学习，更不用说详细的教育计划。家长平均每天指导孩子学习的时间在半小时以内的为13%，1-3小时的为77%，3小时以上的仅为10%，数据显示亲子教育频度与家长职业类型、学历紧密相关。从深度上看，多数家长直接告诉答案，缺乏鼓励孩子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方法单一，系统性欠缺。以上从广度、频度、深度三个维度分别探讨了安置区家庭亲子教育状况，表明亲子教育不容乐观，直接影响到家庭教育的总体水平。3、家庭和谐程度。留守儿童家庭、单亲家庭中占整个安置区家庭户数的24%。这类家庭的孩子往往学习状况较差、心理较敏感、情感较脆弱,更容易出现暴戾、冲动、等情绪管理能力较差的表现，这些问题在其他家庭中出现的几率要小得多。孩子的性格缺点一方面来自遗传，多半原因是后天环境影响的结果。孩子出现问题，父母有无法推卸的责任。调查走访发现，安置区的留守儿童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留守儿童，他们与祖辈生活在一起，父母一般两三个月回家一次，相对于大山里的留守儿童一年见不上父母一次的痛楚，他们显然是幸福的。可是这种幸福局限在物质上，父爱母爱的呵护却显得弥足珍贵。这部分孩子很多不理解父母，有些甚至怨恨，他们的孤独和思念压抑着，总要找到方式发泄出去。在缺少父母监管、自身自控能力不强和朋辈的鼓动下，他们往往禁不住诱惑，最终导致不好的后果。单亲家庭的孩子往往目睹父母离婚前整日无休止的争吵，极度缺乏安全感，心灵已经受到伤害，留下阴影。他们可能无法完全理解父母为什么分开，但他们心底默认自己是被“抛弃”的，因此出现抵触、反抗、叛逆的几率比一般家庭的孩子高出很多。可见，家庭的和谐完整是良好家庭教育的坚实基础，在父母的悉心照料和教育下，孩子学业成绩、身心发展、道德情操、审美能力才会全面均衡。相反，留守儿童家庭、单亲家庭的家庭教育状况相对较差。
（二）学校方面
所调查的安置区内共有6所小学，4所初级中学，3所完全中学。对学校教师教学能力满意度调查上，70%的家长选择基本满意，22%的家长选择满意，4%的家长选择不满意，4%的家长认为教师有失偏颇，影响孩子平等意识的形成；对学校基础教学设施满意度调查上，77%的家长选择基本满意，19%的家长选择满意，4%的家长选择不满意；87%的家长关心孩子的考试成绩、班级名次，13%的家长关心孩子良好学习行为习惯培养；78%的家长认为学校老师除了关心孩子学习方面，还应该加强孩子身心健康和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10%的家长认为学校对艺术学科重视不够，课时不能保证，并且没有专业教师、专业教室，12%的家长认为学校在孩子情商、财商等方面投入较少；在评价方面，（下转第92页）（上接第87页）77%的老师按照学习成绩作为评价标准，13%的老师所能及的工作岗位，满足他们发挥余热的需求。3、推动服务工作上台阶。各类为老服务商是一个企业法人或民非法人，无营业执照的小商小贩不能成为为老人提供服务的主体。为老服务工作要再上台阶：（1）各类为老服务商为老服务的价格要低于市场，低于其他群体；（2）要能够给老年人提供更多的附加服务，如能把货物、服务送上门，让老年人得到更多更放心的服务；（3）能提供给老年人的产品或服务是老年人特别需要的，而市场上这类服务很少，且无法提供的。（四）发挥家庭核心作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社会化居家养老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的养老压力，但并没有减轻家庭的养老责任。以血缘为基础的养老关系必将长期成为整个社会化居家养老体系的核心，只有发挥了家庭的核心作用，这个体系才可能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加强舆论宣传，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广泛开展敬老、养老、助老的道德教育，对开展的“爱老敬老家庭表彰和奖励”的活动还要深化，可在全市推广“三个一”亲情关怀活动，即每天一次问候电话，每周一次上门探望，每月一次家庭聚会，使社会化居家养老的老年人体会到家庭的温暖。同时，对那些遗弃甚至摧残老人的子女，应通过媒体予以揭露，使其受到舆论的谴责，对触犯刑律的，要依法予以追究。2、提供政策援助，为社会化居家养老创造条件。对赡养老人的子女，每年增加一定的休假；在房屋建筑设计上，提供适合“两代居”的住房，或两代相邻而居的住房；对与老人同住的家庭买房提供方便，并给予政策优惠；对将要退休的老人的住宅各单位要协助进行适老化改造，以达到通行、操作、信息感知无障碍。3、更新养老观念，培养兴趣爱好。在全社会通力合作的情况下，老年人也需要更新养老观念，多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积极参加一些文化娱乐活动，避免让自己的精神生活过于空虚。有条件也可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去生活，变子女“常回家看看”为老年人“常出去看看”，既不耽误子女工作，又可让子女近距离尽孝，还可以开阔老年人视野，与子孙共享天伦之乐，岂不一举多得。参考文献：[1]钟桂华,郭宝平.社会化养老“辽宁模式”探析[J].社会主义论坛,2009,（7）.[2]章晓懿].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模式研究：基于与民间组织合作的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12（12）[3]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1983(3)[4]宁玉梅.农村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的现实问题探究[J].理论观察，2013（9）[5]2013年宣城市统计年鉴，宣城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编辑：崔月华也把班干部的工作能力考虑在内，仅有10%的老师全面评价学生；在孩子天赋的发掘方面，61%的老师坦诚没有意识到这方面，30%的老师不知道该怎么发掘，仅有9%的老师与家长沟通过孩子身上的闪光点。通过对问卷数据的分析得知，仅有少数学历在本科及以上的家长的教育观念更符合现代教育的理念。绝大多数家长仅仅关系孩子的文化学习成绩，忽视了德育和美育以及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一模型恰恰与安置区家长的教育程度的“纺锤形”模型相似。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素质教育理念还有待提高和完善，学科结构需完善，基础教学设施需加大投入，促使教学仪器更新换代。
