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多葛：伦理、命运与美德

　　芝诺把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伦理学。斯多葛在这三个方面都有贡献，后人最重视它的伦理学。他们充满生活智慧的著作可以被节选为箴言。当然，其他哲学著作也可以被节选，作为日常阅读的格言。但对于思想之中多生活感悟的斯多葛哲学，这样做造成的失真要小得多。

　　斯多葛哲学家绵延不绝，在罗马达到高峰。斯多葛有三位著名的哲人：西塞罗（Cicero）、塞内卡（Seneca）、奥勒留（MarcusAurelius）。他们都是罗马政治家。他们的思想引导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行动又部分地构成他们时代的罗马史——从共和国到帝国、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

　　西塞罗：共和依赖美德

　　西塞罗（前106年-前43年）出生于乡间。少年时，父亲带他到罗马，从师学哲学、法律与演讲。政治家需要面对大众，演讲是从政的基础训练。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把他列为雄辩家。

　　西塞罗年轻的时候，罗马共和国已风雨飘摇。公元前83年，执政官苏拉发布“公敌宣言”，杀戮政敌，自任终身独裁者。某人因“公敌宣言”被处死，其子卷入财产纠纷，又受到苏拉的谋杀指控。西塞罗为这位年轻人辩护，打赢了官司。他却不得不出逃雅典，然后又去了东方。西塞罗在雅典继续学习哲学。公元前78年，苏拉死。西塞罗返回罗马。他自称属于柏拉图学派，其实更多是一位斯多葛主义者。他倾心于柏拉图，却看到斯多葛的用处——用美德挽救共和。

　　苏拉在死前一年归还大政。但他的独裁已严重破坏了罗马共和国，为帝国崛起做了铺垫。

　　回到罗马之后，他又与克拉苏支持的人打官司。克拉苏是与凯撒、庞培并列的罗马前三巨头之一。在赢得声誉之后，西塞罗参加竞选，出任地方财务官、总督，在贪污成风的罗马保持清廉。这时战争与贪婪已接近毁灭共和国。公元前63年，西塞罗当选为执政官。因为苏拉的先例，西塞罗也拥有独裁者的权力，但他没有实施独裁。当西塞罗谈论美德的时候，他是真诚的。

　　西塞罗是拉丁文散文家，著有三篇长文：《论老年》、《论友谊》以及三卷《论义务》。他在后世的文名主要来自这三篇。从篇名可知，这些是斯多葛关心的主题。在《论义务》中，西塞罗警告官员，“不能打着国家的旗号侵犯平民的利益”。西塞罗是政治哲学家，著有《论共和国》、《论法律》。蛮族攻破罗马城后，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354-430）写出《上帝之城》，指出人们追求的应该是上帝之城，而不是罗马这样的世俗之城。他在多处引用西塞罗的《论共和国》。在当时，西塞罗描述的罗马城可以与上帝之城竞争。

　　在《论至善和至恶》（或译为《道德目的》），西塞罗指出，在斯多葛的术语中，“正当行为”包含美德的一切因素。美德体现在行为，而不是话语中；正当行为即美德。他说：“一切智慧者始终享有幸福、完美、幸运的生活，没有任何妨碍、干扰或缺乏。我们应当相信道德价值是唯一的善。”道德价值不是斯多葛独有，全世界哲人都提出类似的观念。但与其他学派相比，斯多葛的论述更简明。西塞罗也说，可以铺陈这条原理，但他“喜欢简洁、直接的斯多葛的‘结论’”。

　　斯多葛确实不如其他学派致力于论证，更适合作为箴言。这也是罗马哲学与希腊哲学的差距——注重实用的罗马人始终是希腊人的学生。西塞罗是一位折衷者，这不能否定他是斯多葛——美德应该是包容的、开放的。他也拥有其他学派的知识，很多时候用来为斯多葛的目标服务。例如，他引用柏拉图《法律篇》：“在垂垂老时，还有好运获得智慧和真理的人是幸福的。”

　　西塞罗在晚年拥有这样的幸福，这只需要他自己的努力。但罗马没有这样的好运。公元前44年，凯撒被刺。西塞罗试图恢复共和国。他支持屋大维，反对凯撒派的安东尼。但局势很快反转，安东尼与屋大维、雷必达结成罗马后三巨头。安东尼派兵追赶西塞罗，砍下他的头和手。

