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课 ｜ 韩少功：文学与记忆
地点：华南理工大学南校区A4—204
时间：2012年4月19日15：00—17：00
演讲韩少功：文学与记忆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华南理工大学跟年轻朋友进行交流。谢谢刚才主持人的介绍。
她提到今天下午的题目，叫做“文学与记忆”。记忆是人类的一种很重要的生命特征，因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文化前辈们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人会劳动。基督教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人有灵魂。一些启蒙主义者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人有理性，比如说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这些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我们可以看到，贯穿这灵魂、理性、劳动、文明等各个范畴当中，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或者说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记忆。没有记忆，就是脑死亡，植物人，或者低智能动物。当然，动物也有一定的记忆，比如说小狗会认人，你打它一下，在一定的时间内，它看到你会畏惧。这是狗的记忆。但是人的记忆功能强大很多，与一般动物不可同日而语。人类发明了语言、文字，包括文学，能对我们以前各种各样生存的经验，实现一种强大信息储存、编码、提取，用编年史、博物馆、纪念碑、摄影、小说、电视剧这样一些东西，强化了人类的记忆功能。如果没有记忆，教育也是不可想象的，比如我们的华工大，不管数理化还是文史哲，都是记忆的积累和承传。
没有记忆，文学根本就无从谈起。虽然我们作家需要想象力，但是哪怕是想象力，也是依托记忆来展开的。前两天，我碰到一个新加坡人，他说他父亲梦到的法国人、英国人都讲广东话，这是因为他父亲只知道广东话，想象无法超越他的知识边界，不过是把记忆的材料重新编织。我们到国外看一看，发现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唐人街里面，唐人街里面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很多中国餐馆。很多华裔服装变了，口语变了，观念也变了，但是肠胃的记忆何其强大，到了吃饭的时候，还是念念不舍姜葱河蟹或者广东河粉。让他吃法国人的奶酪，半生不熟的牛排，他还是不习惯。包括不少“香蕉人”，所谓黄皮白心的，吃起中国菜还是津津有味。特别是年纪大的时候，来自少年和家乡的肠胃记忆贯穿一生，甚至越老的时候越强烈，这也是很多人有过的经验。前不久，还有一个很具争议性的问题，就是唱“红歌”，即50、60、70年代的一些歌曲。一些知识分子认为“红歌”涉嫌极左：要为“文革”招魂吗？其实，换一个角度想想，这事可能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像我这种年纪的人，在“文革”时期度过青少年。你不让我唱红歌，我还真的没歌可唱。你让现在那些60岁左右的大爷大娘唱周杰伦的歌？可能吗？他们的唱红，其实只是一种青春记忆，与意识形态的阴谋没有什么关系。包括很多对“文革”深恶痛绝的人，一开口，情不自禁，可能还是会唱老歌，唱旧歌。这种对声音的记忆，可能和与他们的青春经验，包括他们当时谈情说爱的经验，紧密地搅合在一块。所以在一定的情境下，他会有一种特别的情绪冲动，甚至影响到他们的血压、心跳、呼吸。这是一个自然的心理乃至生理的过程。
人们的道德感，也是依托记忆而建构起来的。一个西方人，基督徒或穆斯林，想到上帝或真主的时候，可能形成一种自我行为的约束。他们可能会记忆起一些文字、图片、场景、氛围，比如西方教堂常有的一些有关恐怖地狱的图面。我就见过很多这种图画。人干了坏事，死了之后去那个地方，比集中营恐怖百倍的地方，锯子锯，钻子钻，刀斧砍，血流成河。这种形象化的教育，就是一些教义的熏陶洗礼，打造一些记忆，打造一些意识形态。在中国汉区，我们的宗教感比较薄弱，但是我们也不乏中国式的宗教感情。比方一个乡下老大爷，常说的一句话：抬头三尺有神明。这个神不一定是西方的上帝或真主，但它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神圣之物。更多人会说，我们做事要对得起祖宗。祖宗也是中国化的神，常常供奉在民居的大堂和正厅里，“天地君亲师”，或者现在稍加改良了的“天地国亲师”。中国人讲究“慎终追远”，建一些祠堂，做一些仪式，来祭祀先人前辈，也是制造一种记忆，类似宗教的功能，增强人们的自我行为约束，形成了一种所谓文明的传导。今天会场横幅上面有一个“薪火”，也是这个意思，文明像薪火一样代代相传。