（三）社会方面
五个安置区周边盈利性辅导机构林立，作业班、托管班、辅导班总数超过90家，其中80%为作业班。但通过走访调查得知，它们的办学执照不齐全，师资力量参差不齐，开设科目及课程安排没有按照素质教育的标准来执行，内容多科学知识，武术、跆拳道、舞蹈、美术相对较少。88%的家长为孩子报课外辅导班的目的还是复习巩固文化知识，8%的家长为培养孩子兴趣和人际交往能力，4%家长为从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家长向笔者坦言，由于知识能力有限，他们在辅导孩子作业方面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求助于周边的辅导班。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刺激生产有一定的时间差。这样的环境就强化了家长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需求和家庭教育的短板，也影响家长的家庭教育态度。
（四）结语
中小学生家庭教育之安全教育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
近年来，农民工外出务工举家迁移渐成趋势，夫妇携子女在流入地居住、生活已成为当前流动人口的主要特点，其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西安市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基本情况
（一）西安市暂住人口分布及农民工基本情况。截至2010年7月9日，西安实有暂住人口700，225人，其中男性416，110人，女性284，115人。居住在主城区的暂住人口有661，944人，占总数的94.53%。从暂住人口流出地分布来看：来自省内377，396人，占全部暂住人口的53.9%；省外322，829人，占全部暂住人口的46.1%。目前居住在西安市的暂住人口以从事服务行业、务工、学习培训、经商为主，分别占到总数的39%、35%、12.3%、8.5%。根据暂住人口就业分布，我们测算农民工大约为611，111人，占暂住总数的87.27%。
（二）随迁子女入学情况。截至2010年3月，西安市共有中小学2，167所，其中小学1，685所，中学482所。统计数据显示，西安市城六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为41.42万人，随迁子女人数为14.21万人，占城六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的34%；其中，小学10.27万人，占城六区小学在校学生72.3%，初中3.94万人，占城六区初中在校学生27.8%。随迁子女人数占暂住总人口的比例为20.29%。2008～2010年西安市随迁子女呈逐年递增趋势，由138，011人增加到142，116人，在西安市义务教育段学生总数中的占比也逐年增高，虽然2010年随迁子女入学增长率有所下降，但绝对数增加了0.78万人。（表1）
二、农民工家庭主要特征
（一）来源就近化，居住长期化。在西安市的农民工家庭42.6%来自陕西，24%来自河南，7%来自甘肃，居住呈长期化趋势，平均在西安市停留时间为7年，35.1%的家庭超过10年，44.4%超过5年，只有18.5%最近3年才来西安市。
（二）个体经营，租房为主。在西安市的随迁子女家庭中，从事个体经营的占64.8%，建筑行业占13%，餐饮行业占11%，其他行业占8.3%。个体经营是随迁子女家庭的主要就业领域。随迁子女家庭自行租赁私人产权房屋占96%，自购房占4%。
（三）收入少，文化程度低，重视子女教育。抽样显示，农民工家庭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38.8%，1，000～1，500元的占25.9%，1，500～2，000元的占20.3%，2，000元以上的占9.3%。其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2%，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3%，高中文化程度及以上的占22%。正因为自身处境艰难，所以农民工家庭普遍重视子女教育。而且这部分家庭中，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占比大。年龄在6岁以下随迁子女占24%，7～14岁占50%，14～16岁占16.6%，随迁子女数占义务教育阶段66.6%。
三、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中的主要问题
（一）西安市随迁子女在全省所占比重大，全省配套资金不足，供求矛盾突出
1、随迁子女所占比例与全省支持资金比例失衡。2009年西安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人数共计84.80万人（表2），占全省在校学生18.8%。西安市随迁子女人数占到全省随迁子女总数的1/3以上。同期，陕西省教育经费支出达335.51亿元，给予西安市的教育专项经费补助仅为6.33亿元，其中对城市学校的专项补助仅有3.82亿元，西安市教育经费支出在全省教育经费支出中仅占11.7%，其中基础教育所占比重不到10%。
