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图研究院】刘潞：清代画图调研报告
在现存清代历史文献中，除大量的文字史料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以图像形式出现的史料，如舆图、纪事图、记实图等；19世纪中叶照相技术出现后，又留下不少关于事件、人物和事物的照片。在此，暂统称为“画图”。画图在历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郑樵在《通志》中就已指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图，经也，文，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
显然，画图可以用其生动具体的形象，弥补文字难以传递的信息。宋元以来，学人编有不少“图录”。由于清代处于从古代社会步入近代社会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逐渐密切，因此，朝廷上下，四海内外，以图记事、纪史者甚多。就笔者所闻所见，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国立档案馆、大英图书馆、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法国东亚艺术馆、巴黎国家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等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以及某些私人收藏的清代画图，就达万余件。报告在对它们有限的调查基础上，就画图与清史研究的关系及其所起的作用，作一粗略的研究分析。
一、清代画图的类别
清代画图内容极为丰富，从社会到自然，从朝廷到边塞，小至一砖一木，大至天下要事，无所不绘。为了解这数以万计的画图概貌，笔者从所知画图中择部分有代表性者，依历史研究中的一般分类原则，将其归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建筑、人物、天文、地域和水道10类，见附图一。其中属社会范畴的7类，属自然范畴的3类。每类又依据内容分为若干小类，合计为41个小类。当然，这只是一个概略分类，因为有些画图，如《南巡图》、《万寿庆典图》等，其内容涉及诸多方面，这里仅依其主题进行归类。
二、画图在清史研究中的作用
清代画图是清代历史留下的遗迹，当然是清史研究资料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文字记录更直接，因为它常常是一种“写照”。比如反映江河湖海的《黑龙江江源图》、《永定河河源图》、《旅顺海岛图》等，虽然由于技术上的原因，绘制未必准确，但是比起对此类事物的文字描述，可能更直观、易解、准确。又如就研究战法和兵器来说，众多的战图对兵器、阵法、防御设施的描绘，应当远比文字的记述直观、易解、准确。再如对于清代重要人物的描绘，用画像来表现跟单纯用文字来描述，必然有很大的差异。由于画图的上述特征，在清史研究中，它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供支持。
一）在某些方面，无图画无以立史
画图对清代艺术史研究的作用自不必说，像地学史、边疆史、环境史、矿业史、天文学史等，也离不开画图。汤若望绘《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说》、《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山东水泉图》、《淮扬水利全图》、《西域图册》等，为我们研究清代天文地理、地图技术、环境变迁、黄河改道、边疆风俗等，提供了直接可以利用的材料。
这里以清代地理学为例。清代地理学的最高成就，集中体现在采用西方近代梯形投影法勘测与绘制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上。今人对清代科技史特别是地学史的研究，就离不开这幅图。早在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把就把描绘全球的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带到了中国，但是近百年后，《康熙皇舆全览图》才出现。其间经过明清易代的大震荡，又经过历法之争的反反复复，直到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终于进入清钦天监，并成为康熙皇帝的西学教师，《皇舆全览图》的勘绘才具备了条件。南怀仁在康熙朝服务了20年，首次为清廷制做了绘有各洲地理及物产的大型地球仪，实地勘测了《万泉河道图》，并为勘绘《皇舆全览图》的延揽人才计划起了桥梁作用。1678年（康熙十七年），他给欧洲耶稣会写信，希望向中国增派耶稣会士。10年后，张诚、白晋等6位被冠以“国王数学家”称号的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并成为康熙帝建立蒙养斋算学馆，培养科技人才的中坚力量[1][1]。对此，白晋在向法王路易十四的报告中曾写道：“中国皇帝仿此例（指建立科学社团），开始在他自己的宫殿里建立起绘画、雕刻、塑雕以及为制作时钟和其他计算工具的铜、铁器工匠之类的科学院。”