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女衫的时尚演变———从一件出土四合如意暗花云纹云布女衫说起

　　摘要：2001年，江西省南昌市发现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这座墓保存状况良好，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丝织品和首饰。笔者参与了其中一件女衫的修复工作，在对其复原的基础上进行了研究。这件女衫的面料为丝经棉纬的云布，形制为交领右衽大袖短衫，是明中期以前女衫的基本形制，但明代中后期，社会消费水平提高，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奢侈炫富、僭越违制、尚异求奇的风气。这种风气导致服饰风尚发生急速变化，本文即借由这件女衫来探讨一下明代中晚期社会风尚对服饰形制产生的影响。 2001年12月4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南昌市昌北开发区华东交通大学校园内抢救性发掘了一座明代墓葬。据出土墓志记载，墓主人姓吴，为宁靖王夫人。这座墓棺木封闭紧密，棺内尸身及随葬物品基本保存完好。棺内塞满了随葬品，以丝织品最为丰富，根据出土顺序，从上至下有七层之多。墓主平躺在棺内垫尸被上，头枕白棉布丝绵枕，脸部盖有一块褐色丝巾，头戴凤冠。身穿5套共12件衣物（图一）。这批纺织品在出土后曾进行过保护修复，2013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古代纺织考古部对其进行二次修复，我有幸参与这个项目，参与修复、复原了其中一件四合如意暗花云纹云布女衫。

　　 一、女衫出土情况及墓主身份 这件女衫出土于墓主身侧（图二），编号为NJM：43。考古人员在编写考古简报时将其命名为“骨朵云纹丝布单袄”。这件衣服为交领右衽，无衬里。大襟上有一根褐色绢带，与右腋下的绢带相缚；小襟上有一根麻系带，与左腋下的麻系带相缚。考古简报上说，“领背侧用蓝色线绣出一条带有装饰性的线”。实际上，这是衣服里面托领的缝线。这件衣服的面料很特别，经线为极细的丝线，纬线则是极粗的棉线，这种丝经棉纬的布叫“云布”或曰“丝布”。图案隐约可见，是明代很流行的四合如意云纹。衣身长56厘米，通袖长210厘米，袖宽30厘米，袖口宽16厘米，下摆宽57厘米，翘高5厘米，领高10.5厘米，左右两侧下开衩15厘米。

　　 据墓志记载，吴氏世家蓟州，其父景琪追随宁献王朱权至江西。吴氏生于正统己未年（1439年）十一月，后嫁朱权世孙奠培（宁靖王），并受诰封，殁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九月，下葬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春，享年65岁。 据《明史》卷一一七《诸王传》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朱元璋之子朱权被分封到南昌为宁王，开创了宁藩在南昌五世116年之基。“宁献王权，太祖第十七子，世子盘烒先卒，孙靖王奠培嗣。”可知朱奠培为亲王。据墓志记载，墓主吴氏为“夫人”，是亲王的侧室，身份稍低于亲王妃。但从她墓中的随葬品规格可以看出，吴氏享受的是亲王妃的礼遇。关于吴氏僭越自己的身份，以亲王妃身份下葬的解释，于长英先生认为“有朝廷恩赐的因素在”。这确实有很大的可能性，但或许有另一种可能，即自明中期以来，社会上僭越之风的盛行。 关于亲王及文武官员僭越礼制享用服饰等违禁事例，史不绝书，其开端肇始于洪武末年，至正统、成化、弘治间渐成不可阻挡的潮流。天顺四年（1460年）十二月，明英宗遗书宁王奠培说道：“先因奠埨告其父磐熚违法重情，特取其父至京，令内官及皇亲会审，讦出实情，中间磐熚违理犯法非止一端，甚至服饰、器用僭拟无上，魇魅咒咀等事皆有证验。”其中，服饰僭越是其主要罪状之一，可见，朝廷对亲王的僭越行为也是严惩不贷的。另外，弘治六年（1493年）闰五月，礼科给事中王纶奏称：“近来贵戚之家坟域、宅第、服饰、土田奢滥无度，下至厮役亦相效尤，乞敕该部查照旧例通行禁约。”请求明孝宗“慎终如始，务遵成宪，使法令归一”，孝宗令所司严禁。 尽管朝廷对僭越者实施了相当严厉的惩罚措施，禁令屡屡颁布。然而，法不责众，甚至颁发禁令者也未必能够遵守，于是，在整个社会崇尚奢侈的风气下，僭越行为是越禁越行，发展势头反而有增无减。以至于到了明末，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记载道：“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惟皇后、王妃始得为服，命妇礼冠，四品以上用金事件，五品以下用抹金银事件；衣大袖衫，五品以上用纻丝绫罗，六品以下用绫罗缎绢，皆有限制。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越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 二、女衫的形制及明代女衫形制的变化 这件女衫为交领、右衽、大袖、短衫（图三———图五），这是明中期以前女衫的基本形制。