下面我要讲四点。第一点，记忆受到事实的制约，所以有共同性。第二点，记忆受到主体的筛选，所以有差异性。在讲到这两点之前，我先说一个故事：西方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给学生上历史课。他的第一堂课非常别致，刚开始不久，突然从外面闯来一伙陌生人，进来就吵，进来就打，学生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十分钟过去后，学校保安把这伙人带走了，学生重新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这位历史教授告诉大家：同学们，刚才不是一个治安事件，是我们开始上课了。请同学拿出纸和笔，把刚才这一幕的前前后后客观地描述下来。同学们想一想，这一次的作业情况会怎么样？不出所料，全班同学的描述，没有一份是相同的。有人说是A先动手，有人说是B先动手、有人说C是这样说，有人说C是那样说，记录五花八门甚至互相矛盾。历史老师说：你们看，你们都是现场目击者，都是事件亲历者，你们对同一件事情的描述尚且如此不同，你们怎能保证我们对几百年、几千年前的描述，作为一个非亲历者、非目击者的描述，是正确而真实的呢？这样看来，历史是什么？历史不过是一大堆众说纷纭，甚至是五花八门、矛盾丛生的说法。
这也是一个关于记忆的实验。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就知道我们面临的任务有多难。所谓相信自己的记忆，进而相信自我，这个大话有时候真的不能随便说的。这就牵涉到记忆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两个方面。记忆受到事实的制约，当然会有共同性。比方说今天下午，华工搞了一次讲座，请来了一个韩先生。当这个事实进入大家记忆以后，有人会说韩先生长得很高，有人说韩先生长得很矮，有人说韩先生讲得好，有人说韩先生讲得糟，相关的记忆肯定是各各不一，但是今天来讲座的是一个人，不是一只狗，大家对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讲座是下午发生的，不是早上发生的，不是半夜发生的，这一条大家也不会有异议。这就是一个基本事实的制约。
中国自清朝以来，大概有两百多年的历史颇为不堪，落后，腐败、混乱，其原因是什么？这一派有这个看法，那一派有那个看法，大家观点不一样。但是两百年的落后是基本的事实，制约了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胡说八道指驴为马，说这两百年里我们是全世界NO.1，比其他国家干得更好。因为有事实的制约，我们的文化记忆、文化风格和文化特性，也会表现出一定范围内的共通性。有些外国作家说，到你们中国的书店去看，发现你们有一种小说特别多，就是官场小说。《二号首长》《国画》什么的，你们也看过吧？在我看来，这可能与中国人的历史传统有关，与记忆有关。中国是一个农耕大国，有家族、家庭长期抱团定居的历史；用一个国外史学家的话来说，大河流域的农业水利建设，也会形成一种集中人力和强化行政的功能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会产生强大的政府，形成官僚集权，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往下数，中央政府总是掌控一切，藩镇、采邑、诸侯、财阀形不成大气候。
拿这个特点比较一下游牧民族，会比较有意思。我到过蒙古，在那里牧民们集中居住是不可能的，一集中，牛羊就没有吃的了，所以只能分头行动，带着自己的牛羊找没人的地方去。牧民们逐水草而居，浪迹天下，居无定所，偶然聚到了一起，可能互为陌生人，谁听谁的？古代欧洲差不多就是这个情况，有漫长而普遍的游牧史，大家聚到一起，血缘、年龄不管用，财富大家都没多少，也不管用。最后就是打架定输赢。
古希腊的民主最初就是一种武士民主制，军事民主制。回过头来说，中国的官僚体制以及官本位的意识，后来通过科举制度的推广，变得更加精致，更加成熟，也更加顽固，以至到现在，“读书做官”还是根深蒂固的一种社会潜意识。很多企业招收高级技工，5000元/月，20000元/月，但招不到人。很多父母情愿孩子去考公务员，当一个科长工资不高，但有面子。很多祠堂里的祖先牌位上，只记录两样东西，一个是你的学历，比如读过华工大，这是要记上的。第二是你的官职，哪怕你只当过车间工会副主席，或者工会小组长，也是要记上的。但你有多少存款，离了几次婚，去过多少国家，这些都不会上牌位。这就是说，一个“读书”，一个“做官”，全齐了。在这样黑压压的众多牌位的逼压之下，有些后人如何睡得着觉？当和尚也想要个处级吧？当校长更想要个厅级吧？人们对官场的窥视欲、好奇心、想象力，岂能不产生一个巨大的读者群？这也许就是当下官场小说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香港的情况很不一样。内地的不少宫廷戏、官场戏，像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康熙大帝》，在那里的票房就很差。描写孙中山的《走向共和》，表现国共相争的不少大片，香港人也不感兴趣。为什么？这就需要了解一下香港人的文化记忆了。香港本就是天高皇帝远，与中原地区的各种战争、造反、改革关系不大，因此不可能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个个都是政治局编外委员似的，也不可能像中原的老农民，个个都是皇帝国戚的知情人的关系户似的。香港对朝廷政治一直很疏远，很隔膜，今天被割给英国了，明天又被领养回来了，就像一个流浪儿，今天去张家当儿子，明天回李家当儿子。这个儿子会怎么想？外婆不疼，舅舅不爱，都不待见，我与这个国家有多大关系？“国破山河在”，“家书抵万金”，这个“国”与“家”之间的逻辑联系，怎么建立起来？因此，香港文学写“儿女情”的多，写“天下事”的少，写“家”的多，写“国”的少，国家意识形态比较淡薄。这种特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受到一些基本历史事实制约的。
