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卢作孚的实践与遗产
除署名外均由北碚区委宣传部供图
本报记者李松
他是一名实业家,从一条载重仅70吨的“民生轮”起步,用短短20余年时间,“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发展成为资本上亿元、140多艘轮船纵横江海的民族船运巨头,被誉为中国一代“船王”；他是一名爱国者,抗战时主持“宜昌大撤退”,冒着日寇的炮火硝烟,抢运物资和人员入川,这场被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壮举,为民族工业留下了元气……
但少人所知的是,他还是一位乡村建设者,短短22年间在中国西南一隅,军阀防区缝隙之间,他独具特色的“以交通建设为先导、以产业建设为重点、以乡村城镇化带动、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乡村建设之路,将重庆北碚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盗匪横行的乡场,变成具有现代化雏形的花园城市,展现了乡村发展转型的惊人爆发力。
他就是卢作孚。作为一个时代的先进人物,卢作孚推动乡村建设的初衷,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的参考”。
“解决乡村的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卢作孚认为乡村建设的意义,是要在现代化进程中起到典型示范的作用,提升经济水平、重建新的社会体系、建设公共道德……有人认为卢的高明之处,是他选择从农村入手,把农村的现代化和城镇的现代化真正联系在了一起。回望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思考与实践,对于我们今天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仍有启示和借鉴作用。
“应建其基础于生产事业”
5月的重庆北碚区,已有初夏的气息,绕城而过的嘉陵江上雾气升腾,江水在山谷间蜿蜒流淌。川东的华蓥山三条平行支脉将嘉陵江由北向南切出沥鼻峡、温塘峡、观音峡。这段嘉陵江三峡有30多公里,以北碚为中心,正是卢作孚就任北碚峡防局长、推动乡村建设的核心区域。
出北碚城区,向北驱车约半小时,便来到了天府镇。沿着盘山公路行至半山腰,从路边岔道进入,有小路通往群山深处,这里有修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
时间能淹没一切,旧时铁路的遗迹已难找寻。保存至今的,是位于嘉陵江边白庙子的两条宽15米、进深5米多的绞车梭槽。“当时从战时大后方最大能源基地——天府煤矿采出的煤炭,经北川铁路外运,通过绞车转运上船,源源不断地运往下游的重庆等地,满足了陪都1/3以上的能源需求。”青石砌成的梭槽已盖上了碧绿的苔藓,仍在默默诉说着过去的辉煌。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乡村入手探寻救国兴国方案,引得不少先进人物孜孜求索。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曾统计,当时全国从事乡村建设的团体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试验区有1000多个,可见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
但与晏阳初、梁漱溟等人聚焦于乡村教育、乡村社会建设不同,有着实业家底色的卢作孚乡村建设试验,走了一条不寻常的新路。卢作孚认为开展乡村建设,“应建其基础于生产事业”,因为他敏锐地看准了当时乡村一个症结问题——民生凋敝,经济趋于崩溃。因此,卢氏解决乡村问题的突破口,是从经济角度切入,聚焦于振兴产业,“先致力于经济建设,增进人民的负担能力,而后其他建设乃能追随或并驾齐驱……”
经济建设交通先行。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成立伊始,就开通了合川经北碚至重庆的嘉陵江航线,改善了峡区交通不便的状况。卢作孚还试图发掘峡区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利用当地丰富的煤炭资源。但当时矿区山峦起伏,每天要靠数千挑夫肩挑背扛,翻越20里山路,才能将煤炭送至嘉陵江边……
