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由：《北平日记》与被隐没的日本红学家目加田诚（上）

　　目加田诚（1904—1994）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他的研究该博芳润，既广且深，从先秦到现代文学，从诗文到词曲小说，都有所涉猎。中国学界对他可能并不像对其同龄者吉川幸次郎那样熟悉，尤其是作为“红学家”的目加田诚，对我们来说似乎更为陌生。①

　　

　　《目加田诚北平日记》，目加田诚著，静永健主编，凤凰出版社2022年3月版。

　　实际上目加田诚是日本昭和时代（1926—1989）较早关注并热爱《红楼梦》的中国学家，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留学是他与《红楼梦》结下不解之缘的契机。

　　本文拟利用新发现的目加田诚《北平日记》，同时勾稽相关资料，考察目加田诚的《红楼梦》阅读经验及其翻译、教学、研究等情况，更为清晰地刻画这位被隐没的红学家形象，进而一窥《红楼梦》在日本昭和时代的传播路径、受容情况等等。

　　一、目加田诚的《红楼梦》阅读经验

　　目加田诚1926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科，师从盐谷温，1933年被任命为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中国文学讲座第一代专任教师，同年10月至1935年3月受日本学士院派遣赴北京留学，期间几乎一天不落地用日语记录了他在北京的生活，形成八册线装稿本《北平日记》。

　　这部日记一直藏于家中，直到2012年被九州大学中文研究室师生发现，后由静永健教授组织整理②，于2019年出版了「目加田『北平日记』―1930年代北京における日中学術交流―」。这部日记为我们详细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一位日本中国学者的《红楼梦》阅读经验。

　　（一）阅读目的：从语学到文学

　　目加田诚阅读、学习《红楼梦》的最初目的是学习语言，也即北京官话。早在大学时期，他就对日本传统汉学中的训读法产生了不满。

　　所谓训读，是在书写形式上保留中文原文，而在文字周围注以阅读标记（训点）以提示日语语法顺序、日语读音，即用日语语音、语序阅读中文原文。这种方法在阅读文言文时效果较好，但若用在小说等白话文上就很有局限。使用训读的汉学家虽然可以理解中文文本意思，但并不会说中国话。

　　

　　《目加田诚北平日记》日文本

　　目加田诚在水户高等学校学习的是德语，进入东大后发现这里几乎没有中国语的教学，“只有一个老先生张廷彦用中国语读《古文观止》。”③这让他很不满意，于是他花了两年时间上东京外国语学校的中国语科夜校，还曾拜访编写中国语教材《急就篇》的宫岛大八，决心走不同于传统汉学的道路④。

　　而当时日本的中国语教育并不发达，主要以《急就篇》《华语萃编》为教材，跟着老师读念、背诵。如吉川幸次郎所说，这些教材“几乎全是商业用语，是为外交或贸易服务的。我想学的适合于文学的现代中国语教科书是没有的。” ⑤当去中国毕业旅行时，目加田诚就发现他的中国语水平根本达不到能够交流的程度。

　　因此，他来北京留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合适的老师教授北京官话。《日记》10月24日载“自今天起，每天都请汉语老师奚氏来。（略）暂时学习入门会话（冈本正文著《支那语教科书》），不久就读小说”⑥，可见，奚氏是作为汉语教师被聘请的，读《红楼梦》是语言学习的一种方法。

　　

　　《域外汉语教科书编选：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作品研究》

　　在他之前，日本人从语学的角度利用《红楼梦》已颇有历史。《红楼梦》在江户时期初传日本时，负责清日贸易翻译工作的唐通事就以之为自修教材。

　　同治十年（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规定两国互相开放通商口岸，日本愈发重视北京官话的学习。东京外国语学校就使用《红楼梦》作为教材，聘请北京来的旗人薛乃良教授。光绪二年（1876）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在向日本人介绍学习北京官话的方法时说：“小说用北京话，雅俗事都写得出者，以《红楼梦》为最佳，其次则《品花宝鉴》。”⑦