2、城区学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近几年，西安市教育经费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2009年教育经费支出39.24亿元，增长19.26%，财政性教育经费占生产总值比例为1.44%，但仍低于全国同类城市。其中，基础教育支出26.25亿元，增长23.13%，重点保证农村义务教育，对于城区学校的投入比重相对较低。2009年全市教育专项经费支出增长6.32%，其中用于城市学校的专项支出仅增长3.94%。城市化进程加快、随迁子女快速增长给城区学校造成巨大压力，急需加大城区学校基础教育投资，增加学位，改善办学条件。
3、学位数提供与随迁子女需求、城市与农村补助标准失衡。多年来，西安市中小学布局和规模都根据常住人口确定，学校根据本学区各年度出生的人口数量安排招生，政府也据此确定办学投资规模。以西安市雁塔区为例，在公办中、小学中，随迁子女分别占到在校总人数的38.4%和45.5%，公办学校接纳了绝大部分随迁子女，多数公办学校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城市学校的运行成本高于农村学校，然而补助标准却明显低于农村。西安对城市学生补助标准为每年小学260元/生、初中320元/生；农村学生补助标准为每年小学350元/生、初中550元/生。低标准的公用经费无法保证学校正常办学需要，影响学校主动接收随迁子女的积极性。
（二）管理难度加大。由于随迁子女就学流动性大、随意性强，学校方面仅为其建立临时学籍，很多随迁子女转学时又不履行任何手续，给教学管理特别是学籍管理带来困难。调查中还发现，随迁子女择校现象增加，他们不愿将子女送到指定公办学校读书，而是千方百计让自己孩子进入教学质量相对较好的学校，使得教育部门安排学位时难度加大。
（三）家庭教育问题凸现。农民工父母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家庭教育方法比较简单，教育子女的能力较弱，因此，他们往往重视学校教育而忽视家庭教育。另外，家庭教育的经费无保障，宣传家庭教育工作方面的力度不够。全国有22个省设有家庭教育专项经费，每年投入超过6，000万元，陕西省每年拨款30万元用于家庭教育经费，而西安市则无此专项经费，仅有市妇联自行筹措经费，工作开展困难重重。作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仅有妇联牵头、相关单位配合，很难使家庭教育事业达到可持续发展。
（四）随迁子女动态变化，政策制定滞后。目前，公安部门只要求16～48周岁的外来流动人口办理暂住证，并未对随迁的16周岁以下的子女进行登记，加之其本身流动性大造成的数量难以统计，因而无法准确掌握随迁子女就学的需求量，在调整学校布局、学校规模以及分配教育教学资金时缺乏有效依据。
四、改善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现状的措施建议
（一）全盘统筹，加大对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我们预测，到2015年，西安市随迁子女将达22.885万人，其中小学生16.541万人，占全部小学生的60%；初中生6.344万人，占全部初中生的45.1%。随迁子女将大量挤用现有教育资源，对现有教育设施造成巨大压力。
随迁子女教育所需经费主要包括生均经费、新建校舍经费、新增校舍的设备购置经费等。生均经费方面，以2010年西安市城市学生生均公用经费为标准，以2015年测算随迁子女数作为核算基数，教育费用全部由西安市承担，需要支付6.4亿元。新建校舍经费方面，按国家建设标准实施新建和改扩建、生均9平方米、建设206万平方米、综合单价2，500元/m2的标准计算，未来5年需投入51.5亿元。新增新校舍的教学设备购置费用方面，按基本建设10%配套教育设施设备计算，需投入5.1亿元。根据《陕西省实施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陕编发［2002］65号）有关规定，如果每年义务段新增1.42万学生，按18个教学班810名学生规模需增设18个中小学校标准，共需增加806名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并配备相应师资。因此，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财政投入压力非常大。
改革和完善现行的教育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府教育公共投资制度。首先，要提高中央和省级政府对教育公共投资和财政的供给水平，增加国家对教育的公共投资。其次，要改变当前中、省两级政府在教育公共投资中比例过低的状况。近年来，中、省、市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约为6∶2∶2，因此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的承担比例也建议为60%、20%、20%，中、省应按80%比例转移支付。全省也可建立规范的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根据随迁子女就学的数量和规模，提供义务教育经费专项转移支付。免除学杂费补助标准由以前的农村高城市低，转变为城市和农村并举或向城市扶持的机制。
（二）超前规划，合理布局。西安市在制定和实施学校布局调整规划时要有超前性，应充分考虑随迁子女的需要，对随迁子女比较集中的地段，适当扩大办学规模。同时，还应重视西安主城区在人口、社会资源等方面的承载能力，通过超前规划城市教育布局，引导随迁子女向主城区有序流动。区县也应做好相关应对工作，缓解随迁子女向城区集中带来的教育压力。
中小学生家庭教育之安全教育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消费；对比；特点