记忆受主体的筛选，所以还有差异性。我们常常见到，一对夫妻闹离婚，闹上法庭，男的说一通，女的说一通，对同样一桩婚姻，双方都可以说得痛哭流涕委屈万分，都是一肚子苦水。他们也许都没有说假话，都有一点道理，但如此没法沟通，很可能是双方都剪裁了记忆，删除了自己不敏感、不留心、不愿意记住的一部分记忆。前一段，流传一个段子，是对古代文学名著《西游记》的读后感。大意是说，《西游记》说明了一个道理，凡是有后台的妖怪都打不倒，凡是没有后台的妖怪都会被打死。还有一条：《西游记》里的天兵天将为什么打不过孙悟空？因为他们是玉皇大帝的雇佣工。为什么取经路上那么多妖魔鬼怪都难住了孙悟空？逼得他去搬救兵？因为那些妖魔鬼怪属于自我创业，生命力强。还有人把《水浒传》换了一个书名，叫《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同学们看一看，很多读者对经典作品的记忆就是这样的，与教科书的规定大相径庭。我回忆，自己当小孩的时候，去电影院里面看电影，不管是爱情片，还是伦理片，还是战争片，男孩们最喜欢注意电影里面的坏人，学来的大多是坏样。由此可见，我们记忆一本书或一个电影，其实都是见仁见智，因人而异，因欲望、利益、文化、具体情境而异，教科书并不能统一我们的记忆。
在座的大部分是理科生。我孩子曾经问我学什么，我说你读理工科吧。她问为什么，我说理工科好歹有一个道理可讲。1+1=2，在常规情况下不会错到哪里，至于在高等数学里另有一说，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文科常常没有1+1=2。一部《红楼梦》，有人说它是阶级斗争小说，有人说它是爱情小说，有人说它是佛家小说，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既然是都有道理，老师怎么教啊？学生怎么学啊？在人文领域里，多义性简直是家常便饭，这是因为世界上一块钢锭与另一块钢锭差别不大，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差别很大，而人文学科是面对人，不是面对钢锭。
我第一次到美国是1986年，发现他们并不把“殖民”当作一个贬义词。在他们的字典里，在他们的记忆里，殖民就是建设，开拓，开放，到落后地区传播文明，在那里修路架桥，办学校和办医院，就像我们建设大西部一样，激情燃烧的岁月呵。我们经历了苦斗，我们贡献了多少青春，很多殖民者是这样的记忆的。但面对同一段历史，被殖民者是另外一种记忆：洋毛子多坏呵，屠杀我们的亲人，抢走我们的财富，霸占我们的土地和水源，调戏我们的妇女……因为完全不同的记忆，产生了不同的历史书写，以至“殖民”在中国人的字典里完全是一个贬义词，与西方国家的情况迥然有异。
“文革”也是一段至今未能形成全民共识的记忆。有些地方一旦出现群体事件，老工人们一上街，就把毛主席的像竖起来，把红旗举起来，高唱“文革”时期的歌曲，去找党委政府叫板。很多知识分子则忧心忡忡，担心“文革”式的红色恐怖卷土重来。在“文革”中，我家也是一个受迫害者，包括我父亲就是“文革”中自杀的一个教师。我能体会不少知识分子和官员对“文革”的恐惧，理解他们当年所受到的侮辱、残害、贫困、以及学业上的耽误。但他们可能也得理解，老工人们可能没有义务一定要接受他们的“文革”记忆。就一般的工人来说，他们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较少，享受着“领导阶级”的荣耀，就业稳定，福利稳定，与官员们的收入差距不大，一不高兴就可以贴领导干部的大字报。那时候，我父亲作为教师，一个月粮票24斤，而工人一般是30斤，重体力岗位的工人是35到40斤。工人的相对感觉很好，至少是好一些，难道很让人费解吗？就算他们当年是既得利益者，时过境迁之后，他们现在成为最底层的“既失利益者”了，你能封住他们的嘴，不让他们说话？
几年前，我看到澳大利亚出版的一些资料，发现就在1965年，中国“文革”发生的前一年，离我们不远的印度尼西亚，发生了同样的大浩劫，甚至比“文革”更惨烈的悲剧。印尼的右派军人发动政变，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政府的支持下，前后共屠杀了200多万人，以至两、三年之内，平均每天杀掉1500人。仅美国大使馆提供的密杀名单就有好几千。一点文明也没有，一点人道也没有。奇怪的是，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文革”惨剧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但印尼大屠杀几乎销声匿迹，我们的传媒不说，我们的知识分子不讨论，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同样是杀人，难道1965年的杀人比1966年的杀人，就更高贵一点，更仁慈一点、更正义一点？米兰?昆德拉，写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说过一句话：文学就是要抗争遗忘。我想补充一点：文学抗争遗忘，更具体地说，是要抗争那些偏失的、虚假的记忆，抗争各种政治权力、宗教权力、商业寡头权力所强加给我们的遗忘。
第三点，谈谈记忆的造假。英国有一个哲学家，叫休谟，曾分析人的感觉能力。他说人有两种感觉，其一来自真实的体验，比如说下雪了，你感觉到冷，就是真实的感觉。其二来自符号、信号的灌输，是一种符号反应或条件反射，比如你老是听说蛇咬人，虽然从未被蛇咬过，但时间长了，也会对蛇感到害怕，成了一种疑似的、拟真的、几乎同样有效和可靠的感觉记忆。但这两种感觉记忆是有区别的，后一种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曾经有一首歌，《小和尚下山》。老和尚说你下山很危险，女人都是老虎，会吃人的。老和尚不停地这样说，于是小和尚下山以后，见到女人可能会真的很害怕。这就是一种感觉记忆的造假。历史上经常有这种情况。50、60年代的革命文学，千篇一律地“忆苦思甜”，说以前地主如何坏，长工如何苦。