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困境
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已走过近百年历程。在经历了高涨的革命热情、深刻的社会批判及广泛的文化反思之后，当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陷入一种看似百花齐放、实则深度迷惘的窘境。霍布斯鲍姆回顾20世纪的左派历程后无奈地说：“我们确实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方。”[1](P18)“最具批判意识的先锋知识分子”乔姆斯基也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的民主倾向性和潜在的革命性”如何转化为现实的问题而苦恼。[2](P8)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居功至伟的佩里·安德森甚至因“除资本主义外，别无他路”的感慨而被批评为一种“看起来很奇怪的保守主义”[3]。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迷惘与失落是其逻辑发展的必然。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误读是其陷于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体论窠臼并最终陷于困境的决定性因素。
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双重批判理论
资本主义双重批判理论是指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批判中蕴藏的经济与文化、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主体性的双重线索、两种批判。它既是马克思对长期困扰自由主义者的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关系问题的回答，又是对蔓延于整个西方文化的“神”与人、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主体性之间复杂关系的考察。初看，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也同样存在上述矛盾和紧张，然而，当人们立足历史和整体审视其思想发展之时就会发现，在马克思那里看似对立的两种批判实质上却是相得益彰、相互支撑、不可或缺的关系，它们共同支撑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大厦。
马克思的一生是批判和超越自由主义的一生，双重批判理论就产生于这一过程之中。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自由意志论，它坚持个人自由至上原则、将个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视为人之根本。[4](P229)然而，马克思在自由主义者为世人鼓吹的“自由幻影”中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这就是，尽管资产阶级用一个个政策措施维护现有制度这一“事实”、自由主义者用一部部鸿篇巨制论证个人自由至上这一“价值”，但对大多数非有产者而言，这种自由不过是看得见摸不着的水中月、镜中花。资产阶级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一唱一和启发了青年马克思。从1844年起他踏上了从事实与价值双重视角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判之路，并且随着他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双重批判也日臻成熟与完善。
早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不屑与“下流唯物主义”为伍的马克思就遇上一个有关“物质利益”的难题。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隶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但一向关注人民疾苦的马克思第一次拿起了自由主义武器，以自然法为工具，为贫苦农民拣拾树枝的行为辩护。他受教于黑格尔的逻辑论证不可谓不严谨，但面对严酷的现实却始终显得苍白无力，这不仅使他对原本信奉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产生深深的怀疑，而且对运用政治法权思想批判改造现实的可能性打了个大大的问号，“物质利益”问题成为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谜。在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未来哲学原理》、青年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及赫斯的货币异化思想的引领下，马克思发生了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向人本学唯物主义，从空洞的政治法权批判向现实的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转变，其直接理论成果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部经典著作中，马克思以经济自由主义、即国民经济学为切入点和批判主体，以政治和文化自由主义批判为外延，对自由主义做了一次总体性批判。
与国民经济学“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不同，马克思发现了一个隐藏在客观事实背后“应该”的视角，由此生发出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线索。自然界原本是人的劳动的对象化，人在生产劳动产品同时也改变自然，使之造福人类，但在现代工业生产中，作为劳动产品集合的人化自然却发生反叛。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不属于他、“异己”于他的对象世界就越庞大。这显然是一种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而其背后又隐藏着一种人与其劳动行为的异化：劳动原本是人在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中将其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是人自由发挥体力和智力、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但在现代工业生产中，工人从事的却是一种被动的、强制性的劳动，这种劳动越多，工人就越觉得自己不成其为人。作为“类”原本具有的“自由自觉”的本性被工人用来“自由地”地变卖自己以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5](P57)于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自身随之发生普遍对立与异化：自由平等变成强制与奴役，自由自觉的人变成了“非人”，物质财富的增值带来的却是人的世界的贬值。