一、纵向对比：教育消费增速逐渐平稳，比重逐渐回落
教育支出突出于消费性支出的快速增长阶段。本世纪初，西安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消费迎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伴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高校的扩招，教育事业体现出了产业发展的特征，推动了居民教育支出快速增长。2002年至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同比增长幅度维持在10%以内，年均增幅达到9%，同期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同比增幅基本维持在10%以上，年均增幅达到10%，教育消费平均增幅高于消费性支出1个百分点。五年中，其在消费性支出中的比重在10.8%到12.9%之间，仅次于食品消费位居第二位，体现出“民以食为天且以学为重”的特点。
教育支出跟随于消费性支出的稳定增长阶段。2007年以后的五年间，教育消费的高增长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国家加大对教育乱收费的治理力度，其相关支出开始走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教育消费快速增长的势头。2007年至2011年，西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快速增长，年均增幅达到13%，而同期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增幅开始平稳回落，年均增长10.3%，其增幅低于消费性支出2.7个百分点。五年中，教育占消费性支出比重平均为8.1%，较前五年降低了3.6个百分点，位居食品、居住、衣着，交通通讯等支出之后。
二、横向对比：教育消费支出高位盘旋，比重位居首位
消费性支出居低位。2011年西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6457.8元，低于广州、深圳8000-12000元，位于十五个副省级城市第13位，与长春、哈尔滨相近。
教育支出居高位。2011年西安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性支出1239.5元，在十五个副省级城市中居第4位，低于第一位的宁波市289.5元，与第二位、第三位、第五位的广州、南京、深圳基本持平，高于最低的的成都市596.4元。
教育消费比重过高。2011年，西安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为7.5%，为十年间最低的一年，比最高的2003年低5.4个百分点，但在十五个副省级城市中仍位居第一位，并且在数年数据对比中比重始终处于第一位，而其它城市教育消费所占比重一般都在5%左右。
三、教育消费内部构成呈现新特点
幼儿学前教育支出较高。近年来随着物价水平的不断上涨，幼儿园的收费标准逐年攀升，且收费名目繁多，增加了托幼费支出。据调查，近五年来西安大部分幼儿园收费都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2007年以前的收费标准。西安城镇居民家庭调查资料显示：2002-2006年，全市人均托幼费支出分别为23.9元、21.8元、43.5元、20.5元、13.7元；2007-2011年，全市人均托幼费支出达34元、50.1元、58.4元、72.3元、108.4元，最近五年内人均托幼支出比前五年高出50元左右。
学生学校教育支出降低。在教育费用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学生在校学杂费费用表现出两个不同的阶段，2002-2006年，学生的非义务教育学杂费大幅度增长，从2002年的329.4元增加到2007年的474元；在2007-2011年，学生的非义务教育学杂费却在逐年减少，降到2011年的300.5元。而义务教育学杂费从2002年起开始逐年下降，由2002年的105.1元下降到2011年的36.4元。这两项费用主要构成了学生在学校的教育费用，十年中，两项费用合计支出减少97.6元，其所占教育费用的比重也从2002年的59.7%下降到2011年的27.2%。
学生社会教育支出暴涨。除了政府提供的学校教育外，社会提供的校外教育市场也如火如荼，各种名目的教育机构，家教团队拉长了教育的产业链条，丰富了教育产业内容。学生的培训班和家教费支出逐年增长，从2002年的39.7元增加到2011年的335.7元，十年间增长了7.5倍，增幅在教育费用中最高也最显眼，所占比重也从5.5%上升到27.1%，成为继学校学杂费用之外的另一项重要支出，也成为一项最抢眼的教育消费支出。 据相关调查：从参加培训班的种类看，市场划分很细，39%的孩子参加了奥数、英语、作文等学习提高班；17.6%的孩子参加了绘画、器乐、舞蹈等兴趣特长班和棋类、球类、游泳等智体促进班；还有12.9%的学生参与了全套文化课程班。
成人社会教育支出大增。为提高个人能力，不断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终身学习的理念使得城镇居民在成人教育方面更加有理由跟进。调查数据显示：西安城镇居民人均成人教育支出由2002年的31.2元增加到2006年的63.1元，又经过了几年的增长达到2011年的96.2元，十年间人均成人教育支出增长了2倍。其所占教育费用的比重从2002年的4.3%提高到2011年的7.8%，较十年前增长了3.5个百分点，成为教育费用中一个重要支出领域。成人教育支出增长主要原因为：一是大学生毕业后，工作之初有进一步补足学校学历教育与工作实践之间专业不对口的愿望。二是离开学校较久的人，知识需要更新扩充，选择参加培训班，学英语、考各类证书、读在职研究生等方式提高自己。三是退休人员为丰富业余生活，纷纷走进老年大学，学习一些相关的艺术项目。四是考驾照是成人教育中最火的一项支出，也是成人教育支出中的一项比较大的支出。多方面因素促进成人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消费比重逐年上升。
