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杀了三次｜《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
我的女儿被杀害了三次。
第一次是罪犯，
第二次是怠于调查的警方，
第三次是伤害她名誉的媒体。
“全书完，共阅读5小时14分……” 看着屏幕上这几个字，内心久久无法平静，两天时间里，断断续续看完了这本书，原本随便找了本书看，以为是源自一个普通案子的小说，最后才意识到这是一部纪实作品，更加令人难过和憋闷。如果说前几天谈起《檀香刑》让我难受，这部没有一点恐怖内容，却里里外外透着无可奈何的《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更加让我毛骨悚然。
这本书的台版名字叫《被杀了三次的女孩》，是99年发生在日本的一起杀人案，可以说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无辜女孩被变态男友骚扰恐吓，女孩和家人多次向警方求助，警方都坐视不理，最后变态男友果然雇凶杀人，而案发后警方却试图抹黑受害者、掩盖渎职事实。
全书结构清晰，矛头指向明确，提笔落字间充满了作者的缜密思索和细心求证，也充满了一个追求真相的记者的职业思考和负责任的质疑。
“如果我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
诗织第一次找好友岛田倾诉，是在1999年的3月24日。诗织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可能会被杀掉。”
一开始，被害者猪野诗织只是偶然结识了一名自称是汽车销售的男子小松和人，随后这名男子开始慢慢呈现变态的面目，他不断限制诗织的自由，辱骂和跟踪，恐吓和软禁都是惯用手段。
“你只能跟我一个人往来。”
“如果你真的爱我，就割腕给我看。”
“我现在要进行仪式。我要把你理成光头。”
“别傻了，我绝对不会跟你分手的，我要让你遭天谴。”
“我要把你逼到家破人亡，让你们全家下地狱！”
“你爸等着被裁员，你等着去卖身吧！”
诗织实在受不了告诉了家人，在父母的支持下与小松分手，随后更是全家遭到侮辱和报复。小松的报复变本加厉，在诗织住处附近贴满诗织照片的淫秽传单，在全市散发写着诗织信息的援交卡片，诗织和朋友们的照片、手机号码全部被公布在网上，就连诗织父亲任职的公司，也收到了一千多封信件，密密麻麻写满了对诗织父亲的中伤，称他是赌鬼、包养小三、盗用公司财产……
这种规模的控制、威胁、恐吓、跟踪、报复，已经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团伙行动了。诗织一家人惴惴不安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0月26日，这天早上诗织在地铁站被一名男子持刀刺死。当然，下手的并不是小松，因为小松叫嚣过：“我才不会自己动手。只要有钱，自然有人愿意替我效劳。”
“诗织是被小松跟警方杀死的。”
这句是诗织求助的朋友所说，他们了解诗织被困求助的全过程。诗织早在六月初就和父母一起到警署求助，而她最终被刺死，则是四个多月之后，这期间警方做了什么？
六月初的时候，诗织连续两天前往警察署。怕警方不重视，第二天父亲也加入，三个人一起向警方说明，还提交了闯进家里进行恐吓的三名男子的对话录音。而警方的反应十分冷漠。听到录音带，年轻警察说：“这分明是恐吓啊！”然而中年刑警却不当一回事：“这案子不会成立的。”
这第一次报警，警方不仅没有伸出援手，甚至还对诗织一家人说：“收了人家那么多礼物，才说要分手，做男人的怎么会不生气？你自己不是也拿到一堆好处了？这种男女问题，警察是不能插手的。”
诗织一家人迫于流氓变本加厉的骚扰和压力，只能继续到警署求助。诗织在父母鼓励下，打起精神来继续上学，也抽出时间，去警署做笔录。
距离第一次报案两个月后，7月29日，警方总算是受理报案了。
诗织期待警方展开调查。
然而又过了两个月，9月21日，一名刑警来到猪野家，要求撤销报案。刑警说“要告的话，随时都可以再提告”，但父亲猪野断然拒绝了。
要知道，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报案一经撤销，就不能为同一个案件再次提告。
作者清水洁还专门求证过此事，日本警方的答复是“那是假警察”，而被害人诗织的父母却清楚记得，前来要求撤案的警察，和在警局做笔录的警察是同一个人。
对警方来说，每天跑来上尾署说什么“我会被杀”的女大学生，只是随便敷衍打发就行的对象，如果可以，最好能让她撤诉。即使不能让她撤诉，也没必要认真办案。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守护辖区内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是“轻松的工作”、“名誉”和“地位”。