为此,卢作孚出面邀请当地士绅、矿主商讨,决定由民生公司入股,牵头成立北川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聘请丹麦专家守尔慈为总工程师,修建了一条从矿区至嘉陵江边以运煤为主、客运为辅的北川铁路。北川铁路公司高峰时,职工200多人,日运煤达2000吨左右。
一条山区窄轨铁路在今人看来不觉新鲜,但其建成之时,对那个还处于农耕时代的人们的震撼可想而知。时人记载:“铁路起点在嘉陵江边,依山岭断岩而筑,乘船经过,开汽笛呜呜呜。在江中仰望,火车一列,盘旋天际。如在车中俯瞰,则又下临无地,使人心惴。”到北碚乘一段火车,也是当时一件很时髦的事情。
在交通建设的基础上,培育实业是卢作孚的工作重点。在他直接推动下,天府煤矿、三峡织布厂、合川电水厂、利华玻璃厂等一大批工业企业相继建立,带动了经济大发展。
其中,抗战爆发时,卢作孚抓住企业内迁的机会,与技术设备先进的河南中福煤矿公司总经理孙越崎协商,合资成立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卢作孚曾自述:“我在汉口与孙越崎君商量天府北川与中福彻底合作的时候,不过5分钟,即决定一切；不过一星期即调集了两只扬子江上游的大轮,运出中福撤退到汉口的全部机器和材料；到达天府后,不过半年就完成了厂房修筑、铁路修改……”
新公司成立后,峡区煤炭产量大幅提升,年产数十万吨。卢作孚研究专家刘重来介绍,峡区煤业大发展,改变了峡区单一的农业人口结构。在抗战时煤业员工就达2万多人,占当时北碚人口的1/5。
卢作孚大抓实业的结果使北碚发生了巨大变化。仅22年间,北碚拥有了原煤、棉纺、化工等10多个工业门类,有了中国西部最大的现代化采煤和棉纺织联合企业。由于工业经济迅速发展,北碚也从一个“一曲清溪绕几家”的小乡场,变成了一座拥有10多万人口,逐渐以工业经济为主的中等城市。
在刘重来看来,卢作孚主持的乡村建设在民国众多乡村建设试验中,成就大、效果好,与他“乡村现代化思想”和以将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的建设模式是分不开的。
“三千名流汇北碚”
如今,漫步在北碚老城区,沿街密匝的梧桐树让人印象深刻。上世纪30年代,卢作孚将梧桐引种到北碚,作为花园城市建设的景观树种,美丽的梧桐至此在北碚扎下了根,成为现今城市的一道景观。而中国西部科学院、北碚峡防局、北碚平民公园(今北碚公园)等旧址,也还分布在北碚各处,构成了现今中国最为完整的民国乡村建设旧址群落,有些地方直到现在还在服务着本地居民……卢作孚作为“现代北碚的奠基人”,实至名归。
今年72岁的北碚居民高代华,平时没事就喜欢坐一站公交车,到北碚公园遛弯。走累了,坐在绿树成荫的公园长椅上闭目养神,生活闲适而安逸。回忆过去,高代华说,卢作孚在北碚较早就建起了公园、动物园、博物馆,这让外县的人都羡慕不已。“我们小时候最有趣的事,就是花三分钱到北碚公园里的动物园看动物。那时候各种动物有上百种,有老虎、豹子、骆驼,其他小动物就更多了……大家都觉得很新奇,很喜欢。”高代华说,童年生活中另一趣事,就是学校会经常组织户外活动,大家能够时不时地到北温泉去泡温泉。那时温泉小池泡1个小时只要5分钱,大池也不过1毛钱……孩子们郊游时,一般花1毛钱吃饭,5分钱泡澡,剩下几分钱还能买小吃。这就是卢作孚给北碚民众带来的“福利”。
弹指一挥间,斯人已远去,但卢作孚等人留下的建设遗产,就在那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之中,不曾褪色。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办公室主任杜洁说,当年卢作孚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试验,有着超乎寻常的前瞻性,他提出“乡村现代化”的理念,而且这个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三峡不仅要布置成为一个“生产的区域”,也要成为“游览的区域”“文化的区域”。
