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中，写作和出版如何烛照现实与人？｜ 2020文学及出版事件盘点
2020年是特别的一年，对人如此，对文学亦如此。在这样的一个年头里，文学获得了哪些收获，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书写行为和重要的文学奖项在何种程度上回应了现实的剧变？全世界范围内的出版行业和书店何时才能走出疫情之下的萧条寒冬？西方世界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和Cancel Culture风潮正在如何一点点改变整个出版业态？在这篇2020文学及出版事件盘点中，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将与读者一起从国内的写作与出版出发，望向更广阔的疫情之下的行业图景。当我们说“阅读时，我们在一起”时，我们是读者；在这篇盘点中，我们既是文学评论者，也是行业观察者。
国内名家的虚构作品方面，诺奖得主莫言今年推出新作《晚熟的人》，延续了以往山东高密故乡人事的写法；作家迟子建也出版了新长篇《烟火漫卷》，以哈尔滨为城市背景讲述几代人的家庭故事。前者可见人物精神成长空间的局限，后者则沉迷于对伦理纠葛和无常命运，这都让我们严肃思考文学对现实的探索与塑形可以达到何种程度，以及“为他人的写作”何以成立。
在非虚构门类，项飙与陈嘉映的新书在今年都引起了公众的注意，知识分子以更新的书写体例介入现实议题，对旧问题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我们当下的新疑惑。田丰和黄灯关于三和青年和二本学生的关照，照亮了昏暗之中的角落与人群，两部作品试图提出与回答对于今日中国的重要问题，也收获了许多回应与延展。在新人作者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班宇、陈春成、淡豹和李诞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对于当代生活的观察，这种当代观察也呈现出了纷繁各异的特点和局限。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8年后，莫言出版了新作《晚熟的人》，收录了2011年到2020年的中短篇创作，作品基本延续山东高密的乡土书写，展现了莫言小说中常见的出身草莽但具有斗争精神、无论如何都战斗到底的农民形象，尽管这种战斗有时缺少目标，甚至落入荒谬的境地（《斗士》《表弟宁赛叶》）。莫言的小说对话与叙事保持着一种农民式的朴素幽默。对于获得诺奖之后的个人及家乡变化，小说以虚构的方式做出了某种回应——“我”的家乡建设了莫言故居以及黄玉米影视基地，原来的小学同学作为群演，在基地里抬花轿和赶驴来营造原著氛围，洞察商机的邻居赚得盆满钵满，还弄了一台煽动中日民族仇恨的滚地龙拳擂台赛（《晚熟的人》）。
作家李洱将莫言《晚熟的人》的人物系列与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相比，认为人物之间都构成了互文关系，并提出“晚熟的人”体现了莫言对人物精神成长空间的期待而并非判断，因为莫言小说中更多的人体现出的状态“是早熟或者说早衰，那些在光着屁股打架的人，在肉体茁壮长成之后，精神却再无可发展的空间”。
以《斗士》来说，故事人物武功从年轻时就有着强烈的斗争意识，他在生命的尽头依然是个斗士，他熬死了所有的仇人，保全了他要斗争的精神，成全了“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的名声。卑微的、不屈不挠的胜利者形象确实令人动容，然而这种发自生命本能的精神，在他漫长的一生中除了不断地自我加强，并没有发展出其他的可能。