[2][2]经过近20年的人才培养、购置仪器、测定各地纬度、绘制局部地图等准备工作，测绘全国地图的工作终于开始。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清廷发布上谕：“谕传教西士分赴内蒙各部、中国各省，遍览山水城廓，用西学量法，绘画地图。并谕部臣，选派干员，随往照料……并咨各省督府将军，札行各地方官，供应一切需要。”[3][3]从1708年到1717年（康熙四十七年——五十六年），这支测绘队走遍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各省，绘制了一幅幅各省地图。1717年，白晋将各省分图总绘制成一幅全国地图，就是著名的《皇舆全览图》。成为中国第一次经实地勘测绘制的全国地图，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评论为“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地图，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在这份地图的测绘过程中，测绘者发现了地球经度的长度，因纬度上下而有所不同，从而第一次在实践中证实了牛顿关于地球为椭圆形的理论。《皇舆全览图》的绘制，不但是18世纪中西交流及当时中国已具较高地学水平的反映，也是世界地理学史上的大事[4][4]。可见，《康熙皇舆全览图》不但是清代科技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也是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物证。
二）画图可以弥补文字史料的不足
有些史实，由于种种原因，文字记载过于简略，影响研究的深入。某些画图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如18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所谓“中学西渐”现象。这在文献中有一些记载，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欧洲贵族的卧室里装饰着有中国人物的丝绸壁纸，餐具上绘有着中装洋人的图案，对中国文化在欧洲影响的认识，肯定会有所不同。当时从中国传到西方的，除《易经》、《孔子》以至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御制诗文等中国哲学文学著作外，更多的是丝织、制瓷等手工业技术和中国物种。中国的丝织品和陶瓷器，是当时西方短缺的且又是中西贸易中的大宗商品。清代的云龙缎、罗斗纱、香云纱、灯笼纱等精美织品的实物，今天在纺织博物馆还能看到，但当时的织机已荡然无存。而织机的结构对于清代纺织史或经济史有直接的意义。据纺织史专家研究，“缎机之所以能织制缎织物，实由两个条件决定，即除须设置与缎纹枚数相等的综，还表现在织筘上。……缎织物甚为细密，这又需要增加织筘的齿数。缎机织筘齿数较之其它织机之筘均高，这是实现缎织物经丝细密的重要手段。”[5][5]东来的传教士与商人就绘制了当时中国的各种织机。相信今人如能比照这些织机图谱，纺织史的研究或可再上层楼。
再如中国植物的西传，像杜鹃花，今天在欧洲已广为种植，当年则是传教士们先绘制成图，再移植欧洲的。至今在巴黎的东亚艺术博物馆还保存着植物学家、传教士汤执中等人为法国皇家科学院画的中国花卉图。这同样为清代的中西交流提供了证据[6][6]。
另外，清代很多重大军政活动在画图中都有反映。前述《皇舆全览图》，除康熙朝首绘外，雍正朝与乾隆朝也分别测绘了《皇舆十排全图》和《皇舆十三排全图》，但绘制的意义与《康熙皇舆全览图》有相当大的差别。如雍正朝《皇舆十排全图》，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上自北冰洋，下至海南岛，东北临海，东南至台湾，西抵波罗的海里加湾。图上长城以内，凡重要关隘、卫、堡、城、镇、营、汛，均贴黄签以汉文注记驻扎官兵人数。如“大同镇标及各处分协，马兵四千三百一十三名，步兵五千三百三十七名，守兵八千五百七十八名，共一万八千二百二十八名，内派往北路一千一百名，现存一万七千一百二十八名”；“甘州、凉州、肃州、宁夏、西宁、大通、安西等七处提外伤标属及各处分协，共兵六万八千三百九十名，内派往西路一万四千五百名，现存五万三千八百九十名”等等。如此详尽的兵力部署记录，几乎形同军事地图。结合1729年（雍正七年），清廷曾派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北路出师、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西路出师征讨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的历史，这幅《皇舆十排全图》，应与这段战事密切相关。又如另一幅雍正朝绘《皇舆十排全图》，在贵州标有苗族部落鸡井、丹江、八寨、古镇等名。而据史载：“雍正八年庚戍六月戊申，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疏报黔省黎平、都匀等处生苗共二百七寨归化供赋，下部知道。”[7][7]显然，只有在贵州苗地实行了改土归流之后，这种大规模地图上才可能标出苗寨的地名。
