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风险识别精选(九篇)
第1篇：公共安全风险识别范文
一、从风险防控的视角看上海外滩拥挤踩踏的事件
现代社会，在人们日常活动的公共领域，各种影响安全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因素逐渐增多，类似上海外滩拥挤踩踏的事件等公共安全事件让人们切身感受到安全风险如影随形，这一事实给公共安全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防控风险成为公共安全领域的新常态。风险是客观现实，人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应对，以形成主客观之间良性互动，从而化解风险，避免风险转化为实际的危险。良性互动的形成需要人们对风险有深刻的认识，具备良好的风险防控能力。
风险防控能力包含三个层面：在思想观念上，表现为认知风险的自觉性及对风险保持的警惕性；在行为习惯上，表现为防范风险的主体性、主动性及化解风险的积极性；在危险规避中，表现为良好的心理素质、专业的应对技能及协同配合、规范秩序的整体性。纵观上海外滩拥挤踩踏的事件，风险防控能力的缺乏是事件发生并酿成惨痛后果的重要因素。
第一，风险认知上的集体无意识。据媒体披露上海外滩踩踏的事件一个细节：警察一直在维持秩序，要大家不要再挤了，可是没有任何效果，人群还是继续向前。假如大家能够充分地认知风险，听从警察指挥，不出现人多势众的“集体无意识”，也许悲剧不会发生。
第二，行为上的集体无规则。调查证实：外滩陈毅广场东南角北侧人行通道阶梯处的单向通行警戒线被冲破以后，现场执勤民警竭力维持秩序，仍有大量人员逆行涌向观景台，上下人流不断对冲后在阶梯中间形成僵持，继而形成“浪涌”，引发多人摔倒、叠压，致使事件发生。如果每个人把自己看作为一个风险控制因素，主动恪守公共规则，就可以降低风险，甚至避免事件发生。
第三，危险规避中的集体无秩序。上海外滩拥挤踩踏的事件现场混乱不堪，拥挤失序，人群焦虑，手足无措。倘若身处危机中有更多的人能够冷静处置，有效组织疏导施救，也许是另一种结果。
二、公共安全风险防控视域下大学生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大学生风险认知教育有待加强
公共安全风险防控需要大学生树立具有社会全局视野的个人安全与社会安全有机统一的安全观。当前高校大学生安全教育还不能适应现实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内容偏向于涉及大学生自身安全知识传授。据对北京、上海等8个地区的16所高校近800名大学生进行的安全教育情况调查显示：分别有79.3%、72.4%和53.8%的大学生认为教育主要集中自我防范意识、人身安全、防灾知识，以及心理安全、购物安全、网路安全、就业安全等方面，虽然内容繁多，但知识结构零散，呈碎片化特征，缺乏系统性。
第二，教育目标侧重于唤起大学生维护自身安全意识，62.4%和52.4%学生认为看到安全隐患和安全事故等危机事件信息，学校会提醒和通报，警示学生注意人身安全。教育着眼点在于对大学生个体保护，缺乏公共性。
第三，教育时间集中于低年级大学生，且随着年级增加而减少。调查显示，认为安全教育安排在大学一至四年级的学生比例分别是87.3%，58.4%，45.4%，14.9%，有72.1%的学生认为学校强调节假日期间安全教育。教育阶段性、应急性特征明显，缺乏长期性。高校安全教育囿于大学生自身安全，缺少对社会整体安全目标价值引导。
大学生虽能感知到安全风险，但没有完全形成对安全风险的理性认知，对个体行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个人因素对大环境安全的影响乃至如何自觉纠正行为偏差，保持与外部环境的良性互动还缺乏认识，表现为对安全的焦虑和对风险的漠视并存。
（二）大学生安全责任教育仍显薄弱
公共安全风险防控需要大学生具有安全风险共担的责任意识，目前高校大学生安全教育尚不能完全促成大学生安全责任意识养成。
一是安全教育方式趋于管理化模式。高校安全教育实施过程，常常是学校按照上级要求提出工作任务，职能部门布置工作方案，辅导员及具体执行人员负责落实，安全教育散落在职能部门常态化管理和辅导员常规性工作中，教育的管理特征明显，大学生处于被动地位，主动性和潜能没有充分发挥。
二是教育实施主体倾向于单一化。高校安全教育，一方面是保卫处采取邀请校内外专家集中作报告的方式来讲授安全知识，另一方面由辅导员承担日常安全教育任务。
据调查，有75.9%的大学生认为辅导员承担着安全教育管理的任务。教育实施主体单一，大学生参与度不高，突出大学生主体性的自我教育和实践教育缺乏，教育功能难以发挥。据调查，83.65%的大学生认为安全应由学校负责，91%大学生认为在学校或社会上出了安全问题是学校和社会的责任。大学生对安全责任共担没有产生共鸣，一方面对安全有着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在自身需求与公共安全规则相抵触时又表现出对规则的无视、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的心态。
（三）大学生逃生技能培训实效不足
公共安全风险防控需要大学生具有应对危险的逃生技能，目前高校大学生安全危机逃生演练还不能达到实际要求，亦不能满足大学生需求。高校开展危机逃生演练基本是依照上级提出的相关要求组织实施，尚未形成制度化的体制和机制。具体表现为：一是安全教育重知识，轻实践，据调查显示，有些高校安全教育中模拟训练仅占教育比重的12%；二是实践演练项目单一，主要是以消防演练为主；三是阶段性开展，集中演练时间多安排在大学生军训、“119”消防日期间及平安校园建设工作检查阶段；四是不规范，专业化程度不高。
辅导员负责组织学生，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现场指导，40.90%的学生认为学校安全教育师资力量欠缺。危机逃生演练专业性和针对性要求更高，在对学生进行专业技能指导上，学校更是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演练停留在“组织逃生”环节，多流于形式，缺乏实效性。现实中往往一个异动或偶发事件就能引起学生群体失稳、造成混乱。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千名大学生进行在线调查结果显示，77.5%的学生赞成开设自救课程，82.9%的大学生认为应该进行突发事件应对演练，79.3%的学生希望学校开展实践性、针对性强的安全教育活动。
三、公共安全风险防控视域下大学生安全教育的路径选择
（一）改进大学生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培养学生的风险思维
大学生面对公共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掌握安全知识固然重要，培养风险思维更为关键。公共安全风险成因存在人为因素，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依靠人的认知和行为，思维和观念决定着人的知行。风险思维是一种专门用来处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思维方式，是将规避风险或将风险降到最低为价值目标的。因此，在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中，风险思维强调人对安全问题应持有前瞻性、全局性、关联性、警惕性认识，这有助于大学生形成对安全风险事先预判、对安全形势全局把握、对安全因素关联思考、对安全隐患预防为先的覆盖国家、社会、集体和个人的安全观念。高校应以培育风险思维为目标，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一是要拓展教育内容，不拘泥于各种知识点的学习，而应从安全风险防控视角，引导大学生养成预判生活中可能面对的公共安全风险的习惯，特别是在涉及公共领域的活动之前，对所有可能发生的安全问题的概率和后果进行预测，并且做好应对准备，提高对安全风险的预判意识。二是要拓宽学生视野，教育着眼点不限于学生个体安全，应延伸至社会整体安全，帮助大学生辨析个体安全与整体安全之间的有机联系，认识到“风险是每个人和风险因素的结合体”，它与每个人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三是要提升认识高度，在安全防范意识上，帮助大学生进一步认识在安全风险面前人不仅是处于防卫状态，而是可以影响公共安全风险的发生、发展及走向，可以化解、降低风险，避免其转化成实际危险。在公共活动中，个体良好的行为习惯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四是养成行为自觉，大学生由对安全风险的感知，上升到理性认知，还要将正视和规避风险、追求安全的生活态度和行为习惯贯穿于日常生活中，保持维护社会整体安全的警惕性和自觉性。
（二）完善以学生为本的校园安全教育、管理体制，强化学生安全责任意识
乌尔里希贝克在对风险和风险社会论述中说：“一场风险或灾难的来临，在其影响范围内个人和群体都难以逃避，因此，风险社会必然会形成一种新的风险文化，也呼唤着一种责任共担的风险价值”。的确，当公共安全受到威胁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平安的社会环境需要制度保障，更需要全社会责任共担的共同意识。在安全教育、管理工作当中，高校应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唤起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一是组织学生参与学校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在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时吸纳学生参与，组织学生讨论，征求学生意见，鼓励学生提出建议，培养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二是提倡学生开展自我安全教育。教育家叶圣陶主张“自能教育”，他说“要把依赖性的‘受教育’转变为主动性的‘自我教育’”。课外活动和社团组织是以大学生为主角的教育载体，高校要引导大学生将安全内容引入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开展自我学习，自我教育，充分发挥大学生潜能和主观能动性。三是倡导学生以社会实践方式参与学校安全管理。高校通过组织大学生志愿者等方式，在相关职能部门的指导下，让学生参加与之密切相关的校园安全管理和安全检查，实现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增强大学生遵守安全规则意识和维护公共安全秩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三）增强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的实效性，提升学生的逃生技能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阐述风险社会理论时说：“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抵御风险的保障，也需要具有面对风险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对待风险的能力。”大学生应对安全风险，既要具备积极的心态，也要掌握应对的本领和技能。在汶川大地震中，桑枣中学2000名师生用1分36秒全部逃离教学楼，创造零伤亡的奇迹，令人印象深刻。奇迹的创造与平日制度化、规范化逃生训练分不开，也让我们看到了危机应对演练在风险规避中的至关重要性。