　　明治以来，以《红楼梦》为教材，跟随旗人学习北京官话已成风气。而大正时期，以青木正儿、仓石武四郎等为代表的日本中国学者主张废止训读法，用中国语语音语序来阅读汉文⑧，《红楼梦》作为语言学习教材，进入到新一代汉学家的视野。

　　仓石武四郎（1897—1975）在1928—1930年间留学北京，吉川幸次郎（1904——1980）在1928—1931年间留学北京，二人即跟随奚待园利用《红楼梦》学习北京官话。吉川幸次郎说：“在北京开头的一年几乎每天都是埋头于语言学习。方法是由一位叫奚待园的旗人——旧满洲贵族——给我和仓石君两人念《红楼梦》。”⑨仓石武四郎回忆：“钱韬孙先生却夸我们，通过《红楼梦》来学北京话是个绝妙的办法。”⑩

　　野崎骏平（？—1962）1932年前后在北京留学，为学习北京话，也跟旗人举人潘文正学习《红楼梦》。他说：“众所周知，《红楼梦》对于汉语研究者而言，无疑是珍贵的范本。”目加田诚选择《红楼梦》作为语学教材也是这种时风的反映。

　　

　　1934年，目加田诚（前排左一）师从杨树达（前排中央）完成学习后与老师同学合影

　　而在阅读学习的过程中，目加田诚愈发体认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其三女东谷明子在「『北平日记』に出会って」中提到他说：“《红楼梦》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小说。”（《日记》附录，第239页）

　　《北平日记》也展现了他对《红楼梦》的推崇。如《日记》1934年1月10日说：“《红楼梦》里黛玉、宝玉初次会面的地方以及对凤姐性格的描写非常好。”（第三卷、第89页）从场景描写、人物刻画的角度称赞《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1934年10月27日记载终于读完了百二十回《红楼梦》：“近十个月来每天逐回读，未曾一日觉得失去了趣味，好似得到精神食粮，每天深感愉快，终于读完了一百二十回，却觉得有点寂寞了。”（第七卷、第194页）可见《红楼梦》带给目加田诚精神的、审美的愉悦。

　　（二）教师选择：民间“红学家”奚待园

　　奚待园虽然在中国红学史上名不见经传，但对《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在北京工作、生活、留学的日本人都曾跟他学习《红楼梦》，为学界所知的有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等。除此之外，据我们调查，还有目加田诚、奥野信太郎、清水翻译官、西川宁等。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1871~1931）》

　　奥野信太郎（1899—1968）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随笔作家，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1936—1938年在北京留学，后任北京辅仁大学教授，1945年回国，是庆应义塾大学中国文学科的创设者，翻译过《儿女英雄传》等。

　　西川宁（1902——1989）是日本20世纪极具代表性的书法家，同时也是金石学家、中国学家，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后任该校教授，1938—1940年在北京留学。

　　那么奚待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何会成为日本学者学习《红楼梦》的教师？奥野信太郎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其《北平通信（二）》载：

　　清水翻译官介绍了他自己的汉语老师、隐藏的《红楼梦》学者奚待园先生给我。每日从先生学习《红楼梦》，多有启发。……此家族前清有盛公爵，其夫人出自西太后母家。盛公府、孟公府是二兄弟所立之家，从乾隆治世以来，一直是有名望之家。可以想象奚先生年轻的时候也是过着像《红楼梦》那样的生活吧，所以对该书也是非常熟悉。

　　他又说奚待园是乾隆第三子的后裔，当时有孟公府、盛公府，而奚出自盛公府，旧姓喜塔腊氏。可能因为外国人不易理解中国的家族关系，奥野对奚待园家世的叙述不太准确。

　　通过勾稽相关文献，我们知道奚待园是清副都统内务府总管和尔经额的后人。和尔经额姓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其女是清仁宗嘉庆帝的第一位皇后孝淑睿皇后，也是清宣宗道光皇帝的生母。

　　