　　塞内卡：培养并坚守美德

　　塞内卡，又译为塞涅卡，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年。这时的罗马已进入帝国时代。在塞内卡的政治活跃时期，暴君接连出现，帝国动荡不安。

　　罗马皇帝不是血缘决定，也不是选善举贤，因此帝国暴君不断。公元41年，近卫军刺杀暴君卡利古拉，拥戴其叔父克劳狄乌斯为皇帝。克劳狄乌斯的老师是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本文后面还将说到李维——但熟读史书也不能改变他的愚蠢与残暴。公元48年，克劳狄乌斯杀皇后美撒利娜，一年后娶卡利古拉之妹小阿格里皮娜。新皇后带来她上一次婚姻所生之子尼禄。

　　因为得罪皇后美撒利娜，一说因为试图恢复共和，塞内卡被判死刑，后改为放逐。公元49年，小阿格里皮娜召回流放中的塞内卡，任命他为12岁太子尼禄的老师。公元54年，克劳狄乌斯中毒而死（很可能是小阿格里皮娜所为），尼禄即位。数年后，塞内卡退隐，仍不能保全自己。尼禄怀疑塞内卡阴谋另立皇帝。公元65年，塞内卡被尼禄赐死。他坦然赴死，妻子自愿与他同死。斯多葛对于老年、死亡多有论述，于生死能淡然处之，塞内卡夫妻忠实于他们的哲学。

　　哲学家而为帝王师，更早时候在希腊有过一例：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弟子亚历山大大帝。这两位哲人的教学成果一正一反，哲学与史学都不能使一个人免于成为暴君。塞内卡写有给一位朋友的124封信，其实是书信体的教诲。这些信有一个汉语选译本，名为《面包里的幸福人生》。

　　自由是斯多葛主义的基调。塞内卡说：“我们斯多葛主义者并非统治者的附庸，每个人都认定自己是自由的。”自由在事实上也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因为美德产生于内心，而不由外部强加。学者多认为西塞罗是折衷主义者，而以塞内卡为斯多葛的代表人物。其实，塞内卡也不是单纯的斯多葛主义者，他经常引用伊壁鸠鲁的话。伊壁鸠鲁主义因其创立者伊壁鸠鲁而得名。伊壁鸠鲁与芝诺同时代，创立对立的哲学派别。伊壁鸠鲁主义者追求快乐，以感官快乐为幸福。斯多葛以美德为幸福。但两者的真正区别在于，如塞内卡所说，他们是自由的，而伊壁鸠鲁主义者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一人之口”。伊壁鸠鲁不允许弟子偏离他的教导，没有杰出继承人。

　　罗马帝国有公民，也有奴隶。奴隶被剥夺权利，照料主人的生活。塞内卡说：“社会地位毕竟只是像衣着一样的东西。”但罗马的许多主人都知其危害。塞内卡引用他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你有多少奴隶，就有多少敌人”。奴隶身份、奴隶心态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在制度的奴役之外，是否为奴可以是自我选择。奴隶可以有自由人的精神，而许多“自由人”有奴隶心态。塞内卡指出，人人都可能是奴隶。他说：“‘他是奴隶。’但他可以有自由人的精神。‘他是个奴隶。’但这就真的降低了他的价值吗？请你给我指出一个不是奴隶的人来看。你指出来的人，将不是性欲的奴隶，就是金钱的奴隶，或者是野心的奴隶。他们又都是希望或恐惧的奴隶。”这样不是奴隶的奴隶都是自我创造出来的。

　　塞内卡能散财，没有成为“金钱的奴隶”。他在自杀的时候很坦然，不是“恐惧的奴隶”。他说：“有很多东西，只有当我们没有它们也能对付得过去时，我们才会认识到原来它们是多么不必要的东西。我们在一直使用着它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而是因为我们拥有它们。”

　　塞内卡说：“只有对财富不屑一顾的人才配得到神灵的承认和光顾。”塞内卡很富有，因此被指责为言行不一。在人生之初，如果没有必要的物质财富的滋润，精神难以走出贫困。哲人乐道易，安贫不易。孔子也期盼富贵，只希望取之有道。如果财富来源正当，为什么要拒绝呢？

　　塞内卡以毫不激动占有财富为美德。他仍发现有必要为自己辩护。他说：“我是讲美德，而不是讲我自己；我与恶行斗争，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恶行；只要我能够，我就要像应当的那样生活。”这是哲人的态度。但哲人有时会被信徒们为了私利塑造为真理的化身，成为他们不愿意做的教主，即使他们再生也不能改变。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大法官》预言耶稣再临的遭遇。