莫言笔下人物的精神发展空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在乡土书写之外，读者还可以看到一篇以知识分子群体为描写对的作品《贼指花》，与乡村人物相比，这些出现在豪华酒局和笔会上的人物并不因知识文化而更具精神维度。小说描摹了笔会知识分子相聚时乌烟瘴气的氛围和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一位美丽的女性被称为“法拉利”，一位作家称呼在场所有女作家为“前妻”，在聚会上人们调侃着“不跟师傅睡永远学不会”，也有人将所有与会女性的长相优点“嘴、腿、眼、眉”编成了顺口溜。在《贼指花》里，女副镇长在介绍当地特色饮料时被追问是否具有壮阳功能，讲出名字时也要被调侃“又红又黄”。在《晚熟的人》这篇的豪华宴会场景里，被夸奖有文化的发小也以“种子库被踢坏了、连生两个女儿”的段子取乐。
有意思的是，缺乏灵魂的笔会的场景我们也可以在路内年初的新作《雾行者》当中看到。与路内过去常常处理的厂区青年生活不同，《雾行者》写到了重庆一次笔会的场景，主题是探讨世纪末小说的创作，总体发言“非常无趣”，还要装作在讨论非常严肃的话题，主人公在看到文坛诸位群像之后，也默默在心里预测各位的前途，比如作协头头或许因为缺少才华所以走得更远。
在《贼指花》与《雾行者》中，笔会均被描摹为缺少精神的场合，但并非所有知识分子的相聚都是虚伪的。于坚今年出版的《巴黎记》里同样有诗人与知识分子的聚会，但那是一种不同于官方笔会的景象。他曾在一个朋友家里、一个被称为“断头台小剧场”的地方举办非诗歌朗诵会，与会者在他看来是真正的巴黎诗人，似乎永远生计无着、难以衣冠楚楚，但仍然活得乐滋滋的，正是这样的人的相聚让他认为：在巴黎，诗意是可以公开与合法化的。在今年出版的《我愿成为明月的椅子》里，已故诗人外外回忆南京半坡村朋友们自早到晚的相聚，为每位朋友画出了肖像，体现出了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某种亲密诗意：
“自青年的黄昏到老人的夜幕/幽暗的音乐为我们拉开话闸/猜想乌黑的头发越来越少/咖啡、果茶与啤酒相处到天亮之前……曹寇瘦了/李黎壮了/小平笑出了兔牙/……你们在小说中提着各自的灯笼/衣冠楚楚或不修边幅/偶尔谈起别的人物/那是和村子里的邻居问声好。”
与知识分子的生活形成对照的是家庭伦理生活。迟子建的新长篇《烟火漫卷》以哈尔滨城为背景，围绕一则四十年前孩子被偷走的事件，讲述了多个家庭几十年来以寻找孩子为重心的生活起伏。
一方面，人物的主要矛盾围绕伦理亲缘展开：一家人互相支撑当然正常，萍水相逢的角色之间也要建立亲缘关系，而且建立得迅速异常（小说开篇，初见女主立刻让自己的孩子叫对方爸爸，虽然男主以及其他人都不懂“这是什么逻辑”，不过之后小说解释了她的动机）。另一方面，亲缘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怀孕、生产、流产、出轨事件是推动小说最重要的动力，也是塑造人物命运的关键，人们因此开心和失落，甚至到“精神变态”的程度。不光老一辈人如此，新一辈也是一样，对于女性尤其如此，失去儿子又因癌症被切除子宫的女性角色变得冰冷而僵硬，她投身于职业中，直到遇到了撞上门来的孩子，才重新焕发了生机。这种对生育和伦理的“迷恋”并不只体现在主角故事之中，就连住在同一个大院里的邻居的命运，似乎也陷入了生孩子还是流产的伦理纠葛之中。
《烟火漫卷》围绕伦理与情感讲述北方故事，今年出版的张忌《南货店》从计划经济的南货店讲到市场经济的食品供应公司，主角和配角的命运也由伦理情感事件串联。小说开始最主要的矛盾并不在于经营而在于伦理困境，齐师傅的儿子并非妻子所生，而是“借他人肚皮”；小说中途，南货店经历新旧人事更替，主角终于当上南货店店长，然而最让他感到烦恼的一样是女人——女店员惹来许多麻烦，又与男店员闹出风流韵事——但她在之后的叙述中消失了。像这样惹出一场风波之后消失的女性角色在书中不止一个，读者可以观察到，这些女性的命运如此地不由自主，她们听从着他人的安排，周旋在不同男人之间，而内在的情感与动机显得模糊。将命运的“不由自主”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一长亭杜家的二媳妇，她死了丈夫，被夫家大哥“设局”安排，稀里糊涂嫁给了本来的小叔子老三，结果没多久老三也死了，只能自认有罪孽，最后听了一个台州客人的话信了“主”，跟着此人走了，从此音讯全无。
