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关于“母爱”的台湾老片,留下的不仅只有记忆中的泪海

  “世上只有妈妈好”背后的故事。

  1990年初,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作为两岸文化交流项目,在上海和武汉两地试映,引发了第一波轰动。同年9月,本片被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正式引进。随后各地方教育部门,纷纷以弘扬母爱的教育主题,组织辖区内中小学包场观看。

  它在祖国大陆的表现,完全可以用“一代人的记忆”来形容——

  上世纪90年代初,一张电影票的价格通常在0.5-1元之间。而根据国内某知名电影门户网站提供的数据,本片票房收入超2亿元,总共发行了397个拷贝。再加上乡村露天电影、企事业单位的内部放映等等非正式渠道,其观众数很有可能接近全国的三分之一人口。

  当时,无论是带领班级前往剧院的老师,买票窗口的告示栏,还是剧院门口售卖零食商品的小贩,大都在观影前做出了如下善意提醒——观看前请自备(购)手绢。

  影院之内,女教师们的啜泣声、孩子们的嚎啕声此起彼伏,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然而,1998年,本片在台公映后的上座率奇差,不到两周便惨遭下线。出品方福祥影业公司甚至取消了发行计划,以减少宣发成本的进一步损失。

  同一部影片在两岸市场如此之大的反差,其原因,首先要从故事来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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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再爱我一次》的情节并不复杂:

  孤女黄秋霞与名门少爷林国荣珠胎暗结,却因为出身问题而不被男方家族接受,只能独自将腹中骨肉抚养长大。多年之后,林家老太太想方设法让当年儿子的私生子认祖归宗。然而年幼的小强无法接受没有母亲的生活,屡次试图重回母亲怀抱。

  这种由破碎家庭、破碎情感和破碎婚姻交织而成的苦难叙事——即俗称的“三破一苦”,由于高度契合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与文化心理,堪称是家庭伦理剧横亘百年的模版。

  彼时身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的台湾地区,其影视业在80年代也全面迈入了工业化时代。虽然在枪战、功夫等商业类型片领域,无法同香港电影相抗衡,但在苦情戏这一中国影坛特有的亚类型中,却是无冕之王般的存在。

  虽然《妈妈再爱我一次》的艺术造诣远远无法和上述经典相提并论,本片的煽情套路,也不再受岛内观众所待见。然而,它背后所体现的台产苦情剧的先发优势,对于大陆观众的泪腺而言依然“致命”:

  剧中引发冲突的几个因素,包括门当户对、重男轻女、延续香火、家事统于一尊等等传统宗族思想,在刚刚告别温饱,踏上小康之路的大陆观众眼中颇有代入感。大银幕上秋霞和小强这对母子连绵不绝、逐步升级的哭戏,又很容易让观众的主体——前来包场的学龄儿童产生共情,以及影院内不可逆转的情绪传染。

  关于台湾苦情戏强行卖惨的作风,周星驰就曾经在作品中做过如此辛辣讽刺

  本片悲情演绎的手段比较简单粗暴,基本沿袭了同期台湾苦情剧“戏不够,哭来凑”的作风。一旦要赚取观众眼泪,完全无视剧情的合理性。仿佛一讲逻辑,故事就发展不下去了。

  比如小强在家中发高烧,片中职业为企业会计,至少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秋霞,选择的不是送医院,哪怕是喂退几颗烧药,而是一步一磕头,蹒跚挣扎着去寺庙祈福。

  为了彰显女主如何独自“感动上苍”,上门医生在答应回去拿药之后就神秘失踪了

  一场场哭戏的串场镜头——小强多次从台北的家中逃离,回到远在台南乡下的母亲住处,画面处理就更加魔幻,仿佛瞬间转移。

  片中还有不少“流量密码”式的内容,比如片头非常突兀的鬼片开场,以及长达一钟,同故事主题毫无关系,且长达一分半钟的床戏。

  当然,这些剧情和表现方式上的漏洞,同故事充满争议的矛盾设置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2