这就是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后半部分阐述的异化劳动思想，也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奉为宝典的重要理论。的确，与自由主义经济学肯定资本主义“事实”的思路相比，马克思异化批判逻辑的出现大大推进了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批判的深度和广度，有利于人们从“事实”和“表象”出发深入到“异化”本质的揭示。在20世纪消费社会到来之时它更帮助人们看清资产阶级通过消费主义维护其统治的企图，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武器。然而，由于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毕竟是一种从抽象的“类本质”或“应该”出发、以价值悬设为特点的哲学批判，因而这一思路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只能带来对资本主义的伦理义愤和外在批判而难以抓住资本主义的要害，形成对它的有效打击。马克思对此是有所觉察的，因此在第二、三笔记本中，他在论及现代工业生产和以往封建地产之间关系之时萌发了一种新的历史的及现实的维度：自由主义者肯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美好与永恒，而马克思看到的却是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只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作为其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也不过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为资本家发财致富而鼓吹的理论，它必将被以真正的自由平等为目标的共产主义所取代。
这样，在人本主义异化批判的顶点，在解决异化劳动的尝试中，资本主义现实批判维度在马克思的头脑中自然生发出来。然而，由于此时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才刚刚起步，因此始终难以回答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产生的现实根源及如何推翻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关系等问题。1848年革命失败后，为了帮助工人阶级树立推翻资本主义的信心，马克思投入到客观经济学研究中，“异化”这一带有抽象人本主义特点的范畴与他此时的研究重心并不匹配因而暂时隐匿起来。但在十年经济学研究之后，当“异化”一词再次出现之时，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察觉到以往尚显轻飘含混的“异化”增添了无比深沉厚重的内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详细论述了他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剩余价值理论，而且用了整整一章100多页的篇幅大量引用当时报纸杂志关于工人生活状况的文章和调查报告，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工资待遇低下等等事实。仅此一点，我们就可以说，十年经济学研究并不是对以往异化逻辑的否定而是对它的补充、深化和发展。或者说，在《资本论》中，虽然马克思对“异化”一词的使用频率仍然不高，但它实际上已经羽化为整个《资本论》的“魂”，渗透于其经济学研究的字里行间。当他批判资本拜物教同时批判自由主义者关于自由平等的幻想即思想拜物教之时，当他提出以“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发展为前提”[6](P109)的个人联合体思想之时，原本尚显分离的现实批判逻辑和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彻底融为一体：后者为前者提供价值导向和精神引领，前者为后者提供现实依据和解决路径，二者相互支撑、互为补充，共同搭建起“科学社会主义”的大厦。这是一种将经济学和哲学、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资本拜物教与思想拜物教、客观性与主体性有机融合的批判，目的就是通过经济异化事实的揭露打破自由主义苦心经营的自由平等的话语霸权，从而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向新社会形态的过渡。
需要补充的是，由于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要面对的是如何扩大生产的问题，普通个人的主体意识尚未真正觉醒，因而虽然马克思搭建了资本主义双重批判理论的框架，但对一些细节问题尚缺乏研究，尤其是对思想拜物教及其消极影响的关注严重不足。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调整，这一隐患首先在第二国际关于科学与伦理的争论中显现出来。
二、第二国际资本主义批判中的“科学”与“伦理”之争
19世纪末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国际很快划分为“科学”与“伦理”两大阵营。与伯恩斯坦悬置客观必然性转而从“伦理”视角强调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做法相反，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必然性。除坚持“严格”经济决定论的考茨基之外，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也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严格的和彻底的决定论观念”，坚信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自由意志的结果”而是由客观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历史必然。[7](P69)马克思的女婿、法国人拉法格甚至直接将其著作命名为《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即使强调发挥无产阶级主体作用的卢森堡也同样坚信社会主义是一种客观历史必然，对伯恩斯坦单纯强调伦理因素的言行予以驳斥。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共同特点是将“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客观经济必然性之上，坚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中表现出来的”。[8](P5)虽然也有学者看到伦理的重要性，但又把这种伦理推动力看作归根到底由经济推动力所决定，强调经济相对于伦理等文化因素的绝对统治地位。
