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漂流》：正值壮年，为何找不到称心的工作？
在日本，35岁到54岁的非正式职员有273万人，占这一年龄层总人数的十分之一。是枝裕和执导的电影《小偷家族》(2018)中的多位主角就是这样的中年自由职业者。图为该片剧照。（资料图/图）
一位出身小城市的日本中年女性，毕业于名校早稻田大学。最初，她应聘成为一家小公司的正式职员，但是工作强度大、薪资低，终因身体吃不消而辞职。之后，她成为一家公司的派遣员工（非正式职员），未及三年转正便被公司辞退。后来无论多么努力，每三年她都被迫辗转到下一家公司。故事最后，这位女性以结婚为契机辞掉了工作，生育后在家照顾孩子。
另一位出生于日本九州的中年男性，同样在辞去正式员工的工作后，辗转于多个公司，担任非正式雇员。由于收入不稳定，女朋友离他而去。人到中年，他找不到合适对象，一同居住的父母年事已高需要照料，他无法选择离家较远的工作。
采访中，日本作家小林美希向南方周末记者分享了两个“中年自由职业者”的真实案例。在日本劳动者内部有“上下之别”，“我是正式员工，你是自由职业者”。与正式职员相比，非正式职员储蓄少，社会保险加入率低，薪资收入和福利待遇差别大。当他们步入老年时，不得不面临微薄养老金、缺乏社会保障的问题。
作为一名劳动经济记者，小林美希长期致力于研究日本就业冰河期。日本泡沫经济破碎后，这批在就业冰河期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已经步入中年（35岁至54岁），由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早年没有获得一份正式而稳定工作，经济复苏后，艰辛境况更甚以往。
这些“绝望”的中年自由职业者，有的依靠日工、兼职多份工作糊口，他们无法被纳入社会保障制度，更没有多余的钱购买普通保险；有的渴望组建家庭，但因工作不稳定被相亲市场抛弃；有的成为派遣员工、盼望法律期满转正却被变相开除……他们大多数希望在步入中年时找到一份正式职员的工作，但社会往往更青睐年轻人。
中年女性非正式职员面临更艰难的境况，有时候甚至在怀孕期被随意解聘。一位公立医院的非正式雇员告诉小林美希，怀孕后请育儿假一度被警告要算好日子上班，否则便没有位子。她感叹：“就业冰河期的这一代人仿佛是多余的。不积累工作经验，就无法在职场生存。没有了工作，当然什么都没有了。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为何正值壮年的他们无法找到称心的工作呢？”在《中年漂流：无法逃离的就业困境》一书中，小林美希发出此问。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位企业经营者的反问：“谁愿意聘用中年自由职业者呢？”
进退两难的求职者
南方周末：在工作类型、薪资水平、劳动时间、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方面，日本非正式职员与正式职员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小林美希：有关非正式雇佣工作的内容有两种。一种虽然是非正式雇佣，但与正式职员一样，需要负担同样的责任，从事同样的工作；另一种作为非正式雇佣，只分配到像录入数据一样单一的工作，无法提高工作技能。无论哪种情况，大多非正式雇佣收入较低，只能拿到正式职员一半的工资。正式职员有奖金，非正式职员则没有。即便非正式职员有奖金，同正式职员相比也差很多。
企业增加非正式雇佣的原因，是希望能更灵活地根据经营状况增加或减少人手，并且想要控制人工开销。除此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减少职员福利的支出。这样一来，非正式职员所获得的福利就极为有限。福利较好的公司，甚至会给正式职员配备员工宿舍，结婚、生孩子的时候，正式职员会收到公司的补贴红包，连抚养孩子的保姆费用补贴、租房补贴、买房贷款补贴都有。但非正式职员几乎没有正式职员这样的待遇。
正式职员和非正式职员退休后拿到的养老保险也完全不同。正式职员加入的是“厚生年金”，按照平均收入每月44万日元（包含奖金）（注：约合2.2万元人民币）来算，工作40年的夫妻，两个人的一般养老金就是每个月22万日元（注：约合1.1万元人民币）。而大多数非正式职员加入的是“国民年金”，每个月只能拿到6万5千日元（注：约合0.3万元人民币）的养老金。
