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式的历史认知：军国主义幽灵在日本游荡

　　靖国神社里拜鬼

　　每年7月中旬盂兰盆节夜市对东京市民来说，算是夏夜纳凉的好去处。在东京市中心，最大盂兰盆节夜市的所在地，对中国人来说同样不陌生，那就是靖国神社。

　　自1947年起，每年7月13日至16日盂兰盆节假日期间，靖国神社都会举办所谓“御灵祭”（みたままつり），祭奠战争阵亡者。傍晚沿着“靖国通”大街，往靖国神社方向走去，一路上都能看见前去参加“御灵祭”夜市活动的熙攘人群。据说每年参与者可达30万人之多。纳凉晚会、民俗表演、夜市、灯会，几乎可以让人忘记身处靖国神社——一座歌颂战争的军国主义圣地。对于相当多历史认知淡漠或毫不关心历史的日本人，他们确实早已忘记又或是装作“忘记”了靖国神社的“真面目”。

　　2015年7月参加靖国神社“御灵祭”的人潮。

　　其实，既不同于明治神宫这样的皇室神社，也不是如住吉神社那般历史悠久的传统宗教场所，靖国神社完全是一座为了战争动员设立的国家设施。众所周知，靖国神社前身是1869年建立的“东京招魂社”。所谓“靖国”，典故取自《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吾以靖国也”。而最能说明靖国神社军国主义属性的最佳例证，无疑就是二战结束前这座神社一直是日本陆军省、海军省管辖下的国家机构。穿过靖国神社大鸟居，在参道入口处树立的青铜雕像，既不是皇亲国戚，也非某方神圣，而是“大日本帝国”军队创始者——大村益次郎。

　　靖国是个问题

　　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在参拜靖国神社后发表了一篇名为《实现永久和平的誓言》的讲话。讲话中，安倍说：“我们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他们牺牲宝贵生命的基础之上。”这套说辞无疑“参考”了当年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时的言论。在这两位首相看来，靖国神社供奉的战犯与其他国家尊崇的英烈并无区别。他去靖国神社参拜，正如美国总统会去阿灵顿公墓悼念为国捐躯者一样，不应被外人指责。但凡坚持去靖国神社参拜的日本政客，都会如安倍一样有意掩盖其“战争神社”的根本性质。

　　在这座所谓的“神道教”神社中，日本传统信仰与军国主义合二为一，为国家而死、为天皇而亡者在此处得到“褒奖”。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在1911年的《中央公论》上撰文嘲笑日本人都是所谓“国家教”的信徒，他如此写道：“对日本人来说，神就是国家。天皇则是这个神圣国体的代表者。”在这种意识形态笼罩之下，“国家就是人生的目的，为国家而生、为国家而死是他们的理想”。于是，那些为日本军国扩张而死者，无论出于怎么样的原因，“死后都被当做神来祭祀，靖国神社便是如此”。

　　换而言之，靖国神社既不是单纯的宗教设施，也非哀悼场所。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曾一语道破靖国神社的性质：它不是哀悼战死者的设施，而是褒奖那些为军国主义而死者的设施。它不是以否定那场侵略战争为目的而设立的场所，相反是以歌颂那场战争为目的而运营至今。战争的残酷与悲伤，在此处被转化为对“国家教”的颂扬。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靖国神社还肩负着继续“传播”这种军国主义历史观的重任，至今仍影响着日本人对待战争、战败问题的态度。

　　高桥哲哉：《靖国问题》，三联书店，2007年。

　　战后日本的靖国逻辑

　　这种“靖国神社”式的历史观渗透在战后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2013年上映的日本电影《永远的0》（永遠の0）便传递着此类历史认知。在这部让安倍首相热泪盈眶的电影中，有一幕让许多观众印象深刻的桥段：参加“神风特攻队”的主角，驾驶零式战机飞翔在今日东京市区的上空。通过这一幕现实与想象嫁接的场景，同样在表达与安倍首相类似的历史认知——旧日本帝国军人的“牺牲”换来了当今日本的先进与繁荣。

　　2013年底上映的《永远的0》在日本获得了近87亿日元的高额票房，观众人次突破700万。其原著小说发行量亦高达180万册，作者白田尚树为安倍晋三的重要“幕僚”与支持者，曾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主张日本“重建军队”。

　　对大部分日本右翼来说，也正是基于这种逻辑来看待那场七十年前的战争的。

　　东京审判期间，盟军检察官们曾质问东条英机，“作为《巴黎非战公约》、《九国条约》签署国的日本，为何在满洲事变期间完全没有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东条回答称：“我们并没有不尊重中国的主权。满洲事变也好，支那事变也好，乃至之后发生的对美战争，从日本的立场而言，都是为了自卫。我们并不想侵占别国的领土，但为了日本的生存，需要粮食、石油与其他原料物资。日本被人卡着脖子，所以才进行了战争。”

