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课 | 韩少功:文学与记忆

  地点:华南理工大学南校区A4—204

  时间:2012年4月19日15:00—17:00

  演讲韩少功:文学与记忆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华南理工大学跟年轻朋友进行交流。谢谢刚才主持人的介绍。

   

  她提到今天下午的题目,叫做“文学与记忆”。记忆是人类的一种很重要的生命特征,因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文化前辈们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人会劳动。基督教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人有灵魂。一些启蒙主义者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人有理性,比如说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这些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我们可以看到,贯穿这灵魂、理性、劳动、文明等各个范畴当中,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或者说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记忆。没有记忆,就是脑死亡,植物人,或者低智能动物。当然,动物也有一定的记忆,比如说小狗会认人,你打它一下,在一定的时间内,它看到你会畏惧。这是狗的记忆。但是人的记忆功能强大很多,与一般动物不可同日而语。人类发明了语言、文字,包括文学,能对我们以前各种各样生存的经验,实现一种强大信息储存、编码、提取,用编年史、博物馆、纪念碑、摄影、小说、电视剧这样一些东西,强化了人类的记忆功能。如果没有记忆,教育也是不可想象的,比如我们的华工大,不管数理化还是文史哲,都是记忆的积累和承传。

   

  没有记忆,文学根本就无从谈起。虽然我们作家需要想象力,但是哪怕是想象力,也是依托记忆来展开的。前两天,我碰到一个新加坡人,他说他父亲梦到的法国人、英国人都讲广东话,这是因为他父亲只知道广东话,想象无法超越他的知识边界,不过是把记忆的材料重新编织。我们到国外看一看,发现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唐人街里面,唐人街里面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很多中国餐馆。很多华裔服装变了,口语变了,观念也变了,但是肠胃的记忆何其强大,到了吃饭的时候,还是念念不舍姜葱河蟹或者广东河粉。让他吃法国人的奶酪,半生不熟的牛排,他还是不习惯。包括不少“香蕉人”,所谓黄皮白心的,吃起中国菜还是津津有味。特别是年纪大的时候,来自少年和家乡的肠胃记忆贯穿一生,甚至越老的时候越强烈,这也是很多人有过的经验。前不久,还有一个很具争议性的问题,就是唱“红歌”,即50、60、70年代的一些歌曲。一些知识分子认为“红歌”涉嫌极左:要为“文革”招魂吗?其实,换一个角度想想,这事可能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像我这种年纪的人,在“文革”时期度过青少年。你不让我唱红歌,我还真的没歌可唱。你让现在那些60岁左右的大爷大娘唱周杰伦的歌?可能吗?他们的唱红,其实只是一种青春记忆,与意识形态的阴谋没有什么关系。包括很多对“文革”深恶痛绝的人,一开口,情不自禁,可能还是会唱老歌,唱旧歌。这种对声音的记忆,可能和与他们的青春经验,包括他们当时谈情说爱的经验,紧密地搅合在一块。所以在一定的情境下,他会有一种特别的情绪冲动,甚至影响到他们的血压、心跳、呼吸。这是一个自然的心理乃至生理的过程。

   

  人们的道德感,也是依托记忆而建构起来的。一个西方人,基督徒或穆斯林,想到上帝或真主的时候,可能形成一种自我行为的约束。他们可能会记忆起一些文字、图片、场景、氛围,比如西方教堂常有的一些有关恐怖地狱的图面。我就见过很多这种图画。人干了坏事,死了之后去那个地方,比集中营恐怖百倍的地方,锯子锯,钻子钻,刀斧砍,血流成河。这种形象化的教育,就是一些教义的熏陶洗礼,打造一些记忆,打造一些意识形态。在中国汉区,我们的宗教感比较薄弱,但是我们也不乏中国式的宗教感情。比方一个乡下老大爷,常说的一句话:抬头三尺有神明。这个神不一定是西方的上帝或真主,但它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神圣之物。更多人会说,我们做事要对得起祖宗。祖宗也是中国化的神,常常供奉在民居的大堂和正厅里,“天地君亲师”,或者现在稍加改良了的“天地国亲师”。中国人讲究“慎终追远”,建一些祠堂,做一些仪式,来祭祀先人前辈,也是制造一种记忆,类似宗教的功能,增强人们的自我行为约束,形成了一种所谓文明的传导。今天会场横幅上面有一个“薪火”,也是这个意思,文明像薪火一样代代相传。

   