南方周末：既然有如此大的差异，为什么一些日本人还会主动选择成为非正式职员？正式职员意味着承担更大的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吗？
小林美希：在自愿选择非正式雇佣的人中，有一些人认为正式职员要长时间工作，过劳死的可能性较大，而且即使工作达到过劳死的强度，薪水却没有多少，所以他们放弃了正式职位。当然也有一些人能够同时兼顾多个工作，我认为这些是独立性比较强的人。还有一些人觉得工作不适合自己就可以立刻辞职，因此选择非正式雇佣。正式职员的工作方式相对不灵活，要照顾孩子的人会根据孩子的情况来选择非正式雇佣，要照顾老人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我认为主动、自愿选择非正式雇佣的还是少数。
南方周末：与过去相比，现在日本的年轻人成为非正式职员的比例增加了吗？非正式职员转为正式职员的方法或途径是什么？
小林美希：我们来对比一下泡沫经济破裂之前的1990年2月和2021年1月到3月平均25岁到34岁的非正式职员比例。男性从3.2%大幅上升到13.9%，女性则从28.2%上升到31.8%。
一方面，日本就业的主要行业是饮食业、零售业、服务业。然而这些行业由于长时间受到通货紧缩的影响，处于薄利多销的状态，这样一来雇用大量正式职员则无法获利。因为这些行业本身依靠非正式雇佣来维持运转，所以在其中成为正式职员是很难的。想要成为正式职员，需要在其他行业进行必要的职业训练。然而即便接受过职业训练，没有实战经验，也很难被聘用，求职者们就会陷入这种进退两难的状态。
另一方面，常年人手不足、离职率较高的行业，一直在募集正式职员，在这些行业找到一份正式职员的工作并非不可能。然而，招募大量正式职员的公司中，黑心企业不在少数，就算成为正式职员，也要被迫接受大量加班，员工很快就会辞职。最终，想找到一份长期稳定又可以成为正式职员的工作十分困难。
当然，在这之中，有一些中小企业一直因为人手不足而困扰，它们愿意在员工进公司之后对其“好好栽培”，所以也有一些人重新进入小企业，得到一个正式职位。
“大多数公司，超过三年或五年就不再续约”
南方周末：在日本，这些兼职人员、打零工者、临时工、非编制人员的待遇福利差，但是只要满足连续工作三年或五年以上的条件，便不会有突然失业的风险，即使无法转正，也会作为永久非正式职员工作。这项法律规定的实际执行情况如何？
小林美希：如果是派遣职员，根据劳动派遣法有“三年之约”的规定。该规定原本是要求公司对于同一公司、同一部门且工作三年以上的派遣职员，以正式职员的形式予以直接雇用。然而该规定被一些企业乱用，它们不想将派遣职员转正，并以此为契机结束合同，再去雇用新的派遣职员。另外，为了消除派遣以外的被雇用者的焦虑，保证他们在劳动合同满五年之后能签订无限期劳动合同，日本还出台了劳动合同法的修改法案。然而该法案也被一些企业恶用，它们以法律的名义，以五年为期雇用职员。
派遣职员中只有少部分是直接雇用的。根据厚生劳动省颁布的《劳动者派遣事业的报告书统计结果（速报）》，我们来看2018年的情况，总共约有123.5万名派遣职员，其中有11.1万人的派遣时间是三年，他们表示希望派遣结束后继续工作。而其中受到过直接雇用的只有大约3万人，实际由公司直接聘用的仅有1.4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大多数公司，超过三年或五年就不再续约。
南方周末：一部分非正式职员最终选择“躺平”，日本的中年非正式职员有这样的“躺平一族”吗？
小林美希：有。最开始，人们认为就算是非正式雇佣，只要努力工作也一定能成为正式职员。然而，结果却同个人能力与努力没有关系，企业并不想“增加正式职员的数量”，还纷纷终止劳动合同。如此反复，很多人感到被背叛，努力逐渐成为徒劳，这样一来更感到深深的挫败和绝望，从而一蹶不振，我认为这是最需要改变的问题。
南方周末：你提到许多中年自由职业者的困境，大多集中在经济层面，那么精神层面的困境呢，在你的调查中，他们受到“更年期”“抑郁症”等困扰的情况如何？
小林美希：有非常多的人因为过度工作导致“抑郁症”。即便最初没有心理疾病的人，为努力达到KPI长时间工作，睡眠不足，也会患上抑郁症，有些人甚至觉得“这样下去要累死了”，于是选择了辞职。一旦患上抑郁症，再回到以前的状态就变得很难。抑郁症治疗需要多年，治疗好了固然最好，治疗不好则会导致情况恶化，一部分人因此成为精神疾病患者。
75后小林美希属于日本就业冰河期一代，先后在株式新闻社等媒体工作，之后辞职成为自由记者。周围同龄人的工作困境令其困惑，最终开启了关于“中年漂流”的调查。（受访者供图/图）
女职员能否“安心怀孕”
南方周末：相比于男性，中年女性非正式雇员的困境似乎更严重，许多女性因为生育丧失了成为正式员工的可能，正式女性员工的处境会相对好一些吗？