将小说写成伦理生活史自然有道理，小说文体从诞生背景来说就扎根于俗世生活当中，但俗世仅仅包裹着伦理与情感吗？如果以周濂评价冯小刚电影的观点来看——仅仅有伦理生活的故事的弱点在于，站在伦理生活的视域里，所有的屈辱苦难和不幸，要么来自一地鸡毛的伦常纠葛，要么来自晴天霹雳的无常命运，这类故事的本质是一大堆好人和不好不坏的人的伦理生活史——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更像苦情戏。比如在《烟火漫卷》里，虽然人物尤其是女主人公有崇拜神灵的一面，但信仰并没有起到指引心灵、坚定信念的作用，相反，人物命运主要由世间随机出现的事件挫败或支配。面对着这样的作品，除了一声叹息、哀叹命运，我们又该有怎样的反应呢？
或如今年出版的《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一书所言，现实和尘世的意义都须斟酌，尘世不是一地鸡毛的平凡庸琐，更不是泡在荷尔蒙中的物质或身体，它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领域，需要写作去探索和塑形。面对世俗生活，光是书写一连串外在的历史政治事件以及家庭内部伦理悲喜，沉浸于历史创伤、情欲浮沉、血脉延续的写作之中，而对更崇高意义与价值保持沉默，可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看到《烟火漫卷》的努力，迟子建试图塑造高于好人的好公民形象，让笔下人物肩负起社会责任。比如说角色之一狱警退休之后仍维持与出狱人员的联系，但她的公众事业轻而易举就被丈夫的出轨事件打断了，她的意志迅速瓦解，变成了一个要用自己身体报复丈夫的女人——这样的转变又是否太轻易了呢？
今年引入简体中文版的陈映真小说全集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另外一种思路。在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华盛顿大楼系列”中，陈映真写出了上班族陷入大城市工作网络中的一种现实：他们遵循着上班下班的规律，被晋升魔咒笼罩，当初怀抱着的从乡下进入城市的志愿逐渐消散。陈映真观察的不仅是人的悲欢离合，比如《夜行货车》里也写到了情人聚散，他更在意的是其背后的生活的真实，即人们的生活乃至亲密关系是如何被跨国资本体制所改变的，而书写这些的目的——用陈映真本人的话来说——就是“为他人的生活，为他人的文学”。
在今年十月南京举行的上海—南京双城非虚构写作工作坊上，包括何平、金理、淡豹、田丰在内的诸多作家学者，针对非虚构创作如何补足虚构的欠缺展开了讨论。学者金理在阅读《雾行者》时有一个发现，女性角色之一开场时是一位文艺女青年，在结尾处已经变成了一位卧底调查记者，他认为，这种人物形象的转变似乎意味着一种非虚构气质对文学虚构的战胜和克服。社会学学者田丰提出，同样是写农民工以及三和青年题材，小说的创作似乎非常“容易”；何平回应指出，社会学所规避的正是文学所滥用的，由此质疑了文学对想象力和情感的过度征用。淡豹在点评《人物》杂志的特稿《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时提出，文章写外卖小哥从电瓶车超速和逆行中体会到了一种顺畅感，以及对身体、生活和工作的掌控感，超速超过了那些循规蹈矩的城市白领和上班族；他们不仅仅为了利润而超速，也为了掌控感而超速。这种超越刻板印象的书写让读者看到了外卖员的内心活动，而非直接假设他们是可怜的受害者。
有趣的是，与会者多次提到不在场的何伟，也有学者称，人们越多地提到何伟，就越证明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匮乏。何伟的译者李雪顺也在场，并提到了美国六十年代初出版的《桑切斯的孩子们》，这部书的引论部分已经在回应非虚构如何填补虚构空白的问题，称文学丧失了与现实的对等性，19世纪时记录工业化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由文学家来完成，当下却没有与之匹配的作品，因为作家都在忙着书写中产故事，而与中下层和穷人断了联系。在同年代（1960年代）的乔治·斯坦纳看来，同时代最好的作品不再是小说而是《桑切斯的孩子们》这样的作品。斯坦纳回顾他的时代时说，这个时代文学现状的主要特征是非小说压倒了传统的虚构形式，与现实报道的热情和权威相比，小说面对“极恶的现实”陷入了沉默；他也预言了“诗学的过渡阶段”，即小说的技法和规矩被运用在心理、社会和科学材料上，小说的理念和资源在非虚构中发挥作用。