可我们下乡当知青，听有些当过长工的说，他们当年农忙时可以吃肉喝酒，东家待人还不错，比“大跃进”时代强多了……这些记忆让我们吓一跳，才知道自己以前的印象不一定靠谱，才知道革命文学的简单化和标签化到了何等程度。又比如说，谈到欧洲的中世纪，我们都会想到以宗教法庭为代表的一片黑暗。但我最近看了一个西方史学家的著作，他说这不过是一帮启蒙主义者，在16世纪以后，为了彰显自己事业的正义性，把前朝故意说得一塌糊涂。他列举了很多数据，证明中世纪的欧洲人吃肉更多，人均寿命很长，文化有很大的积累和发展。在这里，我不会就中世纪是否黑暗的问题下一个结论，只是给同学们提一个线索，只是说很多我们以前想当然的东西，觉得天经地义的东西，也许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30多年以来，中国的很多文艺作品正在走向世界，在国际社会获得关注。其中有一本书，已经成为西方学子们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书。此书作者是一个中国人，丈夫是英国人。她在书里面写到，她80年代第一次到了西方世界，发现了那里有鲜花，让她深感震惊，因为她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花。这让西方读者特别惊讶：中国没有花。有趣的是，中国社科院一位学者，是这位作者的邻居，曾经笑着对我说，这位作者小的时候，经常跑到他家院子里偷花。她怎么能说在没见过花呢？同是在这一本书里，她说初到英国的时候，第一次上公共厕所，就跑到男厕所里去了，因为门前的小图标，一个是穿裤子的，一个是穿裙子的，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她说她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裙子。这当然又让西方读者大为惊讶：中国连裙子都没有。到了这一步，这本书的卖点足够多了吧？刺激性足够强了吧？问题在于，“文革”时期虽然裙子少一些，但那时候的江青，所谓“文革”的罪魁祸首之一，也穿过裙子，还号召女人们穿布拉吉，就是苏式的那种连衣裙。还有一本小说，在英语世界名气很大。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军人，与一位护士产生爱情，互相放电。但是他在老家有一个媳妇，是个小脚女人，于是他百般纠结，在一个痛苦的离婚过程中苦苦挣扎，命运不能不令人同情。我不知道60年代的中国还有没有年轻的小脚女人，但我知道早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就禁止妇女缠足裹脚。美国读者不明白这一点，据说小说初稿也不是这样写的，小脚女人这一情节安排是美国编辑要求作者改成这样的，以增强小说在美国市场的吸引力。我得承认，虚构是作家的权力。文学不是新闻、不是科研报告，虚构一个小脚女人也未尝不可。但因为这样的虚构太多，因为这一类虚构被某种政治力量刻意地放大，西方很多观众和读者对中国的记忆就被严重造假。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是小脚女人，没有穿过裙子，也没有见过鲜花，可能男人还留着长辫子，还在三叩九拜和茹毛饮血。当他们2008年来中国参观奥运会，当他们来到广州、上海、北京，难怪很多人的感觉是：哇，这根本不是中国。
问题出在哪里？是中国错了？还是西方的观众和读者错了？或者说西方的读者和观众从什么地方开始错起，为什么会错？在座的作家张欣，写过很多生动好看的都市故事和白领故事，但她的笔下没有小脚女人和长辫子，没有张艺谋电影里的那些怪异和腐朽，倒是很可能让不少西方的出版商、记者、批评家、翻译家感到陌生，在他们看来，缺少一种“中国性”和“东方性”。这也许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内还难于化解和排除的一种文化障碍，甚至有时候会成为国际交往中的短路和翻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定时炸弹。
最后一点，谈一谈记忆书写者的责任。我们每个人的写作都是重现记忆和再造记忆。既然我们知道记忆这个东西如此重要，知道记忆这一片汪洋大海里面有那么多暗礁和漩涡，下笔的时候也许不妨对自己有几点提醒：
一是尊重他者。每个人的肩上都没有扛一个他人的脑袋，更没有扛一大堆集体化的脑袋，因此记忆总是个人性的，是有偏向、有侧重的，是局部和微观的。这当然很正常，也很正当。我们都有自由释放自己记忆的权力。这正是共建民族记忆、人类记忆的坚实基础。但尊重他人的自由，是自由的应有之义。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海南岛，有一些暧昧的行业，以至有钱有势的某些男人感到特别幸福。但正是在这个时候，性放纵的另一方面是性压抑，包括很多农民工，长期处于夫妻两地分居的状态，承受着性剥夺的严酷事实。海南《天涯》杂志主编，我的继任者，曾说过杂志的来稿情况。他说，现在男作者来稿的80%是写偷情，女作者来稿的80%都是写离婚。我不是说，偷情和离婚不是重要的生活内容，也不是说偷情和离婚这种题材在作者的笔下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问题只在于：那么多玩不起偷情和离婚的人，包括那么多底层劳动者，生存问题尚未解决，吃饭成问题，看病成问题，孩子上学成问题，与这80%有什么关系？读多了这个80%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文学杂志都按这个比例来打造我们的记忆，进而影响大家对社会的认识，会不会出现一个可疑的偏失？
