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习仲勋传》（下卷）读后
《习仲勋传（上、下）》 本书编委会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4月、2013年8月版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特别是30年改革开放中，习仲勋是一个重要人物。他1928年14岁时参加学生运动，21岁时当选陕甘边苏维埃主席。习仲勋的一生与两个特区紧密相关，一个是他参与创建的陕甘边特区，一个是他力主建立的广东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习仲勋一直站在改革潮头，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特别是晚年，他留守深圳12年，以实际行动支持改革开放。习仲勋当被历史铭记。
《习仲勋传》是一部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政治工作领导人习仲勋（1913－2002）的人物传记，主要内容是关于习仲勋同志的生平描述、介绍。编撰历时20年、长达94万字、150幅珍贵照片。
上卷已于2008年出版，反映的是习仲勋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经历和贡献。
下卷今年8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真实记录和反映了习仲勋同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呕心沥血，顽强奋斗的革命历程，以及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有感于习仲勋的忠心赤胆以及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情谊，在一条白绫上奋笔书写了“习仲勋同志：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以志表彰与嘉勉。党的利益其实就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习仲勋一生坚守了这一条党员的基本信义，也是党对其成员的终极要求，从而保持了共产党员的优秀本色，人民公仆的纯朴本质，领袖人物的卓越品格。《习仲勋传》（下卷，2013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以下均指下卷）的出版发行，让广大读者走近习仲勋，认知他的赤子情怀与伟人风范，有着极其深远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蕴。
“当好西北人民的勤务员”
习仲勋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从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到共和国建立的初期，他实际上全面主持领导西北广大地域的革命和建设，这是他在建国后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卓越贡献的重要时期。
在这一共和国的创建阶段，他带领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领导集体，在彭德怀率军解放大西北之后不久又率军入朝作战的艰苦卓绝的岁月中，一是追随着大军西进的脚步，在硝烟炮火的余韵中全面开展建党立政，接管疆土，稳定社会局势；二是肃清反动残余武装及地方匪患，镇压反革命，创造一种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三是逐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同时从根本上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变革与结构调整；四是千方百计地医治战争创伤，动员一切力量参与社会经济建设和民族团结阵线，全面协调有序地发展农牧副林产业，彻底解决军队和人民群众的供给和衣食；五是竭尽全力真心诚意地做好西北宗教民族上层人士的思想与情感归向的工作，稳定新疆民族团结，最大限度地实现大西北各民族的友好和团结；六是教育党员和干部，牢固确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惩治贪腐、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甘做公仆的思想意识与工作风范。
由于习仲勋的出色工作，在短暂的两三年内，广袤的大西北，果真是旧貌换新颜，涌现出了前所未见的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群众热潮。毛泽东盛赞他是“炉火纯青”，他也默默地兑现着“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和“人民的长工”的铿锵诺言。
“把真实情况报告毛泽东”
当西北的工作大局奠定后，习仲勋奉命进京，先后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在国务院的十年里，他主要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日常事务工作，并且独立完成周恩来交办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这是他在建国后为国家和人民敢于担当任何个人风险而坚持真理仗义执言的又一个重要时期。
在这一阶段，习仲勋直接参与了共和国创建时期主要大政方针和战略路线的草拟和制订，他以满腔的赤子情怀，心里始终装着国家的千秋大业和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从而确保了在任何时刻、任何事情中都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摆放在高于一切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他将西北地区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出农村工作中带有普遍性的矛盾和问题，要求秘书起草材料上报毛泽东和周恩来，当他审阅材料时发现那些真实的事例没有写出来，坚持要将问题的严峻性与群众的抵触情绪如实上报，“要把真实情况报告毛泽东”。他从来信中看到群众跪地求情遭拒而投井自杀的惨情，不禁拍案大怒，气愤地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如果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小心群众用扁担抽你，国民党政府垮台的教训正在于此。
在如火如荼的大跃进期间，习仲勋受周恩来委派先后两次深入河南、陕西以及陕甘宁青和内蒙古进行调研外，又两次赴重灾区之一的河南进行深入细致地调研。他出身农村，是农民的儿子，所到之处对农民的灾情与浮肿死亡感同身受，五内俱焚。他一直在想如何将真实情况反映给毛泽东，使毛泽东得知情况的严重性，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逐期编发内部参阅件，将全国各地的重大灾情特别是饿死人的具体数据一一如实上报。他将想法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沉思良久，同意他的设想，但指示情况要真实，数据要确凿，文字要精炼，报送范围要严格缩小，同时要注意方法。习仲勋亲自审定创办国务院办公厅的内部参阅件，每期只报送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彭德怀看了头两期后打电话问习仲勋，全国的灾情是不是真有如此严重？习仲勋据实回答。彭德怀遂萌生了亲自去农村考察灾情的念头，这也是他在庐山会议上提交“万言书”的最初起因，而且他的“万言书”中也大量引用了内部参阅件的事实与数据。
力促创办经济特区
习仲勋在广东省主政三年，将广东推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确立了标杆，这是他重新工作后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
在这期间，他一如既往，心里的天平，一头是国家，一头是百姓，因而他马不停蹄地下乡镇，进村社，了解群众的呼声和心愿。他还派秘书连夜去街头巷尾看大字报，倾听群众的意见，更多地掌握群众的情绪和冤屈，大刀阔斧地改进工作，雷厉风行地平反冤假错案，从根本上解放社会生产力。他在广东推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土地承包责任制和农林渔副商等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与分配模式，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变革生产关系。这些重大举措都是突破旧体制的开拓改革之举动。
当时的宝安县等沿海农村生产凋敝，群众生活艰困，从而酿出了一波又一波的逃港风潮，甚至一次性地逃港人数高达数万，到处关押着拦截回来的逃港群众，尽管如此，仍然难以从根本上阻止逃港风，沿海的农村几乎没有青壮年劳力下田耕作，十村九寨都是跑不出去的老弱病残留守群众。他们的生活更加贫困，一是等待政府救助，二是指望逃出去的亲人寄钱回来。习仲勋深入到这些村庄，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并且看了许多想逃港被拦截下来的群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做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部建设好，让他们回来我们这边才好。”他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指着一河之隔的香港问：“你们说，河那边为什么没有人跑到这边来？我们革命到今天，建国都几十年了，群众生活还是这个样子，你们心里就好受？我都觉得没脸见那边的人！”他连夜召集会议，明确指出，制止群众外流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特别强调指示，今后一律不准抓人，已经关押的群众立即全部放了。
这一事件同时也使他更深刻地思考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制度本身难以适应新时期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性问题，从而进一步提出了大胆改革，放手开放，借鉴外面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机制，吸引外商外资来办厂经营，带动搞活内地生产和经营。于是，他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提出将毗邻香港的宝安县以及邻近地域划出来，创办加工生产贸易区。广东从此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也成为世界瞩目的引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窗口。习仲勋一生当中先后参与创办了两个特区：一个是战争年代的陕甘边特区，为延安和西北大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粮草弹药与给养保障；另一个便是和平年代在广东创办的深圳、珠海、汕头特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确立了标本与样板。
阅读《习仲勋传》，能够让我们走近习仲勋，了解习仲勋，重新认识习仲勋，从而熟稔他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为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特别为人民群众的衣食和生活，做出了怎样伟大而不朽的建树与贡献，这对于我们认真仔细地对照思考，我们究竟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哪些，想了多少，还有哪些没有做，还有多少没有想，尤其更要客观真实地回顾和反省我们是否背弃了什么，丢失了什么，遗忘了什么，这对于我们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今天与明天，都是至关重要的、不可须臾疏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