　　 我们可以根据明代社会风气的变化将明代分为三个时期：初期是洪武至宣德时期（1368年-1435年），中期是正统至正德时期（1436年-1521年），晚期是嘉靖至崇祯时期（1522年-1644年）。明代社会风气的变化大致是：由明初的“俭朴淳厚”、“贵贱有等”变为明中期的“浑厚之风稍衰”，社会渐趋奢侈；再变为明末的“华侈相高”、“僭越违制”。 这种交领、右衽、大袖短款女衫正是明代中期以前女衫的基本形制。对比十余座已发掘明墓出土的女衫。我们发现，在正德十年（夏儒夫妇墓）以前，不管墓主身份高低，上至王妃命妇，下至布衣百姓，皆着此形制的衫子，差别只在于服饰材质和纹样上。

　　 浙江杨家桥明墓（天顺年间）（图六）、江西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弘治十五年，1502年）和戴缙夫妇墓（弘治十五年，1502年）（图七）出土的女衫形制皆为交领、右衽、大袖衫。衫长及腰（这些衫子身长为60厘米左右）；袖子为典型的“鱼肚袖”，袖宽35厘米左右，袖口有收口，袖口宽11-17厘米。这三座墓中，吴氏为亲王夫人，其余两人皆为命妇，但她们的衫子在形制上并无太大差别，只是在面料和纹样上区分出身份等级。吴氏的衫子皆为各色织金妆花缎、绢或云布，而另外两人衣服的面料是白棉布。 这种衫子的形制到了正德年间开始出现变化，变为立领、对襟。已发掘的正德年间的明墓只有北京南苑苇子坑夏儒夫妇墓（正德十年，1515年），可从该墓出土的女衫上看到这一变化，但是发掘简报里没有提供尺寸、材质等更多的信息，我们只能从模糊的图片上观其一二。比如这件云龙妆花缎裌上衣（图八），为立领、对襟、大袖短衫。袖子为“鱼肚袖”，尺寸不详，但目测袖宽应和弘治年间的衫子差不多。这是出土最早的立领对襟衫，且衫子上有六对明显的扣眼，然而在墓中并未出土纽扣，这座墓被盗过，怀疑纽扣可能被盗。这件衫子的纹饰为“云龙纹”，这显然是僭越（正德年间僭越之风颇为兴盛），也有考古人员认为这些服饰可能是朝廷的赐服。

　　 正德年间，衣衫形制出现改变源于明代社会风气的变化。明中后期，社会竞奢风气日重，妇女不仅开始在装饰物上互相攀比，还渴望在衣裙的式样上寻求突破，求奇求变。史志记载：弘治年间，妇女的衣衫，仅掩裙腰。但到了正德年间，衣衫日渐加大，裙褶渐密。至嘉靖年间，裙褶变少，衣衫却向极宽处发展，有的衫长至膝下，距地只有五寸，袖宽竟达到四尺多，这与明初妇女崇尚的窄瘦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这种巨宽的衣衫流行时间不长，到了万历年间又开始变窄。裙子也有所变化，裙式崇尚梅花条裙，同时又特别流行画裙。

　　 嘉靖年间衫长和袖宽的变化在出土实物中也能找到根据。对比几座嘉靖年间的墓葬：江苏泰州徐蕃夫妇墓（嘉靖十二年，1533年）（图九）、江西德安熊氏墓（嘉靖十六年，1537年）（图一〇）、武进王洛家族墓（嘉靖十九年，1540年）、江苏泰州刘湘夫妇墓（嘉靖三十七，1558年）（图一一）和江苏泰州森森庄明墓（嘉靖年间，具体时间不详）（图一二）。可以发现：衫子形制仍为交领、右衽、大袖衫。和嘉靖前的变化在于衫子的身长加长、袖子变肥。这些衫子的衣长普遍在75~90厘米左右，大约及至膝下；而袖宽多在48~55厘米，袖口宽在15厘米左右。

　　 我们以王洛家族墓的王太孺人盛氏墓（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出土的四合如意云花缎织金狮子补服为例来说明（图一三）。这件衫子面料是米黄色花缎，以四合如意云为底纹，胸前有一块织金狮子补子。花缎的经纬密为：100/35（根/cm）。衫子形制为交领、右衽、大袖衫。衣长86.5厘米、通袖长236厘米、腋袖宽38厘米、袖笼宽54厘米、袖口宽15厘米。由此可看出，嘉靖年间，衫子身长、袖肥已经成为流行风尚。