二是尊重差异，其实这也是尊重他者的另一种说法。文学有高下之分。低档的文学可以偏执，高档的文学务必包容。三流的文学可以标签化，一流的文学应有多义性。有些文化官员常犯错误，不准抹黑政府，就得把每一个党政官员都写成正面人物；不准美化敌人，就得把每一个地主、资本家都写得青面獠牙。西方人也常犯这种错误。前不久我看了一个影片，是表现德国纳粹罪恶的，据说在西方好评如潮。但我看了非常不满意，因为影片中间出现的纳粹，完全不是人，是野兽。这种妖魔化在政治上非常正确，但它不尊重敌人，没有对方的视角，就变得极为弱智和矫情，反而削弱了批判的力度。这就像以前我们中国很多影片，总是把国民党表现得鬼鬼祟祟，獐头鼠目，蛇行鼠蹿的那样。这十几年好些了，国民党都成了俊男美女，但日本人呢，清王朝呢，以及自由民主派心目中的中国革命呢？是不是还要妖魔化下去？这不是说历史和政治没有是非之分，只是说粗糙的、垄断的、偏执的、标签式的批判，因为不尊重对方的视角，不尊重对方的记忆，以及对方记忆的可能性，反而会变得十分脆弱，在效果上往往适得其反。这样的原则，不仅是要体现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政党与政党之间，也要体现在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年龄之间。我们眼下有很多少年作家，写年轻人的叛逆，满腔忧愤，批判父母，批判老师，批判社会，这都没有问题。我尊重你的这种记忆，但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你大概不可局限于这种个人记忆。你除了理直气壮表现少男少女的记忆以外，你可能还需要尊重你所攻击的老师、家长、社会，尊重他们的记忆视角。所谓“有容乃大”，大作家有大容量，不会只有一腔要死要活的小资脾气。
其实，每个人都有记忆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时候显得褊狭一些，不过是自己的一部分记忆进入了沉睡，进入了冷藏。我们也不用着急。符号的洗脑与反洗脑不论如何激烈，人的生命存在，人类社会的延绵不息，终究会推动人类心理的自我修复，春夏秋冬，天道有常，包括在一定时候唤醒人们遗失的记忆。不少父母都有过这种体会：孩子在成家和就业之前，你说什么他都不听，都听不进去。但当孩子走向社会了，当上爸爸妈妈了，两代人之间就比较好沟通了。这里发生了什么变化？显然，是孩子与父母的生存经验开始接轨，激发出孩子的记忆需求，于是妈妈当年说过什么，爸爸当年说过什么，朋友、邻居、老师当年说过什么，都慢慢的苏醒过来。对于作家们来说，写作常常就是这样，受到生存际遇的推动，回应心灵的呼唤，实现一次次记忆的复活与再生。这种复活与再生，常常会使我们在某一天，某一刻，发现自己焕然一新。
互动环节
提问：今天很高兴能够听韩老师讲了这么多，也学习到很多，我有三个问题想请教韩老师。现在很多人认为当代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情怀比较低，特别是相对于我们这种理工学院的学生，有人建议取消高中的文理分科，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待的？如果大学生对文学情怀的缺失，它是归咎于学生、家庭、学校还是社会呢？第二个问题，当代大学生，有很多是热衷于青春文学，特别是郭敬明和韩寒这类作家很深大学生的追捧，而经典文学却受到大学生的冷落。对于这样的现象，你认为是好还是坏？经典文学要怎样在大学生中间提升它的魅力？在微博上有很多作家发出对盗版的呼声，请问韩老师，你对于盗版问题有什么感想？
韩少功：你的第一个问题是理科生的人文素养。我以为，人文不要当作一个学科，一种职业，而应该视为一种修养。无论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基本的人文修养不可或缺。理工的问题不是一个纯技术的问题，比如说瘦肉精，比如说细菌弹，是一些纯技术性的问题吗？不是。没有一种基本的人文修养作为背景，我们就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理工科判断。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就说过他的成就远远赶不上耶稣和佛陀。他的看法，对你们也许有借鉴作用。
至于青春文学，当然是有它存在的理由，受到年轻人欢迎也是好事。很多青年作家才华出众，语言表达能力和独特敏感十分可贵。只是说，到一定的时候，光是校内校外和少男少女的情怀，可能不足以让读者面对更多的社会和人生的问题。这时候青春文学可能就不够了。就像我们小时候吃奶够了，但是到一定的年龄段，可能还要吃其它东西。我注意到韩寒、郭敬明的同龄读者，也在发生变化，有新的需求。你到新浪读书一类网站上就可以看到，就会发现他们的粉丝也在发生变化。他们对自己的偶像有新的期待。
经典不完全是古人的东西。当代也有经典。优秀的作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比如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沉淀，能够留下来的，就可能是广义的经典。年轻人觉得与前人有代沟，是很自然的。有些经验、知识、习惯会不一样。但代沟也不要被夸张到过分的程度。几个92级的学生在网上讨论，有一个90级的插话，其它人说：“骨灰级”的滚出去。大三的学生就是“骨灰级”的，有那么夸张吗？我现在读老子、庄子、孔子、墨子的书也不觉得有代沟，几千年都不构成什么沟，怎么几十年、几年的沟就这么宽呢？其实，我们不妨把老子他们、亚里士多德他们，当作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校友，天天看到他们就好了。他们也有毛病，但也有智慧，是一些有毛病的知识达人。这样，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对象。