10月26日，诗织最终遇害。得知女儿受伤的诗织父母希望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却被警方强行叫去警署，填写各种文件长达十小时以上。在此期间诗织抢救无效身亡，身为父母他们甚至没有见到女儿最后一面。这便是日本警方对于受害者家属的蛮横态度。
案件中，所有诗织留下的遗言、录音和证据，都清楚地指向小松有最大嫌疑，然而日本警方的所有调查却都避开小松进行。所以周刊记者清水洁率领的追求真相的三人记者组对案件的调查，远远领先于警方百人调查队，先行查到了凶手，警方却回答说，记者是狗仔，靠撒钱解决问题。
有这种态度的警方，更加印证了作者对警方意图的推测：若是小松落网坐实“成为”凶手，和诗织对自身安危预感而报案的说法一致，民众一定会质疑警方为何没有及早行动，导致诗织被害。因此作为警方无论如何都不能判定小松为凶手。
“如果是在那种店上班，女生自己也有责任。”
案发后，主流媒体第一波报道均以《女大学生遭当街刺死》《随机砍人？女子被刺身亡》此类为标题，当时媒体瞩目的关键字是“年轻女子”“随机砍人”。这些都是来自警方公布的说辞，是警方公开信息和发布会的照本宣科。
为什么主流媒体会轻易相信警方的说法？
日本有个记者俱乐部的组织，这是报社和电视台等主流报道机构联合组成，实际上是各政府机关以成员与否来筛选媒体，以便进行新闻控管的组织。如果不是成员，即使提出采访要求，警方也不会理睬。
在这个案件中，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包庇了警方不作为的行为。而一些周刊、杂志为了博取流量，也对受害人的隐私大书特书。
“对于采访不到加害人的案件，媒体的报道重点经常就轻易偏向了受害人。”
要知道案件发生后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警方就特意公布了受害人的特征：“古驰”、“普拉达”、“厚底长靴”、“迷你裙”……这样明显的用意很快被聪明的媒体捕捉到，于是之后的报道中便频繁出现这样的字眼：“酒家女”、“迷恋名牌”……
新闻闹得沸沸扬扬，很多不实报道、错误报道、偏颇报道，都是因为最清楚诗织“遗言”的警方选择沉默，许多媒体也对此充耳不闻的缘故。
新闻上报道的全是扭曲的被害人形象，调查本身则触礁了。更有警察直接告诉媒体，“那是酒家女的三流案子啦。”就连发行数量全日本第一的大报，把诗织写成“曾经做过酒店小姐”。
在警方的推波助澜下，由媒体着手，塑造出一个让人觉得很LOW的女性形象。
后来小松和人遭到通缉，各家媒体总算报出他的姓名，这次又这么写：“当时与特殊行业老板交往的猪野诗织……”而其实可怜的诗织至死，都不知道这个男人从事什么工作。看到“与特殊营业老板交往”这样的描述，一般读者还能够把被害人当成“普通”的女大学生吗？最后连电视上都有女性名嘴根据这些胡说八道的报道，评论说：“如果是在那种店上班，女生自己也有责任。”
小松和人一直处心积虑想要毁掉诗织的名誉，而警方和媒体联手达成了他的心愿。
“她就是因为在酒店上班、因为喜欢名牌，所以才会被杀。而且她好像收了男方一堆昂贵的礼物。对方不就是特殊行业的老板吗……”
“啊，那个被害人果然是那种女人，跟我不一样，跟我女儿也不一样，所以才会被杀，是她自找的。”
——每个人都希望被害人与自己毫无共通之处，距离自己居住的世界愈遥远就愈放心。
媒体的报道，大概就是想要让世人这样想，误导民众，收回同情和理智，充满感性地谴责受害人，这不就是“受害者有罪论”？没有人在乎她只是一个喜欢Hello Kitty的普通女孩。
在清水洁对警方办案不力的批评报道之后，几家主流媒体终于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开始质疑警方前期对待报案的敷衍态度，和后期调查案件的懈怠渎职。
主流媒体的风向骤变。明知道被害人一方的主张，却几乎不愿报道的主流媒体，这下像陷入狂喜般大肆抨击起县警来。“桶川案件”突然登上了头条版面。而且消息来源是撒了那么多谎的县警所说的“这才是事实”的声明，只能说根本是黑色幽默。
主流媒体那种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态度，令同行的作者瞠目结舌。
案发现场的祭奠鲜花
整个案件的揭秘过程，也是作者清水洁发表调查记录的过程，从每篇报道题目，就可以看出每周他持续调查的进度：《成为跟踪狂牺牲品的美女大学生的‘遗言’》、《‘地下色情产业、敲诈勒索、假刑警’，女大学生命案的关键人物》、《桶川“美女大学生命案”，本刊独家掌握“实行犯”落网前全纪录——走投无路的跟踪狂》、《‘美女大学生命案’行凶四人帮——跟踪狂的哥哥也遭到逮捕”》、《现在才被‘通缉’的桶川跟踪狂，嫌疑竟是‘名誉毁损’——结果‘主犯’下落不明》、《带着一亿日元现钞的桶川跟踪狂 ‘冲绳→札幌→俄罗斯’绝地大逃亡》、《警方‘见死不救’——桶川女大学生命案的真相》、《桶川女大学生命案‘撤销报案骚动’中警方的连篇谎言——嫌疑终于进入国会》、《‘凶器’尚未发现‘桶川命案’草率办案再添一桩——命案中使用的双刃凶刀》、《“桶川跟踪狂案件”问题，警察干部为何自家遭人纵火？——绕来绕去，又回到上尾署》。