再如康熙朝绘《福建舆图》与《四川全图》。前者是一幅绘制精细、篇幅巨大（640×640厘米）的地图。图上所绘福建城镇、山川、道路、关隘、城堡、山寨、岛屿、口岸等，形象细致；不但绘有台湾府及台湾、诸罗、凤山3县，而且对厦门的标识为“厦门所”。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廷完成了对台湾的统一，第二年在台湾设府、县，三年后又将厦门的行政称谓“所”改为“厅”。显然，这幅《福建舆图》，与清朝统一台湾这一重大历史变化直接相关。后者图上题有“御赐四川全图。四川巡抚臣年羹尧敬装。康熙戊戌年四月八日，积雪斋恭题”的款识。据载，这件图于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就已送达朝廷：“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初二日，四川巡抚年羹尧奏：为恭进川省舆图事，臣于康熙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接准兵部移咨，奉旨特遣武英殿监视布尔塞、西洋人费隐、单驳占、响导护军参领英柱、吏部郎中郎古礼、钦天监监副双德前往四川、云南、贵州、湖广四省绘画舆图。又奉旨画完一省即将舆图交该巡抚着家人好生送来，钦此钦遵。臣即通行所属各府、州、县、营、驿等官，遵照部文预备马匹，并需用志书旗锣等项伺候。于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布尔塞等随由山东入滇画图去讫。今臣家人魏之辉赉捧全图，于七月初一日至成都府，臣谨遵旨，缮写奏折，封固舆图，严谕家人魏之辉小心赉捧，恭呈御览。布尔塞等奏折一封，内五件一并附进，理合声明。臣实不胜屏营之至。”[8][8]但年羹尧的“敬装”年却为戊戌年，即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这一年，时任四川巡抚的年羹尧，因察觉到策妄阿拉布坦在西藏策动叛乱，上疏朝廷请亲赴松潘协理军务，而受到康熙皇帝“治事明敏”的嘉奖。为此，康熙还以巡抚无督兵责，“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9][9]年羹尧就地升迁为一手掌管四川军政要务的封疆大吏，自然感恩戴德，要有所表现。或许是他考虑到皇帝对舆图有偏爱，而对军国大事也常常通过舆图来了解。这样才有了“敬装”《御赐四川全图》之事。
清代一些边境地区舆图的绘制，就更是当时历史的直接反映。如《西藏廓尔喀交界图》，此图上题有“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和琳绘”，且有满汉廓尔喀三种文字，这表明，此图应与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清廷出兵平息廓尔喀入侵西藏有关。但战事于一年后即结束，且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初，廓尔喀纳贡的降臣就已到达京师。和琳事隔两年绘制此图显然另有原因。1791年，时任内阁学士、兵部侍郎的和琳被派往四川，先是督办前藏以东台站乌拉等事务，接着又奉命与四川总督鄂辉轮流管理粮饷。战事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和琳升迁四川总督。按说此职与西藏无直接关系，但升迁本身，却为和琳借口向皇帝尽忠表明自己功绩提供了机会。这一清代历史上首幅中廓边界图的产生，与此应不无关系。
这些画图除了有助于对事件本身认识的深化外，对当事人特点的研究，也有直接的意义。
三）画图帮助解读文字史料
在清代画图中，有许多江河图、河工图。如《康熙黄河御坝图》、《乾隆三十年江南河工图》、《嘉庆元年河南安徽治理黄河图》、《道光二十四年中牟大工双合龙安澜图》、《道光陈州归德府各州县被水图》、《咸丰河南黄河堤工图》、《查筠绘清代黄河河工图》、《光绪二十年山东黄河全图》、《光绪十三年郑州附近漫口图》等。这类图的出现，与清朝的治河史直接相关。
清朝自康熙始，各代都极为重视治理江河。众所周知，康熙帝尚为少年时，就“以三藩及河务、遭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10][10]他穷毕生之力治河，并使河患大为降低。对此后人评价说：“如果论举清代善治河者，第一个为陈潢，第二则应推玄烨。”[11][11]他自己则说：“康熙三十八年以前，黄水泛滥，凡尔等所立之地，皆黄水也。彼时此舟中望之，水与岸平。……今则岸之去水，又高有丈余。清水畅流，逼黄竟抵北岸，黄河仅有一线，观此形势，朕之河工大成矣。”[12][12]
康熙治河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除了亲视河工、用人得当、规划合理等之外，一些技术性工作处理得好也是重要原因。比如河工图的绘制就是其一。1672年（康熙十年），他要求臣下绘制河图，并以河图为凭指示工部：“河道屡次冲决，地方被灾，民生困苦，深轸朕怀。据前往看视决口侍卫吴丹、学士郭廷祚，回京绘图进呈朕观，黄河自宿迁以至清河，皆为紧要。虽有遥堤一层，恐未足捍蔽水势，应否于遥堤之外再筑遥堤？”[13][13]以后南巡，无不命河臣画图进呈，并将河图与实情相互参看。如1707年第六次南巡时，指责河督张鹏翮：“朕今乘骑从清口至曹家庙地方详看，……与尔等进呈图样迥乎不同，且所立标准开河，不独坏民田庐，甚至毁民坟冢。”[14][14]从而及时调整河工。