　　 到了万历年间，衫子的袖子开始变窄，并且渐渐趋于直袖且不做收口，而领子则变为立领、对襟。在江西南城明益宣王继妃孙氏墓（万历十年，1582年）中出土了5件短衫，其中只有一件黄锦右衽衫为圆领、右衽、直袖（图一四），其余四件都为立领、对襟，大袖。但是这里“鱼肚袖”的弧度已经大大变小，接近直袖了，比如黄锦绣花对襟夹短衫（图一五）。这四件立领对襟衫还有个共同点就是衣襟上都钉了7副双蜂采花镶宝石金扣（图一六）。

　　 

　　

　　尽管这五件衫子的衣身较短（大约70厘米左右），但这并不代表着在万历年间衫子的长度在缩短。而是因为在万历年间，有两种形制的衫子同时在流行。一种是立领对襟短衫，一种是立领右衽斜襟或立领对襟长衫。 这种短款衫子的特点是：立领、对襟、镶嵌金属纽扣。类似的衫子定陵也出土了很多。比如，孝靖皇后王氏（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棺内随葬的绣百子暗花罗方领女夹衣（图一七），为方领、对襟、大袖，衣襟上镶嵌五对镶红宝石童子捧花金扣。这件衫子身长71厘米、通袖长163厘米、袖肥47.5厘米。它又被称为“百子衣”，衣身上满绣百子嬉戏图，非常精美，可惜原物残损较重，好在首都博物馆曾复制过一件，使得我们能够一饱眼福（图一八、图一九）。

　　 长衫的特点是：立领对襟或立领右衽斜襟，衫子衣身较长，通常在100厘米左右，袖子渐趋直袖。我们可从嘉兴王店李家坟陈孺人墓（万历二十年，1592年）（图二〇）和江西抚州广昌县布政使吴念虚夫妇墓（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图二一）中看出。

　　 三、从女衫形制的变化看明代服饰风尚的变迁 中国传统的服饰理念，始终贯穿着儒家的伦理准则。如衣服的长短之式，男女截然不同。女服上衣齐腰，下裳接衣，是代表“地承天”；男服上衣覆裳，是表示“天包地”。

　　 明代妇女的基本衣着形式为上着短衫，下着长裙。《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图二二）为我们展示了成化时宫廷妇女的穿着打扮，我们可以看到，宫中的妇女装扮一律是：头戴尖尖的髻，身穿交领右衽广袖齐腰短衫，下着长裙。就连儿童也是这种穿着，只是发型不一样罢了（图二三）。在明中期以前，这是妇女的固定穿着搭配，不管身份地位高低，皆是如此。《三才图会》中刻绘的劳动中的妇女，服饰也是类似的装扮，只是不用髻（图二四、图二五），因为髻是命妇以上身份的妇女才能使用的。