　　《北京那些事儿》

　　和尔经额有二子，盛住、孟住，这就是奥野信太郎所说的盛公府、孟公府。和尔经额后封三等承恩公，爵位先由盛住承袭，嘉庆十年（1805）盛住因罪赎爵，改由孟住袭爵。后来则有崇纶、熙俊等先后袭爵。

　　熙俊乃裕禄之子，经慈禧太后指婚，娶爱新觉罗·奕劻之四格格，即一直随侍在慈禧身边的红人薛吉葛氏。裕禄曾任军机大臣、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直隶总督等。

　　民国时著名的“四大须生”奚啸伯（1910—1977）与奚待园应为同族兄弟。奚啸伯曾祖崇纶，祖父裕德，曾任体仁阁大学士等。

　　据奚啸伯说，薛吉葛氏后来住在“东城妞妞房，又名孟公府。孟公，家九叔，清末即逝，所居在妞妞房，故以人为名，又曰孟公府。（略）我十九岁下海谋生，家婶大怒，以为玷辱家族，遂召全族，欲加抗议制止。时代已是民国十七年（1928），族中各家均是朝不虑夕，穷困潦倒，吃饭还顾不上口，那有闲心办理此事。（略）在我喜塔腊本家共有十二处。”奚待园应该就是这十二处本家之一。可见他们虽是清朝旧贵族，门第显赫，但随着王朝的覆灭，早已失去了生计来源，有的生活已经非常困难了。

　　

　　北海滑冰合影。由左至右依次为周丰一、目加田诚、滨一卫、小川环树

　　奚待园也是如此。据奥野信太郎介绍，他与夫人、女儿三个人住在菊儿胡同2号的一个小房子里，全家均靠教授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北京话为生。虽然收入不算太低，但因为奚氏有吸食鸦片的问题，家中非常贫穷，时常要求提前支付学费。

　　他的夫人叫溥兰，也是旧贵族出身，教授日本妇人北京话，其中就有清水通译官的夫人、宫越教授的夫人、桥川时雄的夫人等。奚氏晚年愈发贫穷，失去夫人和女儿，抗战结束前在西郊简陋的停车场的小房子里离世。

　　作为旧贵族旗人，奚氏一方面在语言教学也即北京话教学上有优势，另一方面他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曾中过举人，熟悉清朝典故和清朝旗人贵族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他懂文学，对《红楼梦》有着源于切身经历的理解。

　　可以想象，他曾经像贾宝玉那样有“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红楼梦》第一回），而世事变迁，生活不复从前，他对贾府的兴衰命运应该有深刻的感受。奥野信太郎记录了他讲授《红楼梦》的场景：

　　他的《红楼梦》讲读非常有趣。一时兴起，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室内来回走动，手舞足蹈，他说这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书。这时先生如梦般的瞳孔里仿佛映着往日的青春，这往日的青春十分辉煌灿烂，十分显赫豪奢。

　　可见奚待园的《红楼梦》教学是有共情性的。清后期以来《红楼梦》在中国颇为流行，几乎家喻户晓，作为旗人的民间“红学家”，奚待园只是这股潮流中一朵小小的浪花。

　　

　　民国时期红楼梦香烟广告画

　　然而他虽不像其时的学院派“红学家”蔡元培、胡适、俞平伯等那样著述传世，却通过具体的教学活动，促进了《红楼梦》的东传。他的学生回国后多成为日本中国学研究的翘楚、日本中国文学科的掌门人。

　　民国时期像他这样的民间“红学家”应该还有不少。如野崎骏平跟潘文正学习《红楼梦》，归国后任教于东北大学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些民间“红学家”就如点点星火，推动着《红楼梦》的传播。以语言学习为最初目的，以民间旗人“红学家”为传播者，以国外汉学家为传播对象，以《红楼梦》在国外高校、学术圈、民众中更广泛的传播受容为继发效果的传播模式，是研究《红楼梦》海外传播中值得注意的现象。

　　（三）多样的阅读方式

　　由于对《红楼梦》抱有浓厚的文学兴趣，目加田诚采用了多种阅读学习方式，这包括课堂学习、自己练习翻译、搜集《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和研究文献、赏“红楼”戏曲、实地实物考察《红楼梦》所涉及的建筑、服饰等等。