  下面我要讲四点。第一点,记忆受到事实的制约,所以有共同性。第二点,记忆受到主体的筛选,所以有差异性。在讲到这两点之前,我先说一个故事:西方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给学生上历史课。他的第一堂课非常别致,刚开始不久,突然从外面闯来一伙陌生人,进来就吵,进来就打,学生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十分钟过去后,学校保安把这伙人带走了,学生重新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这位历史教授告诉大家:同学们,刚才不是一个治安事件,是我们开始上课了。请同学拿出纸和笔,把刚才这一幕的前前后后客观地描述下来。同学们想一想,这一次的作业情况会怎么样?不出所料,全班同学的描述,没有一份是相同的。有人说是A先动手,有人说是B先动手、有人说C是这样说,有人说C是那样说,记录五花八门甚至互相矛盾。历史老师说:你们看,你们都是现场目击者,都是事件亲历者,你们对同一件事情的描述尚且如此不同,你们怎能保证我们对几百年、几千年前的描述,作为一个非亲历者、非目击者的描述,是正确而真实的呢?这样看来,历史是什么?历史不过是一大堆众说纷纭,甚至是五花八门、矛盾丛生的说法。

   

  这也是一个关于记忆的实验。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就知道我们面临的任务有多难。所谓相信自己的记忆,进而相信自我,这个大话有时候真的不能随便说的。这就牵涉到记忆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两个方面。记忆受到事实的制约,当然会有共同性。比方说今天下午,华工搞了一次讲座,请来了一个韩先生。当这个事实进入大家记忆以后,有人会说韩先生长得很高,有人说韩先生长得很矮,有人说韩先生讲得好,有人说韩先生讲得糟,相关的记忆肯定是各各不一,但是今天来讲座的是一个人,不是一只狗,大家对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讲座是下午发生的,不是早上发生的,不是半夜发生的,这一条大家也不会有异议。这就是一个基本事实的制约。

   

  中国自清朝以来,大概有两百多年的历史颇为不堪,落后,腐败、混乱,其原因是什么?这一派有这个看法,那一派有那个看法,大家观点不一样。但是两百年的落后是基本的事实,制约了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胡说八道指驴为马,说这两百年里我们是全世界NO.1,比其他国家干得更好。因为有事实的制约,我们的文化记忆、文化风格和文化特性,也会表现出一定范围内的共通性。有些外国作家说,到你们中国的书店去看,发现你们有一种小说特别多,就是官场小说。《二号首长》《国画》什么的,你们也看过吧?在我看来,这可能与中国人的历史传统有关,与记忆有关。中国是一个农耕大国,有家族、家庭长期抱团定居的历史;用一个国外史学家的话来说,大河流域的农业水利建设,也会形成一种集中人力和强化行政的功能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会产生强大的政府,形成官僚集权,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往下数,中央政府总是掌控一切,藩镇、采邑、诸侯、财阀形不成大气候。

   

  拿这个特点比较一下游牧民族,会比较有意思。我到过蒙古,在那里牧民们集中居住是不可能的,一集中,牛羊就没有吃的了,所以只能分头行动,带着自己的牛羊找没人的地方去。牧民们逐水草而居,浪迹天下,居无定所,偶然聚到了一起,可能互为陌生人,谁听谁的?古代欧洲差不多就是这个情况,有漫长而普遍的游牧史,大家聚到一起,血缘、年龄不管用,财富大家都没多少,也不管用。最后就是打架定输赢。

   

  古希腊的民主最初就是一种武士民主制,军事民主制。回过头来说,中国的官僚体制以及官本位的意识,后来通过科举制度的推广,变得更加精致,更加成熟,也更加顽固,以至到现在,“读书做官”还是根深蒂固的一种社会潜意识。很多企业招收高级技工,5000元/月,20000元/月,但招不到人。很多父母情愿孩子去考公务员,当一个科长工资不高,但有面子。很多祠堂里的祖先牌位上,只记录两样东西,一个是你的学历,比如读过华工大,这是要记上的。第二是你的官职,哪怕你只当过车间工会副主席,或者工会小组长,也是要记上的。但你有多少存款,离了几次婚,去过多少国家,这些都不会上牌位。这就是说,一个“读书”,一个“做官”,全齐了。在这样黑压压的众多牌位的逼压之下,有些后人如何睡得着觉?当和尚也想要个处级吧?当校长更想要个厅级吧?人们对官场的窥视欲、好奇心、想象力,岂能不产生一个巨大的读者群?这也许就是当下官场小说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香港的情况很不一样。内地的不少宫廷戏、官场戏,像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康熙大帝》,在那里的票房就很差。描写孙中山的《走向共和》,表现国共相争的不少大片,香港人也不感兴趣。为什么?这就需要了解一下香港人的文化记忆了。香港本就是天高皇帝远,与中原地区的各种战争、造反、改革关系不大,因此不可能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个个都是政治局编外委员似的,也不可能像中原的老农民,个个都是皇帝国戚的知情人的关系户似的。香港对朝廷政治一直很疏远,很隔膜,今天被割给英国了,明天又被领养回来了,就像一个流浪儿,今天去张家当儿子,明天回李家当儿子。这个儿子会怎么想?外婆不疼,舅舅不爱,都不待见,我与这个国家有多大关系?“国破山河在”,“家书抵万金”,这个“国”与“家”之间的逻辑联系,怎么建立起来?因此,香港文学写“儿女情”的多,写“天下事”的少,写“家”的多,写“国”的少,国家意识形态比较淡薄。这种特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受到一些基本历史事实制约的。