小林美希：日本某劳动工会的调查显示，即便正式职员也有一半女性在怀孕之后辞去工作，她们因为孕期职权骚扰和性骚扰而烦恼不已。与非正式职员相比，正式职员更容易请到产假。一些企业推行了短时间劳动制度，通常每天工作八小时，为确保员工对孩子的照顾，可以实行一天六小时制度。
南方周末：如果因为生育而失去了工作，你是如何看待“保持夫妻双方收入稳定并减少长时间劳动”这个倡议的，这对于非正式雇员来说是一种奢望吗？
小林美希：抚养孩子需要夫妇二人的收入增加且劳动时间减少，这是非常重要的。非正式雇佣中，赚取时薪的人较多，停了工作就停了收入，一旦劳动时间减少，收入就会减少。
政府需要做的是，保证女性在怀孕、照顾孩子的时候可以不辞去工作。在日本，工作的女性几乎有一半的人会在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辞去工作，生完孩子再应聘正式职员就很难了。这样一来女性就只能选择非正式职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现状不抱希望、不想生孩子的女性就越来越多，而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能够让女性安心怀孕、安心生孩子的就业环境。
也有企业觉得员工休产假十分头疼，企业往往不会雇用新的员工来顶替临时休产假的员工的工作，而是把休假员工的工作分给其他员工，这样一来导致其他员工工作负担增多，从而对休假员工冷眼相对。因此，一种方法就是由国家来补贴那些替补员工的工资成本。像护士、幼师等职业，在某些地区是可以以公费的形式来雇用临时替补员工的，在一般企业中普及这种补贴雇佣形式也十分重要。
“越年轻越有利”？
南方周末：在一些行业，很多正式雇员对35岁的到来十分担忧，因为35岁后容易被行业和公司抛弃。日本的中年正式职员有被裁的风险吗？
小林美希：日本的正式职员也并非绝对稳定的。从法律层面上，公司不能轻易解雇员工，然而公司会变相让员工主动辞职，比如变相降职、强制转职、外派等。
南方周末：在很多情况下，正式岗位更倾向于年轻人。从企业角度来说，中年职员似乎“性价比”不高，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小林美希：日本众多企业都希望员工能够学习自己公司的工作方式，并为公司长久工作，所以希望被雇用者在年轻的时候像一张白纸一样进入公司。而辗转多个公司的人，被认为是随时会放弃担责而辞职的、忍耐性不高的、人际关系处理不好的员工，有着各种负面印象。有经验、被猎头挖到各个公司的中年人仍然是少数。对于企业而言，它们并不想雇用没有技能的中年人，或是承担员工工作能力低下的风险。企业想要寻找具备与年龄相符的技能水平的员工，对企业而言，越年轻越有利，这也是日本就业市场的雇佣特征。
然而，就算是没有工作技能的中年人，在接受过教育和训练后就会有很大的转变，我希望企业能够看到他们的转变，给予他们一定的支持。也希望国家政策能够辅助企业来提高中年自由职业者的职业技能。
一边是需要人才的中小企业，一边是中年自由职业者，帮助双方建立桥梁才是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比如，东京正在开展这样的活动，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年自由职业者予以生活上的支援，使他们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在中小企业工作并学习技能。这样一来，就职于中小企业的人就增加了。政府应该在全国各地推广这样的活动。
南方周末：整个社会变得智能化和互联网化后，这批中年人原本的劳动型岗位渐渐消失了，而且在互联网中，他们的声音和意见似乎也是缺失的，你认为应该如何避免如今这一代中年自由职业者的困局？
小林美希：谁都可以做的简单工作将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如果只能做某一种工作，那么今后也许会遭遇失业。只能下定决心转行到别的工作，这会导致社会问题更加严峻。
发掘那些沉默的困扰，持续发声就是我们记者的使命。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我们就要代替他们发声。首先要让大众知道，这只是最开始。我们要互相参考各国类似的情况，希望能逐渐改善当下状况。
（感谢《中年漂流：无法逃离的就业困境》译者邹韵为本文提供日语翻译）
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