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般会在剧本中加入清代皇帝的伟业和功绩

　　

　　清宫《戏出画册·战长沙》 ，故宫博物院藏

　　佛白：当今明德维馨，群黎于变，诚一代开天之主，万世无疆之业也。谨撰万国咸宁小颂，就此批宣。此为清代乾隆年间宫廷历史大戏《鼎峙春秋》第一出中的内容。“从现存的宫廷大戏看，无论是有署名者还是无署名者，它们在本质上也是文人戏曲。 ”中国人民大学朱万曙认为，这些剧本在一定程度上寄寓了作者作为文人的政治诉求，诸如颂扬天子，强调天运观念，突出忠君伦理，褒贬人间善恶，以及同情民间疾苦等等。

　　11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联合主办的“清代戏曲与宫廷文化”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海内外戏曲研究专家从诸如舞台艺术空间、仪典剧、版本系统、宫廷戏剧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戏曲史料考、观剧体验等多个角度切入，尽可能复原清宫演剧的形态和本质，以更好地健全戏曲学术史。

　　舞台指示对研究补益

　　关于清代宫廷戏曲的资料可谓浩如烟海，发现和整理工作是研究的基础。故宫博物院为进一步利用所藏的3万余件戏衣、盔头、道具、老唱片、戏本等文物，日前成立宫廷戏曲研究所，从研究所成立到2016年，拟启动《清代宫廷戏剧史编年》的编纂，编辑出版《故宫百科全书·戏剧文物卷》 ，整理修复老唱片；从2017年至2020年，拟完成并出版《清代宫廷戏剧史编年》 ，使戏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这对于戏曲研究者、爱好者来说，是一个福音。但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谷曙光指出，千万不要以为清代宫廷戏曲的文献史料，全部存于或者只存于故宫博物院、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几家机构中。事实上，在清代晚期的劫难和清朝灭亡后，大量文献档案或损毁或从清宫散出，散佚在民间，其中的大部分被研究机构或个人所收藏，还有许多史料都亡佚了，戏曲文献亦是如此。在以上几家机构的整宗收藏外，还可发现零星的清代宫廷戏曲新文献史料。

　　密歇根大学陆大伟谈到自己的新发现，近年日本东北大学用彩色影印方式出版的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藏多色手抄本《升平宝筏》 ，其包括的舞台指示条目数量惊人，内容丰富，而且用红色字体，影印本甚至可以看出贴条改词的地方。“如果要了解过去的舞台艺术，没有录像和照片，没有当年的详细记载，当年的演员和观众已经过世的话，研究剧本的舞台指示是一种可以挖掘出一些可能有意义的信息的办法。 ”

　　日本东北大学矶部彰补充道， 《升平宝筏》有两个大的钞本系统，其区别在于：一是陈光蕊江流和尚故事及唐太宗入冥故事的有无，二是唐太宗西域亲征故事的有无。每个系统又细化为若干个小系统，没有哪两个钞本是完全相同的，这种情况说明每次演出之前剧本都有所改动，这些改动也同乾隆及以后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

　　宫廷戏曲的主导与清查

　　当清废帝出宫，宫廷档案与戏曲稿件流散至各个小书铺的时候，清代宫廷戏曲就开始进入戏曲史研究的视野，一个世纪以来，通过若干学者的努力，经历了几个研究的高峰。

　　乔治·华盛顿大学陈凯莘关注的是清代宫廷戏曲的主要一类“仪典戏” 。她认为，“仪典戏”剧目专为年节、时令、万寿喜庆各项仪典所涉及，在情节上来说相对单一，以展现颂圣歌舞、声色景观为主要目的。像《虞廷集福》 《老人呈技》和《四海升平》这几部嘉庆朝编写或改写的仪典戏，以当代事件赋予典型的仪典剧场景特定的时空坐标，使得演出具有一种虚拟实境的历史真实感，也是清代统治者关照自身文治武功的一种体现。

　　就题材而言，大戏及节戏中，除由明代长篇小说改编而来的作品以外，作者一般会在剧本中加入清代皇帝的伟业和功绩。日本富山大学矶部祐子进一步指出，编纂《四库全书》 、平定准噶尔、文殊信仰等事件都是宫廷戏剧的题材。以张照为主的内臣充分发挥内阁学士的才智，使剧本呈现新的面貌。乾隆后期随着仪典戏色彩的增强，对宫廷戏剧文本大幅修改整理，从而形成大量同名异种的作品。

　　对于宫廷之外的戏曲，清代统治者又是如何对待的呢？以花部戏曲为例，它“在清代的勃兴，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文化政策扶植的客观结果。纵观二百余年间的政令，演剧、观剧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长期处于朝廷监控之下，但从未干预正当营业演出，戏曲艺术实际获得了充分的繁衍生息空间” 。北京市艺术研究院丁汝芹说。

　　即便是在清代“文字狱”的高发期乾隆朝，戏曲也幸运地获得某种特殊的自由。 《文学遗产》编辑部石雷介绍道，乾隆强调，对曲文查处，只能悄悄进行，不可稍涉张皇，从而引发社会民间的骚动不安。乾隆深知戏曲为大众娱乐项目，从业者多，涉及民众精神需求甚广，不宜作严苛要求。所以，清代，有禁毁戏曲之事，却并未发生戏曲方面的文字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