也就是说，中国作家与学者感受到的虚构面对非虚构的挫败与焦虑，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被同行非虚构写作者和文学批评家观察到了。斯坦纳所说的“诗学的过渡阶段”也对中国非虚构发展也有所启发。
如果将非虚构的视野扩大，我们会可以发现2020年有许多可以探讨的内容。社会学研究者田丰与林凯玄合著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与高校教师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均引起热议。前者聚焦三和青年生活状况，对“挂逼”“屌毛”等三和术语的捕捉，对买彩票、玩手机、日结生活方式的观察十分细致；后者从教师视角出发关注二本学生群体，作者讲述了来自广东欠发达地区的二本学生在当代社会有限的上升空间与社会流动可能，并怀疑知识的力量不再能够与飙升的房价抗衡。
由于题材的稀缺性，两本书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缺点也较为明显——《岂不怀归》大体上停留于对三和青年的生活白描，虽提到了落脚城市的概念以及三和青年落脚的困难，但还是将三和青年问题的解决寄托在教育改革之上；《我的二本学生》也仅仅是描述追踪学生的发展，作者作为一位老师，还是希望学生能够先能谋得一份安定的生活，要认识到人必须先活着，似乎对追求稳定本身缺少进一步的反思与追问。
如果与今年引入的《回归故里》相比，我们能够更明显地发现这两部非虚构作品反思性的局限。《回归故里》的作者、法国哲学家迪迪埃·埃里蓬深刻地剖析自我，认为自己一路以来的“成功”并不足以作为打破统计数据的示范，更多和他同样出身的兄弟姐妹还是当上了保安、屠夫和消防员。他要强调的是，人从所谓“贫穷文化”中逃脱并没有那么容易，社会再生产的铁律如同卡夫卡《审判》里那个没有地址的法院颁发的法令，是一种在人们出生之前就已经生效的判决；他曾模仿他人，在面对高级艺术时保持优雅微笑，但始终对跻身其中的中产文化保持怀疑。
在今年引进的外国非虚构作品中，另一本值得关注的作品是何伟的“前辈”、美国作家保罗·索鲁的《在中国大地上》。索鲁上世纪80年代乘坐火车周游中国，去到了文革后的上海人民广场，见到了北京夜校里全民学习的热火朝天，还在广东见识了万众“向钱看”，在昆明翠湖感受广场歌舞，并与作家萧乾、翻译家董乐山、复旦校长谢希德等人交谈，都可作为80年代中国的历史见证。
今年尤其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系列学者回应现实的作品，包括哲学家陈嘉映的《走出唯一真理观》以及项飙的《把自己作为方法》。斯坦福大学社学会系教授周雪光疫情时期的文章以及观察日记，也在中国知识界与文学界引发震动，作家双雪涛曾有文章回应周雪光的观点。陈嘉映的著作讨论了“好日子”以及人们应当有高于“好日子”的追求，他也强调了德性的重要性，认为德性出自于人性的需求，也回应了在《何为良好生活》之中没有着重书写的良好生活与好制度的关系——良好生活应当在好制度之前，伦理生活与制度建设的关系应当是前者决定后者；应当以生活的好坏来评价制度，如果好生活的内涵只有GDP，那么制度就应当是关于GDP的，如果好生活不仅有GDP，那么对制度的评价就更加复杂。
吴琦采访项飙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也切中了许多人关注的重要问题，比如当代青年的“悬浮”状态。“悬浮”指的是人们焦虑地为了同一个目标跑来跑去，生活理念变得保守，将买房结婚生子以及拥有家庭视为所有意义的基础——这是因为“悬浮”之后，当下的行为不能成为意义的来源（对家庭意义神圣化的反思也体现在项飙此前为《扫地出门》一书写的序言当中，他反对将家看做是至高无上的神坛，因为这意味着与公共世界的隔绝）；再比如“基础设施化”的问题，指的是亚洲国家的政府在人力培训和其他政策上增加投入，为人民创业、增收提供好的环境，但提供基础设施并不一定意味着人民会实现创业、增收的效果，因为基础设施的改善、帮助或者培训，只是在提升潜在性（potentiality），而实际就业、创业和发展的机会并不一定增加。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岂不怀归》作者以教育作为出路的倡议——对三和青年来说，作为基础设施改善的教育和培训的究竟有没有用？如果现实已经反映出了某种作用有限的结果，人们又该如何应对？