择校费用支出暗流涌动。择校是最近几年中令城镇居民头疼的一件大事，在城镇居民家庭支出中是除购房、购车以外最大的一笔消费。择校费支出多则7、8万元，少则1、2万元，西安城镇居民择校费用从2002年的人均86.5元增加到2011年的236元，10年中人均增加了149.5元，其所占比重也从2002年的11.9%提高到2011年的19.0%。
教材支出增长较平稳。西安城镇居民人均课本及参考书支出从2002年的83.6元增加到2011年的90.4元，10年中一直在80元左右徘徊，教材属于变化最小的教育支出内容。
四、教育消费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成为入学难的主要屏障。目前，西安市城六区拥有小学397所，中学201所，但中小学分布不均衡且教育资源差异较大。小学数量和中学数量成为一种“金字塔”形状，对幼儿入小学、小升初产生了压力，也造成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带来了“入学难”的屏障。为使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家长往往通过课外培训班、家教等手段“拔高”孩子的成绩。据调查：在小学三四年级以后，孩子身上背负的课外辅导班少不了英语、奥数、奥语这几门功课，大约55%的家长期待通过增强课外补习达到择校的目的。
低收入群体教育消费能力较弱产生教育差异。西安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消费与全市平均水平相比差异性较明显。2011年，西安市城镇居民家庭按收入五组等分排队中，占20%的低收入组人均教育消费878.7元，是全市平均水平的66.9%，其中：低收入组的学校学杂费费用是全市平均水平的74%，社会教育中的培训班消费是全市平均水平的81.3%。低收入家庭尚能承受学杂费等基本教育消费，而高昂的择校费等软性教育消费却让中低收入户难以承受。低收入家庭择校支出仅达到全市平均水平的30.9%，成人教育支出仅达到全市平均水平的41.6%。产生差异性的主要原因：一是低收入组家庭选择收费较低的学校，学杂费支出较少。二是很少参加社会上的各种培训班，降低了高昂的家教支出。三是还有一部分低保户可以享受到教育补助。
“两免一补”政策不足以平抑择校的暗伤。择校以及择校费问题偏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尽管在最近几年政府增加了教育投入，居民家庭学杂费支出减少效果明显，但是由于择校费的存在和居高不下，学杂费降低的空间没有择校费上涨的空间大，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消费的总负担仍没减轻。
幼儿教育收费标准之高直追高等教育收费。目前供养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大约在15000元-20000元，而供养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一年大约支出12000元，甚至更多，在整个教育链条上是仅次于高等教育的又一项昂贵消费，幼儿教育的投入成本与收费标准的合理性值得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西安家庭教育消费负担相比其它城市较重。西安市属于西部省会城市，从消费性支出的排序上看，在十五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在第13位左右，而教育消费却排在前列。2011年西安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消费绝对数高于平均水平的城市约300元，教育消费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高于平均水平5%的比重约3个百分点，西安教育消费较消费性支出增长的差异性主要缘于一是西安市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相对较高，教育需求旺盛。二是我市的教育消费环境与其它城市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教育市场有效供给力不足，值得进一一步研究和思考。
五、几点建议
（一）整合教育资源，促进大学区计划落实
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是导致教育不公平和教育乱收费的重要原因之一。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提高全社会教育总供给能力，逐步解决西安优质教育资源紧缺与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更高、更好的教育之间的矛盾是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治本之策。希望以即将落实的“西安教育大学区计划”试点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师资培训和交流力度，积极探索校长和骨干教师在不同层次学校之间的定期轮岗制，形成制度化、规模化、长期化，促进教育系统内人力资源的流动、优化，保证师资资源配置的均衡性。
（二）建立合理渠道，增强升学考试公开性
入小学和小升初虽然不经过统一考试，但是各学校自立门槛，尤其是名校的“章法”变化多端，家长不得不投其所好，揣摩、打探各个学校的招生方案、时间、人数等，走马灯似地带着孩子参加多所学校的考试，给家长和学生都增加了很大的思想压力，因此要建立一种更加合理的升学渠道，做到信息、渠道的公开、公正、透明，避免一些学校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造成社会不平等现象。