   

  记忆受主体的筛选,所以还有差异性。我们常常见到,一对夫妻闹离婚,闹上法庭,男的说一通,女的说一通,对同样一桩婚姻,双方都可以说得痛哭流涕委屈万分,都是一肚子苦水。他们也许都没有说假话,都有一点道理,但如此没法沟通,很可能是双方都剪裁了记忆,删除了自己不敏感、不留心、不愿意记住的一部分记忆。前一段,流传一个段子,是对古代文学名著《西游记》的读后感。大意是说,《西游记》说明了一个道理,凡是有后台的妖怪都打不倒,凡是没有后台的妖怪都会被打死。还有一条:《西游记》里的天兵天将为什么打不过孙悟空?因为他们是玉皇大帝的雇佣工。为什么取经路上那么多妖魔鬼怪都难住了孙悟空?逼得他去搬救兵?因为那些妖魔鬼怪属于自我创业,生命力强。还有人把《水浒传》换了一个书名,叫《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同学们看一看,很多读者对经典作品的记忆就是这样的,与教科书的规定大相径庭。我回忆,自己当小孩的时候,去电影院里面看电影,不管是爱情片,还是伦理片,还是战争片,男孩们最喜欢注意电影里面的坏人,学来的大多是坏样。由此可见,我们记忆一本书或一个电影,其实都是见仁见智,因人而异,因欲望、利益、文化、具体情境而异,教科书并不能统一我们的记忆。

   

  在座的大部分是理科生。我孩子曾经问我学什么,我说你读理工科吧。她问为什么,我说理工科好歹有一个道理可讲。1+1=2,在常规情况下不会错到哪里,至于在高等数学里另有一说,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文科常常没有1+1=2。一部《红楼梦》,有人说它是阶级斗争小说,有人说它是爱情小说,有人说它是佛家小说,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既然是都有道理,老师怎么教啊?学生怎么学啊?在人文领域里,多义性简直是家常便饭,这是因为世界上一块钢锭与另一块钢锭差别不大,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差别很大,而人文学科是面对人,不是面对钢锭。

   

  我第一次到美国是1986年,发现他们并不把“殖民”当作一个贬义词。在他们的字典里,在他们的记忆里,殖民就是建设,开拓,开放,到落后地区传播文明,在那里修路架桥,办学校和办医院,就像我们建设大西部一样,激情燃烧的岁月呵。我们经历了苦斗,我们贡献了多少青春,很多殖民者是这样的记忆的。但面对同一段历史,被殖民者是另外一种记忆:洋毛子多坏呵,屠杀我们的亲人,抢走我们的财富,霸占我们的土地和水源,调戏我们的妇女……因为完全不同的记忆,产生了不同的历史书写,以至“殖民”在中国人的字典里完全是一个贬义词,与西方国家的情况迥然有异。

   

  “文革”也是一段至今未能形成全民共识的记忆。有些地方一旦出现群体事件,老工人们一上街,就把毛主席的像竖起来,把红旗举起来,高唱“文革”时期的歌曲,去找党委政府叫板。很多知识分子则忧心忡忡,担心“文革”式的红色恐怖卷土重来。在“文革”中,我家也是一个受迫害者,包括我父亲就是“文革”中自杀的一个教师。我能体会不少知识分子和官员对“文革”的恐惧,理解他们当年所受到的侮辱、残害、贫困、以及学业上的耽误。但他们可能也得理解,老工人们可能没有义务一定要接受他们的“文革”记忆。就一般的工人来说,他们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较少,享受着“领导阶级”的荣耀,就业稳定,福利稳定,与官员们的收入差距不大,一不高兴就可以贴领导干部的大字报。那时候,我父亲作为教师,一个月粮票24斤,而工人一般是30斤,重体力岗位的工人是35到40斤。工人的相对感觉很好,至少是好一些,难道很让人费解吗?就算他们当年是既得利益者,时过境迁之后,他们现在成为最底层的“既失利益者”了,你能封住他们的嘴,不让他们说话?

   

  几年前,我看到澳大利亚出版的一些资料,发现就在1965年,中国“文革”发生的前一年,离我们不远的印度尼西亚,发生了同样的大浩劫,甚至比“文革”更惨烈的悲剧。印尼的右派军人发动政变,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政府的支持下,前后共屠杀了200多万人,以至两、三年之内,平均每天杀掉1500人。仅美国大使馆提供的密杀名单就有好几千。一点文明也没有,一点人道也没有。奇怪的是,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文革”惨剧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但印尼大屠杀几乎销声匿迹,我们的传媒不说,我们的知识分子不讨论,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同样是杀人,难道1965年的杀人比1966年的杀人,就更高贵一点,更仁慈一点、更正义一点?米兰?昆德拉,写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说过一句话:文学就是要抗争遗忘。我想补充一点:文学抗争遗忘,更具体地说,是要抗争那些偏失的、虚假的记忆,抗争各种政治权力、宗教权力、商业寡头权力所强加给我们的遗忘。