今年90后作家陈春成的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引发关注，其收录的故事有着相似的幻想元素，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在讲述有关沉迷的故事——当人们沉浸在某种技艺中，可以达到与天地共通的境界：沉迷对联的人，在对联完整之时，会听到凤凰的鸣叫，同时天降清霜；酿酒师混合五行酿出的酒中有无尽的黑，有瑰丽的星云，凡是看过这坛酒的人都对世间事不屑一顾。这种写法被作者称为“技近于道”，这种主题其实并不新鲜，汪曾祺、阿城都有类似的故事，然而作者确实有能力将读者卷入他编织的环境之中，感受到一种快被遗忘的玄妙味道。
以《冬泳》著名的作者班宇也推出了第二部短篇集《逍遥游》，其中同名小说《逍遥游》仍笼罩于东北下岗潮的阴影之下。主角是一对父女，父亲是凡事都赶不上趟、只能靠拉脚一类的体力活挣钱的下岗工人，女儿则是需要长期做透析的病人。文学评论家李陀在《沉重的逍遥游》一文中写道，班宇的小说不仅有一种贴近现实的语言，还捕捉到了一种“灰色雾霾一样的贫困现实”，一种旧贫困消失之后容易被社会、富人和中产忽略的“新贫困”，并成功塑造了“穷二代”的文学形象。在界面文化的访谈里，班宇也透露，他在小说中的细节——比如主角没有办法交采暖费只好去超市待一天——并不是虚构的，而是来自真实的生活经历，这些人也许不是社会上最惨的，但在生活之外也做不了什么，他们需要每天算计、想着去超市蹭空调的事。
淡豹小说集《美满》用新鲜的意象展现了国际视野和四处散落的当代生活，这种当代生活也必然包括性别问题与性生活，在这方面，作者显得坦诚而严肃：她的许多表达都是“以退为进”的——比如写女性一生中渐渐地子宫就比脸更重要了，用看似科学实则工具主义的态度检视着女性沉默的身体，并以性和生殖反思亲子关系和家庭生活，而这样的写法远比那些将性和生殖看作污浊的、侵入的游戏要有庄严感。问题在于，当代生活的意象在小说中过于分散，当性、身体与选秀、国际旅行、便利店、近视手术等一同呈现的时候，读者似乎需要一一辩驳这些意象对作者本人的意义，以至于从真正严肃的讨论中走神。需要了解的是，如此多的当代意象，究竟是有助于人们顺着这些碎片、道理辩驳进入人物的内心，还是包裹住或阻挡了作者真正的表达。
李诞年底出版了小说集《候场》，以自传体式的、松散的对话串联全书，虽说不少读者打出了“真诚难得”的评语，但这本小说来回反复的独白似乎并不能超出作者作为演员的身份，也正因为如此，书中对于真人秀与娱乐圈的吐槽非常精彩。书中讲述了“我”一路走来非常幸运，演艺事业令人内心空虚，并抱怨社会地位骤然升之后人们前倨后恭——与其说是袒露内心自传体小说，不如说是“我如此颓丧但如此成功”的经验之谈。李诞在书中多次向读者交代“怪圈”的存在：虽然“我”看透一切都没意思，但既然大家觉得“我”的曝光有商业价值，那么就让“我”被观看吧。
讽刺的是，这本书在被读者接受时依然无法逃脱这个“怪圈”：即使李诞本人觉得没什么意思，但不能阻挡人们的赞美。在上海图书馆日前的新书分享会上，刘擎在评价这本书时称，虽然有人说李诞写书是“无病呻吟”，然而“有病呻吟”是动物行为，“无病呻吟”才更接近文学，这无疑距离人们通常理解的文学——由命途多舛、仕途不利者书就的文学史，被总结为“文章憎命达”与“诗穷而后工”的文学史——已经有相当遥远的距离了。人们欣赏李诞“灵魂裸奔”时展现的通透或者拧巴（这二者在书中交替出现，有时是一回事），然而这种“灵魂裸奔”在多大程度上是值得推敲的？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反思了单一姿态的“通透”，称深刻是从网状知识结构中来的，而不是犬儒式的投降回到自己的小世界，因为世界总是改变的，所以一成不变的应对姿态反而是失去生命力的表现。当然，缺乏生命力和不在乎的态度可能本来就是作者想要达到的效果，只是问题在于，青年人的阅毕世事的姿态、关于“看破”的总结陈词，真的可靠吗？进一步说，真的值得向众人宣讲吗？