为根治水患，康熙还曾特派侍卫拉锡率员前往青海，寻找河源。由此而产生了清代第一幅河源图——《星宿海河源图》。此图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勘测黄河之源壮举的直接证据。
乾隆朝无论从治河还是仿效“圣祖”都会绘制河图。清代的第二幅河源图《黄河源图》的产生就是如此。此图为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阿弥达奉命于前往河源告祭河源神后绘制，它比康熙河源图有所进步，以形象的画法，绘出位于星宿海西南阿勒坦郭勒及噶达素齐老山上的天池，即黄河之源。《黄河源图》上钤有“太上皇帝之宝”，足见它在乾隆皇帝心目中的位置。
乾隆朝其它河图的绘制，同样是治河活动的产物。如1736年（乾隆元年），黄河水大涨，南河总督高斌与淮扬京员夏之芳就疏濬毛城铺以下河道发生争议，为申明己意，高斌就特绘河工图呈进乾隆帝。乾隆做出了正确的判决。此后，高斌的治河还确见成效。为解决黄水南逼清口的不利水情，1740年（乾隆五年），高斌“仿宋陈堯佐法，制设木龙，挑流北行。”[15][15]30年后，这段往事又出现在高晋绘《江南河工图》中。此图为河道总督高晋于1765年（乾隆三十年）绘制，图上题：“乾隆五年臣叔高斌推广圣意，请追木龙……”。这一年，高晋升迁为两江总督，但“仍统理南河事务”[16][16]，绘制《江南河工图》成为他身为河督且兼封疆大吏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对此图在乾隆中后期的治河作用尚待研究。
现存河图中，有一幅绘于1796年（嘉庆元年）的《河南安徽治理黄河图》。这一年黄河泛滥，河水北注山东金乡、鱼台，漾入昭阳、微山诸湖，并涌入运河，漫溢两岸，致使江苏山阳、清河多处被淹。当时的南河总督兰锡第通过导水入蔺家山坝，引黄河水由荆山桥分达宿迁诸湖，并漫口西南挑挖旧河，引泛滥的河水东趋入正河，“较为得力”，缓解了这场水患，事后曾“绘图以闻”。[17][17]目前尚不知这幅《河南安徽治理黄河图》是否就是兰锡第所绘之图，但至少可以判断，是图与这场水患直接相关。
诸如此类河图的出现，大体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对此若仅凭文字材料，难免有理解的偏差，有了各个时期的相关画图，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实况。
四）画图为研究提供线索
在清代的画图中，纪实性绘画是极为突出的。如顺治朝的《多铎率清军入南京图》，康熙朝的《大兵平吴应麟图》、《董卫国平三藩纪功图》、《北征督运图册》、《抚远大将军西征图》，乾隆朝的《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册》、《平定大小金川战图册》等所谓乾隆的“十全武功”战图，嘉庆朝的《平川楚教民四川达州官兵布防图》，道光朝的《平定回疆张格尔战图册》、反映中英鸦片战争的《虎门海战图》、《中英乍浦之战图》、《英军攻占镇江西门图》，咸丰同治朝反映太平天国的《平定粤匪（太平军）战图》、《太平天国紫打地战图》，反映捻军起义的《平定捻匪战图册》，反映云南回民起义的《平定云南回民战图册》，同治朝的《中法战图》，光绪朝的《左宗棠平阿古柏战图》、反映义和团与八国入侵的《天津北仓义和团民大破洋兵图》、《董军门设计大破西兵图》等。反映帝王出巡与百姓生活的，有首尾相接长达数百米的康乾二帝《南巡图》、《万寿庆典图》等等。这些绘画不但记录了清朝历次重大的战事，记录了清帝出巡的辉煌场面，还记录了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以及生产生活用具等等。为我们今天研究清代历史留下了生动的形象资料。大量的记实性绘画集中出现在清代，除画面本身传递的信息外，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由于战事与帝王百姓生活，并非惟清代才有，而以西洋焦点透视技法在中国的使用，对绘制记实性绘画图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这不能不说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所造成。
首先是客观条件。与前述《坤舆万国全图》传入中国的背景一样，因西学东渐，一批身怀高超画艺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不少人成为清廷的御用画家，而记实性绘画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清帝授意绘制。清代“前后在宫廷内供职的可知姓名的画家总数约二百人。”[18][18]西洋画家高超的绘画技艺，使他们有能力用画笔为重大事件作记录。如1754年（乾隆十九年），额鲁特蒙古的杜尔伯特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因反对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等人间的争斗，而归附清朝，来到避暑山庄谒见乾隆皇帝。那幅著名的反映乾隆皇帝接见杜尔伯特三车凌王公的《万树园赐宴图》，就是画家王致诚奉命亲临盛典后的作品。当时在华的另一法国传教士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在一封信中曾提到此事：“皇帝和他的朝臣及侍从们离开圆明园到热河去了……第二天一早四点钟，皇帝派了一名德亲王来到海淀传教士们的住处传圣旨，命王致诚随同皇帝去热河……向他传达皇上要求他画节庆图……最后他抓住了皇帝进来的场面，这是最能讨皇帝欢心的。”[19][19]