　　塞内卡说，我们不能改变灾难的到来，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是培养崇高的心灵，适合于好人的心灵，以便我们能够勇敢地承受命运送来的一切，使我们的意志与自然和谐一致”。如何对待神灵安排的命运区别心灵之崇高与渺小。“崇高的心灵”“把自己交给命运”。与之对立，“还有一个渺小堕落的心灵”，“宁可改造神灵而不愿改造自己”。改造神灵是改变信仰。培养美德，同时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这是斯多葛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我们说的“尽人事，听天命”。

　　人们不容易坚守美德，也不总能克服己身之恶。越是在缺乏美德、伪善盛行的地方，人们对美德的要求就越高；如果有人提倡美德，却又不甘于贫困、不忍受耻辱，便被视为伪善者。毫无疑问，这也是“渺小堕落的心灵”的表现。

　　奥勒留：沉思的皇帝

　　马克·奥勒留（130-180）是斯多葛哲学家，也是罗马帝国皇帝。因为皇帝图拉真，他才当上皇帝。罗马帝国皇帝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严格的血统，太子可以是继子，皇帝可以被推举。

　　图拉真原来指定的继承人是一位美男子康茂德（传说是他的私生子或情人），但早亡。图拉真收养安东尼为子，指定为继承人，又约定安东尼收养奥勒留为子，再将皇位传给奥勒留。安东尼还收养康茂德之子维鲁斯。公元138年，图拉真死于那不勒斯，葬在西塞罗的别墅，后移至罗马。161年，安东尼死，奥勒留即位。他使无血缘的兄弟维鲁斯也为帝，两帝共治。作为皇帝，奥勒留用大部分时间在边疆作战，抵御蛮族。

　　《沉思录》是奥勒留在今维也纳一带征战时写下的笔记。这些沉思是他与自己的对话。

　　奥勒留私淑一位奴隶。他能够以奴隶为师，也没有被皇帝的权力所腐蚀，因为他看到世间争夺的无意义。他说：“很快，你将化为灰尘，或一具骷髅、一个名称，甚至连名称也没有，而名称只是声音和回声。那些在生活中被高度重视的东西是空洞的、易朽的和琐屑的，像小狗一样互相撕咬，小孩子们争吵着、笑着，然后又马上哭泣。但忠诚、节制、正义和真理却‘从宽广的大地飞向奥林匹斯山。’”（文中的引句出自《荷马史诗·奥德赛》）。奥林匹斯山是希腊诸神之所居。奥勒留是在说，“忠诚、节制、正义和真理”属于永恒之神。他知道，权力是短暂的，美德是永恒的。

　　奥勒留不是暴君。公元2-3世纪之间的怀疑论者恩披里克（SextusEmpiri－cus）也接受斯多葛思想。但他拒绝相信真理，由悬置判断而归于宁静生活。恩披里克说：“那些宣称已经发现了真理的人是‘独断论者’，举例来说，尤其是亚里士多德，还有伊壁鸠鲁、斯多葛派以及其他某些人。”（《悬隔判断与心灵宁静：希腊怀疑论原典》）独断论者相信他们垄断真理，如果获得权力，他们将成为独裁者。但奥勒留没有这样做。恩披里克的批评并不公平，但他有预见。奥勒留的宁静来自理性判断，他说：“我坚持认为：宁静不过是心灵的井然有序。”

　　奥勒留没有用他的权力吞噬帝国，也没有能力改变帝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想哲学王，古代中国人则想象圣王。作为哲学家皇帝，奥勒留远没有使罗马达到郅治，帝国由一人之力不能挽救，美德也不能遗传，奥勒留的独子康茂德又是一位暴君。

　　斯多葛的思想遗产

　　在奥勒留之后，斯多葛作为一个学派逐渐消失，但不是真的消失，而是融合于其他思想。

　　犹太人斐洛（PhiloJudaeus）生活在公元前后。他把《旧约》的故事和句子解释为一个个隐喻，都在说出善与恶。斐洛接受斯多葛的“善”的观念。他在《论凝思的生活》中说：“有了美德，灵魂就不会再去追逐浮夸虚华，只会热爱自满自足、勤俭简朴、从而渐渐变成神的样式。”