　　

　　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红楼梦》

　　1934年1月3日，目加田诚在东安市场花一元五十钱买了亚东标点本《红楼梦》，预习了其中的胡适《〈红楼梦〉考证》，并以此书为教材，第二天开始学习《红楼梦》，学习时间为每日一个半小时或两小时。

　　他后来回忆说：“刚开始是跟着先生一边读《红楼梦》，一边听取详细的说明、解释。每天都读，一共花了八个月的时间，第二回是在先生面前读，不懂的地方再请教先生，这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最后是自己一个人读，花了大约25天。前后读了三个回合，当时完全沉溺于《红楼梦》中。”

　　而从《日记》的记载看，1934年10月27日他读完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这花了大概十个月的时间，此后开始跟奚氏读《儒林外史》，同时自己重新阅读《红楼梦》，1935年2月21日复习完一百二十回，前后经历约82天的时间，当然其中有些日子没有读。这与目加田诚的回忆不完全吻合，盖因回忆难免有误差。

　　前面十个月的时间应该包含了两个回合的学习，即听奚氏读、讲，自己读、提问。这与吉川幸次郎的回忆差不多：“每天念一回《红楼梦》。首先是解释原文，对不懂的地方我们就详细质疑。”

　　在阅读的过程中，目加田诚就开始尝试翻译。刚开始阅读是非常吃力的，他常常为了预习第二天的内容，到凌晨一点才睡，到第七回后，预习才变得轻松。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他还向日本友人借了幸田露伴、平冈龙城《国译汉文大成 红楼梦》，这是日本最早的《红楼梦》前八十回全译本。

　　

　　《国译汉文大成·红楼梦》

　　除了讲解文本外，奚氏也注重结合实景进行教学。如带来“宫中御赐的黄色荷包”（第四卷、第104页），帮助学生理解书中的服饰描写。

　　目加田诚还通过实地考察北京的古建筑获取对《红楼梦》相关描写的理解。如他参观了醇王府，拍摄不少照片，并云：“诚可想见中国小说中大家气象。此醇王府颇非古物，先此而在者，或说即《红楼梦》故事所本。《品花宝鉴》中的怡园、华公府不知又当如何？”（第二卷、第63页）

　　醇王府曾为纳兰明珠宅邸，纳兰性德也曾被认为是贾宝玉的原型。通过考察、拍摄，他感受到了《红楼梦》中房屋的样式。仓石武四郎说：“那位奚先生非常好事，有什么婚礼或葬礼，他就邀请我去看。（略）他还指出这个场景在《红楼梦》中也有，并一一列举实物来教我。”类似的实景教学有助于外国人理解文本。

　　除了以亚东本为教材外，目加田诚还积极调查、购阅《红楼梦》的其他版本。首先是有正戚序本。目加田文库现有两部有正戚序本，即有正书局刊行的《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的石印本和缩印本。

　　

　　《北平日记》手稿

　　《日记》载1934年3月2日从文奎堂购得八十回本《红楼梦》，11月14日购得大字本影印抄本八十回《红楼梦》，这应该就是目加田文库所藏之本。他还特地拜访胡适，看其所藏脂本。

　　此外，他跟俞平伯说俗本《金玉缘》中秦可卿之死部分的文字也作“疑心”。《金玉缘》即《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属于《红楼梦》程甲本系统，其中有华阳仙裔序、读花人（涂瀛）《论赞》等。

　　而《日记》1934年1月5日载他从喜爱《红楼梦》的俞君那里借阅《红楼梦》序、赞及其他，这个本子应该是《金玉缘》。

　　可能是目加田诚本身对戏曲感兴趣，其毕业论文是关于《西游记》的戏曲，因此，他很注意收集《红楼梦》戏曲。如购买了清仲振奎（1749—1811）《红楼梦传奇》、吴镐《红楼梦散套》。