（三）增加财政投入，扶持软硬件较差的学校
近几年，西安市执行国家“两免一补”政策，积极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尽管增大财力使很多学校的硬件环境上了一个层次，但是软件管理上仍然参差不齐。政府应继续发挥财政在教育投资中主渠道的作用，在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上向普通学校倾斜，使学校之间均衡发展，以充分体现教育的公平性原则。
（四）强化价格引导，规范幼教收费标准
2011年下半年开始，西安市对幼儿园大班免除托幼费，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托幼费的不断上涨，减轻了市民的压力。据调查被免除的费用只占整个费用的一小部分，其它的如伙食费等收费项目仍然高居不下。民办幼儿园的收费标准要远远高于公办幼儿园的收费标准。相关部门要加强督管，规范幼儿教育的二级类收费项目，让虚高的托幼收费降到合理的区间。
中小学生家庭教育之安全教育范文第5篇
2016年3月10日15时，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就“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袁部长分别回答了记者关于“校园暴力”和“全国统一命题高考试卷”的问题，现整理如下：
一、袁贵仁：要让每个学生安全、健康、成长、成才
记者提问：目前校园暴力的事情也比较多，大家都非常关注，想问一下教育部将如何解决？
袁贵仁：安全是一件头等要紧的大事，安全没有，教育无从谈起，成长成才也无从谈起。学生的安全问题，有些来自于校外，也有一些来自于校内，我们刚才讲的校园欺凌主要是同学之间蓄意、恶意地形成的一些欺凌事件。对这件事情，因为它关系到我们这些幼小学生的安全、健康，所以大家非常关注。我看到巩汉林委员，大家都知道，是著名的演员，他对这件事情就特别关心，对这种事情特别的表示愤慨。
我觉得从孩子的安全角度，无论是来自于外部的，还是内部的，都应当坚决防范、坚决制止，尽最大努力使这种事情发生率降到最低。教育部门，包括我们的公安部门都高度重视，要努力打造平安校园，既要防止外来的伤害，也要防止内部学生之间的伤害。
要做到这件事情，从教育部门来说，首先要加强学生的教育，要倡导他们团结友善的精神，要提高他们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要提高我们有些不良倾向的学生自我管理和情绪控制的能力，同时要提高我们更多同学的自我保护、自我防范的意识。我想，学校第一个是教育，这是我们应当从思想根源上把它解决。
第二是要加强学校的管理，这个管理就包括要构建学校的安全网络，对发现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及早制止，及早化解，及早给予批评教育，避免小毛病变成大错误，甚至走向犯罪。同时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一个团结、友善、和谐、相互尊重的环境，防止孩子们受社会不良风气的侵染。孩子们的坏习惯从哪儿来的？很多是从社会上学来的，我们学校应当给他们在这方面提供一些防止发生的保障。
第三，要加强依法惩治。我们要建立健全校规校纪，国有国法，党有党规，校有校纪。同时，我们还要通过修法、释法，让这些恶意的造成重大伤害的欺凌者，受到纪律、法规、法律的惩治，担负起他们应当担负的责任。
近期我们将会会同有关部门，对这件事情开展专项督查，专项治理，使我们的学校、使我们的学生，真正能做到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讲教育的最后一段话，就是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努力，来确保我们的学生安全、健康，成长、成才。今天上午，我陪总理列席新疆代表团，总理讲到这件事情，他特别强调，说“安全”两个字是他加上的，可见在中央领导的心目中间，学生的安全多么重要。所以我想，我们一起努力，净化校风，优化环境，来确保我们每个学生都能够得到像总理讲的安全、健康、成长、成才。
二、明年高考将会有6个命题中心
中央电视台央视网和央视新闻端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2014年9月份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这个意见当中明确了从2015年开始要逐步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高考试卷的省份。包括在座的记者在内大家如果家里面有考生的话可能对这个政策变化之后产生的效果感受不是特别明显，想请问，在2015年新增的省份有哪些？今年这个范围会不会逐步再扩大，有没有一个明晰的指向？另外代表委员们呼吁的全国高考一张卷，您认为这个可以有吗？如果可以有，距离我们有多远？
袁贵仁：你提的问题我看到“两会”期间代表委员提出过，在出台这个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文件之后，这个问题一直就有讨论。我的看法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全国一张试卷的情况，但是这个情况从十几年前进行了改变。为什么要改变？当时主要是分省分阶段实施新的《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方案》，不是全国31个省加兵团同时实行的，先在几个省实行高中课程改革，然后逐步扩大这个改革，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情况，因为十多年前，我们推进基础教育包括普通高中的改革，程度不同地在进展之中，因此为了适应各地普通高中课改和教改的需要，当然也为了防止全国一张卷子安全风险，这个大家都知道，一张卷子一旦被泄密之后，那整个考试，每年上千万的考生得重考，这个风险压力是很大的。