风险规避中的逃生技能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专业性，需要具备处惊不乱的心理素质、协同配合的整体意识、科学规范的逃生技巧、自救互救的专业知识，对人的安全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仅靠“纸上谈兵”难以取得实效，需要通过实际演练获得切身体验，在实践中养成。高校大学生安全教育应重视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克服客观条件制约，联合社会力量，借助社会资源，争取专业指导，建立常态机制。一是要社会化。高校应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加强联系，利用防灾训练基地等社会资源，实现资源共享，组织大学生开展危机情景模拟演练。二是要专业化。高校要与社会相关专业机构部门开展合作，争取专业技术支持，请专业人员现场进行逃生技能、自救互救技术指导，强化对大学生的专业规范训练，力求实效性。三是常态化。高校应协调校内外各相关部门，建立长期协同合作、相互配合的体制和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常态化危机应对演练，提高大学生安全逃生技能。
第2篇：公共安全风险识别范文
一、学校公共安全教育的现状
1. 安全教育没有系统性。目前学校开展的安全教育都是“应急式”、“运动式”的，且不说这样的安全教育违背了教育的客观规律，即便是这样“运动式”的安全教育绝大多数也是走走过场，很难对学生产生真正的教育效果。现在的公共安全教育大多停留在安全提醒等浅层次教育上，而对如何应对安全事故的实际操作技能训练很少；不同地域的不同学校、同一学校的不同年级在公共安全教育内容上没有体现差异性，存在着教学对象不同，而教育内容相似、教育内容重复等问题。
2. 安全教育模式单一。中小学最常见的安全教育方式是教师讲解与说教，具体表现为教师在晨会课或班会课上阅读安全规则、叮嘱安全事项、引导学生讨论和分析安全问题等，而缺少学生喜欢的影视观看、参观安全展览、实践演练和专业人员讲座等教育形式。单调枯燥的教育模式令学生厌倦，起不到实际效果。
3. 安全教育师资不强。大部分教师没有参加过专门的、系统的安全教育培训，对于如何更好地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老师常常束手无策。作为教师，自己的安全知识储备都不够，安全教育不就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吗？那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又何从谈起。
二、“六个一”加强学生公共安全教育
1. 建设体验性公共安全教育基地。学校公共安全教育作为方法和技能的教育，需要多建设有利于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的公共安全教育设施。要加大投入，在校内外兴建体验性公共安全教育基地，让学生主动参与、动手体验，为开展学校公共安全教育创造。在安全基地内，要装备一些可以让学生接受现场安全体验的设备，如可以设置模拟火灾现场、仿真灾害视频现场感受、各种逃生体验、灾害应急能力训练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学生们可以了解消防、交通、高层建筑居住等十类安全知识以及地震灾害、气象灾害等自然灾害知识，在人机互动中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安全基地内还可以设置安全课堂，聘请专业人士传授安全知识，让学生学习自护自救的技能和面对灾害的应急处理能力，掌握避灾自救的方法。
2. 铺设层级式校园安全教育网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管理”方针，要构建“局-校-班”安全教育三级网络。校园安全教育在教育行政部门层面要由分管领导负责抓，职能科室具体抓，统筹安排全市学校的安全教育工作，制定各项安全制度规范；在校级层面要由校长任第一责任人，设立安管处，具体实施学校的公共安全教育工作；班级层面要由班主任负主责，因班制宜开展多样化安全教育，并设立安全监督员2～4名，经常性提醒同学注意安全，并负责第一时间向老师报告突发安全事件。为使这张安全教育网络运行顺畅，还应建立学校安全教育工作台账，内含制度、应急预案、常用安全知识日志等，学校的安全日志每月第一个工作日可由校长带领有关人员检查并记载，每周第一个工作日可由由分管校长带领有关人员检查并记载，其它工作日可由安管处长记载，这样明确了记载责任，确保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责任到人。
3. 建立预警制校园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学生的安全教育，重在防范，因此，建立一套校园安全风险防范体系是强化学生公共安全教育的必要保障。我们可以通过校园安全风险的确定、评估、预警防范的有效管理，强化师生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推进校园安全风险防范长效机制建设。
首先，要确定校园安全风险内容。安全风险内容的确定是校园安全风险防范的基础。校园安全风险主要包括教育设施设备安全风险、交通安全风险、消防安全风险、食品安全风险、教学活动安全风险等。我们应根据风险特点与防范需要，具体细化风险内容。
其次，要进行校园安全风险等级评估。校园安全风险有高有低，要根据危险程度不同，把校园安全风险等级分Ⅰ级、Ⅱ级、Ⅲ级。Ⅰ级安全风险是指风险程度较高，极易危害师生生命安全，或因长期运行（存在），容易引发群体性伤亡事故的风险；Ⅱ级安全风险是指风险程度中等，容易造成较重伤害事故的风险；Ⅲ级安全风险是指安全风险一般，容易造成一般性伤害事故的风险。
第三，要实行校园安全风险预警。根据校园安全风险等级要求，采取不同举措加强预警管理，校园安全预警分为阶段性预警与应急式预警两类。阶段性预警是指学校根据季节更替、阶段性工作特点采取的常态性预警；应急式预警是指学校面对突况或他校出现突发事件所采取的紧急预警。学校应根据校园安全风险等级内容，加强防范管理。分类落实责任，明确安全任务；分工落实措施，加强隐患整改；分批完善制度，规范工作要求。
第四，要建立安全风险排查机制。为确保安全风险防范工程落实到位，学校还应定期进行校园安全风险排查，如确定每年3月、6月、9月、12月为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月，围绕安全教育与培训、设施安全与风险防范机制、安全管理落实等方面展开，以校长为第一责任人，动员全体师生采用“地毯式”、“立体式”排查，发现一起，整改一起。
4. 培养专家型安全教育师资力量。加强校园安全教育，需要有专业性的师资保障。抓好“源头工程”，要在高等院校相关学科中设立“公共安全”专业，毕业生可以进入中小学校，成为从事公共安全教育的专职教师。抓好联动保障工程，可以组建由公安、消防、安监、交通、市场监管、食品卫生监督、地震等专家组成的安全知识教育专家师资队伍，为各学校教师培训公共安全知识，提供专业性安全教育师资保障。
第3篇：公共安全风险识别范文
根据监狱安排部署，为进一步增强监区防控公共安全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提高对公共安全风险的有效控制和应对能力，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理念，吴忠监狱二监区按照《吴忠监狱开展“公共安全防范警示教育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要求，扎实开展"公共安全防范警示教育宣传月"活动。现就活动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开展“公共安全防范警示教育宣传月”活动安排及内容。
（一）根据活动实施方案，成立活动领导小组，任务分工，责任到人。
自接到监狱活动通知后，监区党支部会议研究，紧锣密鼓组织实施，根据《吴忠监狱开展“公共安全防范警示教育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细化了活动内容，制定了活动流程，成立了由监区长任组长，教导员任副组长，监区其余警察为成员的活动领导小组。
为配合活动各项环节的实施，确保实效，监区集中组织学习了活动实施细则，统筹安排，按照责任分工，使得整个活动的目标明确 、组织设置完善、任务配套合理，确保了本次活动的顺利开展。
（二）“公共安全防范警示教育宣传月”活动主要内容。
1.组织开展“公共安全隐患大排查”活动。
在监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一次公共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重点对监内外各类火灾隐患、食品卫生、突发事件等进行排查，全面细致查找在开展公共安全教育培训、落实公共安全管理、防范公共安全风险能力等方面的风险点和薄弱环节，针对存在的问题隐患进行风险评估，制定整改方案和应急预案，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
2.组织开展矛盾问题集中排查教育化解活动。
依托狱政部门开展的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专项活动，认真抓落实。
3.组织开展“公共安全防范警示教育集中宣传日”活动 。
组织开展了一次“公共安全防范警示教育集中宣传日”活动，采取摆放宣传展板、悬挂标语、实物演示和组织服刑人员现身说法等形式开展，努力提升警察职工罪犯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技能。
4.利用新媒体开设“公共安全防范警示教育”主题宣传专栏。
监区充分发挥吴忠监狱门户网站、监狱政务微博、狱内电视台、电子屏等的作用，开设“公共安全防范警示教育”主题宣传专栏。宣传公共安全防范常识，推送安全防范等主题教育宣传内容，实现“公共安全防范警示教育”的“移动化、可视化”，进行互动交流，增强互动体验，方便警察职工罪犯学习安全防范知识。
5.开展各类警示教育。
（1）.开展加强治安防范、对涉众型经济犯罪及新型互联网金融领域犯罪防范、加强打击传销及规范直销、网络安全等方面的警示教育。
（2）.开展加强用水、用电、用气等生活常识、加强食品药品安全、加强公共卫生管理和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警示教育。
（3）.开展强化监区警察防火消防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加强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警示教育。
二、“公共安全防范警示教育宣传月”活动取得的成绩。
1.排查了监区内外各方面的风险点和薄弱环节，针对存在的问题隐患进行风险评估，制定整改方案和应急预案，进一步完善了工作机制。
2.提升了监区警察罪犯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技能。
3.提高了监区警察的健康和卫生安全防范理念。
4.提升了监区警察的安全素质和服刑人员的安全防范技能。
三、主要存在问题。
本次“公共安全防范警示教育”活动顺利结束，我狱按照监狱活动安排，圆满完成各项活动内容，实现了既定目标，收到预期效果，活动成效斐然，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体现在：
（一）生产车间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在排查安全隐患的过程中发现，监区车间由于原料和成品的堆放，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二）个别警察思想认识不到位。
个别警察由于工作压力大，任务重，对组织开展活动有看法，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
通过宣传教育，监区警察和服刑人员公共安全防范知识得到普及，安全防范意识得到全面提升，树立起了公共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良好氛围。