  关于本片的核心冲突,我们的记忆是这样的——

  这处悲剧的受害者——小强的妈妈秋霞,故事开篇时的她端庄贤惠,追求独立。面对林家的金钱诱惑和道德绑架,始终都不卑不亢,坚持自己的选择。她冒着生命危险将孩子生下来,竭尽所能给予小强一个完整的童年,竭力捍卫自己生命的全部。即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位单亲妈妈也是现代女性的楷模。

  至于剧中的“大反派”——林家,实际上,在“小强”的归属权问题,他们的态度也不统一。

  即便是一副颐指气使面目的林母大人,她的威逼,也仅限于准备找律师准备同秋霞对簿公堂。稍微有点法律常识的观众都清楚,在既不存在婚姻事实,且孩子生父此前从未尽过抚养责任的前提下,没有一个法官敢支持这种无法无天的主张。

  因此,三十多年之后试图重拾当年那份感动的我们,在重看影片时一度开始怀疑——林家到底用了什么邪恶手段才能最终得逞?

  影片将秋霞此举的动机解释为,她认为小强在生父的富贵家庭中成长,能够拥有远大的前程。所以这位妈妈决定用自己当下的幸福,来换取儿子的未来。

  虽然人的权衡取舍,都不可能脱离经济因素,片中对90年代台湾贫富差距,南北发展差异的描述,也客观存在。然而,对于一个刚上国小三年级的孩子来说,他根本无法理解朝夕相处的妈妈,为何一夜之间就要将自己拱手送人。

  秋霞明明有更好的处理方法,比如片中小强的爷爷,就提出给秋霞母子置办一套房屋,台北、台南两地任选,结束居无定所的状态,待孩子度过对母亲的依赖期,能够充分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之后再行此举。

  然而,秋霞所选择的,却是最艰难同时也是对自己和孩子伤害最大的一条血泪之路。这场悲剧的根源,在于身为一个母亲,秋霞根本不知道孩子要的并不是富贵之家,而是丰富充盈的爱。只有有爱相伴的人生,才能让儿子拥有完整的童年,进而形成健康的人格。

  为了斩断小强对自己的思恋,秋霞用威胁、欺骗,甚至是体罚,来让小强接受自己已经被“抛弃”的事实。

  在本片彻底开启泪水闸门之后,下半段故事的戏剧冲突,就变成了母子二人对这一事件的不同认知所引发的矛盾:儿子要回“现实中”的家,而母亲则一个劲的把他推去“理想中”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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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影片试图用大段的煽情和心理活动,来渲染母亲选择背后的崇高感和壮美感,从而淡化冲突性。但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无视单亲孩子最基本的情感需要,用事实上的遗弃行为来证明母性的光辉,这本身就是荒诞的。

  不过,如果一味喷编剧胡来,也着实有点冤枉。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影片对秋霞这位母亲的成长经历,就会发现这个角色的塑造,依然遵循着一定的逻辑。影片在开头,就为秋霞的身世埋了一条暗线——她同样由单身妈妈养大,根本不知道父亲是谁

  和小强相依为命的十年,正是再现了秋霞的原生家庭模式。所以在潜意识中,她不希望小强跟自己一样成为“孤儿”。因为传统观念中,“孤”,特指没有父亲的孩子。

  作为一个传统中国女性,黄秋霞处理和小强分离的方法,也是充满封建宗族思想的。面对从新家逃回的孩子,她一味强调服从,“要听爷爷奶奶和爸爸的话”。用激烈的手段,强行将孩子的痛苦,扭转成“孝道”观念……在这个过程中,秋霞既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自私,也不想走出自己母亲的人生悲剧。她不但放弃了抗争,反而认为这是一种牺牲,并且在这一光环的加持下,不断打压小强最基本的情感需求,最终导致了母子分离十八年的惨剧。