严格意义上来说，案件并不是警方侦破的，是这个自谦三流记者的作者清水洁一步步逼近真相，为警方提供线索的。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警方拿到他千辛万苦得到的线索后并不以为然，几近拖拉怠慢地才算抓到了犯罪嫌疑人，而真正的犯罪指使者小松和人却依然逍遥法外。最后，在社会舆论压力下，警方逼不得已发出通缉令，小松才在外地畏罪自杀。
即使如此，小松也没有被追究杀人的责任，只被警方追究了侵犯诗织名誉的责任。这让作者清水耿耿于怀，而最让他愤懑不堪的更多的是日本警方的态度：不关心民众死活，接到报警不以为然，不作为，为了工作业绩甚至想让当事人撤回报案，案件发生后不急于破案，而是拉着受害人父母问东问西，甚至都没有让父母孩子见上最后一面，在杀人案的记者发布会上嬉笑玩笑，收到破案线索后，并不急于破案，害怕被人指责没有及早重视受害人的求助而拖延破案，对抓捕也并不上心，铺开上百人的侦查队却碌碌无为，为了推卸责任刻意把一名普通女孩营造成物质拜金的不良女子，面对社会的指责和舆论的压力闭口不语拖延再三，明知所犯何错却从不真诚反省……
杂志《文艺春秋》采访了诗织的父亲猪野宪一。爸爸表示：“我的女儿死了三次。一次是被持刀杀死的，一次是被不受理报案的警察机关杀死的，一次是被媒体杀死的”。
一切结束之后，诗织的父母将埼玉县警告上法庭。在法庭上，埼玉县警竟然丝毫不顾及诗织的隐私，断章取义引用诗织日记的内容为自己辩护。甚至批判诗织“性观念自由开放，索讨昂贵的礼物，厌恶束缚，任意行动”。
在诗织求救时无动于衷的警察，此时却动员组织力量，详细调查被害人什么时间、在哪些地点、做了哪些事等极隐私的各种细节。诗织的遗物，被县警拿来用在完全不同的目的上，为了自我辩护，把它们拿来当成民事审判而非刑事案件的证据，而且是用来攻击被害人及家属。
警方案发后试图抹黑受害者、掩盖渎职事实的行为让此案走向极端，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国会议员也提出质问和倡议，从而推动了日本《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出台。
《桶川跟踪狂杀入事件》一举获得“日本记者会议大奖”，被誉为“日本纪实文学的金字塔”。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清水洁供职的杂志《FOCUS》停刊了，清水洁则成为一名电视记者。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年，也就是2001年，他14岁的女儿在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中离世。
我想清水洁对桶川案件更加感同身受了。“世上是有无可奈何的事的。而死亡，就是再也见不到那个人。”清水洁没有放弃，全力出版此书，而且至今依然活跃在调查记者的第一线。
作为对此案的全记录，本书不仅揭露了“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整个案件的侦破，更抨击了警察、司法系统在处理此类事件上的敷衍和怠慢，反思了新闻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
看着作者一步步深入调查，最后越来越意识到，作品的重点并不是案件的破获过程，而是对日本司法系统、媒体系统的质问和批判。尤其是的后面几章，一个个尖锐问题的抛出，更加看到了这名记者的愤懑不平和无可奈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正是后来矫正方向的媒体介入，推动了事件的影响力趋强。
“桶川”案过去已经23年，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地区，由恋爱关系引起的暴力、骚扰、诽谤、PUA甚至杀害事件，仍然屡见不鲜。如何避免此类恶行的发生，公权力应在何种程度上介入民事纠纷，受害人与施暴者的关系是否重要，社会和民众如何看待女性受害，受害者有罪论从何而来，东亚地区为何屡屡发生对女性的侵害案件……此类话题因恶性事件的一再发生而一再引起广泛的社会讨论。
希望更多的人读到此书，更希望此类伤害事件终有一天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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