第4篇：公共安全风险识别范文
关键词：公共安全；安全型政府；政府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1903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001―05
人类的过度实践和自反性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使世界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人们的生存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有效保障公共安全，避免未来更大不利后果的出现，“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应探讨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去领导我们的社会”。笔者认为，这个将要重塑出的政府范式就是“安全型政府”。提出和研究“安全型政府”课题，对于推动政府理论创新和促进政府变革，以及实现社会安全发展和安全善治都是极有必要的。本文拟对“安全型政府”提出的根据、基本内涵、构建意义和构建路径等进行初步探析，祈望学界同仁赐教。
一、安全型政府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安全型政府”的提出有着多维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行政生态学和风险社会理论、西方政府再造理论、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理论、生态型政府理论等是安全型政府提出的重要思想来源。从社会现实看，回应公众安全需求、应对全球风险社会、克服经济型政府安全保障失灵等是安全型政府提出的现实依据。
(一)安全型政府提出的理论基础
1 行政生态学理论。该理论主张用生态学的思维方法研究公共行政学。行政生态学指出了外部环境因素对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强调政府与其所处环境的互动和动态平衡，政府组织与行政行为是受环境影响的生态系统，它必须考虑对环境的适应性。如果自觉地认识生态因素，尤其是“行政环境中敏感的变量”，就可以使行政官员更明智地对待政府机构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需求和挑战，②也能够更正确地定位政府角色、组织安排、实践目标和方法等。
2 风险社会理论。该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和自反性现代化使人类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人为制造的风险是前所未有的，其后果影响深远且难以控制。各种风险威胁是对健康、生命、合法性、利益和环境的威胁，无法预料的风险后果使整个社会存在深度不安全感，安全成为风险社会的动力和主要价值观。风险社会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我怕”，是“如何预防更坏的东西”和“免受毒害”。应对风险社会，需要对发展和进步进行反思，需要对权力和权威进行再认识，需要再造政府和建立责任机制，从根本上克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3 政府再造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根据行政环境的变化和时势的特点重新定位政府的主导价值理念和主要职责，重新选择行政运作方式和治理方式，以便使政府成为一个更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政府。政府再造就是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重塑政府”的目标之一是建立“预防性政府”。新公共服务理论则强调公民本位和公共精神。其理念包括：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追求公共利益、战略性思考、承认责任不能简单化、服务而不是掌舵、重视生产率更要重视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共识在于：一是主张通过改革，增强政府的责任心和服务性；二是要建立起政府与社会间信任、合作共治的关系。
(二)安全型政府提出的现实依据
1 安全成为最基本的个人需求和公共需求。在现代风险社会中，随着风险和恐惧的加剧，安全需求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甚至已超过了所有需求，成为人的最基本需求，安全已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安全需求首先是一种个人需求，但随着风险的日益加剧和恐惧的不断增加，不安全因素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安全的需求遂成为公共需求，安全成为公众的“最高社会概念”。在全社会安全需求不断增强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必须有能力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安全公共产品和安全公共服务，以回应公共安全需求和持续改善风险环境。
2 全球公共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从20世纪后半期到现在，世界范围内公共行政的宏观环境就是人类面临传统风险和现代风险的双重威胁。全球各地不断出现的各类灾难事件，都证明了全方位的风险和灾难正在日益逼近，这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死存亡。处在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风险积累和危机爆发愈益突出，公共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社会现实表明，中国已进入危机频发的高风险时期，进入了转型风险社会。
3 经济型政府的安全保障职能失效。经济型政府或发展型政府是与工业文明相适应、把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放在首要位置的政府模式。其在理念上以奉行乐观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为主导，在价值目标和基本职能上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在制度上以建立市场经济为核心，在政策上以实施经济政策为重心，在绩效评价上以GDP指数和经济收入为主要衡量标准。经济型政府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往往忽视人们的安全需求，公共安全责任缺位，甚至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谋求所谓发展或现代化。这表明，经济型政府越来越不适应治理风险社会和保障公众安全的需要。
二、安全型政府的内涵
为了有效应对风险社会和保障公共安全，必须以安全型政府取代经济型政府。安全型政府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政府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目标，也是从风险社会走向安全文明社会的根本性制度变革和政府的整体性转型。
1 安全型政府是在安全文明理念指导下，高度回应公众的安全需求和积极履行公共安全保障职能，并致力于安全文明建设和实现安全社会的政府。安全型政府也就是对经济型政府或其他非安全型政府在意识理念、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决策和执行、治理方式、体制机制、职能定位、能力结构、努力目标等方面的安全化。这是一个能够实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安全保障“多赢”的政府，是具有民本性、安全性、创新性、前瞻性和责任心的政府。
2 安全型政府是最大限度满足公众安全需求的政府。在风险时代，风险的复杂性和难以防控性使个人或一般组织已无力应对风险，只能靠政府来提供安全保障。人们日益增长的安全需求同安全保障不足之间的矛盾，构成了风险社会的突出矛盾。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公共安全责任的主要履行者，应在安全文明理念的指导下，无条件地回应社会诉求，竭尽全力地为公众安全提供保障，关注和维护每个公民的安全。
3 安全型政府是将全方位安全保障作为政府最
基本职能的政府。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在社会中所承担并实现的职责和功能。现代政府职能随公共需求状况而变化。当今社会最大的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是公共安全，因而安全型政府的最基本职能就是为社会提供安全保障，回应社会安全需求和实现公共安全利益。安全型政府视公共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的第一要义，明确地将安全管理、安全服务即安全保障提升为政府的最基本职能，在政府管理的所有领域和环节都体现“安全化”，从公共安全角度审视和评价一切，自始至终全面贯彻以人为本和安全优先理念。
4 安全型政府是积极推动安全文明建设的政府。安全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安全生活的进步状态或趋势，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活动中为实现安全生存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创造的全部安全成果。安全文明的基本内容有：安全意识文明、安全主体文明、安全制度文明、安全行为文明、安全能力文明、安全关系文明、安全发展文明、安全环境文明等。安全文明是社会文明体系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成为现代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进行安全文明建设，首先要靠安全型政府来倡导和推动。建设安全文明，提高全社会的安全水平，是国家和政府的战略性举措。
5 安全型政府是不懈追求安全社会目标的政府。安全社会是具有充分安全保障的和谐社会。在现阶段，建设安全社会，应主要在政府的倡导和推动下进行安全城市建设和城乡安全社区建设，进行安全文明单位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安全型政府应尽职尽责，竭力推动社会均衡发展和安全发展，从根本上遏制社会中的风险因素和副作用，努力培养“安全人”，积极保障安全公共品的供给，不断实现公民的安全权益，逐步实现人的“风险解放”，使人们真正生活得更踏实，更有尊严，推动风险社会向安全社会转变。