  根据导演的说法,本片改编自台湾地区50年代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疯女十八年》。《妈妈再爱我一次》在台湾地区之所以遇冷,自然是缘于陈旧的故事内核,同80年代末台湾经济蓬勃发展、女权思想深入人心的时代背景格格不入,再加上苦情套路的单一,自然很难得到岛内观众的青睐。

  这也就意味着本片在大陆地区所取得的意外成功,也可能只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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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连当时没有太多艺术欣赏能力的小学生,内心也能隐隐约约的感受到这部时长仅87分钟的电影,除去大段的哭戏,其真正的内容和思想价值非常有限。以至于面对老师布置的观后感完全无从下笔。至于极少数在剧院里哭不出来的孩子,只能将这份作业写成了检讨书。

  至于影院中这段昏天黑地的悲情体验,在很多80后心目中,更多是“童年阴影”般的存在,完全无法禁得起时间的检验。1992年,导演陈朱煌携包括“小强”在内的原班人马拍摄的《豆花女》,甚至打出了《妈妈再爱我一次》姐妹篇,乃至“续集”的招牌,却没有继续在大陆上演奇迹。

  《豆花女》在宣传时特意强调自己同《妈妈再爱我一次》的姐妹篇关系

  不愿意相见,更不愿意怀念。90年代中期,中国影碟市场进入了几何状的爆发式增长阶段。然而作为观众人数以“亿”为单位的热门旧片,《妈妈再爱我一次》在市面上几乎找不到盗版资源。它真正的接受度,也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作为一部当年的“现象级”电影,它给一代国人的回忆,乃至是演职人员的人生轨迹,依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剧中的“妈妈”杨贵媚,参演本片时还处于从歌手像演员的转型期。惨淡的票房,以及大段的哭戏,让她一度走不出情绪和事业的低谷,此后近三年时间内没有接拍任何作品。

  直到在大陆获得认可之后,杨贵媚才重拾信心,凭借1993年的《无言的山丘》,勇夺第六届新加坡电影节最佳亚洲女演员奖。然而,她的戏路一直都无法摆脱当初的那部“成名作”。从1994年《饮食男女》中的家珍,到2014年《太平轮》中的严母,超过半数以上,都属于思想保守,逆来顺受,且有一定心理障碍的传统中国女性形象。

  饰演“小强”的谢小鱼,原名郑贵方,因为长相酷似台湾音乐人谢雷,而被这位闽南语实力派歌手认作义子,在国小二年级时就获得了荣登大银幕的机会。他也用自己的珍珠般的眼泪,证明了自己的表演天分。剧中的他,无论是孩童遭受委屈时的哽咽,强忍泪水时的啜泣,还是情绪爆发后的嘶心裂肺,都演绎出了摄人心魄的感觉。

  然而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谢小鱼表示当初为了让自己哭得出来,他被剧组告知自己的妈妈“收了钱,还签了合同”——如果哭不出来,全家就要抓去坐牢。吓得自己一听到导演喊“开麦拉”,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此后仅仅主演《豆花女》,录制两张闽南语专辑之后,这位童星就淡出了演艺圈,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学业中。

  本片的导演陈朱煌,出道时所从事的是模仿邵氏风格的小成本商业片,原本就是台湾电影圈的边缘人物。《妈妈再爱我一次》在内地意外成功之后,他便将事业重心放在了祖国大陆,一直试图用同样的套路来再度复制当年的奇迹。作品风格高度类似,又屡败屡战的他,也为自己赢得了“中国第一苦情戏导演”的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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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

  秋霞和小强这对苦命母子的歌声,至今依然在神州大地上传唱。而歌词的意义,也早已从一个失去母爱的孩子的哭诉,变成了对母爱的歌颂。

  在母亲节,我们之所以要回顾这部电影,目的不是用当下的眼光来批判它的艺术价值,而是通过本片在两岸不同热度背后的真正原因,梳理两岸观众三十多年来的审美和观念变化,以及这些现象背后两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变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并不“纯粹”的母爱电影本身,就浓缩着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