   

  第三点,谈谈记忆的造假。英国有一个哲学家,叫休谟,曾分析人的感觉能力。他说人有两种感觉,其一来自真实的体验,比如说下雪了,你感觉到冷,就是真实的感觉。其二来自符号、信号的灌输,是一种符号反应或条件反射,比如你老是听说蛇咬人,虽然从未被蛇咬过,但时间长了,也会对蛇感到害怕,成了一种疑似的、拟真的、几乎同样有效和可靠的感觉记忆。但这两种感觉记忆是有区别的,后一种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曾经有一首歌,《小和尚下山》。老和尚说你下山很危险,女人都是老虎,会吃人的。老和尚不停地这样说,于是小和尚下山以后,见到女人可能会真的很害怕。这就是一种感觉记忆的造假。历史上经常有这种情况。50、60年代的革命文学,千篇一律地“忆苦思甜”,说以前地主如何坏,长工如何苦。可我们下乡当知青,听有些当过长工的说,他们当年农忙时可以吃肉喝酒,东家待人还不错,比“大跃进”时代强多了……这些记忆让我们吓一跳,才知道自己以前的印象不一定靠谱,才知道革命文学的简单化和标签化到了何等程度。又比如说,谈到欧洲的中世纪,我们都会想到以宗教法庭为代表的一片黑暗。但我最近看了一个西方史学家的著作,他说这不过是一帮启蒙主义者,在16世纪以后,为了彰显自己事业的正义性,把前朝故意说得一塌糊涂。他列举了很多数据,证明中世纪的欧洲人吃肉更多,人均寿命很长,文化有很大的积累和发展。在这里,我不会就中世纪是否黑暗的问题下一个结论,只是给同学们提一个线索,只是说很多我们以前想当然的东西,觉得天经地义的东西,也许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30多年以来,中国的很多文艺作品正在走向世界,在国际社会获得关注。其中有一本书,已经成为西方学子们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书。此书作者是一个中国人,丈夫是英国人。她在书里面写到,她80年代第一次到了西方世界,发现了那里有鲜花,让她深感震惊,因为她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花。这让西方读者特别惊讶:中国没有花。有趣的是,中国社科院一位学者,是这位作者的邻居,曾经笑着对我说,这位作者小的时候,经常跑到他家院子里偷花。她怎么能说在没见过花呢?同是在这一本书里,她说初到英国的时候,第一次上公共厕所,就跑到男厕所里去了,因为门前的小图标,一个是穿裤子的,一个是穿裙子的,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她说她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裙子。这当然又让西方读者大为惊讶:中国连裙子都没有。到了这一步,这本书的卖点足够多了吧?刺激性足够强了吧?问题在于,“文革”时期虽然裙子少一些,但那时候的江青,所谓“文革”的罪魁祸首之一,也穿过裙子,还号召女人们穿布拉吉,就是苏式的那种连衣裙。还有一本小说,在英语世界名气很大。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军人,与一位护士产生爱情,互相放电。但是他在老家有一个媳妇,是个小脚女人,于是他百般纠结,在一个痛苦的离婚过程中苦苦挣扎,命运不能不令人同情。我不知道60年代的中国还有没有年轻的小脚女人,但我知道早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就禁止妇女缠足裹脚。美国读者不明白这一点,据说小说初稿也不是这样写的,小脚女人这一情节安排是美国编辑要求作者改成这样的,以增强小说在美国市场的吸引力。我得承认,虚构是作家的权力。文学不是新闻、不是科研报告,虚构一个小脚女人也未尝不可。但因为这样的虚构太多,因为这一类虚构被某种政治力量刻意地放大,西方很多观众和读者对中国的记忆就被严重造假。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是小脚女人,没有穿过裙子,也没有见过鲜花,可能男人还留着长辫子,还在三叩九拜和茹毛饮血。当他们2008年来中国参观奥运会,当他们来到广州、上海、北京,难怪很多人的感觉是:哇,这根本不是中国。

   

  问题出在哪里?是中国错了?还是西方的观众和读者错了?或者说西方的读者和观众从什么地方开始错起,为什么会错?在座的作家张欣,写过很多生动好看的都市故事和白领故事,但她的笔下没有小脚女人和长辫子,没有张艺谋电影里的那些怪异和腐朽,倒是很可能让不少西方的出版商、记者、批评家、翻译家感到陌生,在他们看来,缺少一种“中国性”和“东方性”。这也许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内还难于化解和排除的一种文化障碍,甚至有时候会成为国际交往中的短路和翻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定时炸弹。

   

  最后一点,谈一谈记忆书写者的责任。我们每个人的写作都是重现记忆和再造记忆。既然我们知道记忆这个东西如此重要,知道记忆这一片汪洋大海里面有那么多暗礁和漩涡,下笔的时候也许不妨对自己有几点提醒:

   