其次是主观条件（这里指为记实性绘画立意的清帝王）。清帝青睐于记实性绘画始自康熙，盛于乾隆。今天所能看到的清朝最早的记实性绘画，应为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开始绘制的表现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盛况的巨幅纪事画卷《南巡图》。据美术史学者研究说，此图的出现，是对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继承。[20][20]笔者以为，《南巡图》得以出现的条件，除了有这种艺术形式可以继承外，也与皇帝本人的需求有关。如果说绘制《南巡图》的目的仅仅在于表现盛世盛典，那么在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以封禅为名的第一次南巡后，就应绘制此图。但《南巡图》却始绘于1690年。这一年，是张诚、白晋等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并成为康熙皇帝西学教师的第二年。他们到中国来的首要任务是为法国皇家科学院搜集科技情报。其中李明的任务，就是负责了解中国的艺术史和工艺史。现在尚不知康熙决定绘制《南巡图》这一大型记实性绘画，是否与这些人有关，但由于绘制记实性绘画乃当时西人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这一背景对康熙皇帝必会产生影响却是可以肯定的。这从《南巡图》的创作者情况也可看出。《南巡图》作者之一冷枚是钦天监五官正焦秉贞的学生。而焦秉贞的西学素养就相当深厚，他曾于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承圣意绘制表现农作与桑织过程的《耕织图》。图中人物虽不着清装，但它的特点带有“显著的西洋画派影响风格，特别是采用了透视画法，消失点放在视图前方，与中国传统画法有所不同。宫廷画家焦秉贞大概是受到钦天监西方传教士的画法影响。”[21][21]康熙也明确指出过焦秉贞的画，“深明测算，会悟有得，取西法而变通之。”[22][22]这些至少可以表明康熙皇帝确曾受西学影响而对记实性绘画产生了兴趣。他的兴趣，直接影响到当时另一重要的记实性绘画的出现。这就是反映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因亲征噶尔丹，遣内阁学士范承烈督运西路大军粮草的《北征督运图册》。这套图非清宫廷画家所绘，但也是运用西洋绘画中贯用的焦点透视法，真实地再现了大战中粮草运送的情况。
记实性绘画特别是战图的绘制到了乾隆时期大张其盛，这当然与乾隆皇帝本人对此持长久不衰的热情相关。在当时传教士写给欧洲同仁的信中对此有直观的描述：“王致诚在热河50多天，用了40多天的时间作画。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他要完成22幅油画，4幅巨画，还要参加那么多的庆典和礼仪活动……他累得筋疲力尽，等他回到北京时又瘦又苍白，背也弯了，简直认不出来了。”[23][23]从这些记录着传教士几乎等同于绘画机器的文字背后，不难看出乾隆皇帝对记实性绘画的热情。仅避暑山庄会见蒙古王公一个典礼，乾隆就要求画出那么多幅记实画，那么，我们对乾隆朝之所以能够出现完整的所谓十全武功的战图，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平定西域战图册》除彩绘画外还有铜版画，而且为追求真实逼真的效果，乾隆竟不惜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通过广东洋行与法国东印度公司签订合同，将画稿送至法国制做铜版。为此，还“先付花边银五千两作定，如工价不敷，俟铜版带到之日照数找足。”因为是“钦定”画，合同中特别调强“此系传办要件，务须雕刻工夫精致如式，办就依期带到，越速越好。”[24][24]
由于上述条件，战后绘制记实性的纪功图，即紫光阁张挂功臣像，在乾隆朝渐成制度。它的创立就是绘画与政治的结合。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开始修葺清朝阅视武进士的西苑紫光阁。其中一个内容，就是绘制在平定西域之战中立有战功的大学士傅恒、定边将军兆惠以下100名功臣之像，包括协助清军俘获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的哈萨克部霍集斯。乾隆本人还为其中50人题赞。尽管功臣像的艺术水平不是很高，但由于画像几乎等人高大，又是记实性，很令观者产生敬畏感。显然，这正是乾隆皇帝绘制这批画的目的。因为在紫光阁落成典礼上，举行了除功臣而外，还有各蒙古王公、叶尔羌诸回部入觐的伯克以及哈萨克汗阿布赉的使臣等参加的庆功大会。此时的紫光阁，不但成为乾隆彰扬自己武功的一座圣殿，也成为清廷实施恩威并重，安抚与震慑边疆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如此盛大的政治活动，乾隆自然不会忘了画家。姚文瀚彩绘《紫光阁赐宴图》卷，就是用画笔对这一场面的记录。而送至法国制作的铜版画《紫光阁赐宴图》，则是西洋画师从另一个角度对此景的记录。