这是卢作孚初到北碚时的社会图景——卢作孚的外孙、作家程晓刚在《卢作孚传》中记述道:“1927年的北碚,似一幅中古图画:狭窄的石板路两旁密密地挤着黑瓦屋,屋檐伸到街心,严严实实地挡住阳光。路中央是一道敞开的阳沟,垃圾和腐水淤塞其间,一遇雨天便污水横流。整个北碚没有一所像样的公厕,只是在嘉陵江边摆有数十口尿缸……夏日里蚊蝇滋生,恶臭难闻。工商业十分凋敝,连一家手工作坊都没有,人烟特别稠密之处,只有烟馆和赌场。这就是20世纪初的中国乡镇,晚晴遗风,宛然在目。”
面对这样的场景,卢作孚在峡防局长任上发布的第一份公文,是他亲笔撰写的《建修嘉陵江温泉峡温泉公园募捐启》,利用缙云山下南宋初年建的温泉寺,通过募捐将其改建为嘉陵江温泉公园,并增建了温泉游泳池、浴室、餐厅等设施,使这里成为中国最早的温泉公园。
杜洁笑言,这或许表明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中,头脑中早已有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雏形”。
“卢作孚整治一穷乡乱局,竟以建公园为首务,其奥妙何在?”在程晓刚看来,卢作孚之意图,是让耳目闭塞的民众看到另一世界,从而向往文明。他要让民众皆知:一切美好和谐,并不只存在于纸上,而是可以亲手建立的。
卢作孚搞乡村建设,一大特色就是推动“乡村城镇化”。“乡村城镇化不是简单地把农村变为城市,更不是把城市建到农村。乡村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是把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部分推广到农村”,要用“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将这里整个包围了”。
为此,卢作孚还在峡区创办正规学校,建图书馆、博物馆、运动场、峡区医院、嘉陵江报社,大力整顿北碚市容市貌,规划城区,建设公园,拓宽街道,改善绿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卢作孚在学界、政界人物鼎力支持下,发起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下设工业化验所、农业试验场、博物馆等单位,大规模引进文教事业,倡导“研究实用科学,辅助中国西部经济文化事业之发展”,在西部科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3年卢作孚得知中国科学社要召开十八次年会,正在酝酿会址时,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如能促成年会在北碚召开,让全国知名科学家云集峡区,必定对中国西部的科学事业,对成立不久的中国西部科学院,都会有一个积极支持和促进作用。
卢作孚专门派出民生公司设施最好的“民贵轮”去上海迎接科学家们赴川,并将船上厨房、厕所、沐浴间、卧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中国科学社总干事杨允中登船检查时,“始讶该轮之整洁有出人意料者,尤以统舱之了无尘垢,为他轮所不及。”按照当时年会议程,全体科学家还要到北碚缙云山上举行社务会议。但当年的缙云山不通公路,只有蜿蜒小道,卢作孚特意从各地雇来200多乘滑竿送科学家们上山。200多滑竿一路连线,宛如蛇行,首尾竟有2里多,也算当地从未有过的奇观。
在卢作孚精心安排下,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得以成功举办,中国科学界从此记住了北碚这样一个地方。此后不少科学团体纷至沓来,到北碚进行科学考察,极大促进了西部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抗战爆发后,沦陷区的文化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纷纷到北碚“安营扎寨”,形成“三千名流汇北碚”的历史场景。
充满理想主义
乡村建设同样需要民众的参与,强调社会动员。卢作孚推动乡建之时,民国已肇始10多年,但乡村生活仍然停留在传统宗法社会之中,人与社会的联系,以家庭、亲戚、邻里为纽带,没能形成现代公共的生活,更没有建设出现代社会的伦理价值。
程晓刚记述说,卢作孚对这样的情况深感焦灼:“乡村的人们,除了每年唱几天或十几天戏外,没有人群集会的机会；除了赌博外,没有暇余时间活动的机会；除了乡村的人们相互往还外,没有与都市或省外、国外的人们接触的机会……这样死的乡村如何运动到活起来呢?”