从当下的视野观之，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时的重大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他们虽然信奉马克思主义，宣扬人是历史的主体，但实则由于过度强调经济的客观决定作用和伦理文化因素的被动性而无意中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客观性与主体性之间本应有的密不可分、互为支撑的关系。在其影响下，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日益形成一种僵化的经济决定论。它宣称“历史的偶然性是没有的”[9](P40)，其必然性也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出来。似乎，只要坚持严格的经济必然性及以此为基础的历史规律，共产主义就将指日可待。显然，在这一论说中，普通个人完全是被动、可以忽略不计的，其主体性和自由意志根本就是一种奢谈。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马克思本人对个人及思想拜物教言之不多固然是原因之一，但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身的缺陷更值得关注。在他们看来，从经济学视角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揭露会自然而然地在无产阶级中衍生出反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因而他们将19世纪末资产阶级采取的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缓和阶级矛盾的做法简单判断为“本质未变”，对价值多元化潮流的萌发置若罔闻，对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可能带来的挑战缺乏研究。伯恩斯坦意识到了这些变化，因而强调“伦理”和个人的自由意志在社会主义实现中的重要作用，但可惜的是他又走到了另一极端，即把资产阶级的让步过于乐观地想象成资本主义“质变”，搁置马克思的客观经济批判线索而沉迷于主观化的“伦理”批判。此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卢卡奇通过主体性和价值问题的介入进一步开启了隔绝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经济批判与文化批判之路。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中“经济”与“文化”的对立
在卢卡奇看来，第二国际理论家虽然自诩为“科学社会主义”，但在强调经济决定论或历史规律客观性的同时却忽视了现代社会价值问题的出现，简单地将“应然”等同于“实然”，想当然地认为美好的价值必定被人们接受并转化为现实。在卢卡奇看来，关键问题不是社会主义是否必然而是如何由“应然”转化为“必然”。他主张在强调经济因素“作为一种决定一切理论的决定性趋势”的同时，重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意识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在趋势转化为现实中的积极作用，[10](P313)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主观化”的先河。[11](P234)就卢卡奇不否认资本主义经济批判同时又强调无产阶级“群体意识”而言，他并没有完全脱离“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而只是吸收了卢森堡关于发挥无产阶级主体作用的思想，以期实现客观决定论与主体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因而对消除僵化的经济决定论的弊端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卢卡奇以黑格尔主义特色的“总体性”概念取代了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并坚信“理性的形式主义的认识方式是把握现实的唯一可能的方式”，[10](P12)从而使马克思最为重要的物质生产“实践”概念被扭曲为纯粹的理论批判活动，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客观经济维度因而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这一缺陷日益凸显。
二战以后，在移居美国的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看来，以往偏重理论思辨、强调阶级斗争的欧洲式研究思路在奉行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美国基本不再适用，卢卡奇开创的通过提升阶级意识克服异化的思路也基本失去效力，因为与物质相对匮乏、不得不致力于扩大生产的欧洲社会相比，美国资本家面临的是如何刺激和创造消费需求，将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出去的问题。广告宣传、信用卡透支等促销手段被创造出来驱使全社会狂热地投入到消费活动中去，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统治与被统治的区别日渐模糊，工人阶级也因物质生活的富足而变为现存秩序的坚定拥趸。因此，霍克海默等人决定改弦易辙，转而以“个性衰落”问题为人口，研究资产阶级如何借助科学技术等“工具理性”进行思想异化。[12](P144)“文化”就此被开发为资本主义批判的主战场。
客观地说，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以个性为切入点的文化批判思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拜物教理论，深化了卢卡奇的主体性和价值问题研究，强化了资本主义批判的“文化之翼”，有利于弥补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缺失。问题是他们在得出资本主义全面异化结论的同时又把美国资本主义繁荣看成是“现在如此、应当如此、将来也如此的现实”，这就使得他们对消费社会的批判被扭曲为解释现存社会、为现行统治出谋划策的手段。[12](P14)这种悖论的出现，与他们忽视甚至主动抛弃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客观经济维度直接相关。或许是出于资本主义虽然存在全面异化但仍充满活力的形势判断，更或许是担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会吓跑资助社会研究所的千万富翁的考虑，霍克海默担任社会研究所领导职务期间，就对其学生格罗斯曼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努力嗤之以鼻，甚至有意阻拦。[13]