6 安全型政府属于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安全型政府强调政府机构及其成员在担任公共职务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安全职能和义务，必须对公民和社会的安全高度负责，始终把公共安全保障职能作为自己的最基本职能，必须时刻做到迅速、有效地回应和满足社会与公民的安全需求。政府如果未能尽其安全职责或履职失效，或给公众和社会带来风险或损失，应当受到责任追究。可见，安全型政府就是安全责任型政府。安全型政府以全方位安全服务、安全保障来实现服务价值理念和公民本位的价值理念，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安全公共利益，这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性质和目的，其实质就是公共安全服务型政府。可见，提出和建设安全型政府没有脱离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和宗旨。安全型政府是现代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有机统一和具体实现模式。
三、安全型政府构建：必要性和主要路径
(一)安全型政府构建的必要性
经济型政府转变为安全型政府，既是应对风险社会和回应公众安全需求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安全发展的根本保证，同时又是社会文明、均衡发展对政府转型的客观要求和现代政府与时俱进的自觉变革。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使政府组织能够更有效地适应环境变化和治理风险环境，能够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
1 建设安全型政府是应对风险社会、履行公共安全责任的迫切需要。普遍而持久的风险挑战和日趋深重的安全危机，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公共问题和威胁各地民生的首要问题。建设安全型政府，不能仅靠科学技术、市场法则或社会力量，更不能依靠经济型政府来，只能依靠构建起安全型政府，适时转变政府理念，发挥政府的公共权威作用，整合全社会的资源，制定和实施公共安全政策，推行政府主导下的公共安全治理，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2 建设安全型政府是满足公众安全需求的根本保证。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罗伯特?丹哈特指出，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公共组织是为公共利益而运作，必须反映服务对象的需求及期望。”而安全型政府作为现代政府发展的新模式，属于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模式，因而安全型政府能够根据民众需求的变化来定位角色、调整职能，以便及时地满足公众的安全需求，更好地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安全服务。
3 建设安全型政府是实现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制造和引发了种种安全问题和副作用、负效应。社会发展的实际表明，经济的无限制发展和盲目发展是非安全发展，是要人们付出安全代价的，甚至是得不偿失。这不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真正的发展应当是有限发展、合理发展，即在保障人们的健康、生命和财产安全及环境安全与社会和谐的前提下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人的安全生存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这种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才符合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秉持以人为本和安全优先价值理念的安全型政府才能真正促进可持续安全发展，才能在发展中确保公众安全与社会和谐。
4 建设安全型政府是政府变革的必然选择。我国政府行政管理范式还存在安全理念欠缺，忽视风险管理和安全文明建设，政府在安全管理职能配置上不够到位，管理格局条块分割和各自为政等诸多问题，这不能适应政府管理“安全化”的发展趋势，不能有效回应日益增强的公众安全需求和从根本上改善风险环境。此外，目前我国还缺乏完善的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公共安全治理结构，仍存在安全监管政务透明度不够、安全管理能力创新不足等问题。因此，我国迫切需要进行政府管理范式的深刻变革，逐步构建起安全型政府，确立政府的安全保障职能，强化政府的安全责任，提升政府的安全保障能力，全面实现政府的安全管理、安全服务职能和综合协调职能，创新安全管理方式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上述问题。很显然，建设安全型政府有助于我国深化行政改革和提高政府的整体效能。
(二)安全型政府构建的主要路径
安全型政府作为应对风险社会的新的政府范式，目前尚处于理论设计阶段。要真正构建起安全型政府，需要从观念、制度和具体操作等不同层面采取相应措施，逐步推进，力求全面提升政府履行安全责任的素质和能力。这无疑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安全型政府的构建，实质上是政府在理念、职能、目标和行为方式上的一次根本性转型。
1 确立现代安全文明理念。构建安全型政府，首先要确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安全文明理念和安全价值观，而且政府能够自觉地将这些理念贯彻到政府的制度、政策、目标、文化和行为等各个方面。这些理念包括：安全权是社会成员的最基本人权，是实现其他人权的前提和保障；承认以人为本、生命至上是世界公理，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是国家和政府的最重要职责；安全是现代社会的主要价值观和公民幸福之根本，安全责任感是衡量个体或组织道德水准的首要标准；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安全高于发展，人的安全利益重于物质利益；安全利益是人类的最高利益，安全优先是人类从事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安全保障是企业、社区、地方和国家的一
种软优势。
2 强化政府的公共安全责任。其一，政府有促进安全发展和进行安全决策的责任。政府应当适时提出指导国家或地区经济安全发展的思路、原则和战略规划，确立经济安全发展方式，制定安全发展政策和目标，进行安全设施建设和培养安全管理人才，能够正确引导企业和社会走安全发展之路。遏制发展中的一系列“副作用”，克服工业文明产生的种种弊端，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不确定性，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双赢”。政府进行决策和执行时必须从保障公共安全出发，确保安全政策目标的实现和安全政策的预期效果。其二，政府应强化对社会各领域、对市场和企业及各类风险源进行安全监督和管理的责任，及早建立起职责明晰、运转有效、机制完善、工作有力的安全监管体制。其三，政府有进行风险管理和风险分配的责任。公共风险管理应以注重应对危机转变为着力点，抓好风险管理和隐患治理，将风险管理融入到日常的公共管理活动中，努力降低社会风险性和社会脆弱性。同时，政府还应搞好全社会的风险分配，以使社会达到一个相对均衡和公正的利益分享和风险承担状态，以利于社会和谐。其四，政府有应对危机挑战的责任。这包括危机准备、预测预警、快速决策和科学处置、社会动员和组织协调以及善后处理和恢复等环节的全过程危机管理责任。
3 加强安全制度建设。其一，各级政府必须建立和完善安全决策与执行机制，切实增强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任何行政决策都应经过充分地安全论证和安全评估，对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要建立反馈机制。其二，建立和完善风险防范和危机应对制度，包括风险识别和排查、风险分析和评估、风险预警和监控、风险规避和处置等；还要建立风险爆发后的危机管理体系，包括预案制度及其实施细则、危机管理体制和机制，为政府应急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管理流程。其三，建立包括《公共安全保障法》在内的安全管理的法律体系，并要严格执行到位，使政府能够充分履行法律规定的安全职责和义务；同时能够实现政府与其他安全管理主体关系的法制化与规范化。其四，建立安全财政及保险制度等。各级政府要把风险治理和公共安全保障所需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和中长期财政预算之中；要建立健全安全治理投入机制，建立多种保险机制来分散和转移风险，建立风险税收制度等。其五，实行安全责任制和安全问责制。要把安全责任具体化为政绩考核的指标，加大安全效益指标在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安全指标优先考核，使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安全化、科学化；要建立安全问责制，保证政府安全责任的落实。
4 保障安全政策供给。政府要顺应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趋势，将风险治理、安全管理和安全建设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度，融人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统一部署中，从全局和源头上减少不安全因素。各级地方政府要把安全管理、安全生产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并落实到位，要坚决把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转到保障公共安全为先和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模式上来，从保障公共安全和生态安全出发，调整产业结构和企业布局。
第5篇：公共安全风险识别范文
关键词: 风险社会； 社会问题； 和谐社会构建； 风险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6604(2012)01-0008-06
近年来，风险社会研究一直是国内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随着风险社会理论在国内学术界的迅速传播与深入研讨，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呈现出的复杂化与多元化的格局，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国内社会学界对风险社会的关注也呈现出新的研究态势。2007年以来，国内社会学界已不再仅仅对国外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一般性介绍和引进，而是将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与中国本土社会实际问题的探讨相结合。在一个以“风险”为重要特征的时代，我国特有的社会风险图景及其发展趋向、应对策略日益成为国内社会学者研究的重点。2007至2010年期间，国内风险社会的研究主题主要涉及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深入评析、“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风险社会与和谐社会构建探讨、风险社会的治理对策研究等领域，本文依次逐一简要综述。
收稿日期： 2011-09-20