　　古希腊、罗马两大文明有过衰落，却从未中断。西方现代文明是他们的直系继承者。中世纪之后，斯多葛成为人文思想家的一个思想源泉。

　　马基雅维里（1469-1527）是现代政治理论的先驱，著有《君主论》、《论李维》等。李维（公元前59年-公元后17年）是《罗马史》的作者。因此，《论李维》其实是论罗马史，书中常见词有命运、美德、自由、友情——都是斯多葛的论题。斯特劳斯也把马基雅维里连接到斯多葛。他在《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中指出，《论李维》三次论及西塞罗，又把马基雅维里的相信、判断之句联系到塞内卡之语：“人人都宁可去相信，而不愿去判断。”塞内卡在批评大多数人，当时已少见“判断”。中世纪的人几乎只有“相信”，扼杀“判断”；在现代，判断仍然只是少数人的能力。马基雅维里与斯多葛的联系不止于此。斯多葛对人性的洞察可能启发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

　　《论李维》中文版有列奥·斯特劳斯的弟子哈维·曼斯菲尔德写的导论。《论李维》第3卷第31章题为：“强大的共和国和杰出的人，无论面对何种命运，都能保持同样的勇气、同样的尊严。”在《马基雅维里的美德概念》一书，曼斯菲尔德否认此标题回应斯多葛的沉静之美德。他指出，马基雅维里所用的“美德”（virtù）内涵是不连贯的。曼斯菲尔德指出，对于斯多葛主义者，即使折衷的西塞罗，美德是借天佑之助在内心中战胜命运。在政治中，斯多葛主义者欲保持崇高，宁肯失败，也不损害其原则，因为这样的失败于真理无所损失。斯多葛有不妥协的名声，马基雅维里对于美德则灵活得多，尤其赋予君主适时作恶的权力。这大约也是现代性吧。

　　在马基雅维里之后，对现代国家理论有大贡献的是利普修斯（JustusLip－sius，1547-1606）。他出生于后来的比利时，晚年在家乡的鲁汶大学教授拉丁文。利普修斯去世后，他的学生彼得·保罗·鲁本斯绘有《四学者》，其实画中有五人：利普修斯和他的三位弟子（包括画家兄弟俩）；背后还有塞内卡的雕塑头像——利普修斯是塞内卡的信徒。他对公民的设想以理性、责任、情绪控制、斗争等美德为基础。欧盟理事会以利普修斯命名其总部大楼，以纪念这位本地名人。

　　在当代，玛莎·纳斯鲍姆（MarthaNussbaum）被称为“新斯多葛派”。她著有《善的脆弱性》（1985），副题是《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因此这本书没有讲到古罗马哲学家。

　　命运与伦理也是斯多葛的主题，《善的脆弱性》中有斯多葛的影响。在此书的修订版序言（2001）中，纳斯鲍姆对斯多葛做了一些概括性论述。她说：“斯多葛学派的思想家认为，情感是这样一种评价性判断，即行动者无法控制的人和事在行动者自己的繁盛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然后，他们继续论证说，所有这样的判断都是虚假的，我们应该尽可能丢弃这种判断。”斯多葛相信理性判断，因此说情感判断是虚假的。奥勒留说：“我与我的理性同在。”但理性并不总是通向宁静，也会被滥用，情感为达到理性设想的至善社会而大肆杀戮——这或许是理性的命运。

　　其实，在命运面前，脆弱的不仅是善，人的一切努力乃至生命都可能被摧毁。在希腊神话和悲剧中，神掌控着人的命运，人与命运抗争。当人挑战命运或相信自己可以掌握命运的时候，才会有哲学、伦理学。伦理学的重要一项是个人责任。如果相信神在掌控一切，或者，如果世俗权力取代全能的神，人们就不需要对任何事情负责。如此则不再有伦理学，也不再有道德。

　　纳斯鲍姆还说：“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社会规范在我们情感的结构中逐渐内化的程度。”儒家相信的礼乐教化其实也是外部规范的“内化”。但是，奴役也可以内化为被奴役者的自觉。马基雅维里说：“习惯于受君主统治的人民，假如偶尔获得了自由，也难以维持。”（《论李维》第一卷第十六章标题）自由离不开美德。马基雅维里还说：“腐败的人民在获得自由后，也极难维护这种自由。”（《论李维》第一卷第十七章标题）纳斯鲍姆说：“斯多葛学派认识到，一切根深蒂固的习惯都难以改变。”自由、奴役都可以成为习惯，变成两种对立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