  一是尊重他者。每个人的肩上都没有扛一个他人的脑袋,更没有扛一大堆集体化的脑袋,因此记忆总是个人性的,是有偏向、有侧重的,是局部和微观的。这当然很正常,也很正当。我们都有自由释放自己记忆的权力。这正是共建民族记忆、人类记忆的坚实基础。但尊重他人的自由,是自由的应有之义。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海南岛,有一些暧昧的行业,以至有钱有势的某些男人感到特别幸福。但正是在这个时候,性放纵的另一方面是性压抑,包括很多农民工,长期处于夫妻两地分居的状态,承受着性剥夺的严酷事实。海南《天涯》杂志主编,我的继任者,曾说过杂志的来稿情况。他说,现在男作者来稿的80%是写偷情,女作者来稿的80%都是写离婚。我不是说,偷情和离婚不是重要的生活内容,也不是说偷情和离婚这种题材在作者的笔下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问题只在于:那么多玩不起偷情和离婚的人,包括那么多底层劳动者,生存问题尚未解决,吃饭成问题,看病成问题,孩子上学成问题,与这80%有什么关系?读多了这个80%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文学杂志都按这个比例来打造我们的记忆,进而影响大家对社会的认识,会不会出现一个可疑的偏失?

   

  二是尊重差异,其实这也是尊重他者的另一种说法。文学有高下之分。低档的文学可以偏执,高档的文学务必包容。三流的文学可以标签化,一流的文学应有多义性。有些文化官员常犯错误,不准抹黑政府,就得把每一个党政官员都写成正面人物;不准美化敌人,就得把每一个地主、资本家都写得青面獠牙。西方人也常犯这种错误。前不久我看了一个影片,是表现德国纳粹罪恶的,据说在西方好评如潮。但我看了非常不满意,因为影片中间出现的纳粹,完全不是人,是野兽。这种妖魔化在政治上非常正确,但它不尊重敌人,没有对方的视角,就变得极为弱智和矫情,反而削弱了批判的力度。这就像以前我们中国很多影片,总是把国民党表现得鬼鬼祟祟,獐头鼠目,蛇行鼠蹿的那样。这十几年好些了,国民党都成了俊男美女,但日本人呢,清王朝呢,以及自由民主派心目中的中国革命呢?是不是还要妖魔化下去?这不是说历史和政治没有是非之分,只是说粗糙的、垄断的、偏执的、标签式的批判,因为不尊重对方的视角,不尊重对方的记忆,以及对方记忆的可能性,反而会变得十分脆弱,在效果上往往适得其反。这样的原则,不仅是要体现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政党与政党之间,也要体现在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年龄之间。我们眼下有很多少年作家,写年轻人的叛逆,满腔忧愤,批判父母,批判老师,批判社会,这都没有问题。我尊重你的这种记忆,但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你大概不可局限于这种个人记忆。你除了理直气壮表现少男少女的记忆以外,你可能还需要尊重你所攻击的老师、家长、社会,尊重他们的记忆视角。所谓“有容乃大”,大作家有大容量,不会只有一腔要死要活的小资脾气。

   

  其实,每个人都有记忆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时候显得褊狭一些,不过是自己的一部分记忆进入了沉睡,进入了冷藏。我们也不用着急。符号的洗脑与反洗脑不论如何激烈,人的生命存在,人类社会的延绵不息,终究会推动人类心理的自我修复,春夏秋冬,天道有常,包括在一定时候唤醒人们遗失的记忆。不少父母都有过这种体会:孩子在成家和就业之前,你说什么他都不听,都听不进去。但当孩子走向社会了,当上爸爸妈妈了,两代人之间就比较好沟通了。这里发生了什么变化?显然,是孩子与父母的生存经验开始接轨,激发出孩子的记忆需求,于是妈妈当年说过什么,爸爸当年说过什么,朋友、邻居、老师当年说过什么,都慢慢的苏醒过来。对于作家们来说,写作常常就是这样,受到生存际遇的推动,回应心灵的呼唤,实现一次次记忆的复活与再生。这种复活与再生,常常会使我们在某一天,某一刻,发现自己焕然一新。

   

  互动环节

  提问:今天很高兴能够听韩老师讲了这么多,也学习到很多,我有三个问题想请教韩老师。现在很多人认为当代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情怀比较低,特别是相对于我们这种理工学院的学生,有人建议取消高中的文理分科,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待的?如果大学生对文学情怀的缺失,它是归咎于学生、家庭、学校还是社会呢?第二个问题,当代大学生,有很多是热衷于青春文学,特别是郭敬明和韩寒这类作家很深大学生的追捧,而经典文学却受到大学生的冷落。对于这样的现象,你认为是好还是坏?经典文学要怎样在大学生中间提升它的魅力?在微博上有很多作家发出对盗版的呼声,请问韩老师,你对于盗版问题有什么感想?