作者简介：童 星，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社会学研究；曹海林，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从事公共管理研究。
一、 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深入评析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中第一次提出“风险社会”概念，并在随后的《世界风险社会》、《反思现代化》等著作中提出和完善了风险社会理论。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学者也翻译和出版了一些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论著，为我国研究风险社会理论奠定了良好基础，带动了国内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领域专家学者的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一批成果。2007至2010年，国内社会学仍有较多研究者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相关文献述评，与以往研究相比，这期间的理论研究不再局限于概念和理论内容的一般介绍，而是更注重述评结合，以评带述，更注重深入理解风险社会的理论内涵，评析内容也较以往有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如何准确理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所指“风险社会”的基本内涵？即为什么人类社会到现在才真正进入“风险社会”时代［1］？这一问题的剖析一直是学术界对风险社会理论解读的突破口，更是准确把握现代社会风险特征的重要前提。可以肯定的是，经过前期的理论研讨，国内社会学界对现代“风险”的认知基本达成共识，即现代“风险”已逐步突破经济学、保险学、统计学与精算学学科界限，再也无法运用模式化的框架将其简单计算和界定，社会学家以社会历史性视角将风险概念本身与社会形态结构相连的分析路径便尤为深刻和突出［2］。更多的研究者则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的风险特性开始由潜在的可能性转为显现的现实性，由局部区域性转为世界全球性，由可计算性转为不可计算性，由可预测性转为不可预测性，由可控制性转为不可控制性，由可治理性转为不可治理性［3-5］。还有学者将“风险”与“危机”作对比分析，得出“风险”到“危机”的转变实现了经济学概念到管理学概念的转变，“危机”是“风险”的实践性后果［6］。正因为现代风险所具备的这些特征，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社会的运行逻辑、社会动力和基本结构，从而使人类社会真正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风险社会时代［1］。
2007至2010年期间，国内社会学对“风险社会”理论内涵的讨论不仅涉及风险社会中的科技维度，而且还论及风险社会的结构维度与政治维度。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风险和灾难所导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将通过现代信息手段迅速传播到全社会。社会的一体化以及全球化的不断加强,整个社会和世界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7］。可以说，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现代风险的许多新特点也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导致。有学者认为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也被科学化了［1，8］。“个体化社会”是风险社会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而这种过程本身又在不断地塑造着风险社会的基本形态。另外，现代风险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反身性”，这一点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上的反映就是“反思性”，风险社会就是一个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国内社会学者的研究还涉及风险社会理论的不足。有学者认为风险社会理论与其说是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学理论，倒不如说它从特定角度提出并深化了当代社会的现实危机，但由于该理论过分强调将风险视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既没有最终正确揭示风险根源,也未提出有效化解风险的对策。鉴于此，国内不少研究者通过对风险社会理论深入剖析揭示出该理论存在着的诸多不足：未能深入揭示当代社会风险的根源，在风险社会出路探索上的“乌托邦主义”，风险社会的文化批判在理论上具有片面性，仍未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取向，未能深刻批判现代性理论的核心缺陷［9］。可以说，风险社会理论仍需要在新形势下深化发展。
二、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
风险社会理论提出20多年来，在社会理论界的影响及学术地位与日俱增。多数学者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很好地描述和分析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特征，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作为社会问题的当代话语形式的风险理论，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不仅为把握当代社会问题的形成机制和特征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而且必将重塑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传统［10］。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风险，不是一般讲社会问题，而是讲潜在的风险因素［11］。成伯清等学者还认为，当代社会问题的全球化和个体化趋势既对局限于民族国家框架内的社会学想象力提出了挑战，也迫使我们调整思路以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新的直接性；而知识政治重要性的突显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当代社会问题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2007至2010年期间，“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大主题：
（一） 风险社会与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研究
当代中国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各种潜在的风险和灾难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凸显，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需求快速增长［12］。国内社会学研究者在此期间的研究首先涉及当前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特性、表现形式及发展趋势［13-14］，不少学者认为，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安全事件呈现出范围广、非传统性、关联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在我国转型期涉及的领域，不仅波及城乡，而且在众多领域均有所呈现。如中国城市公共安全问题［15-16］、农村公共安全问题［17］、食品公共安全问题［18］、公共卫生安全问题［19］等等。
杨敏、郑杭生还特别指出，在所有的人类安全中，个体安全是更为基本的、本体性安全，是其他人类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基础和归宿［20］。个体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密切相连，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安全问题往往影射出社会安全的隐患和社会风险的威胁。我国目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是个体安全问题的直接成因，这些影响可分为现实的困境与未来的威胁。
基于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凸显，多数学者认为，建立有效的应急反应机制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保持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建立完善的公共安全预警与应急机制势在必行。多数研究者均不同程度地对风险社会视角下公共安全问题的预警机制、处理机制、反馈评估机制、指挥协调机制、国际合作机制等进行深入探讨［13］。
（二） 风险社会与当代环境问题研究
随着环境污染和环境灾害事件的增多，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产生同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等社会变量密切相关，这使得社会学把环境问题，包括环境风险的研究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21］。在学科建设方面，有学者主张积极汲取和借鉴科学社会学、风险社会以及新社会运动理论等知识成果，吸收其合理的内容，以推动我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22］。环境社会学者应积极拓展传统社会学的视界，坚持社会学的未来关怀，努力洞察中国社会转型以及转型期社会成员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建设［23］。
国内环境社会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对当代环境问题的特性进行系统探究。有研究者将环境问题依据历史时期的不同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另一种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并将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特征概括为与科技发展密切联系、全球化、无责任主体性、与其他社会问题交叉重叠［24］。还有研究表明，全球环境危机将人类卷入全球性的风险之中，环境风险一旦转化为生态损害，就会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损害。在风险越来越大的当代社会，生态损害无疑成为加剧风险程度的不利因素［25］。