　　他也喜欢看《红楼梦》戏，如女伶金友琴的《饯春泣红》（别名《黛玉葬花》），称“《红楼梦》林黛玉之sentimentalism（感伤主义）以女伶故，倍感凄美。”（第二卷、第58页）又看荀慧生《红楼二尤》等。

　　

　　《红楼梦插图》

　　此外，他还购买了蔡康著、王钊画《红楼梦写真》、绮情楼主喻血轮的小说《林黛玉笔记》等。他对中国红学研究的新成果也锐意搜集，如俞平伯《红楼梦辨》、蔡元培《石头记索隐》、1929年《故宫周刊》登载的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1931年《北大学生》第一卷第四期登载的奉宽《兰墅文存与石头记》、1932年第三卷第四期登载的胡适《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等。

　　可见他对《红楼梦》的研究兴趣日渐浓厚，这从孙楷第特地送来李玄伯的文章一事（《日记》1935年1月6日，第八卷、第219页）中也可窥见。

　　二、目加田诚与胡适、俞平伯的交流

　　目加田诚在东京读书时即听过胡适的讲座，在北京学习《红楼梦》最早读到的也是亚东本所载的胡适《〈红楼梦〉考证》，对其研究小说的实证方法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在考证《红楼梦》作者、作品上有很大的功绩。

　　《北平日记》载“（1934年10月14日）看胡适所藏钞本《脂砚斋重评红楼梦》，第十三回秦氏之死的地方最值得注意。”（第七卷、第190页）而对于另一位红学家俞平伯，目加田诚似乎更为欣赏。

　　

　　亚东图书馆版《红楼梦辨》

　　北京留学时期，他不仅爱上了《红楼梦》，也喜欢上了词，在这两方面，俞平伯都有让他钦佩的研究。他不仅购阅了俞平伯《红楼梦辨》，认为其见解敏锐，也读了《读诗札记》《读词偶得》等别出心裁的文章，对其散文集《杂拌儿》也欣赏有加，认为俞平伯“在文学研究上有独自的境地”，“在当今学者中，像俞平伯那样沉浸于中国文学真正的趣味和美好的人，还没有见过其他的。” 评价不可谓不高。

　　因此，在留学即将结束时，他特地拜托周作人写介绍信，又拜托钱稻孙做翻译，郑重地拜访了俞平伯。虽然俞的方言非常难懂，完全无法交流，但有钱稻孙的翻译，会谈非常愉快。他感慨说：“自从来北京以后就没有这么认真地畅谈过，实在非常高兴，第一次见面就能这样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第八卷、第230页）

　　他详细记录了此次会面的情况，即《日记》中的《俞平伯氏会见记》，后又撮其要发表于《中国文学报》1935年第3号。可见，这次会面对他来说意义之大、印象之深。

　　目加田诚主要记录了他们关于《红楼梦》、词、龚自珍诗词等问题的讨论。其中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可以看出上世纪30年代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新动向。

　　虽然1924年容庚发现了一个百二十回的抄本，提出百二十回本是曹氏旧本，后四十回并非续作，但俞平伯仍坚持认为八十回以后绝非曹雪芹所写。此外他也有新的思考，有的在《修正〈红楼梦辨〉的一个楔子》《〈红楼梦辨〉的修正》中已有提及，有的在其后来的《红楼梦》研究中继续深化，有的则因某种原因，按下不表。

　　

　　《俞平伯全集》

　　如他说想在曹雪芹生于乾隆五十年、五十五年的说法上进一步将生年问题精确化，但因为没有什么新材料，加之别的研究者也有讨论，他后来并未提出新的看法。

　　而会谈中说：“《红楼梦抉微》指出《红楼梦》由《金瓶梅》进化而来的观点值得注意。（略）读者之所以认为二者完全不同，是因为《红楼梦》完全摈弃了其污秽之处。（略）而对秦可卿的描写恐怕还留有《金瓶梅》污秽描写的痕迹。”（第八卷、第231页）这一看法在他写于50年代的《红楼梦简论》《读红楼梦随笔（一）红楼梦的传统性》等文中有进一步的阐发。