清代自乾隆朝后渐趋衰落，但由清廷出面绘制战图的状况却依然保持着相当的规模。甚至给清廷带来重大打击的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等，也都照绘不误。表面看此为循例行事，但深究起来却并非如此。据前述分析，纪事性绘画的出现离不开特定的条件。咸丰朝以后的财力物力以及皇帝个人的才智等等，都与乾隆时无法相比。如果说绘制战图自乾隆朝始已为成例，各朝都应遵循不殆，但事实上，1813年（嘉庆十八年）的平天理教之战就未绘图。显然，咸丰以后战图的绘制还另有原因。
据载，1885年（光绪十一年），“紫光阁成。朝命征取粤匪、回、捻三案战迹并功臣真象，设功臣画馆于京师。”[25][25]跨越三朝的三次战事的战图，在时隔20年后一次设馆绘制，动因绝不会是仅仅为了所谓的“纪功”。在曾国荃于1886年致李鸿章的一封信中，透露了一些原委：“昨奉三月二十二日赐谕，恭审神机营钦奉禧圣懿旨，敕将剿办粤匪战事绘图进呈，……兹复蒙禧圣垂光不照，念及前劳，眷兹鼙鼓之声，申以丹青之信，国家觐光扬列，不惜善善从长。而一介书生乃获厕国初群辅之列，上感圣怀眷注之逾格，重以执事奖掖之过情，发缄动情，不知躯命之所厝也！”[26][26]曾国荃为此感激涕零之状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说，慈禧下令要绘制这批战图是达到了目的。然而，她何以要选择1885年设馆绘画呢？这一年光绪皇帝15岁，按照“祖制”，头一年光绪就该亲政。尽管慈禧曾以种种借口拖延归政时间，但归政也只是早晚之事。1885年成为她准备归政之年。准备活动之一，是当年开始的修西苑三海工程。三海各殿堂中，紫光阁是唯一能体现皇权之地，至光绪朝在紫光阁召见外藩蒙古王公的活动也未中断。而紫光阁修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张挂战图与功臣像。以慈禧的地位与心胸，是不该在修葺后的紫光阁内再张挂前朝战图的。清宫奉宸苑档案中对此有所记录：“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李总管口传旨：紫光阁有抱厦两旁战图，均着起揭绘新，其西山应换之战图着随工办理。”[27][27]“应换之战图”，据目睹者说，在紫光阁墙上，“张挂左文襄公平回、李文忠公平捻等图”[28][28]由此可见，设馆绘制战图，不仅是要笼络有关臣子，更重要的，还是以“归政”西苑之身，行使太后垂帘之权。在这里，我们从晚清于同一年绘制的三套不同的战图中，看到了更为复杂的历史。
五）画图为文字史料提供佐证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清代大型记实绘画的出现，都离不开重大事件。一般来说，重大事件都有文献记载，但出于种种原因，记录中总会有遗落。而有些画图则可以帮助我们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尽可能深入地认识历史，特别是一些涉及民族边疆的重大活动。如我国的辽阔版图和生存于这块广袤土地上的包括克尔克孜族在内的56个民族，是经过康雍乾三朝几十年的残酷战争才最后得以确立的。对这场战争，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留下大量文字的或图象的记载。但反映布鲁特（即克尔克孜族）进入清朝这一多民族大家庭，却语焉不详。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郎世宁绘制的乾隆皇帝于木兰围场会见布鲁特首领的《丛薄行诗意图》，则可以成为克尔克孜族成为清朝多民族国家成员的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
布鲁特是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一个少数民族，是清初以准噶尔语对这一民族的叫法，意为“高山居民”，现称柯尔克孜[29][29]。据清代文献记载，布鲁特分东西两部，“东布鲁特，在准噶尔部西南，回部西北，东北距伊犁一千四百里，东南距阿克苏七百九十里。”“西布鲁特，在回部喀什噶尔之西北，东南皆扼葱岭，西至布哈尔诸部落界，东北接东布鲁特界。”[30][30]布鲁特西部，“与外藩安集延、霍罕诸部接壤。”[31][31]布鲁特信仰伊斯兰教，“向为回部别族，与中土声教不通。”[32][32]
少数民族首领至围场觐见皇帝，在清代制度中是有具体规定的。理藩院为少数民族首领朝觐皇帝，特别设有内外札萨克年班和围班制。年班即内外蒙古各旗王公，分为二班或三班，每年一班进京或赴木兰朝觐请安。围班则指清帝在赴木兰围场狩猎时，各旗王公派兵随围。然而，在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年班与围班制仅限于内外蒙古王公，其它地区和民族，尤其是地处南疆的诸回部，并未介入[33][33]。那么，布鲁特人因何不远万里，从帕米尔高原来到木兰围场觐见清朝皇帝呢？简言之，就是向清朝表示臣服。