有学者注意到，当前中国民众对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有强烈的风险认知，尤其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有最强烈的风险认知。民众的风险认知主要受个人的认知能力、媒介接触、城乡分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26］。还有学者通过研究旨在检验东西方文化、社会和政治体制下人们社会价值观和环境变化风险认知的差异以及社会价值观和风险认知之间的关系。
（三） 风险社会与科技伦理问题研究
科技伦理问题依然是国内社会学界2007至2010年期间探讨的重要主题。有学者认为，从人类安全观和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看,安全不仅因具有重大的道德意义和伦理价值而成为道德范畴和伦理原则，而且是我们思考现代科技伦理问题之源，也是评判科技活动善恶的价值标准之一，是现代科技活动所应秉持和遵循的首要伦理原则［27］。安全伦理价值的凸显是风险社会的必然结果，是科技活动对人类安全的消极影响和侵害的必然结果。在中国语境中强调安全作为科技伦理的首要原则，是具有非凡现实意义的［27-28］。
在剖析风险社会根源时，较多研究者认为，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29］。人类对技术无节制的运用导致风险的产生，人类对技术的不合理运用诱发风险的出现，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也会使其在应用中产生潜在风险。由于人类对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导致风险社会的来临,风险社会的技术伦理出现严重困境［30］。
人类的科技文化为何遭遇如此困境？正如有学者所言，风险社会理论再次突出了人类自我反省控制这一当代文化批判的主题。文化作为人类的实践成果的总和，既包含着对人的肯定性关系，又包含着对人的否定性关系。文化的二重性体现在风险文化中就是制造风险和规避风险的文化二重性。当代全球性风险的凸显，恰恰是制造风险的文化日益突出的结果，也就是文化对人的否定作用日益突出的结果［8］。面对困境人类又该如何作为？较多学者建议，风险社会是人类由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必须强化技术伦理意识，树立社会各个角色的责任伦理，进行技术伦理的不断创新，建立科学的技术伦理评价机制，使技术伦理成为有效应对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30］。
（四） 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问题研究
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传媒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使得风险传播具有更大的不可测性［31］。风险社会源自于科学发展的副作用，媒介的负功能又抬高了风险系数。科技发展悖论与媒介功能悖论互为表里，进一步强化了风险。风险社会的三个基本特征，不确定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飞去来器弧线对媒介责任和危机信息报道原则形成压力［32］。危机传播应注重信息的时效性、重视对信息的把关、保持传播渠道的畅通，这不仅是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应该尽力做到的,更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
有研究者基于我国现实调查发现，危机传播在一定时期内并未受到足够重视，表现为：危机传播中信息提供者之间存在矛盾；忽视对公众进行日常的风险教育；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存在消极作用［33］。虽然我国已于2006年颁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危机传播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规定，标志着我国在应对“风险社会”危机传播问题上的巨大进步。但是，《预案》的出台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危机信息传播体系，至少在技术层面和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种种困难和缺陷。如何解决好“风险社会”中的危机传播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4］。
三、 风险社会与和谐社会构建探讨
刘岩认为，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悖论和风险社会的结构性困境［5］。和谐发展观内在地包含了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悖论和风险社会的结构困境的双重超越。在当代中国，伴随着风险问题的凸显，正确处理发展与风险的关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35］。社会转型期存在的风险在现实中体现为诸多的不和谐因素，这就要求在发展与和谐的辩证关系中化解风险根源，从调整社会发展方式和提升社会秩序品质出发来超越发展的悖论，开创出一条摆脱风险社会困境的和谐发展道路。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不少研究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宋林飞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35］。在风险中追求和谐，既要树立忧患意识，健全反思机制，又要重建诚信基础，重视专家系统建设［36］。在风险社会下，现有的任何单个治理机制都无法完成解决和减少风险的任务，因此需要建立起新的治理机制。复合治理具有五个基本特征：复合治理由多个治理主体组成，复合治理是多维度的，复合治理也是一种合作互补关系，个人是复合治理的基本单位，复合治理的目标是就地及时解决问题［3］。杨雪冬还认为，就风险治理来说，中国的复合治理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快现代治理机制的构建上,通过制度调整协调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提高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能力,发挥各个社会行为体的能力,共同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风险和制度转轨风险。一要增强国家的公共责任与民主治理能力；二要积极培育、完善和壮大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要提高个人、组织的公共责任感、风险意识以及风险的识别能力；四要重视社会信任的培养和拓展［37］。
有学者针对我国社会风险现实指出，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风险的根源和特点互为表里，主要表现为历时态风险的共时性存在、结构性风险的过程化表现、复合型风险的并发性出现、累积性风险的突发性爆发。在探明我国社会风险成因与特点的基础上，应立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树立现代社会风险意识，强化责任政府职能，重视社会政策建设［38］。贺东航认为，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应以县域为基本单元，针对县域社会存在的农村、农民问题，通过制度改进以及建立应急机制来化解风险，构建和谐社会［39］。张首先等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执政党的价值追求，也是执政党权威生成的现实土壤。风险能强化执政党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风险能提升执政党的创新品质和选择能力；风险能锤炼执政党的执政作风和升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40］。周树华、黄石还论述了风险社会、人口安全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风险社会的来临和人口风险的增加引发了人们对人口安全问题的关注［41］。人口安全问题在风险社会的视域中具备了全新的理论内涵，作为其有机构成，它包括了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与人口健康、人口分布与人口迁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在风险社会中规避人口风险、维护人口安全，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总的来说，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提高防范风险的自觉性；以科学的视角反思风险社会；构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四维一体的和谐体系；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42］。
四、 风险社会的治理对策研究
围绕如何应对风险社会这一问题，2007至2010年国内学术界继续进行深入探讨。从研究成果来看，涉及风险社会中政府风险管理、风险社会治理战略、风险社会中的应急管理等主要方面。
毫无疑问，在现代风险社会，政府是风险管理的重要主体。已有研究表明，与传统社会环境相比较，风险社会环境具有更加复杂和不稳定的特征，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风险管理陷入治理失灵的困境。因此，强调政府风险管理显得尤为重要。风险社会中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把公共安全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向公民提供，政府可以是供给的主体或最终的责任主体，也可以把不同的环节分配给非政府的私人或组织去生产，形成由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相互合作生产和供给公共安全物品的公共安全复合治理结构［12］。朱正威、肖群鹰等研究者还按照社会需求与实践反馈的研究脉络，讨论了中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结构与程度问题，提出了一个基于多主体和谐关系的政府风险危机管理能力建构模式［43］。
