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米勒和中村京子:在解放军的队伍里结婚,深深地爱上了中国

  1949年,解放军四野的部队里,一位德国男医生与一位日本女护士结婚了。消息传出去,战友们都很吃惊——两位分别来自法西斯国家,却在中国的抗日和解放战场上救死扶伤,成为了八路军战士,大家在被“惊动”的同时,为他们送上了真诚祝福。德国男医生的名字叫汉斯米勒,日本女护士的名字叫中村京子,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相识,在人民的军队里相知,在革命的战火中相爱,最终成为了献身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德、中日人民友谊的终身伴侣。

  

  汉斯米勒1915年出生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城。因为有犹太血统,中学毕业后,他便不能再待在德国了,父亲为他联系了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院,巴塞尔在瑞士与法国、德国交界处,他学习用功刻苦,于1939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毕业的前半年,汉斯米勒看到一位中国学生被无端扣押,气愤地前去警察局询问,被推了出来。第二天,警察局就发来通知,要求他半年之内必须离开瑞士,并送来了让他出境的证明。

  写完毕业论文并顺利通过考试,汉斯米勒不知自己该去哪里,有人劝他去南美行医,但有个同学却对他说:“如果你想参加反法西斯战争,那就去中国吧。”这话让汉斯米勒反复考虑了好几天,并最终下定决心去中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为此,他卖掉了自己心爱的照相机,买到了去法国马赛港的船票,之后又辗转前往香港。

  

  一个外国人,只身来到中国,并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加入抗战的队伍,在香港停留的日子里,汉斯米勒打听到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也为自己加入抗战找到了希望。当时,正好有一批支援抗日战争的医疗物资需要运往延安,是600个医疗箱和一个比较大的手术流动车,经廖承志和爱泼斯坦介绍,汉斯米勒跟随护送这批医疗物资的同志来到了延安。

  在延安,汉斯米勒见到了红色政权的领导人,被安排到国际和平医院担任外科大夫,参加了八路军。一个月后,随印度医疗队到达太行山区。这期间,汉斯米勒看到了八路军的与众不同——大家都很“穷”,缺吃少穿,但没有人因此而搞特殊,官兵一致、斗志昂扬,心里装着的都是老百姓。而他到达太行山区,白求恩大夫去世仅仅几天时间,他看到白求恩大夫的事迹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赞扬,就连毛主席也称白求恩大夫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国际主义战士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他,也更加坚定了他参加中国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汉斯·米勒和妻子

  中村京子是1945年来到中国的,当时,她只有15岁,中学刚刚毕业。因为想当一名护士,正好有一个到“满洲国”的铁路医院学护士的机会,她便报名参加,并顺利通过考试。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来中国才3个月,刚学了护士的一些基础课日本就投降了。

  八路军接管铁路医院后,给了那些同中村京子一样的日本学生自由选择去留的机会——愿意留下来的,可以参加八路军;不愿意留下来的,可以自行回到日本去。想去日本的,当时就可以离开;愿意留下来的,想好以后到医院的门口集合。“我到集合点后,跟八路军一起走,到了一个煤矿的医院,在那个地方又进来了几个日本护士。”

  

  中村京子想回日本,却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回去,而在当地她又没有熟人,思来想去,最终和很多人一起来到医院的门口。她后来回忆说,领到八路军的服装后,她照了照镜子,觉得镜子里的自己很美,但那时,她还不能肯定自己加入八路军到底是对还是错,当初参加八路军对她更多来说是为了生存下去。而让她真正认识八路军这支人民的军队,却是因为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

  参加八路军后,中村京子成为一名护士,有回和部队一起上前线,在一户老百姓家里休息。忽然,有位战士进门了,手里拿着一根针,针上只有寸把长的半截线。中村京子看到战士很认真地将针线还给了老乡,心想:“不就一根针和半截线有,必要还吗?”但随后,她很快想到了八路军部队里,人人都会唱的那首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她说:“那时候,我真的被感动了,随后感到自己选择八路军这条路真是选对了。”

  