还有什么？盗版？盗版当然不好，不合法规。但事情也有复杂的一面。第一，电子技术的浪潮汹涌澎湃，传统出版业力不从心，眼下几乎看不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来遏制网上盗版。我对这一点完全不看好。有些作家跟百度、谷歌打官司，也可能打赢，但从长远来说，电子技术手段这一方可能会笑到最后。第二，版权保护有局限性。古代没有什么版权，一百年前也几乎没有版权，作家写书是不赚钱，只是朋友之间互相抄一抄，送一送，大家高兴。更早以前，口头文学互相流传，诗经有署名吗？荷马史诗有没有版税？在很大程度上，就像现在的手机段子，谁写的？给谁付钱？其实，版权制度只是保护了一小部分知识生产，主要是那些实用性、商品性的生产。九九表就不受保护。牛顿与爱因斯坦式的研究也无人保护。第三，要反对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名义下不道德的知识垄断与技术封锁。恶意的注册就很讨厌。知识的过分保密也很丢人。前几年，一些穷国的人病死了不少，但西方一些医药公司不降价，惹恼了这些穷国的政府，宣布不承认这些公司的知识产权，救人要紧，先生产了药品再说。我就很赞成这种态度。总的来说，我们承认知识产权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又要知道这是有限度、有边界的，一旦越过这个边界和限度，它就是不合理的。
提问：韩老师，你刚刚提到一个盗版的东西，顺着你这个问题，说到一个电子书的问题。现在电子科技这么发达，我们阅读很多书籍都是用iPad、手机这种方式。但是很多人更喜欢通过一种实实在在的纸质版方式阅读。问他们为什么，按他们的话来说：手捧一杯香茶，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躲在图书馆的角落。他们认为这样更能跟作者进行心灵的交流。这两者之间感觉的区别，真正源于什么，他们也回答不上来，他们只是觉得读纸质版的书更有韵味。韩老师，你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一样的文字，一样的内容，为什么读纸质版的时候，大家觉得更有韵味。谢谢！
韩少功：陈志红在这里，我们的感觉可能也不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年纪偏大的人，读纸媒已经习惯了，产生感情了，就像对待旧情人，有一点舍不得。一些年轻人可能没有这种习惯，更容易接受一些新方式，更便捷、更低廉的方式，比方手机阅读。我觉得载体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读纸媒的，还是读电子数码的，这个不是太重要。有人说手机的屏幕比较小，比较合适那种短小的作品流传，但这也不要紧，以后可以找到改进的办法。志红，你说说。
陈少红：关于这点，其实我很有感受，我觉得阅读，我本人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点年龄差异，年龄不同，阅读习惯也会不同。但这个还不是很本质的，比较本质的是现代科技发达，特别是我们的阅读方式，电子书、电脑，电子科技的发达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我们哪怕倒退20年，我们会为接到一封朋友手写的信而感到很兴奋很开心。现场能够在一年里面接到手写信的同学举手？还不错，还有20、30个。在我们这个场地里面，大概有1/10的人可以接到手写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例会越来越低。这种变化意味着比较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发生了变化，这只是方式的变化，但是在内容上和情感上会不会产生变化？这是一个科技伦理问题，在科技伦理方面，很多专家都已经开始探讨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我在一些杂志上说到，科技改变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说远的，哪怕我现在跟我的孩子打交道。他回到家里面，肯定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是坐到沙发上就开始按手机，这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动作。这样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觉得非常的失落。
韩少功：微博控。
陈少红：好不容易，你回来一趟，怎么跟我们交流这么少，怎么不跟我们多交流一下。但是从孩子的角度，他觉得很正常啊，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关于记忆这个问题，如何的尊重他者、他人，如何看待差异性，刚才这位同学提的问题很好，科技发展以后，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与物的关系。在形式上变化以后，在内容方面，我们如何hold住它，hold住人与人之间很真情的，很温暖的，充满爱的关系。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提问：我是一个当代大学生，还是软件工程的理科生，我也很喜欢读古典，也是电子产品的爱好者，我喜欢读电子书，也喜欢读纸版书。回到文学的问题上，在我们当代社会，每天都很有戏剧性，作为当代文字记录工作者，我觉得当代没有出现记录我们苦难的伟大作品。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产生这样的作者，这不局限于我们现在，在世界上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交流，我们通过马尔克斯等等可以很好的对外国进行了解。我想问一下，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产生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诺贝尔文学奖什么时候能在中国产生？谢谢！