　　当然，更值得重视的是俞平伯对自叙传说的修正。在《修正〈红楼梦辨〉的一个楔子》《〈红楼梦辨〉的修正》中他更强调从小说的角度认识《红楼梦》，摆脱容易重新误入“索隐”的、拘泥的自叙传说。

　　他在会谈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思考方向：

　　一，《红楼梦》很难说是描写作者家庭生活的。比如“金陵十二钗”的说法是用在妓女身上的，不应对自己的姐妹如此称呼，文中对贾赦也有很多谩骂，对长辈似不能如此（第八卷、第231页）；

　　

　　青年时期的俞平伯

　　二，《红楼梦》中的服装描写不太明确，《红楼梦》到底是如实描写清朝的事情，还是故意使其描写的时代模糊，还不太清楚，但其中确实增加了许多清朝的事（第八卷、第232页）。

　　这些话头在其上世纪50年代陆续发表的《读红楼梦随笔》中得以充分展开。如《读红楼梦随笔（十）贾政》批评胡适将贾宝玉等同于曹雪芹、将贾家世系等同于曹家家谱，“《红楼梦》中对贾政并无怨词，亦无好感。若贾政是事实上的曹雪芹的父亲，似乎不应该这样写。”第十一《贾赦》提到《红楼梦》对在封建家庭占统治地位的男人，一概都没有好评，其中尤以对贾赦、贾珍贬斥为甚。

　　《读红楼梦随笔（三十一）梨园装束》提到北静王的服饰是晚明阮胡子的打扮，当时人讶为梨园装束，进而指出“《红楼梦》虽是现实主义的名著，其中非现实的部分却也很多。为什么这样，我想到的有两层：（一）浪漫主义的成分；（二）因有所违碍，故意的回避现实。这两层也不大分得开的，皆所谓‘荒唐言’是也。”

　　这些都更加注重从小说的角度看待《红楼梦》中的人物塑造、相关描写等等。而“金陵十二钗”和妓女的关系问题，大概出于某些考虑，俞平伯后来并没有展开，而目加田诚的学生、九州大学教授合山究《花案·花榜考》（《明清时代的女性和文学》，汲古书院2006年版）则指出明末有被称为金陵十二钗的妓女等等，可以看作这一问题的域外回响。

　　

　　《红楼梦新解》

　　总而言之，通过这次短暂的会面，目加田诚近距离获悉了中国红学研究中涌动着的除了索隐、考证之外的新思潮，这有利于他回国后从事《红楼梦》的教学研究。

　　在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兴起的时候，目加田诚从仓石武四郎带回的俞平伯会议发言的录音中，体会到俞氏想在新的行进队伍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走新的道路的心情，而不认为那只是一种僵硬的伪装。虽然只有一次短暂会面，但在某种意义上目加田诚可称得上是俞平伯的知音吧。

　　

　　注释

　　①管见仅有伊藤漱平「日本における『紅楼夢』の流行―幕府から現代までの書誌的素描―」（吉田敬一编『中国文学の比較文学的研究』，汲古书院1986年版）提到目加田诚、奥野信太郎等人曾在北京跟随奚待园学习《红楼梦》，孙玉明《日本红学史稿》（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简要介绍了目加田诚的几篇红学论文。

　　②笔者在2014至2015年在该研究室留学，期间参与《北平日记》的整理。该研究室博士稻森雅子利用《北平日记》讨论当时中日间的学术交流，在《日本中国学会报》等发表系列论文，出版『開戦前夜の日中学術交流：民国北京の大学人と日本人留学生』（日本九州大学出版会2021年版），为拙文提供了参考。拙文撰写过程中也多次承蒙稻森雅子代为查找、传输重要资料，谨在此略表忱谢。此外，张广《目加田诚〈北平日记〉的学术史价值》（《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对日记的价值、目加田诚的生平履历亦有介绍。