为打破乡村的闭塞,卢作孚采取早年在川南从事民众教育的经验,努力将峡区公共建设的实绩展现于民众面前,引起他们对于“集团化”生活的兴趣。他先后设立了力夫、船夫、农民、工人学校,教授的内容也因职业而不同。例如,船夫学校教其需要的常识,如沿江险滩所在、峡区物产之分布、水上交通等；力夫学校则教授接待客人亲切的态度、搬运货物应守道德、沿途的名胜古迹等。
让民众逐步接受现代文明,卢作孚也想了不少办法,其中一件事很有意思:1933年北碚民众剧场第一次放映电影。峡防局规定,电影可以免费看,但必须交一根老鼠尾巴或10只苍蝇才能换一张入场券；或者在入场口先考认字,合格者方能进入。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家子欢欢喜喜到了电影院,结果儿子进去了,老子却被尴尬地挡在门外；老公进去了,老婆却进不去……这一招很有效,一时间街巷、沟边被人们反复清扫,老鼠几乎被打绝,苍蝇明显减少。
卢作孚还利用节假日,开放峡区所有的企业,包括已经建好的和正在建设的铁路和工厂,以及博物馆、学校、机关等,组织周围的老百姓,特别是当地农民参观,让大家能亲眼看到现代化的优越性,“凡现代国防的、交通的、产业的、文化的种种活动当中有了新纪录,机器或化学有了新发明,科学上有了新发现,必立刻广播到各机关,到各市场和乡间。”
“卢作孚是想把这些事业当成‘几个现代的模型,是想将这一大幅地方变成一个现代生产陈列馆,以上一些事业便首先陈列在中间’。通过参观,将‘他们装置在乡村人们的理想里’。”刘重来说。
1931年的端午节,又是一个参观的日子。这一天的《嘉陵江日报》以《北碚场未有之盛》为题,报道了当时的热闹。报道说,参观三峡织厂的人更是“挤得水泄不通,不下一万人,至少也有八千”。厂里为了让参观者受教育,“特别白天开示电灯,以电压高低看出异象,并工作电机织布,让人观察电器自动的巧妙。”
甚至峡防局机关也将其电话总机和一架望远镜拿出来让人参观,也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对当时从未出远门的乡下人,从未见过电灯、电话、望远镜等,他们感到那么新奇,眼界大开……卢作孚甚至在峡区民众俱乐部放幻灯片时,亲自拿着话筒,为峡区百姓讲解屏幕上出现的飞机、轮船、火车。
“卢作孚的苦心,是要让祖祖辈辈生活在群山连绵、沟壑纵横的峡区百姓摆脱峡谷意识的束缚,开阔眼界、展望世界,跟上时代进步的步伐。”刘重来说。
在长期的市政、生态、教育建设和积淀下,峡区面貌大为改观。抗战时,北碚被国民政府确定在迁建区,大批知识分子及其家眷迁入北碚。在他们眼中,当时的北碚是什么样子的呢?有这样一段生动的记述:“来重庆的路上,我们经过的都是在战火中挣扎的城市,看到的都是贫穷和战乱的景象。而到达北碚时,却看到了一个干净整洁、充满生机的城市。街道的两旁生长着茂密的法国梧桐,还有用各种植物组成几何图案的街心花园。北碚的建设者卢作孚先生和卢子英先生(卢作孚之弟)都是充满理想的人,他们建设北碚的理念与水准,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很先进了。”
1948年11月,即卢作孚在峡区推行乡村建设运动21年后,晏阳初向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同仁谈起他在北碚目睹的一变化:“昨天我在北碚看见从前不识字的农民现在识字了；从前没有组织的,现在有组织了；从前没有饭吃的,现在收入也增加了。一个个地对我们发笑,使我获得无限的兴奋和愉快……”
在一个动荡年代,在中国西南一隅,竟有如此景象,确实难能可贵,这就是乡村建设的功劳。
一群人之为更大的人群
卢作孚于1925年在合川组建民生公司,开启自己的川江航运事业；于1927年就任北碚峡防局长,在北碚从事乡村建设事业。一手经济实业,一手社会事业,几乎同时起步,成为卢作孚一生事业的两大支点。
卢作孚航运事业起步之初,外有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等控制长江干流船运,内有川江上游民营船运公司恶性竞争,仅有一条铁壳小船,经营长江支流航线的民生公司,可谓步履艰难。现今的不少人可能觉得疑惑,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卢作孚为何还愿接受嘉陵江三峡当地士绅所请,出任北碚峡防局长,并全力推动乡村建设事业呢?