   

  韩少功:你的第一个问题是理科生的人文素养。我以为,人文不要当作一个学科,一种职业,而应该视为一种修养。无论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基本的人文修养不可或缺。理工的问题不是一个纯技术的问题,比如说瘦肉精,比如说细菌弹,是一些纯技术性的问题吗?不是。没有一种基本的人文修养作为背景,我们就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理工科判断。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就说过他的成就远远赶不上耶稣和佛陀。他的看法,对你们也许有借鉴作用。

   

  至于青春文学,当然是有它存在的理由,受到年轻人欢迎也是好事。很多青年作家才华出众,语言表达能力和独特敏感十分可贵。只是说,到一定的时候,光是校内校外和少男少女的情怀,可能不足以让读者面对更多的社会和人生的问题。这时候青春文学可能就不够了。就像我们小时候吃奶够了,但是到一定的年龄段,可能还要吃其它东西。我注意到韩寒、郭敬明的同龄读者,也在发生变化,有新的需求。你到新浪读书一类网站上就可以看到,就会发现他们的粉丝也在发生变化。他们对自己的偶像有新的期待。

   

  经典不完全是古人的东西。当代也有经典。优秀的作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比如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沉淀,能够留下来的,就可能是广义的经典。年轻人觉得与前人有代沟,是很自然的。有些经验、知识、习惯会不一样。但代沟也不要被夸张到过分的程度。几个92级的学生在网上讨论,有一个90级的插话,其它人说:“骨灰级”的滚出去。大三的学生就是“骨灰级”的,有那么夸张吗?我现在读老子、庄子、孔子、墨子的书也不觉得有代沟,几千年都不构成什么沟,怎么几十年、几年的沟就这么宽呢?其实,我们不妨把老子他们、亚里士多德他们,当作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校友,天天看到他们就好了。他们也有毛病,但也有智慧,是一些有毛病的知识达人。这样,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对象。

   

  还有什么?盗版?盗版当然不好,不合法规。但事情也有复杂的一面。第一,电子技术的浪潮汹涌澎湃,传统出版业力不从心,眼下几乎看不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来遏制网上盗版。我对这一点完全不看好。有些作家跟百度、谷歌打官司,也可能打赢,但从长远来说,电子技术手段这一方可能会笑到最后。第二,版权保护有局限性。古代没有什么版权,一百年前也几乎没有版权,作家写书是不赚钱,只是朋友之间互相抄一抄,送一送,大家高兴。更早以前,口头文学互相流传,诗经有署名吗?荷马史诗有没有版税?在很大程度上,就像现在的手机段子,谁写的?给谁付钱?其实,版权制度只是保护了一小部分知识生产,主要是那些实用性、商品性的生产。九九表就不受保护。牛顿与爱因斯坦式的研究也无人保护。第三,要反对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名义下不道德的知识垄断与技术封锁。恶意的注册就很讨厌。知识的过分保密也很丢人。前几年,一些穷国的人病死了不少,但西方一些医药公司不降价,惹恼了这些穷国的政府,宣布不承认这些公司的知识产权,救人要紧,先生产了药品再说。我就很赞成这种态度。总的来说,我们承认知识产权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又要知道这是有限度、有边界的,一旦越过这个边界和限度,它就是不合理的。

   

  提问:韩老师,你刚刚提到一个盗版的东西,顺着你这个问题,说到一个电子书的问题。现在电子科技这么发达,我们阅读很多书籍都是用iPad、手机这种方式。但是很多人更喜欢通过一种实实在在的纸质版方式阅读。问他们为什么,按他们的话来说:手捧一杯香茶,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躲在图书馆的角落。他们认为这样更能跟作者进行心灵的交流。这两者之间感觉的区别,真正源于什么,他们也回答不上来,他们只是觉得读纸质版的书更有韵味。韩老师,你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一样的文字,一样的内容,为什么读纸质版的时候,大家觉得更有韵味。谢谢!

   

  韩少功:陈志红在这里,我们的感觉可能也不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年纪偏大的人,读纸媒已经习惯了,产生感情了,就像对待旧情人,有一点舍不得。一些年轻人可能没有这种习惯,更容易接受一些新方式,更便捷、更低廉的方式,比方手机阅读。我觉得载体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读纸媒的,还是读电子数码的,这个不是太重要。有人说手机的屏幕比较小,比较合适那种短小的作品流传,但这也不要紧,以后可以找到改进的办法。志红,你说说。

   

  陈少红:关于这点,其实我很有感受,我觉得阅读,我本人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点年龄差异,年龄不同,阅读习惯也会不同。但这个还不是很本质的,比较本质的是现代科技发达,特别是我们的阅读方式,电子书、电脑,电子科技的发达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我们哪怕倒退20年,我们会为接到一封朋友手写的信而感到很兴奋很开心。现场能够在一年里面接到手写信的同学举手?还不错,还有20、30个。在我们这个场地里面,大概有1/10的人可以接到手写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例会越来越低。这种变化意味着比较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发生了变化,这只是方式的变化,但是在内容上和情感上会不会产生变化?这是一个科技伦理问题,在科技伦理方面,很多专家都已经开始探讨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我在一些杂志上说到,科技改变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说远的,哪怕我现在跟我的孩子打交道。他回到家里面,肯定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是坐到沙发上就开始按手机,这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动作。这样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觉得非常的失落。