　　③④目加田诚「論文集のあとに」，『目加田诚著作集』第四卷，龙溪书舍1985年版，第508、505—535、515、523页。

　　⑤⑨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6、47页。

　　⑥目加田诚著，九州大学中国学会编「目加田『北平日记』―1930年代北京における日中学術交流―」第一卷，中国书店2019年版，第29页。本文引用《北平日记》均据此书，下文简称《日记》，相关引文直接翻译为中文，标明卷数、页码，随文注释。

　　⑦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页。

　　⑧1921年青木正儿在《本邦支那学革新的第一步》（《支那学》第5号）中提出“汉文直读论”。吉川幸次郎受青木正儿影响，在京都三高时代就从北京留学生张景桓学习《急就篇》《红楼梦》等。1922年仓石武四郎受青木正儿启发，致力于日本中国语学的改革。

　　⑩仓石武四郎著，荣新江、朱玉麒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1、233页。

　　野崎骏平《红楼梦研究》（一），《华语月刊》1932年第20期。

　　奥野信太郎「北平通信（二）」，『三田评论』1937年第474号。

　　奥野信太郎「奚先生のこと」，『中国よみもの』1948年第1卷。杉野元子「奚待園先生」（同学社『TONGXUE』2019年第57号）用奥野的相关随笔介绍了奚待园，又沿袭了奥野的一些错误，如认为奚待园是乾隆第三子的子孙。

　　张守常《“族议”风波和奚啸伯的家世》，《古都艺海撷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

　　奚待园有《三希堂帖平议》（《课艺汇选》1939年第2期）、《苦热行》（《国学丛刊》1941年第5期）等。

　　目加田诚「胡適の死」，『目加田著作集』第八卷，第81—84页。

　　目加田诚「俞平伯氏会見記」，『目加田著作集』第八卷，第29、33页。

　　俞平伯《关于“曹雪芹的生年”——致〈图书〉编者书》，原载《民国日报·图书》1948年6月11日第95期。见《俞平伯全集》第五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14页。

　　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俞平伯全集》第六卷，第37、40、100页。此随笔原载香港《大公报》1954年1月1日到4月23日。

　　1954年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让俞平伯在论述中不得不更为谨慎，而他1963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主要从小说如何塑造人物的角度讨论“十二钗”，未提及妓女话题。这篇文章也引起了一股批判浪潮，如夏康达、苏意《略论“局限”——评俞平伯的新作〈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文汇报》1964年1月27日）等。

　　目加田诚「兪平伯·紅楼夢研究の批判について」，『中国文藝座談会ノート』1955年2月第3期。

　　森中美树《日本全译〈红楼梦〉的历程简述——平冈龙城〈国译红楼梦〉与白话翻译》，《华西语文学刊》第3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松枝茂夫「岩波文庫と紅楼夢と私」，『松枝茂夫文集』第一卷，研文出版1999年版，第234、235页。

　　这条信息是德田武告知稻森雅子的。

　　高桥繁树「目加田先生の晩年の研究と文学」，『中国文学論集』1994年第23号。

　　「『西日本文化賞』への推薦文」，『文学研究』1968年第65号。

　　目加田诚「二人の宝玉」，『文学研究』1958年第57辑。

　　幸田露伴、平冈龙城译『国訳漢文大成 紅楼夢』卷上，国民文库刊行会1920年版，第48、44、44页。

　　松枝茂夫译『紅楼夢』（一），岩波书店1940年版，第56页。

　　「目加田教授講義題目」，『文学研究』1968年第65号。

　　松崎治之「目加田先生の思い出」，『中国文学論集』2014年第43号。

　　目加田诚「紅楼夢評論と人間詞話について」，『中国文学月報』1937年5月第26号“王国维纪念特辑”。

　　《日本红学史稿》对这几篇文章有所介绍，然对其内容、价值的讨论似还不够充分。另外书中将目加田さくを「『紅楼夢』と『源氏物語』」（『源氏物語研究』1989年第14期）误署为目加田诚。さくを毕业于九州大学国文学科，后任中文研究室助手，是目加田诚的第三任妻子（前两任妻子早逝）。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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