　　 从以上图像资料中可以看出，在明代中期以前，人们服饰穿着较俭朴，并且基本能遵守“尊卑有等”的社会秩序。这源于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建立起的一套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标准。 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伊始，就诏令明朝“复衣冠如唐制”，极力消除元蒙的影响，重构明代朝服制度，鉴于“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胡俗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代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的风俗习尚，要求士庶“不得服两截胡衣”，禁止辫发椎髻、胡服、胡语和胡姓。 另外，朱元璋对全国官民百姓衣冠服饰的形制、质地、颜色、发式等都做了严格要求和规定：“士民皆束发髻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 并且在之后的30年间，太祖对各种冠服细节之厘定皆亲自参与其中，“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其参与定制之深，规范内容之琐细，是前所未有的。在明中期以前，国民基本都能按照制度执行，“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 然而，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物力丰盈，商业繁盛，士庶阶级奢侈僭礼行为日益显著，其中以衣食住行为主的生活消费风尚的变迁，自成化年间已开始显现，嘉靖以后变化更甚。至此，明初等级严明的“服舍违式”禁例流为具文。 成弘以后，各地的服饰风尚开始出现变化，最初，还集中于京师和江南的富庶地区，到了嘉靖年间，这种变化越来越明显，并且席卷全国輥輷訛。服饰风尚之变在很多地方志或文人笔记中上都反映出来，比如，嘉靖时期河南开封府的《太康县县志》记载： “国初时，衣衫褶前七后八，弘治间上长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长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则平顶，高尺余，士夫不减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长下短似弘治时，市井少年帽尖长，俗云边鼓帽。弘治间，妇女衣衫，仅掩裙腰；富用罗、缎、纱、绢，织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襕（按：裙幅上的折叠处），髻高寸余。正德间，衣衫渐大，裙褶渐多，衫惟用金彩补子，髻渐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髻高如官帽，皆铁丝胎，高六七尺，口周尺二三寸余。” 四川嘉定州嘉靖《洪雅县志》称：“其服饰则旧多朴素，近则妇女为艳妆，髻尚挺心，两袖广长，衫几曳地。”  “两袖广长，衫几曳地”正是嘉靖时期女衫的特点，考古出土实物也印证了这一点。不仅如此，明中后期的服饰风尚还呈现出越变越快、越变越怪的特点。余永麟在《北窗琐语》中描述了嘉靖中后期江南服饰变化的总体概貌： “迩来巾有玉壶巾、明道巾、折角巾、东坡巾、阳明巾，衣有小深衣、甘泉衣、阳明衣、琴面衣，带有琵琶带，鞋有云头鞋，妇人有全身披风，全已大袖，风俗大变。故民谣云：头戴半假幞，身穿横裁布，街上唱个嗒，清灯明翠幙。又云：蝴蝶飞，脚下浮云起，妇人穿道衣，人多失礼体。又云：一可怪，四方平巾对角戴。二可怪，两只衣袖像布袋。三可怪，纻丝鞋上贴一块。四可怪，白布截子缀绿带。秉礼者痛之，建言于朝，遂有章服诡异之禁。” 可见这一时期服饰的变化特点就是“怪”，以至于余永麟用了“四可怪”的顺口溜来总结。另外，妇女流行时装的变化速度也越来越快，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论及南京妇女服饰变化的速度，“在三十年前，犹十余年一变矣”；但是“尔年以来，不及二三岁”，凡首饰、衣袖、花样与颜色等无不变易。 范濂也在《云间据目抄》中，回顾了自嘉靖至万历数十年间松江地区平民衣服的变迁过程：“男人衣服，予弱冠时，皆用细练褶。老者上长下短，少者上短下长。自后渐易两平。其式，即皂隶所穿冬暖夏凉之服，盖胡制也。后改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节气衣，皆以练为度，亦不多见。隆、万以来，皆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阳明衣，乃其心好异，非好古也。绫绢花样，初尚宋锦，后尚唐、汉锦，晋锦，今皆用千钟粟，倭锦，芙蓉锦，大花样，名四朵头。视汉、唐诸锦，皆称厌物矣。罗，初尚暖罗、水围罗，今皆用湖罗、马尾罗、绮罗，而水围罗又下矣。其它纱绸更易，不可胜计。”他指出，那些穿着“仿古”的人并非“好古”，而是“其心好异也”。这种怪异的服饰风格到了万历、崇祯时愈演愈烈。 稍晚于范濂的陈继儒记录了万历至崇祯年间松江府的服饰变化：“服饰之变：男子广袖，垂大带与身等，组织花纹，新异如雪梅、水田凡数十种。女子衫袖如男子衣领，缘用绣帊，如莲叶之半覆于肩曰围肩，间缀以金珠，裙用彩绣。” 同属松江地区的叶梦珠在清初回忆本地的衣服变化时说：“公私之服，予幼见前辈长垂及履，袖小不过尺许，其后衣渐短而袖渐大，短才过膝，裙拖袍外，袖至三尺，拱手而袖底及靴，揖则堆于靴上，表里皆然。” 明末广袖衫、水田衣等奇装异服的流行再次给我们指示出晚明“尚奇”的社会风尚。在晚明的笔记小说或文献，“奇”字被广泛应用，比如《拍案惊奇》、《今古奇观》等。对当时的艺术家和批评家而言，“奇”被作为重要的概念和品评标准，是原创力的表现，符合王阳明“心学”中宣传的追求真实的自我。在当时，如果将实现自我转换成表现自我时，作者和观众都认为它是自然的流露，于是“奇”就被作为是一种自我的真实表现。因此“奇”成为合理的能够被大众认同的一种自我表现方式。甚至士大夫阶层也乐此不疲，于是就出现了嘉靖时期大学者杨升庵醉酒、傅粉簪花、着女装、携妓游街的事情。 其次，追求“古意”在晚明也被视为“奇”的表现。在万历年间何镗辑录《高奇往事》一书，在书前何镗题跋道：“山居多暇，时时散帙，一对古人，遇所会心事，辄以片槠札记，久之盈笥。每籍手以拜曰：往哲精灵不在是耶？遂区分类聚，概以高苑、奇林二类，类各五目，又使事从其目，共得十卷，统题其端曰：《高奇往事》。”而何镗撰写《高奇往事》的动机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和那些着“古式衣服”的人一样，并非“好古”而是“其心好异”。这些文人以追求古意来显示自己不同于人，这种行为或许比那些直接穿着奇装异服，夺人眼球、哗众取宠的行为要好的多。 另一个导致明代服饰形制发生改变的原因是炫富、攀比社会风尚的流行。 明代中晚期，衫子形制的一个明显变化在于：立领和纽扣的运用。这两个服饰元素来源于胡服，孟晖在《中原女子服饰史稿———历代女子服饰史稿》中谈到立领和纽扣的使用是明代女服在式样上的新突破。“这种立领只要凭借着在领前绾扣的一至三粒纽扣，便可呈直立式裹贴在脖领的周围，既方便又不影响美观。凭借着竖领与纽扣，宗法社会的人体禁忌观念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女子的脖颈也消失在服饰之下”。 孟晖点出了立领与明代女子身体观念上的微妙关系。王佳琪的硕士论文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指出明代出现立领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出于保暖的需求，明代正处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小冰期”，用立领显然能起到很好的保暖效果。二是明代对女性身体观念的压抑，即要将身体最大限度的包裹起来。三是出于装饰的需要，为了突显领部的金属钮扣。 明代中晚期，金属钮扣成为女服上重要的装饰物之一，钮扣的制作极尽奢华之势，通常以金、银镶嵌红、蓝宝石制成。式样别出心裁，通常是“蝶恋花”、“蜂赶菊”、“童子捧花”、“鱼戏莲”、“云捧日”等。它们出现的位置是：女子立领处钉1-2对、对襟衫的衣襟上钉5-7对、披风的瓦领下端钉一对。比如在《金瓶梅词话》第十四回描写潘金莲生日那天的穿着打扮时就说她上身穿了“沉香色潞紬雁衔芦花样对衿袄儿，白绫竖领，妆花眉子，溜金蜂赶菊纽扣儿”。这种金属钮扣的造价是很昂贵的，金银本就是贵金属，而红蓝宝石更属奢侈品之列，它们是从中亚、西亚传过来，又被称为“回回石头”。这种金属钮扣的流行可视为晚明奢侈风尚的一种表现方式。 相比较王佳琪所提出的立领出现的三个原因，笔者认为最后一个原因最重要。因为明前期传统的交领也能达到较好的取暖和掩藏肌肤的目的。通过对四合如意暗花云纹云布女衫的复原和试穿，发现它的领子也很高，领高10.5厘米，穿上后几乎能将脖颈全部包裹起来（图二六）。虽然，毋庸置疑的是，立领比交领的包裹效果更好，但是，从立领流行的时间和穿搭方式来看，其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突显衣服上的金属钮扣，以达到炫富和视觉吸引的效果。