在国际文学奖项方面，与诺贝尔文学奖相比，布克奖与布克国际奖向来都更敢于将奖项颁发给新作者与处女作。史上最年轻的布克奖得主是埃莉诺·卡顿，2013年获奖时仅有28岁。今年获得布克奖的作者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是一位时尚设计师，现年44岁，《夏奇·贝恩》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小说基于个体真实经验，讲述了他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生活，故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因撒切尔主义而日益衰落的矿区小镇。布克国际奖授予了29岁的荷兰作家莉涅维德的处女作《夜晚的不适》，小说主人公与作者本人有着相同的成长背景——荷兰农村的宗教社区，她本人至今仍在奶牛场工作。莉涅维德也成为了历史上最为年轻的布克国际奖得主。2020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最佳小说奖也授予了年轻人，44岁的《西部世界》编剧游超凯（Charles Yu）凭借《深入唐人街》获此殊荣，此前他创作过一些短篇小说，并参与了HBO剧集《西部世界》的编剧工作。《深入唐人街》假设读者正在阅读一本关于唐人街的电视剧剧本，华裔主人公在剧中是一个小配角，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展现了好莱坞对于亚裔男性的陈词滥调，有外媒评论称这本书黑色幽默的尖刻程度可以与保罗·比蒂讲述种族隔离复辟的寓言小说《出卖》媲美。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新冠疫情对全球文化界以及文学界造成冲击显而易见。此次疫情已导致全球包括伦敦书展、莱比锡书展和博洛尼亚童书展在内的诸多重大文学活动取消，一些文学奖的颁奖仪式延迟或者转至线上举行。
全球疫情影响到了所有人的具体生活，其中也包括作家群体。在居家隔离期间，多位作家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疫情期间的生活或思考，比如法国作家、龚古尔奖得主、《温柔之歌》作者蕾拉·斯利玛尼就记录了自己从3月离开巴黎、与孩子在乡下居所的隔离生活，她田园诗一般的写法激发了部分评论者的不满情绪，矛头直指作家在舒适环境中谈论阶级不平等的“典型的精英做派”。疫情期间的见闻也更新着作家的“末日想象”，两届普利策奖得主、美国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年如果他预料到今日人们争夺卫生纸的情形，一定会把末日写得更无聊些——此处他所指的是出版于2011年的小说《第一区》（Zone One），故事讲述的是在世界末日后的美国，一种传染性病毒将人类变成了僵尸。“在对流行病的巨大恐惧下，会发生很多荒唐小事——人们在杂货店里为争夺物资而争吵，地铁司机不得不吸入乘客呼出的空气，这就是瘟疫小说的内容。还有一种反常的做法，就是当着别人的面咳嗽来嘲笑他们，因为他们戴着口罩而你没有。”
在今年普利策奖公布前的致辞中，普利策评委会主席娜·卡内迪也表示，新冠疫情展现了艰难时期文学艺术在人类精神领域的力量，鼓舞我们度过这恐惧与不安的时刻；第一届普利策奖公布于1917年6月，恰好是1918年大流感爆发前夕，而今天的“困难时刻”也使得奖项更有意义。与普利策奖不同，今年10月的诺贝尔文学奖对疫情没有做出明显的反应，将奖项授予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诗人欧阳江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瑞典文学院在疫情之年选择了小众诗人——没有对疫情有所反应，而是做出了文学的选择，对此他心生敬意。