失去客观经济批判的支撑，霍克海默对“思想异化”的探讨只能以悲观和迷茫告终。幸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欧美国家兴起了女性和黑人等少数族裔争取权利的新社会运动，原本处于传统秩序边缘的个人开始觉醒，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要求更广泛的自由权利的呐喊。马尔库塞、弗洛姆、萨特等人在这些新社会运动中欣喜地看到，个人没有，也不可能被全面异化，在他们的“本能”中还存在着强烈的斗争冲动，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克服异化、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新路。这就是从非理性视角调动个人积极性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化的马克思主义”。[11](P229)其中，弗洛姆设计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坚信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但却寄希望于一种抽象的“爱”去实现劳资双方的平等合作，进而将被异化的个人改造成自由的、理性的、主动的、具有独立个性的“新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实现个人与社会真正统一的思想早已被他实质性地抛弃，人们不仅很难再将其与坚持个人主义原则的自由主义者区分开来，甚至不得不怀疑他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弗洛姆的这一失误在另一位诉诸个人主体的思想家萨特那里表现得更为极端。萨特相信，在这个不存在一般性道德规则，也不存在什么决定论，甚至没有什么价值是确定的世界里，个人依然可以依照“本能”做出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选择，进而促进世界的改造。萨特对此充满了自信，但人们在这种主观化、理想化的架构中却读不出一丝的乐观与希望。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学生运动的失败不仅表明萨特、弗洛姆等人以“本能”“冲动”等非理性因素改造社会的努力的失败，而且为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之路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之路的反思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弗洛姆、萨特这种从革命激情出发，以各种乌托邦结束的现象带有普遍性。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结构主义、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想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同样草草收尾。所谓“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学”不仅与此前激情四射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有的明显带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特征。[14](P9)当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及至整个西方左派呈现出看似繁花似锦、实则深度迷惘的态势。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它经历了一个从反对“无人”的僵化的经济决定论到强调人的主体意识，从无产阶级“群体主体”到“个人主体”，从理性到非理性的曲折变化。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短短几十年间如同过山车一般把西方文化中可资借鉴的资源都毫无例外地走了一遍，最后仍以灰飞烟灭告终。
个中原因虽然众多，他们在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与文化双重批判关系问题上的重大失误乃至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与自由主义殊途同归恐怕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在追求日益广泛的个人自由权利的过程中，一旦抛弃了资本主义经济批判及其支撑的历史性、客观性和现实性维度，单一的文化批判就必然呈现为一种碎片化和主观化的状态，“现实的个人”原本丰富的内涵被抽象为脱离社会和历史的自由主义式的“个性”，个人自由也随之蜕变成主观想象。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口口声声强调社会重要作用之时，却偷偷地用“个人本体论”的脚挪向自由主义。
历史总是人的历史，研究历史总是离不开对历史主体的探索。作为僵化的“无人的”经济决定论的反动，卢卡奇试图在肯定马克思客观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找寻激发无产阶级斗争意识、凸显人之主体性的哲学之维。遗憾的是，由于他的帮手是黑格尔，因而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阈于理论思辨的隐患。二战前后，“个性研究的狂潮”使这一隐患充分膨胀凸显，以个人意识为对象的社会心理学、存在主义、现象学一时成为显学。虽然这种对历史主体及其意识文化的研究有助于纠正传统马克思主义单方面强调客观历史规律、忽视历史主体作用的研究缺失，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拜物教理论，但由于抛弃了经济批判维度和客观现实视角，因此当他们深刻猛烈地抨击消费社会却又不切实际地空谈人间大“爱”甚至诉诸个人非理性冲动之时，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正变相地沦为论证资本主义永恒性、为资本主义出谋划策的工具；当马尔库塞、弗洛姆、萨特以非理性本能为武器鼓励个人创造历史和自身，把个人的自由意志及自由选择奉为圭臬之时，他们与自由主义的界限已经极为模糊。