   

  韩少功:微博控。

   

  陈少红:好不容易,你回来一趟,怎么跟我们交流这么少,怎么不跟我们多交流一下。但是从孩子的角度,他觉得很正常啊,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关于记忆这个问题,如何的尊重他者、他人,如何看待差异性,刚才这位同学提的问题很好,科技发展以后,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与物的关系。在形式上变化以后,在内容方面,我们如何hold住它,hold住人与人之间很真情的,很温暖的,充满爱的关系。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提问:我是一个当代大学生,还是软件工程的理科生,我也很喜欢读古典,也是电子产品的爱好者,我喜欢读电子书,也喜欢读纸版书。回到文学的问题上,在我们当代社会,每天都很有戏剧性,作为当代文字记录工作者,我觉得当代没有出现记录我们苦难的伟大作品。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产生这样的作者,这不局限于我们现在,在世界上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交流,我们通过马尔克斯等等可以很好的对外国进行了解。我想问一下,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产生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诺贝尔文学奖什么时候能在中国产生?谢谢!

   

  韩少功:你提的这个问题,让人很难回答。据国家公布的数据,每年我们国家生产的长篇小说是6000部,一年365天,每天将近20部。我不可能读完这么多的作品,也就没资格判断现在是否已经有了伟大的作品。另一方面,怎样才算伟大?我们似乎也难以形成共识。有时候我们做比较,比较的标准和范围是失衡的。比如拿一个中国跟一百多个国家相比,人家是团体赛,我们是个人赛。又比如拿我们的三十年,与人家几百年来比,相当于拿我们的月产量比人家的年产量。这都有失公平。但这样说,毫不妨碍我同意你的观点,就是说我对中国的现代、当代文学也是不满意的,包括对我自己也是很不满意的。这毫不妨碍我觉得我们做得非常不够,还需要加倍努力。很多作家们比较浮躁,男作家喜欢打麻将,女作家喜欢美容和购物,可能都有些懒惰,得好好反省。

   

  提问:韩老师,你好!我是你的铁杆粉丝,我看过你的很多作品,所以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就你的作品请教一下。我非常喜欢你的《马桥辞典》,我觉得它是语言学和文学的很好结合。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很新的文体,有时候我看,感觉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它是小说,但我感觉好像是一种记忆,是你青年插队时的文学记忆,我总感觉它全部都是真的。我的问题很简单,但我一直很好奇。我很想知道关于江西老表的词条,那是你听说的,还是你杜撰的。还有一个人物,那个万玉,那个唱歌的,我很好奇,很想知道是真还是假,如果是假的,你的灵感来源于哪里?

   

  韩少功:很简单,第一,那个老表是我道听途说来的。第二,万玉那个人物是半真半假,有原形,但我顺着原形想象和夸张了。至于整本书,我没有精细统计,大体上可说七分真三分假。包括有一个词条叫“晕街”,完全是我杜撰的,是根据英文中的晕船、晕车、晕机,推理出来的。有意思的是,这个词后来被很多人接受,甚至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很多农村人不能闻汽油味,也不习惯城市里的喧嚣,到城市待一段,确实会犯晕。总的来说,这本书还是小说,不是真正的辞典。申明这一点,是不想误人子弟。

   

  提问:在你看来,文学是比较注重作家个人的抒情,还是承担某种社会责任?在我看来高行健先生可能属于前者,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属于后者。第二个问题,对于我们的历史,有很多比较有价值的记忆,可能在政府看来是敏感的区域,是一个禁区。在你看来,如何看待政府对文学作品的审查,还是作家的自我审查?

   

  韩少功:各种各样的作家都有,你说的两种情况下都可以出现优秀作家,后者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雨果等等,前者如卡布卡、佩索阿等等。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不妨根据社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条件等等综合考虑,做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至于审查,什么时代都会有,只是程度与性质有所不同。眼下互联网上的审查比较宽松。我到网上看,什么话都有呵,政界大人物哪一个不挨骂?但是纸媒报刊的审查可能要严格一点。有时候作者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审查,比如作为父亲,有些话我在女儿面前不会说,是有边界的。中国这些年越来越开放,很多敏感的话题逐渐脱敏,但还没到百无禁忌的那一步。有些敏感话题会不会引起高烈度的社会振荡?对这些话题该怎么办?在美国,最敏感的是种族问题,出言不慎就可能丢饭碗,就可能坐牢。在日本,天皇问题特别敏感。在德国,对纳粹、犹太人的话题没有太多自由。在某些基督教较为极端的地区,堕胎和同性恋特别敏感。医生、护士做了堕胎手术,甚至可能有杀身之祸。总之,我们要具体分析,哪些言论禁区是不合理的,而哪些言论管制是有必要的,可能不宜笼统地贴标签,简单地一刀切。

   