众所周知，清王朝于新疆设置管理机构，经过数十年的对额鲁特蒙古等部的战争才实现的；至1755年（乾隆二十年）前后，跨越康雍乾三朝的战争接近尾声。由于地处南疆的信奉伊斯兰教诸回部对战争的介入，清廷统一新疆的战争对象，逐渐从准噶尔部转向回部，即清廷所谓的“平回之战”。布鲁特等部的臣服是“平回”中不容忽略的一个环节。就在清军于叶尔羌附近的黑水营与反叛的大小和卓木激烈交战时，清廷接到“右翼布鲁特玛木特呼里比归诚，遣其弟舍尔伯克等入觐”的奏报。不久，又接到“左翼布鲁特霍索楚鄂拓克头目迈塔克、启台鄂拓克头目喀喇博托遣其弟侄归诚”的消息[34][34]。乾隆认为此事关系重大，立即谕军机大臣：“入觐之布鲁特，行至巴里坤、肃州等处，俱著优加宴赉，以示慈惠。”[35][35]
乾隆皇帝对布鲁特这一态度不是偶然的。布鲁特与南疆诸回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同信伊斯兰教，也不仅地域相毗邻，就是在准噶尔蒙古与清廷的斗争中，布鲁特也卷入得很深。如准部就曾侵占过布鲁特大片牧地，地处乌什附近的布鲁特首领噶第，还曾为小和卓霍集占的叛逃提供过方便等等[36][36]。因此，布鲁特的臣服，对乾隆来说，是不费一兵一卒便削弱了两和卓木的势力。事实也确乎如此。当小和卓木霍集占在叶尔羌与清军对恃时，大和卓木波罗尼都率军从喀什噶尔前往援助，却遭到了布鲁特人的阻击，使其无法接近叶尔羌，有效地缓解了清军的压力[37][37]。同时，布鲁特的归顺，也有助于断绝负隅顽抗的霍集占的逃路。
可以说，是布鲁特在平回之战中的特殊角色，才导致乾隆皇帝对其来使的高度重视。布鲁特使臣来到木兰阿济格纠围场后，受到皇帝赐宴的隆重招待。从《丛薄行诗意图》的画面上可以看出，画家对布鲁特使臣围场朝觐这一事件，在时间和氛围上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图中所绘8位布鲁特首领的具体身份，是来自布鲁特左右两翼的两组朝觐者。按满民族右为上的习惯，紧挨着两位清廷侍卫的，应是前来朝觐的首领。据布鲁特民族习惯，长者、尊贵者头戴红色尖顶高帽，普通人则戴白色尖顶高帽，而图中右起第一位身着蓝色长袍的朝觐者，正是头戴红色尖顶高帽。这一服饰上的差别，也可证实，自右向左，第一位就是右翼布鲁特玛木特呼里比之弟舍尔伯克，第5位戴红色尖顶高帽者，是左翼布鲁特头目迈塔克之弟或侄。这进一步印证了此图的记实性。
在此之前，曾有对平定准噶尔部战事中，杜尔伯部首领三车凌以及阿睦尔撒纳朝觐等事件描绘的《万树园赐宴图》、《马术图》的绘制。这次为布鲁特臣服绘图，看起来是绘制《马术图》等活动的延续，但事实上差别很大。《马术图》等画是重大活动大功告成的记录，《丛薄行诗意图》则不然。
布鲁特部与准噶尔部的臣服，有质的差别。两部除土地面积、人口多寡都相差很远外，他们与清廷的关系也根本不同。准噶尔是割据天山南北的与清廷对恃有年的宿敌，而布鲁特与清廷则无根本利益冲突。乾隆皇帝要求为这样一个小部落使臣觐见绘图，不是一般的决定。就在乾隆“命郎世宁、方琮为瀛台听鸿楼下东墙画《丛薄行诗意画》”的当天[38][38]，他与布鲁特使臣间有过一番关于领土归属的实质性谈话。
布鲁特使臣说，一个名叫特穆图诺尔的地方，是该部原有的游牧地，“恳请加赏给予。”但乾隆却并不因布鲁特已臣服而同意给予：“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外酌量赏给，以俾生计，尚属可行。”同时他又传谕在平回前线的兆惠与富德：“附近伊犁及尚可屯田之处，断不可轻与，伊等游牧荒废无用者，酌量指给，仍须详定边界。”[39][39]
这番谈话表明，乾隆对西域诸部的安排已有所考虑。他首先注意到的是南疆的宗教。在避暑山庄所写“万树园赐布鲁特人观灯火”一诗及诗注中，他说：“棰峰正挂玉轮盈[时九月望日夕]合灿烟花惬远情。卉服毳裳朝丽正[山庄正门名]，狄疏忽爽耀光明。从来不识灯王法[布鲁特本回部，不似蒙古敬黄教]，幻里疑游迦布城[彼处地名]。岁岁山庄行盛典，心殷保仄益屏营。”[40][40]
回部与满蒙所奉宗教不同这一点，可说是清廷对回部一系列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乾隆皇帝明确指出：“回部与伊犁不同，伊犁入我版图，控制辽阔，不得不驻兵弹压。至回部平定后，不过拣选头目统辖城堡，总归伊犁军营节制。即从前准噶尔之于回人，亦抵如此。……驻防伊犁大臣即兼管理回部事务。”[41][41]
这表明，清廷于南疆诸部，是准备实行一种相对自治的松散管理。前提当然是回部先要臣服。而此时，南疆的库车、乌什、和阗及塔什干、哈萨克等虽已归降清廷，但顽敌小和卓木霍集占却逃往老巢叶尔羌，并在黑水营地方给清军以重创。分析乾隆皇帝决定以布鲁特使臣觐见为主题作画，一方面当然是围场的场面较为生动，适于作画；但更为主要的，我以为恐怕还是为笼络和震慑刚刚臣服的乌什等回部人心，间离与霍集占的关系。
事实证明，乾隆皇帝如此隆重对待布鲁特使臣的朝觐是十分必要的。大小和卓木的同族额色伊与图尔都叔侄，在当初阿睦尔撒纳被平，从伊犁返回叶尔羌后，因与大小和卓木矛盾，就一直避入布鲁特地界。[42][42]布鲁特的臣服，直接影响到额色伊等对清廷也采取了臣服的态度，这对加速清军平回起到了积极作用。而随后进入清宫的乾隆皇帝的维族妃子——图尔都之妹容妃，应该说也可视为布鲁特臣服的一个间接结果。