书店业在疫情期间也面临艰难局面。不少品牌书店都向公众宣布陷入困境。今年2月单向空间发出一封众筹救助信，称书店陷入绝境，预计2月收入较往年下滑八成，单向空间合伙人、作家许知远在求助信中邀请公众成为书店“共同体的一员”并“捍卫我们笃信的价值”，求助分为50元、200元至800元几个档次，每个档次对应的权益不同，从纪念卡、单向历到成为《单读》的荣誉出版人。言几又书店也在公众号发表文章，题为“特殊时期言几又致顾客的一封家书”，称书店有30家门店处于无法营业的状态；之后言几又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比如开发线上销售系统，并与外卖APP合作，读者下单后即可送货到家。然而据“36氪”在今年2月的采访，与这些知名品牌书店相比，疫情期间更受影响的是自营中小书店，因其既缺少关注度，又没有融资渠道，只能积极自救，许多实体书店都采取了包括线上促销、电商合作以及网红直播的措施。位于南昌的青苑书店在疫情期间参加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的“燃灯计划”行动（这个计划的内容是邀请作家进行线上分享，由出版社承担直播的成本，并与书店社群进行内容共享），也策划了“疫情问答录”的活动。
国外也有多家书店向公众发出求救讯号，幸而都得到了回应，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纽约Strand书店、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和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10月，Strand书店老板在社交网站上发起求助，称这家书店虽然成立93年以来经历了一切，包括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大卖场书店、电子书和网络巨头，而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书店无法在人流量大幅下降，旅游业几乎完全停滞，店内活动为零的状况下生存下去。在求助信发布之后，书店接到了2.5万个订单，销售额接近20万美元。与Strand书店几乎同时，世界上最著名的书店之一莎士比亚书店因为疫情影响销售额下降八成，在面临第二轮封锁前，向读者发出邮件求救。这家创办于1919年的书店，在20世纪初期与许多著名作家建立了亲密的联系，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詹姆斯·乔伊斯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求助信发出之后书店收到了不少订单。今年更早的时候，城市之光书店就曾发起众筹向公众求救，作为全美首家平装书店，城市之光1955年曾因艾伦·金斯堡的《嚎叫》而广为人知，在隔离关店阶段，书店没有任何收入来源，面临关店的危险，求援后四天内筹得50万美元善款。
以行业眼光看来，疫情对于出版和图书业的影响到底在哪里？英国尼尔森图书研究总监连线参与了今年11月举行的上海国际童书展，他分析道，疫情对整个英国出版业都有不小的打击，类似的情况正在全世界发生，对出版商而言，缺少面对面的接触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实体的书展、活动和会议都在减少，更多活动搬到线上进行。此外，由于疫情导致的封锁，许多图书出版计划由原本的4月、5月延迟至年底甚至次年，在改变出版计划的同时也影响了整个出版业的商业运转，包括印刷厂的产能，以及书籍如何从印厂装运到书店。 疫情也改变了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作家本来会更习惯去书店、书展和学校与读者建立关系，但现在应该如何还原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互动，也是出版商应该考虑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因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而蔓延全美乃至全世界的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推动了出版业走向多样性。随着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在世界各地继续进行，一些畅销书作者开始公开反对以白人为主的出版界。