  提问:你刚刚有讲到一个观点,记忆沉睡,这让我想起,有些事情不是记忆沉睡,而是缺失了。像20多年前,高举“小平,你好”那个年代的事情,对我们90后来说是记忆缺失的。按你的观点来说,记述者有一种责任,他的责任是尊重他人,尊重被攻击的人,他人的视角。如果有这样的文学作品出现,能不能解禁?在你的预测中,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补全那段记忆,让我们变成一个崭新的人。

   

  韩少功:对这一点,我很乐观,相信这个民族的任何重要记忆都不会真正流失。可能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以后,美国南北战争以后,南非的种族隔离和大冲突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发生记忆缺位,都有叙事空白。但随着时间推移,法国大革命的话题脱敏了,大家心平气和了,对当年的这一派那一派都可用宽松的心态来对待,时机就趋于成熟。我觉得中国离这一天也不远了,我们将会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上的一切真相。

   

  陈少红:时间还是太短了,我们的互动环节暂时到此。下面我想将这个时间留给我们的段院长,因为刚刚我在下面跟她做了一个简短的交流,我觉得段院长有一些观点非常好,我非常希望她的观点能够和同学们交流和分享。

   

  段院长: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我们的韩老师,这样的文学大师一起交流,听他的教导。我从中得到的启发,刚才我跟陈老师只说了一句话:实际上文学和记忆,记忆是有色彩的。她说你这句话讲得很好。我觉得沿着文学的思路有两种色彩,从社会层面,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我们可能有红色记忆、黑色记忆,甚至是白色记忆。从个人的角度,我前天看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给我一些启发,这个启发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是讲她个人还是讲故事里面的主人公,也是她的父母,在“文革”时期被虐待,她生下三个月的时候,就被送人了,送给爷爷奶奶,后来爷爷奶奶也保护不了,然后又送了,送给很多人家领养。在她成家之前,她的记忆是不想活,得了抑郁症。去医院看病,医生觉得这样下去她活不了几天。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一个男人,然后结婚、生子,生孩子之后,她的个人黑色记忆就消失了。她有母爱了,她对生命、生活的记忆,她觉得应该是有颜色的,有色彩的。我从这里面启发,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说,我们的红色记忆是什么,我们的童年是五颜六色的,像万花筒一样。今天我们在讨论一个主题的时候,叫爱心花园。恋爱对每一个人来说,应该是红色的,但也不绝对。像王安忆的《荒原之恋》,其实这种爱情是黑色的。所以我的第一个启发是我觉得记忆应该是有色彩的。

   

  第二个启发,我也希望在座的同学思考一个问题,也是韩老师提出来的问题。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就是人的道德的本质,道德是从哪里来的?今天他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触动非常深。现在我们都说我们这个社会没有道德底线,很多人没有道德底线,什么事都敢做出来。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思考出来,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龄思考出来,在以后我们的道德、人格方面就会健全。我的理解,道德,不管它的本性是什么,有一点肯定是跟信仰联在一起。我就讲这两个启发,谢谢韩老师!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所有参与我们活动的同学和老师,以及我们的张欣主席和各位领导,主要是感谢韩大师。韩老师真的是大师级的人物,今天能光临我们学校,真的是蓬荜生辉的感觉,再次感谢!

   

  陈少红:谢谢段院长的精彩演讲!两个小时真的是匆匆而过,今天下午这两个小时也已经成为我们记忆的一部分。记忆是文明之根,生命之水,同时也是文学的出发地。希望今天这个下午能够被同学记住,同时也希望同学把生命中美好的,或不那么美好的记忆,通过自己的各种方式记录下来,让它成为自己生命的一种痕迹。今天谢谢,我们的演讲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简介】韩少功,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1968年初中毕业后赴湖南省汩罗县插队务农;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任《主人翁》杂志副主编;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海南纪实》杂志主编、《天涯》杂志社长、海南省作协主席、海南省文联主席等职。

   

  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月兰》、《西望茅草地》等。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代表作《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和《日夜书》(刊载于《收获》)产生广泛反响。韩少功的散文随笔《暗示》、《山南水北》、《革命后记》等在当代独树一帜。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

   

  曾多次获境内外奖项:1980年、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02年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第二届、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和“杰出作家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第一届萧红文学奖等。《收获》函套珍藏版 1,微信购买《收获》及《收获》长篇专号,可移步《收获》微店。扫码即可进入《收获》微店,或从《收获》微信公众号(ID:harvest1957)底部导航条“收获微店”进入。订阅2016年《收获》双月刊6本+长篇专号2本共计130元,或双月刊6本共计90元。包邮。另外有函套珍藏本、合订本及当期《收获》上架。2,《收获》淘宝店:《收获》文学杂志社http://shop108241121.taobao.com3,邮局订阅,全年90元,每册15元,代码4-7,可拨打11185邮政服务热线查询。4,邮购,《收获》发行部电话021-54036905,汇款至上海巨鹿路675号《收获》,200040,平邮免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