风险社会和社会转型时代公共危机的频发呼唤公共危机治理的常态化，有效的公共危机治理不但是风险时代的客观需求，更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精髓所在。张康之针对现代风险的特性指出，在人类所面对的风险中，绝大多数风险是由处于中心地带的人们生产出来的［44］。由于工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中心―边缘结构，处于中心地带的人们在生产风险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风险分配的权力，他们总是能够成功地把自己所遇到的风险分配出去，让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人们去承担更多的风险。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打破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唯有如此，才能建立起一个合作应对风险的社会。如何应对新变化，构建新的风险管理长效机制，何华玲认为，必须建立一种兼具前瞻性和动态适应性的公共治理机制,而这只能通过突破官僚制政府体系为主导的一元化公共治理模式，建立起包括政府、社会、企业乃至公民个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公共治理的长效机制来实现［45］。张成福等主张，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从战略视角出发，考虑和设计风险治理的原则、措施和方法。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应采取政治、市场、社会、文化、组织化、机制、法律、信息、科技、国际合作十大战略［46］。朱华桂等提出应注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的完整性、全面性，构建群测群防的全民安全网，同时还应着重注意风险管理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47］。
薛澜等针对风险社会中的应急管理指出，为了从最基础的层面实现应急管理工作关口前移，就需要从事件管理往前进一步延伸到对风险的管理［48］。由于危机同时兼顾了风险与事件的特性，因此危机管理应当被贯穿到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并重的整个过程中去。成功的应急管理不能仅限于动员整个社会资源有效地应对事件和风险，而是要站在治理的战略高度，整合多方力量，从公共治理结构等更基础的层面改善和确保整个社会在常规和非常规状态下的稳定运行。未来国家的应急管理工作应当在完善全过程应急管理的基础上，充分提升风险管理工作的战略高度，促使其朝着风险、应急与危机管理并重的整合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进行转变。童星还以社会学的风险预警研究和行政学的危机管理研究的现状为分析对象，具体探讨了二者渗透与整合的可能性与现实途径，包括实现概念的整合、理论的整合、方法的整合、议题的整合以及研究力量的整合，企望走出一条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研究的新路［49］。
阎耀军等则强调，风险社会危机显得更加频繁、更加肆虐、更加迅急，致使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传统的反馈控制管理方式总是慢半拍。而就在这慢半拍所形成的时间滞差中，风险则变得更加难以控制［50］。反思以反馈控制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对现代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以前馈控制为内容的改革和创新，就成为必然选择。进入风险社会以后，应急管理将更多地考虑以一种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去推进组织理论的发展，从而完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的理论体系［51］。中国进入公共危机高发期，常态管理已成为危机管理理论的主导思想，用理论指导实践，公共危机常态管理应该成为中国当前和今后公共安全建设的指导思想［52］。
综上所述，2007至2010年期间，国内社会学对风险社会的研究既有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深入探讨，又有基于中国国情的社会问题剖析，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及风险社会治理的一系列对策建议，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管理理论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应清醒地认识到，国内社会学界对风险社会的研究还需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还需进一步凝练研究主题，还需进一步挖掘研究深度，唯有如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社会理论及
风险管理体系才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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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Domestic Studies on Risk Society: 2007―2010
Tong Xing1, Cao Hailin2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第6篇：公共安全风险识别范文
随着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城市规模急剧增大，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型城市不断涌现，如东京、纽约、孟买、上海、北京等。这些特大型城市不但人口规模巨大，而且人口稠密，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动辄上万人甚至数万人，如上海中心八城区的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2.4万人，孟买达3万人。巨大的人口带来经济繁荣、商业机会和社会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病，其中特大型城市的安全风险问题最为突出，因为其直接影响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拿人群踩踏事件来说，2004年2月5日的北京密云灯展人群踩踏事件导致37死15伤，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外滩人群踩踏事件导致36死49伤。加强特大型城市安全风险治理、提高安全风险抵御与应急救援能力，成为特大型城市管理中一项突出的紧迫课题。
特大型城市安全风险全过程治理模型
安全风险治理一般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分类、风险控制策略和风险控制措施五个阶段。在一个特大型城市，建立有效的安全风险治理机制也应该从安全风险识别开始，再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和风险分类，进而提出安全风险控制策略和风险控制措施，不断分析和评估风险，动态调整控制策略和措施，城市安全风险全过程治理如图1所示。
1．安全风险识别。安全风险识别是安全风险治理的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主要包括安全风险因素识别与风险的发展变化预测两个方面。对于特大型城市，其安全风险因素数不胜数，既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更多的是人为和自然耦合的；既有来自高楼大厦、工厂、景观等地面上的，也有来自地铁、民防设施、隧道等地面下的，还有来自冰冻雨雪极端气候、雾霾污染等天上的。很多风险因素我们熟视无睹，其造成的灾难事故屡屡发生；而更多风险我们一无所知，面对灾难手足无措。城市管理者应该对城市有准确的了解，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和数字化时代，大部分安全风险因素其实是可以而且容易识别的。
笔者提出一种采用空间、时间、人物三要素对主要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并判别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的方法。如外滩观景平台、南京路步行街、地铁人民广场站、公交车、老式里弄等不同类型的地点，在不同的时间可能聚集不同类型的人群，进而产生不同类型的公共安全事故。三要素及可能的事故类型如表1所示。
在这三要素中要特别注意人的因素以及三者的稍合作用，如上海外滩观景平台，在人群大量聚集的时候，必须考虑参观者多为年轻人，容易冲动或恶作剧，在人群中放一个鞭炮或者喊一句“砍人了”的恶作剧，都可能造成严重踩踏事故。在判别出主要风险因素及可能的主要事故类型之后，要对风险的发展变化进行科学预测。在互联网时代，要特别重视运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进行风险发展预测。任何事故的发生都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当预测到风险可能接近阈值时，就必须进行风险预警，采取干预措施，否则事故必然发生。
2．安全风险评估。事故发生的概率实际是很小的，所以容易被人们忽略，侥幸心理普遍存在，但一旦发生，往往危害结果巨大尤其是危及生命，令人追悔莫及。所以，安全风险评估要综合考虑事故发生的概率和可能产生的危害结果，可以应用矩阵分析、事故树、仿真模拟、统计分析等风险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对事故的安全风险概率大小及事故隐患危害后果进行定量评价。如化工厂爆炸、泄漏的危害就可以用模拟仿真进行科学计算，安全风险的大小正是上述两者之积。
3．安全风险分类。事故隐患风险无处不在，有些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有些则是能够消除但由于成本太高得不偿失的，有些是可以容忍的，有些则是绝对不能承受的。因此，风险分类很重要，关键是要确定合适的可接受的社会风险标准，它是风险控制策略的基础。在估算出安全风险大小之后，要根据可容许的社会风险标准对其分类，可分为可接受风险、不可接受风险以及过渡区域风险。在此需要特别指出，所有涉及群死群伤的风险都是必须极力避免的，都是不可接受的风险。如普通的道路交通事故风险是可以承受的，但载有剧毒危险品的车辆在城市闹市区发生爆炸、泄漏事故的风险就是不可接受的。
4．安全风险控制策略。从事故发生概率和事故危害后果两个方面构造风险控制矩阵，我们可以提出风险控制策略——风险分散策略、风险预警策略、风险抑制策略、风险容忍策略，其判别如表2所示。
对事故发生概率低的、危害小的，可采取风险容忍策略，因为社会中的各种安全风险数不胜数，人类没有能力完全控制；对危害比较小、发生概率低的风险，控制起来的社会成本太高，也只能采取风险容忍的策略。而对危害很大的风险，必须采取风险预警策略，阻止其发生事故，例如核爆炸、剧毒品泄漏、地铁踩踏等事故。对事故发生概率高的、危害小的，可采取风险抑制策略，如一般行人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就很高，但其危害相对较小，那么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事故，没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对于发生概率高并且危害大的风险，就必须采取风险分散策略，包括转移部分风险、把大的风险分割成多份小的风险等。