　　靖国神社游就馆的入口处，今年正在举行所谓“大东亚战争七十周年特展”。

　　东条英机的言论至今仍是广大日本右翼最典型的历史认知与历史记忆。在靖国神社的游就馆中的展览将日本近代以来的所有战争都描绘成日本为了自存发展而不得不进行的“正义战争”。既然如此，包括东条英机在内被远东国际法庭裁定为“战犯”而被处决者，当然也是“为国捐躯”的“英灵”，应被参拜纪念。

　　在这种历史观构建的语境中，战后日本的社会复兴与经济发展并非得益于和平主义、言论自由及民主政治改革，反倒是拜军国主义战争所赐。安倍首相之前关于靖国神社的言论正是这种“靖国神社”式历史观的集中体现。

　　石桥湛山“废除靖国神社论”

　　然而，在整整七十年前，安倍晋三的前辈、另一位日本首相却曾公开严厉批判这种历史认知，号召战后的日本人理应抛弃狭隘的军国主义思想，否则便“无法理解导致此次战争失败之真正原因，亦无法建设新生之日本”。

　　1945年10月，战后自民党第二任总裁、第55任内阁总理石桥湛山发表过一篇在当时“惊世骇俗”的文章《废除靖国神社——知难而发的建议》（靖国神社廃止の議　難きを忍んで敢て提言す），成为第一位公开提出废除靖国神社的日本重要政治家。早在战前，石桥便以自由主义者自居，反对军国主义扩张，对“大日本帝国”的野心嗤之以鼻，提倡“小日本主义”即放弃海外殖民地，尊重国际秩序，专注国民福祉。

　　在这篇文章中，石桥湛山从日本近代以来历史认知的角度考证了靖国神社存废与否的问题：“靖国神社之祭神以明治维新后之战殁者为主，尤其以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以及此次大东亚战争之从军者为多。然而，目下大东亚战争已成为奇耻大辱之战争，几乎招致亡国之祸，且使日清、日俄两役之战果荡然无存。在上述战争中献出生命之人，吾等已不能再为其行祭奠之仪，亦不能称其为‘靖国’矣。”

　　1956年12月至1957年2月，石桥湛山短暂出任首相，后因病辞职。一直主张日本应与新中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1959年、1963年曾两度访华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会面。

　　石桥湛山认为战败投降的日本人应彻底改变以往军国主义之国民精神，转而“建设真正非武装之和平日本，并将此功德推及世界”。因此必须放下对所谓战败的怨恨之心，如靖国神社这样会给日本国民留下永久怨恨之纪念场所，无论之前有多重要，亦应彻底清除。在他看来，“靖国神社之废除，绝不应仅止于废除靖国神社也”。换而言之，废除靖国神社，仅仅是清算、改正日本近代以来军国主义精神的第一步而已。

　　此外，他对东条英机之类被送上东京审判被告席的战犯，没有丝毫同情。他认为战争责任虽是全民之责任，但那些“满洲事变后位居军、官、民之指导地位者，无论其内心作何感想，当难逃重罪”。即便没有盟军组织的法庭审判，“此事亦断不可容忍”。而那些逃脱东京审判，甚至战后仍在日本政局活跃者，他则将其怒骂为“毫不知羞耻”。

　　暧昧的历史认知

　　然而，石桥湛山废除靖国神社的呼吁，过了整整七十年仍未成为现实。接任石桥湛山成为第56任日本首相者正是今日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而岸信介本人正是石桥湛山所谓“满洲事变后位居军、官、民之指导地位者”，曾先后担任伪满洲国工业部部长、东条英机内阁工商大臣。

　　1969年至1975年间，日本政界、舆论界围绕靖国神社所谓“特殊法人化”问题爆发过相当严重的争论。进入21世纪后，尽管国外批判之声不绝于耳，但无论是小泉纯一郎，还是安倍晋三，其参拜靖国神社之举却没有在日本社会激起多大波澜，石桥湛山主张彻底废除靖国神社的言论似乎早已被人忘记。

　　靖国神社在任何一个寻常的日子，都不乏普通市民前来参拜。

　　“御灵祭”夜市里赏灯、游玩的市民，有意无意间似乎对七十年前那场战争的历史记忆，皆采取了暧昧乃至遗忘的态度。而这正是“靖国神社”式历史观继续滋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