韩少功：你提的这个问题，让人很难回答。据国家公布的数据，每年我们国家生产的长篇小说是6000部，一年365天，每天将近20部。我不可能读完这么多的作品，也就没资格判断现在是否已经有了伟大的作品。另一方面，怎样才算伟大？我们似乎也难以形成共识。有时候我们做比较，比较的标准和范围是失衡的。比如拿一个中国跟一百多个国家相比，人家是团体赛，我们是个人赛。又比如拿我们的三十年，与人家几百年来比，相当于拿我们的月产量比人家的年产量。这都有失公平。但这样说，毫不妨碍我同意你的观点，就是说我对中国的现代、当代文学也是不满意的，包括对我自己也是很不满意的。这毫不妨碍我觉得我们做得非常不够，还需要加倍努力。很多作家们比较浮躁，男作家喜欢打麻将，女作家喜欢美容和购物，可能都有些懒惰，得好好反省。
提问：韩老师，你好！我是你的铁杆粉丝，我看过你的很多作品，所以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就你的作品请教一下。我非常喜欢你的《马桥辞典》，我觉得它是语言学和文学的很好结合。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很新的文体，有时候我看，感觉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它是小说，但我感觉好像是一种记忆，是你青年插队时的文学记忆，我总感觉它全部都是真的。我的问题很简单，但我一直很好奇。我很想知道关于江西老表的词条，那是你听说的，还是你杜撰的。还有一个人物，那个万玉，那个唱歌的，我很好奇，很想知道是真还是假，如果是假的，你的灵感来源于哪里？
韩少功：很简单，第一，那个老表是我道听途说来的。第二，万玉那个人物是半真半假，有原形，但我顺着原形想象和夸张了。至于整本书，我没有精细统计，大体上可说七分真三分假。包括有一个词条叫“晕街”，完全是我杜撰的，是根据英文中的晕船、晕车、晕机，推理出来的。有意思的是，这个词后来被很多人接受，甚至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很多农村人不能闻汽油味，也不习惯城市里的喧嚣，到城市待一段，确实会犯晕。总的来说，这本书还是小说，不是真正的辞典。申明这一点，是不想误人子弟。
提问：在你看来，文学是比较注重作家个人的抒情，还是承担某种社会责任？在我看来高行健先生可能属于前者，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属于后者。第二个问题，对于我们的历史，有很多比较有价值的记忆，可能在政府看来是敏感的区域，是一个禁区。在你看来，如何看待政府对文学作品的审查，还是作家的自我审查？
韩少功：各种各样的作家都有，你说的两种情况下都可以出现优秀作家，后者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雨果等等，前者如卡布卡、佩索阿等等。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不妨根据社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条件等等综合考虑，做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至于审查，什么时代都会有，只是程度与性质有所不同。眼下互联网上的审查比较宽松。我到网上看，什么话都有呵，政界大人物哪一个不挨骂？但是纸媒报刊的审查可能要严格一点。有时候作者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审查，比如作为父亲，有些话我在女儿面前不会说，是有边界的。中国这些年越来越开放，很多敏感的话题逐渐脱敏，但还没到百无禁忌的那一步。有些敏感话题会不会引起高烈度的社会振荡？对这些话题该怎么办？在美国，最敏感的是种族问题，出言不慎就可能丢饭碗，就可能坐牢。在日本，天皇问题特别敏感。在德国，对纳粹、犹太人的话题没有太多自由。在某些基督教较为极端的地区，堕胎和同性恋特别敏感。医生、护士做了堕胎手术，甚至可能有杀身之祸。总之，我们要具体分析，哪些言论禁区是不合理的，而哪些言论管制是有必要的，可能不宜笼统地贴标签，简单地一刀切。
提问：你刚刚有讲到一个观点，记忆沉睡，这让我想起，有些事情不是记忆沉睡，而是缺失了。像20多年前，高举“小平，你好”那个年代的事情，对我们90后来说是记忆缺失的。按你的观点来说，记述者有一种责任，他的责任是尊重他人，尊重被攻击的人，他人的视角。如果有这样的文学作品出现，能不能解禁？在你的预测中，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补全那段记忆，让我们变成一个崭新的人。
韩少功：对这一点，我很乐观，相信这个民族的任何重要记忆都不会真正流失。可能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以后，美国南北战争以后，南非的种族隔离和大冲突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发生记忆缺位，都有叙事空白。但随着时间推移，法国大革命的话题脱敏了，大家心平气和了，对当年的这一派那一派都可用宽松的心态来对待，时机就趋于成熟。我觉得中国离这一天也不远了，我们将会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上的一切真相。