上面对清代画图的分类与作用作了简略的分析。说它简略，是因为这只是在笔者所见所闻范围内的举例性的分析，大量收藏和散落在海内外的画图还未闻未见。即使对所见所闻者，笔者目前也无能力作详尽的挖掘与分析。但仅从这些就不难看出，画图中包含着大量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有的是从文献中无法得到或无法准确理解的。在这方面，它们比文字记载要更接近于直接的证据。因而在清史研究中，充分发掘、利用画图史料，同研究以往古代史须利用文物考古成果一样，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
[1][1] 见刘潞《从观象台走进礼器图——清宫科技仪器的历史命运》，载《清宫文化与皇权》，P133，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版。
[2][2] 《法国传教士洪若翰致拉雪兹神父的信》，转引自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宫廷》P3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3] 黄伯禄《正教奉褒》P18，上海慈母堂，光绪三十年。
[4][4] 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5，P235，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
[5][5] 赵承泽 张琼《“改机”及其相关问题探讨》，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2期。
[6][6]《从北京到凡尔塞——中法美术交流》，P267，香港市政局，1997年版。
[7][7] 《清世宗实录》卷55。
[8][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转引自冯宝琳《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考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
[9][9] 《清史稿》卷295。
[10][10] 《清圣祖实录》卷154。
[11][11] 商鸿逵《康熙南巡与治理黄河》，载《康雍乾三帝评议》，P128，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版。
[12][12] 《清圣祖实录》卷220。
[13][13] 《清圣祖实录》卷39。
[14][14] 《清圣祖实录》卷228。
[15][15] 《清史稿》卷126。
[16][16] 《清史稿》卷310。
[17][17] 《清史稿》卷126。
[18][18] 聂崇正《宫廷艺术的光辉——清代宫廷绘画论丛》，P107，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
[19][19]《钱德明神父给德拉图尔的信——1754年10月17日于北京》，转引自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宫廷》，P205。
[20][20] 聂崇正《宫廷艺术的光辉——清代宫廷绘画论丛》，P91。
[21][21] 《从北京到凡尔塞——中法美术交流》，P215。
[22][22] 胡敬《国朝院画录》。
[23][23] 《钱德明信》，转引自《洋教士看中国宫廷》，P207。
[24][24] 《从北京到凡尔塞——中法美术交流》，P224。
[25][25] 《汪雩跋庆宽仿戴熙山水卷》，转引自张弘星《流散在海内外的两组晚清宫廷战图考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2期。
[26][26] 转引自张弘星《流散在海内外的两组晚清宫廷战图考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2期。
[27][27] 转引自吴空《中南海史迹》，P42，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版。
[28][28] 《平等阁笔记》卷1，转引自吴空《中南海史迹》，P42。
[29][29] 白寿彝《中国通史》卷1，P52。
[30][30] 《大清一通志》卷420。
[31][31] 祁韵士《西陲要略》卷4，嘉庆同文聚珍版。
[32][32] 祁韵士《西陲要略》卷4，嘉庆同文聚珍版。
[33][33] 《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卷984。
[34][34] 《清高宗实录》卷567。
[35][35] 《清高宗实录》卷567。
[36][36] 《清高宗实录》卷572。
[37][37] 《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41。
[38][38] 《清档》，转引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2期。
[39][39] 《清高宗实录》卷572。
[40][40] 《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81。
[41][41] 《清高宗实录》卷571。
[42][42] 《辅国公额色伊列传》，《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