因此从2004年开始，也就是在十多年前，先后在16个省份进行分省命题试点。这16个省份分省命题了，还有15个省份谁命题呢？有个国家考试中心，为15个省命题，它命的题也不是一张卷子，应当说他们有四套卷子。这就说明，我们每年高考约二十套卷子在进行。这个本来是顺应改革的需要，来改革高考制度安排的一个举措，但是运行了十年之后，发现有新问题。我想，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总书记讲的，要问题导向，有了问题咱们就要改，改了之后会有新问题，咱们再改，改革永无止境。也就是说，为了适应当时教改课改的需要，我们改革了考试命题的办法，但是十年以来，正好2004年到2014年，发现16个省，加上我们命题中心，17家在命题，质量不一，这是最大的问题。你看每年高考之后，大家就在比哪个省出题好，如果是一张卷子就不用比，语文卷子哪个出的好，数学卷子、外语卷子哪个出的好，比来比去觉得有的确实质量不高。
同时，分省命题成本比较高，大家知道，要命一套考试卷，他还要命一套备案，得两套。他要组织一批专家，全封闭地，几个月在这里命题，在没考完这张卷子之前是不能回家的，这个人力物力成本，安全保密，包括到印刷到命题。所以，2014年国务院在深化考试制度改革的时候，明确提出来，从2015年起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就是这句话，刚才这位记者同志记的很清楚。我可以告诉大家，到今年，原来16个省命题的自动申请退出了11家，还剩5家，就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也就是说，明年将会有6个命题中心，一个是国家的，还有这5个省。这11个省的命题，也来用国家命题中心的题，就是从原来的1+16变成了1+5，减少了11家。将来的趋势是什么？是不是会这5家再减少，或者再扩大？这个现在没有去讨论，我个人认为，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最后由实践的效果来证明是再减好，还是1+5比较好。
现在除了5家之外，还有26个省份的命题都选择国家统一命题，刚才说是不是一张卷子？答案是，不是一张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各省使用的高中教材就不是一套。另外一个，各省高中课程的改革、教学模式的改革也不尽一致。因此，题目是由国家命题中心统一命制，但是它会遵照全国的课程标准和各省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也可能有5个省选一份卷子，也可能有10个省是选了一份卷子。也就是说，除了这5个省之外，他们选用的都是由国家统一命制的题目，但是现在的实际不是一份卷子，原因就是刚才我说的，各省使用的教材、各省改革的进展不同。
那么将来会不会过渡到一个命题中心，使用一份卷子？我认为这个将来要由实践来提供答案。也可能将来26个省选择国家命题中心的，也可能选择另外一个省的命题中心的，所以我想这个事情我现在说还为时过早，因为我们刚刚从16个省减到5个省，所以最终我们想看这几家命题的情况和群众的反映。我刚才说了，从2004年到2014年，十年的时间，教育是周期长的工作，一套教材，从小学到初中用完了之后才能修订，不能小学上完了他就改教材，初中没有用，或者一年级上完了二年级没有用，它有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就要十年、二十年，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我今天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我只能告诉你一个现在的状况和我们准备采取的办法，就是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比较，最后拿出一个更加适合我们促进公平、科学选材的考试命题办法。
“熊孩子”怎么来管？
――人大代表建言构建家庭教育体系
面临当下未成年人犯罪、留守儿童、父母教育缺位等诸多问题，人大代表建议尽快构建我国多纬度的家庭教育体系，帮助父母完成“自然父母”向“合格父母”的转变，为儿童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
家庭教育存在被忽视的情况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日前在新闻会上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我国今后每年大体出生婴儿1700万甚至更多，“0到6岁的儿童有1亿或者超过1亿人。”
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山西省委副主委张红健说，人一生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占比能达到35%。“人生的很多价值观都来自家庭，家庭教育特别重要。”
然而，目前我国家庭教育存在被忽视的情况。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残联副理事长郭新志在山西省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在孩子价值观养成最重要的中小学阶段，只有不到一半的父母经常与孩子交流，大部分父母只是偶尔沟通。而交流的内容又以“检查作业”为主，对孩子身心健康方面的问题涉及很少。
同时，当下农村社会中留守儿童、流浪儿童等问题突出，部分家长“生而不养、养而不教”，对家庭教育严重缺失。“家庭教育不到位，正是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且向低龄化发展的原因之一。”郭新志说。
“有了孩子自然成了父母。”郭新志说，“但要成为‘合格父母’还需要大人们对孩子花更多心思。”
父母不知道怎么教孩子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许多父母在孩子身上花费很多心血，但在教育孩子时怎么教、教什么等问题上仍是茫然无知。