陈少红：时间还是太短了，我们的互动环节暂时到此。下面我想将这个时间留给我们的段院长，因为刚刚我在下面跟她做了一个简短的交流，我觉得段院长有一些观点非常好，我非常希望她的观点能够和同学们交流和分享。
段院长：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我们的韩老师，这样的文学大师一起交流，听他的教导。我从中得到的启发，刚才我跟陈老师只说了一句话：实际上文学和记忆，记忆是有色彩的。她说你这句话讲得很好。我觉得沿着文学的思路有两种色彩，从社会层面，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我们可能有红色记忆、黑色记忆，甚至是白色记忆。从个人的角度，我前天看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给我一些启发，这个启发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是讲她个人还是讲故事里面的主人公，也是她的父母，在“文革”时期被虐待，她生下三个月的时候，就被送人了，送给爷爷奶奶，后来爷爷奶奶也保护不了，然后又送了，送给很多人家领养。在她成家之前，她的记忆是不想活，得了抑郁症。去医院看病，医生觉得这样下去她活不了几天。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一个男人，然后结婚、生子，生孩子之后，她的个人黑色记忆就消失了。她有母爱了，她对生命、生活的记忆，她觉得应该是有颜色的，有色彩的。我从这里面启发，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说，我们的红色记忆是什么，我们的童年是五颜六色的，像万花筒一样。今天我们在讨论一个主题的时候，叫爱心花园。恋爱对每一个人来说，应该是红色的，但也不绝对。像王安忆的《荒原之恋》，其实这种爱情是黑色的。所以我的第一个启发是我觉得记忆应该是有色彩的。
第二个启发，我也希望在座的同学思考一个问题，也是韩老师提出来的问题。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就是人的道德的本质，道德是从哪里来的？今天他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触动非常深。现在我们都说我们这个社会没有道德底线，很多人没有道德底线，什么事都敢做出来。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思考出来，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龄思考出来，在以后我们的道德、人格方面就会健全。我的理解，道德，不管它的本性是什么，有一点肯定是跟信仰联在一起。我就讲这两个启发，谢谢韩老师！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所有参与我们活动的同学和老师，以及我们的张欣主席和各位领导，主要是感谢韩大师。韩老师真的是大师级的人物，今天能光临我们学校，真的是蓬荜生辉的感觉，再次感谢！
陈少红：谢谢段院长的精彩演讲！两个小时真的是匆匆而过，今天下午这两个小时也已经成为我们记忆的一部分。记忆是文明之根，生命之水，同时也是文学的出发地。希望今天这个下午能够被同学记住，同时也希望同学把生命中美好的，或不那么美好的记忆，通过自己的各种方式记录下来，让它成为自己生命的一种痕迹。今天谢谢，我们的演讲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简介】韩少功，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1968年初中毕业后赴湖南省汩罗县插队务农;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任《主人翁》杂志副主编;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海南纪实》杂志主编、《天涯》杂志社长、海南省作协主席、海南省文联主席等职。
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月兰》、《西望茅草地》等。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代表作《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和《日夜书》（刊载于《收获》）产生广泛反响。韩少功的散文随笔《暗示》、《山南水北》、《革命后记》等在当代独树一帜。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
曾多次获境内外奖项:1980年、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02年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第二届、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和“杰出作家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第一届萧红文学奖等。《收获》函套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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