联系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上台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至整个西方左派的失声，回想前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有意淡化资本主义经济批判的做法，我们不能不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克思毕其一生研制的“革命武器”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已被其否定因而埋下了重大隐患，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不过是单一文化批判面对强大现存秩序所做出的誓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自我引爆，早已向自由主义缴械投降的他们，留给世人的只能是烟花般短暂的辉煌!及至21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屡发危机，手无寸铁的他们除了诅咒谩骂之外根本就不可能找出什么现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这种有违初衷的结果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不无关系。20世纪，文化对经济的引领作用日益突出、价值多元化日益彰显、反法西斯主义等时代主题最终汇聚成文化价值层面的思想及个性异化问题的探讨。然而，文化和异化现象的凸显毕竟只是表象，厘清这些现象赖以产生的现实社会根源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才有可能形成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问题的宏观把握。
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和文化批判犹如放风筝的人与风筝的关系。当风筝自由地在空中展翅翱翔之时，人们往往仰头看天，不去关注放风筝人娴熟高超的技巧，似乎风筝天生就应该而且永远会拥有优美的“舞姿”；一旦控制风筝的线断裂，风筝坠落在地，放风筝人的重要作用就会立刻凸显出来。就人类社会而言，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说到底也是这种关系，它们相互关联但又相对独立，而经济生活无论何时都处于基础性地位。当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经济持续繁荣之时，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被提上议事日程，个人追求更广泛的自由权利的呼声也会不断高涨；而一旦经济发展滞缓、个人的衣食住行需要尚难以满足之时，炫丽的文化生活就会立刻幻化成肥皂泡，破裂坠地，经济的基础作用随即从后台走向前台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看不到经济基础相对文化上层建筑的这种忽隐忽现的作用形式，就很容易沉迷于各种五彩的文化泡沫中扔掉最重要最根本的经济批判武器。
从历史上看，经济与文化作为现实个人的两种需要，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在马克思之前即已被人关注。作为自由主义鼻祖的洛克早在18世纪就发现了二者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在论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拒绝将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简化为市场关系，而是试图从个人抽象本性的假设中引出道德王国。[15](P270)作为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同样在为自由市场辩护的《国富论》之外撰写了《道德情操论》作为补充。19世纪的约翰·密尔在捍卫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多次强调“社会道德”及个人对社会的义务。[16](P90)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自由主义者也曾试图通过赋予经济生活以道德内涵，促进物质与精神两种生活齐头并进的方式以保证和扩展个人的自由权利。但遗憾的是，在其后的百年中，在资本家的疯狂逐利中，自由主义的“道德”意蕴日渐衰微。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尽管对近代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但他对“文化冲动力”的衰落也是无能为力。20世纪，经济之翼愈益强劲，借助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各国各民族都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财致富的漩涡中来。少数发达国家利用手中的科技金融手段对内采取消费主义，对外奉行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建立和巩固自己的霸权，[17](P22)直至出现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将超过其余99％人口的财富总和的现象![18]看不到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性，不去从更为宽广的视角反思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只看到特定阶段少数发达国家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妄图以纯粹的文化批判解决思想和消费异化、生态危机等等问题，不仅无助于现实社会的根本改造，而且极易造成“现存秩序永恒化”的误导，最终难逃被现行秩序整编的悲惨命运。这就是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整个西方左派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挖掘和发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双重批判理论、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不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出困境的不二选择，也是每一个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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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