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时期，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带摆动中，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思考
学界将该时段内农牧分布所表现出的趋势总结为农牧交错带的摆动，即“南进东移”，其关注点集中于农耕业或者畜牧业推进的前锋地带，最终将该时期农牧交错带的摆动与气候转冷相结合进行解释。但是类似于上述史料的诸多记载表明，在魏晋时期农牧交错带南移之后，其北部腹地仍然存在收成良好的农耕业，这该如何解释呢？如果单从气候转冷的角度来解释农牧交错带的摆动恐怕稍显牵强。
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西汉时开辟河西、深入漠北腹地的汉代骑兵，以马匹为主体的畜牧业生产关乎国家的军事战斗力。秦汉之时，军事行动胜利之后的边地屯垦表明粮食生产关系到军事驻防的稳固与否。因此，从军事行动和政权边界的角度来解读史料，就能大致弄清楚魏晋至隋代之间农牧交错带摆动的其它原因。在此基础上，也能明晰唐代所面临的特殊的农牧业生产形势。
秦至西汉之时，黄土高原北部地区和河西走廊乃至西域成为政权的边界地区。在和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政权的军事斗争中取得胜利之后，秦和西汉先后在西北地区边地大行屯垦。在农耕业扩张时期，屯垦前线的南方腹地内畜牧业并没有被完全取代。汉武帝之后的河套地区“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当然这段史料有可能是史家为了衬托后世王莽之乱的溢美之词，但畜牧业在河套地区无疑是得到提倡的。
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狩猎于新秦中之后，“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占缗，用充仞新秦中”。由此可知，汉代的边地屯垦是以保证驻防军队的粮食供应为任的，而边地附近的畜牧业生产则是为了填充边县附近空旷的领土，兼有补充军用的目的。换句话说，秦汉之时的农耕业扩张并没有完全取代原先存在的畜牧业，农牧界线的北移在很大程度上是军事行动影响下的结果。
到魏晋时期，河西走廊地区和黄土高原北部地区相继易手于游牧政权，但农牧交错带在两个地区的移动趋势却不尽相同。河西走廊地区的农牧形势并没有出现太大变化，而黄土高原北部地区却以畜牧业的大规模南进为主要趋势。相同时期相近的自然环境、相同的政权混战背景何以出现两种不同的农牧业发展特点呢？
这一特点与军事行动、政权的边界变动是密不可分的。首先，边界稳定是边地农耕业发展的基础。东汉之时新秦中地区郡县的内迁和裁撤显然是无法为农耕业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的。到魏晋时期，适于农耕的河套地区、宁夏平原地区作为政权的边界地带，变动十分频繁。先后是后赵、前秦、后秦、夏等政权的边界地区，短短几十年间统治政权频繁变动，该区域内农耕业的荒废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畜牧业业因其流动性而自然而然的成为主业，随着这些政权而南移东进。宋、魏之时，北魏统一了河西和黄土高原北部地区，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由边界变成“内地”，农耕业需要的稳定的社会条件已经具备，所以出现了上文中薄骨律镇农耕业复垦的成就。
河西走廊地区自西汉设置四郡以来，该区域内的政权更迭频繁，但并没有像黄土高原北部地区一样，出现农耕区内缩的现象。究其原因，也与这一时期的政权边界有关。无论是前凉、后凉还是后来的南凉、北凉、西凉乃至北魏、西魏政权，河西走廊地区始终处于政权的内部地区，甚至是诸凉政权的核心区域。虽然这些政权的建立者都是游牧业族群出生，但由于前代在其核心地区有农业基础遗存，加上内部地区较为稳固的社会环境，这些都为农耕业生产的延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所以才出现前文中诸凉政权之间的农业生产没有荒废的情景。
其次，兼并战争是农、牧业生产并重的动力。以河西走廊地区为例，农耕业并没有因为游牧政权的存在而退却，在很大程度上与这里的兼并战争有关。前文己述，以马匹为主体的畜牧业生产关乎国家的军事战斗力，粮食生产关系到军事驻防的稳固与否。前凉、后凉与周边的吐谷浑、秦等政权的战争和秦汉之际与匈奴的游走式战争不同，他们均属于定居式政权的兼并战争，双方军事实力短时期内并没有太大反差。尤其是南北凉之间的相互攻掠，持续的战争需要充足的马匹和粮食供应，所以才使这里的农耕业有了持续进行下去的社会需求。
当然，这一时期农牧交错带摆动的原因不是上述几点因素就能说清楚的。韩茂莉在整体分析这一时期农牧交错带摆动的原因之时，结合农牧交错带东段地区的几点史料，对气候转冷说提出了几点质疑。在此基础上，对魏晋之际农牧交错带中段和西段地区所展现的特征进行了简单的原因分析。结合本文的写作主旨，可以发现魏晋之际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带摆动的背后，是十六国、魏晋时期对前代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一种融合和继承。
对西北地区唐代的地理环境和农业基础有了宏观的认识。首先在西北地区视角下对唐代的气候进行了区域性的总结。以往学者们大多数是基于全国视角来研究唐代气候的冷暖问题，得出唐代是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期，在9世纪前后出现由暖转寒的特点。
与长尺度、大范围的气候冷暖复原相比，笔者认为短时期内的天气状况对农业生产的瞬时影响更大。因此，并没有从传统的冷暖判定的角度来复原西北地区唐代的气候，而是从对农业生产有着极大影响的强对流天气着手，分析这些不正常的强对流天气出现的时间规律，从现代气象学的角度对这些强对流天气出现的年份进行分析。进而统计了唐代关中地区及其附近出现连续干旱、连续降水的月份、年份，以此为基础，和强对流天气出现的年份和月份进行对比，发现二者发生的时段有极大的一致性。至此，基本理清了影响西北地区唐代农业生产的主要气候因素的时间分布特点。
其次，对西北地区唐代之前的农业生产基础进行了概述。秦汉之时，农耕业处于外向扩张的状态，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区得以开发，成为秦汉之时较为著名的粮食产地和军事驻防前沿。此时，在农耕业扩张的后方地区，畜牧业并没有被完全取代，反而被放到相同重要的位置。
十六国、魏晋时期，畜牧业整体处于扩张状态，此时西北地区大部处于畜牧业扩张前沿的后方，但秦汉以来开辟的农垦区域也没有被完全废弃，诸游牧政权在政治、军事条件适宜的时候，继承了前代的农业基础，使这些地区的农耕业得以延续下来。以此为基础，笔者从农牧交错带摆动的视角对秦汉魏晋时期西北地区的农牧交错带问题进行了几点思考，认为除学界公认的气候转冷因素之外，政权边界和军事因素也是影响这一时期农牧交错带变动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