“三农”学者温铁军说,要理解卢作孚的行为逻辑,就必须清楚卢作为一名“社会企业家”的身份,有着兼济天下的强烈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专家认为,统观卢作孚的一生,他都在致力于“局部改造以规范全局”,希望通过局部社会改造试验的成果来影响中国社会整体的改造,以局部改造的经验来做大规模社会改造的先导,从而推动和加快建设一个富强、现代的中国。
卢作孚对人生、对事业的思考,有着超乎庸常的见识。他说“我们所要求的不是一群人之为自己,而是一群人之为更大的人群；我们所要求的不是事业的大小与其他事业比赛,而是事业对于社会帮助的大小与其他事业比赛。”
卢作孚投身乡村建设试验,是一种“大我”的实现。早在1930年,他在《乡村建设》一文中就写道,“政治上最后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它的基础却在农村……一个乡村问题放大起来,便是国家的问题,乡村地位之重要,就此愈可证明了。”他认为“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润的。”“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
卢作孚并不是一名独行者。同样以实业家闻名的清末状元张謇也将“济世利民、兴文重教”作为事业追求。除了兴办实业,他也在家乡江苏南通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博物馆、兴办了中国第一所民办师范,还办起了慈善养老院、医院、贫民工厂、聋哑学校……
1926年,张謇去世时给南通留下的,既有一个拥有50多家企业、2400多万两白银的民族资本集团,更有由各类学校、场馆组成的教育文化体系,一套完整的水利、交通、供电等市政基础设施,以及一系列公益慈善事业……
作为时代的同路人,张謇、卢作孚等人兴办实业、创造财富的初衷,不是为了自己发家致富,不是为了享乐奢侈,而是为国、为民、为家乡,并因此青史留名。可以说,在近代我国开启工业化进程以来,一批以“实业救国”为己任的有识之士在创业之初,就具有鲜明的救国图强、造福社会的目标定位。他们将创办实业获得的大量利润不是简单用于资本再生产,而是用于社会建设,从而推动产业与地方的综合发展。
“回望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卢作孚投身乡村建设,既实现了‘大我’价值,也获得了‘小我’回报,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甚至相得益彰。”刘重来说,例如,民生公司对峡区乡村建设的支持和投资,也取得了丰厚的回报,取得了互利双赢的效果。民生公司投资的峡区天府煤矿和北川铁路的建成,生产的煤炭首先保证了民生公司的用煤需求。“如1936年,天府煤矿月产煤4000多吨,其中四成是销往民生公司。特别是民生公司的用煤,还享受了优惠的价格”。
峡区被打造成一个“文化的区域”,形成了一个较好的文化教育环境。峡区也成为民生公司训练人才的基地,先后举办了护航、茶房、水手、理货等训练班,为民生公司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有力助推了卢作孚事业的发展。
如果说过去的乡村建设试验,靠的是一群时代先驱者怀抱理想孜孜求索,国家角色在其中存在感很弱的话,那么现在的乡村振兴,则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远远超越了个人、局地的探索。
“但以卢作孚等为代表的那一批人,无论走了一条什么样的乡村建设道路,无论其时间长短、成效大小,作为同时代的人还是后来人,都应尊重他们努力的真诚。”温铁军等人告诉记者,我们不要求当代企业家要向卢作孚、张謇这样“包下”一个区域的学校、医院、体育馆、博物馆等的建设,因为这些公共事业已经有国家可以组织承担。但今天的企业家也应有家国情怀,重社会责任,讲大义、算大账,如果有志于投身乡村振兴事业,就要用真诚的态度,用一流的技术和服务参与其中,与农民共富共发展,真正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