5．安全风险控制措施。确定了安全风险控制策略，就要根据风险因素，采取针对性措施降低事故发生概率和减少事故危害，风险控制时要实时监控风险因素的发展变化来调整控制措施，使风险始终低于阈值，使安全风险可控。对于风险控制措施一般主要从人防、物防和技防三个方面考虑，在重视物防和技防在风险防范与控制作用的同时，要特别注意三者的协调问题，形成“三位一体”综合防控体系，尤其要注意主要发挥“人防”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上海外滩人群踩踏事件演化过程中，上海公安系统可以通过视频监控系统观察到外滩的人群拥挤情况。比如，当游人从每平方米3个严重到每平方米10多个，这时候城市管理者就应该根据风险因素的变化，主动采取管制或增加警力等风险控制措施，而不是被动地坐等事态发展。
上海的重特大安全风险
上海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行政区域634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3070平方公里，2013年常住人口2500万人，人口密集、建筑集中、活动集中、生产集中、消费集中，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但在高度繁荣的同时也给城市安全带来重大风险隐患。比如，2010年静安区胶州路大火和2014年黄埔区外滩人群踩踏事件，都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以及恶劣的社会影响。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的重特大风险包括自然灾害风险和人为事故风险两大类。自然灾害风险主要有台风、暴雨、风暴潮、龙卷风、赤潮、浓雾、高温、雷击、地质、地震十种，人为事故风险主要有火灾、危险化学品事故、道路交通事故、生命线工程事故四种。其中，火灾、危险化学品事故、轨道交通安全事故风险尤为突出，要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可行的风险控制措施。
1．火灾风险。高层建筑、老式里弄和石油化工行业是上海消防安全的三个突出薄弱环节。目前上海超过30层的高楼有1200多幢，建筑面积超过3563万平方米。高层建筑由于其结构特点，具有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困难，扑救难度大等问题。上海现有老式居民楼32600多幢，总建筑面积796.22万平方米，主要集中在中心老城区。这些老式建筑多为二、三层的砖木结构，电器老化，火灾隐患巨大，并且由于通道狭窄、人口密集、消防设施缺乏，一旦出现火情，扑救难度大。上海还是中国重要的石油石化产业基地，2013年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工业总产值4148.22亿元，仅次于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居第三位。一旦发生重大化学品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也是上海的消防薄弱环节。
2．危险化学品事故风险。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危险化学品供应链包括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废弃处置六大环节，如图2所示，每个环节都有发生安全事故的风险。
危险化学品事故具有发生突然性、形式多样性、危害严重性和处理处置艰巨性等特点。笔者根据搜集到的2005～2014年10年间全国发生的3618起和上海发生的129起危险化学品事故，分析得出：上海市危险化学品事故近年呈逐年减少趋势，但也发生过多起重大危险化学品泄漏、爆炸事故。其中，运输环节事故发生的数量最多，使用环节事故的危害性最大。较大事故主要发生在运输、储存和使用环节，每年二三月份与七八月份呈现事故高发态势，而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2点左右基本是一天中事故发生的高峰期。
3．轨道交通安全事故风险。上海是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最领先的城市之一，截至2014年7月22日，上海轨道交通全网运营线路总长567公里，车站共计332座，工作日日均客流达900万人次，运营规模列世界第一。高峰时间地铁人群严重拥挤， “上车时拼命推挤，乘车时摩肩接踵，下车时力拨人群”，就是超载运行的生动写照，极易产生人群拥挤踩踏事件。除此之外，上海轨道交通安全事故风险还包括火灾、车辆追尾、脱轨等重大事故隐患。
建立特大型城市安全风险治理长效机制
风险与城市发展总是如影随形的，有效预防和科学治理特大型城市安全风险是一个关键课题，需建立长效机制，而不应是“运动式”。
第一，城市管理者应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安全风险治理理念。经济、社会发展首先以人的安全为前提，以人为本为第一要务，不能因为存在安全风险，就压抑人的出行、娱乐、消费等需求，如取消集会、娱乐等活动，而应积极主动地引导人们的需求，提高人们的风险意识，实现安全风险全过程治理，确保公共安全。
第二，城市管理者对城市的安全风险和隐患要有清晰完整的掌握。这样才能有效进行城市安全风险全过程治理，通过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以及基层管理部门的人工排查，把城市的网格化、立体化、数字化、智能化管理结合到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方面上。例如可以把视频监控、微信圈等社交网络数据，应用到城市安全风险的预测、判断和事故控制当中。
第7篇：公共安全风险识别范文
西气东输三线乌-中段途经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瓜州、玉门、嘉峪关，酒泉、张掖、山丹、永昌、武威、古浪，到达宁夏中卫，管长1789.2km，管径1219mm，设计压力12MPa。设计年输量300亿m3。沿线共设置工艺站场12座，阀室51座。管道干线投产采用氮气隔离空气和天然气，在氮气与空气、氮气与天然气界面处不放置隔离清管器，即“气推气”方式进行置换；在置换过程中采用“边线路、边站场、边阀室”的置换方式。
2投运风险分析及应对
为确保西气东输三线乌-中段管道投产工作的安全、顺利完成。对投产期间存在的事故风险进行了识别，制定了事故风险事前预控、事中控制以及事后应对措施，风险等级依据西部管道《危害因素辩识评价与风险管理程序》（XB-DS-SP0202-W01）进行评定。投产试运行期间安全风险主要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四种类型。
2.1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的处置应对
预埋段或隧道内天然气管道泄漏，属高度风险。为消减风险，应封闭管道隧道进出口，重点部位建议武警值守。发生险情，管道穿越长度小于50m的，铺设临时旁通管道；隧道主体未破坏的，换管作业；破坏严重、无法铺设临时旁通的，重建隧道和管道。大中型跨越断管、严重变形，山体滑坡管道移位、管道塌陷，属高度风险。需提前做地质灾害预防，加强支撑设施的检查；及时了解洪水信息，落实预防措施。发生险情，管道跨度长度小于50m的，采用斜拉或支撑方法铺设临时旁通管道；跨越主体未破坏的，换管作业；破坏严重无法修复的，重建跨越支撑和管道。小型跨越断管（长度小于30m），也属高度风险。应加强管道两侧支撑设施的检查。发生险情，有水的采用锚式脚手架滚轮支架拖拽换管重建；没水的采用滚轮脚手架拖拽换管重建。长度较小的也可采用吊装安装方法。
2.2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的处置应对
置换放空期间，氮气或天然气泄漏，使操作人员因供氧不足而发生窒息或死亡，属高度风险。置换过程，测试人员要站在上风口进行检测，随时进行氮气或天然气的浓度检测。在处理渗漏时，要戴空气呼吸器，迅速撤离危险地带。及时将窒息者转移到空气流通处进行急救。人员触电、高空作业坠落，亦属高度风险，要及时拨打120处理。突发安全保卫与防恐高度风险事件，应全力开展人员及财产救援和事态控制工作，配合国家及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做好治安破坏或恐怖袭击事件的应急处置。由于施工遗留或其他问题等引起的，对携带凶器、爆炸物品的人员，一经发现，要在稳住情绪的同时，立即通知公安机关进行依法收缴和处理；对发生自杀性伤害事件，要立即制止并就近送医院或急救中心抢救。
3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实施
风险识别是天然气长输管道项目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制定应急预案就是把风险辨识、分析的成果进行固化，形成可供参考执行的标准文件。针对西气东输三线的风险识别情况，归纳制定了20项专项应急预案，以应对投产试运行期间的各种事故可能。
第8篇：公共安全风险识别范文
[关键词]校园风险 校园风险管理 意识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18-0124-02
[收稿时间]2013-04-23
[作者简介]章小平（1979-），男，浙江淳安人，中国美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徐元（1984-），女，浙江绍兴人，研究生，中国美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新闻宣传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近几年来，学校安全、危机事故发生概率上升，不仅对正常的教学、管理和生活秩序产生了影响，而且直接使学校形象和声誉受到损害，而声誉和形象的受损虽没有实物或人身安全受损而产生的直接影响，但其影响的持续性更久远，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广，所以更应得到关注。因此，从实践层面对校园风险进行研究是学校稳定和发展的直接诉求。
一、高校校园风险管理的意义
校园风险管理在于对风险进行识别、判断并采取合适的方式进行应对。校园风险管理不同于危机处置、突发事件的处置，而是注重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判断以及制定合适的处置方案，重在过程的管理。校园风险的管理目的并不是要消除风险，实际上，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也不可能完全规避风险。风险管理的目的在于以最有效、最明智的方式处理风险，以及规避在教学、研究和学生活动时，教职员工和学生所遇到的潜在风险。
二、校园风险的产生原因及常见类型
根据校园风险发生后才产生的结果，校园风险可以分为人身伤亡、实物损失、名誉受损几种类型；根据风险产生的原因可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及处置不当和因教学设施所带来的隐患等，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发事件的风险
突发性事件指一些不可预知预见的风险，包括地震、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食品安全、食物中毒、流行性疾病等公共卫生事件，踩踏、校车安全等事故灾难，以及校园、校园刑事案件等社会安全事件等。
（二）人为处置不当的风险
人为处置不当是指校方教学活动中，由于经验不足、技巧缺乏等无意发生的技术性失误，或者因出于某种目的而有意做出的行为性不当。技术性失误诸如事件回应的时间不合适、言辞不恰当、方式欠周到等。行为性不当包括事故责任认定不当、损失数据统计不当等。例如学生对取消学位的申述，学生在社会实践等外出活动中摔伤等案例。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