6月，畅销小说家多萝西·库姆森（Dorothy Koomson）抨击英国出版业“对黑人作家充满敌意”，并批评那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令人窒息的言论”的业内人士，此举受到包括尼伊·帕克斯（Nii Parkes）和库尔蒂亚·纽兰德（Courttia Newland）等作家在内的广泛支持。BLM运动也撼动了出版业的销量，作家伯纳德·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和雷尼·埃多-洛奇（Reni Eddo-Lodge）已经分别成为荣登英国小说畅销榜和纪实文学畅销榜的第一位黑人女性作家——前者在2019年与阿特伍德平分布克奖奖金，“黑人女性只配得到一半的勋章”遭到批评。
在黑命攸关运动影响至全球文化界之际，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也成为了讨论的焦点，黑命攸关运动也导致了多起“取消事件”的发生。“取消文化”惩罚的不仅有明星名流，作家、学者和大学教授也面临着被“取消”的惩罚，“取消”的意涵包括他们的作品可能会被下架、本人或被迫辞职及解雇。今年文化界几起有关“取消文化”的事件包括：7月，众多语言学教授在至美国语言学会公开信中指责知名学者史蒂芬·平克发表漠视种族言论，要求将其从学会杰出名单与媒体专家名单中除名；作家J.K.罗琳因为发表了关于变性/跨性别群体的发言和写作也面临被取消的危险。
作为对“取消文化”的回应，《哈泼斯杂志》刊登了一份153名学者与作家联名签署的声明《一封关于正义和公开辩论的公开信》（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称“取消文化”已经威胁了言论自由与民主制度，签名者包括乔姆斯基、J.K罗琳、萨尔曼·鲁西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马丁·艾米斯以及史蒂芬·平克等。总的来说，关于取消文化的讨论分化为两个阵营，反对方认为取消对自由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由交流产生了威胁，而支持方认为当今社会对受压迫人群的言论压迫是更严重的问题。
在2020年这特殊的一年中，如我们所见，文学并没有变得不重要，反而与现实更加紧密地交织呼应。我们可以更新阅读文学大师的眼光，也能够看到正在崛起的非虚构文类的长处、新作家书写当代生活的必要性，与此同时，由现实境遇的更迭对作家笔下的人物以及命运产生更深层次的理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阅读以及评点文学？这个问题或许应该变为，为什么今年我们尤其需要文学？
如同姜涛所说，阅读更多的文学，是为了看到别人的生活，触及之前未见的面貌。例如工人诗歌内有的丰富性与对语言的探索，可能打破以往的知识分子与工人的二元结构，使人们对“他人的眼光”转化为一种“切身切己的普遍领悟”。如此说来，文学不再是建立在“纯真自我与糟糕社会的对峙之上”的在小众消费品，阅读文学也不再是焊牢“诗歌与现实之间古老敌意”的行为，而诺奖究竟应该是文学的选择还是疫情的暗示——这两个选项或者可以合二为一。
也许，一个人在经历社交隔离之前，无法理解梭罗所说的隐居的意义；在没有成为“上班族”之前，不会理解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在陷入分期付款与贷款买房之前，无法读懂《推销员之死》；在未见识过语言遭受磨难之前，无法读懂乔治·斯通纳……而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这个人前所未有地体会到他需要文学来理解自己、同情他人，并洞察现实与未来。
参考文献：
李洱，《从看莫言小说的变化》
欧阳江河，《疫情之年诺奖选择了文学选择了小众诗人，让人心生敬意》
双雪涛，《我们走在地狱的屋顶》
周濂，《兼具鸡蛋和高墙的视角》
左柚，《单向空间众筹续命，背后是实体书店的集体“呼救”？》
董子琪，《社会学缺少的，正是文学滥用的？一次关于中国非虚构写作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