　　 为了最大限度的炫耀这些装饰性重于实用性的金属钮扣，万历年间流行起两种类型的衫子。第一种是立领、对襟短衫，这种衫子的衣襟上往往缝有6-7对纽扣（图二七）。第二种是立领、右衽斜襟长衫，在这种衫子的立领上通常钉有1-2对纽扣（图二八、图二九）。

　　

　　 这两种衫子也展示出两种不同的穿搭法。第一种短衫显然是外穿的，这样可以将衣襟上的钮扣尽数展现在人们眼前。第二种长衫可以外穿（图三〇），但多数情况是穿在里面，外面搭配披风或礼服（图三一）。披风是明末清初流行的一种服饰类型，它的特点是对襟、瓦领下端有玉扣花或用小带系缚，衣服两边开衩。

　　 可见，为了炫耀漂亮、贵重的金属钮扣，明代晚期革新了女衫的形制，发展出两种并行的衫子样式，并且还出现了“披风”这种新的服饰样式。 结语 明代服饰风尚的改变折射出明中晚期社会生产力、社会风气、消费文化等的改变。这正如年鉴学派大师布劳岱尔所言：“一部服饰史所涵盖的问题，包括了：原料、工艺、成本、文化性格、流行时尚与社会阶级制度等等。如果社会处在稳定停滞的状态，那么服饰变革也不会太大，唯有整个社会秩序急速变动时，穿着才会发生变化。”女衫形制和装饰的倏忽多变也让我们在晚明短短几十年内看到服饰风尚里变幻莫测的风景。

　　（作者：丁培利　北京服装学院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王亚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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