不知道该怎么教。郭新志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家长的家庭教育知识和方法主要是通过自己的摸索，这一比例达到70%。而通过专业机构学习、咨询的比例只有2.8%。太原市胡女士的女儿今年8岁，她说，教育女儿有时靠哄、有时靠吓唬，实在没办法就在微信圈、QQ群里向年轻妈妈们请教，但这些方法到底是否合适自己心里也没底。“这是年轻父母遇到的普遍性问题。”郭新志说。
同时，不知道教孩子什么。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科主任杨林花说，现在一些父母教育孩子的内容非常单一，那就是学校的作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品德教育、良好行为习惯等都关注得不够。”杨林花说，“一些父母功利心太强，认为一张成绩单就是自己教育孩子的全部体现。”
构建多纬度的家庭教育体系
受访的人大代表和专家表示，孩子的家庭教育以父母为主，针对现存的问题不能放任不管，需要从多方面构建家庭教育体系，呵护儿童健康成长。
山西省社科院学习科学与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赵雨林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要教育好孩子，父母首先要学习。然而，目前我国没有一套成熟的家庭教育标准，尤其是对孩子的人格、心理成长方面。“出台一部适合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家庭教育标准供父母参考和学习是很必要的。”
同时，多位人大代表建议充分发挥妇联、工会的女职工委员会、社区居委会等团体组织的作用，积极引导父母正确的教育子女；并在农村建立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机构，关注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在有条件的地方成立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给年轻父母以专业指导。形式多样的儿童关爱组织既可以弥补当下父母在家庭教育方面的缺失，又可以提升家长的教育水平，有效降低儿童走上歧路的概率。
郭新志还认为，解决当下问题可以考虑制定专门的“家庭教育法”，以法律的威严让家长重视家庭教育，让全社会关注家庭教育，不断提高家长科学育儿水平，改进家长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
杭州市西湖区“做智慧父母、育阳光子女、建幸福家庭”暨中国计生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春健康家长培训项目启动
怎样与孩子谈青春期的生理、心理变化？怎样自然地与青春期孩子谈敏感话题？怎样与孩子共同交流？如何与孩子一起探讨安全社交？
3月10日，西湖区计生协在杭州市西溪中学启动“做智慧父母、育阳光子女、建幸福家庭”暨中国计生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春健康家长培训项目，目的是为青春期孩子的家长解惑释疑。该项目围绕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家长《沟通之道》，经过青春期生理、心理变化、青春期异往指导、青春期孩子性健康教育、对及艾滋病的认识及如何远离酒精与社交安全、与青春期孩子沟通的技巧、社会性别和权利等6个系列家长沙龙的形式开展培训，家长们在知识点、沟通自信、沟通技能等自我评估水平明显提高，使家长们了解了青春期如何更好地与孩子沟通性与生殖健康系列内容的技巧，促进亲子沟通和谐。
启动仪式上邀请了部级青春健康教育培训师诸晓敏老师为大家作主题讲座《和青春期孩子有效沟通》。省卫生计生委党组成员、省计生协专职副会长陶竞等省、市、区计生协领导参加了启动仪式，近300名家长到会聆听了主题讲座。
下一阶段，西湖区计生协将以中国计生协家长培训项目为契机，从西溪中学开始，将《沟通之道》家长培训逐渐拓展到袁浦中学、丰潭中学、翠苑中学等区级基地，拓展到蒋村街道竞渡社区青春驿站及西湖区范围内的其他社会青年和家长等目标人群，让更多的家长受益。
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示范基地在井冈山揭牌
3月7日，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关心下一代基金和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共同实施的“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示范基地”在井冈山东上学校揭牌成立。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武韬，江西省关工委第一副主任王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关心下一代基金秘书长闻瑾瑜，吉安市委、关工委领导和井冈山市委市政府、关工委领导等出席揭牌仪式。
武韬强调，希望学校以这一次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示范基地挂牌为动力，努力教书育人，真正办成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校，办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传承红色基因的教育示范基地，办成爱祖国爱人民的教育示范基地，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志存高远，不辜负老师和家长的期望，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