  日本投降后,汉斯米勒和所有中国人一样激动兴奋,庆祝胜利,随后,作为独子的他忽然想起自己来中国已经有6年时间了,而在这6年时间里,他一直没有和家人见过面,非常地想家。于是,他找到了八路军首长,为自己开了在八路军工作的证明和路条,准备探亲。但到东北后,由于国民党军加紧了对解放军的进攻,汉斯米勒随即决定留下来,继续救死扶伤,为解放军部队服务。这也便有了他和中村京子的相识。

  中村京子

  当时,前方需要一个手术队,中村京子作为护士入选。她来医院找负责的大夫报到时,掀开门帘,看到的却是一个“大鼻子大夫”,她怀疑自己走错了门,“大鼻子大夫”却热情地站起来,同她握手并对她的到来表示欢迎。中村京子看到的这个“大鼻子大夫”正是汉斯米勒,此后,他们一起出入战场,在手术台上配合默契。中村京子说:“一个战役结束了,我们要回自己的后方医院,再一个战役又开始了,我们这几个人又集中在一起,在一个手术队里工作……这样的医疗经历我们有过好几次。”

  

  正是这个过程中,汉斯米勒喜欢上了中村京子,但他的表白却受到了中村京子的拒绝。中村京子说,自己年轻,很想家,将来想回到日本去。汉斯米勒说,中村京子的心情他很理解,他自己也有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这之后,随着部队南下,他们各干各的工作,大约有两年多时间没有再次相见。这期间,汉斯米勒担任冀察热辽军区野战总医院院长,解放军攻克天津后,他随军进城,中村京子再次收到关于他的消息。

  “当时,我被分到了汉斯米勒的门诊,他早早就站在门口欢迎我了,见到我和我又握了一次手,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中村京子说,“我听人说他34岁了还没结婚,人们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他说他喜欢一个日本姑娘,我听了挺感动,等他再向我们表白时就同意了。”中村京子还说,她和汉斯米勒的结合让很多人都感到吃惊、新鲜,因为他们一个是“德国鬼子”、一个是“日本鬼子”,在解放军的队伍里这怎么可能呢?但同志们还是为他们送了最真诚的祝福,甚至四野的领导还为他们送来了结婚贺礼,被“惊动”了。

  

  汉斯米勒的“成名”是因为太行山的一件小事,当时,他不太会说汉语,有天深夜,一户老百姓十分着急地敲开了他的门,他虽然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却明白了对方一定是来找他看病的。就这样,他背上手术盒,上了老百姓的驴车。原来是那户人家的女主人要生产,遇到了难产,最终在汉斯米勒的帮助下,母子平安。此后,“能救人命的洋大夫”便在太行山区传开了,汉斯米勒因此成了一位深受老百姓爱戴的“大鼻子大夫”。

  百团大战期间,部队的伤员很多,汉斯米勒和同志们一起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有时,一天能做40-50台手术。而当时因为封锁,缺衣少穿,太行山区的医生更是宝贝,为了不让医生饿晕在手术台上,组织会给医生一些专门的伙食照顾,比方说为什么专门做碗小米稀饭,有时还尽可能给小米稀饭加半个鸡蛋。但汉斯米勒从不享受组织给他的这种照顾,而是偷偷将它送给伤员。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至1950年,米勒在11年的时间里,救治过的伤病员超过9000人,其中不乏开国将军。

  张中如(1919年-2019年),男,出生于山西原平,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山西战地动员委员会游击支队、暂编第一师、工人武装自卫旅任中队长、连长、作战科长。1942年初,他任晋绥军区第八分区二十一团一营营长,率部在山西交城、古交地区带领当地的军民开展抗日斗争。解放后,历任河南省军区政委、总参谋部政委、部长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中如将军

  1943年3月中旬,张中如率部在交城交通要道沟口山上设伏阻击日军。战斗打响,手持望远镜的张中如突感左胸遭受重重一记“闷锤”。低头一看,鲜血从左胸上的子弹窟窿里“汩汩”往外冒,很快染红了军装。紧接着,张中如眼前一黑,陷入了深度昏迷。给张中如实施手术的,正是汉斯米勒,通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张中如不久便清醒了过来,很快回到了战场。

  两个月之后,张中如再度高烧不退、陷入重度昏迷,被紧急转送到晋绥军区后方医院,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前前后后共做了7次手术,切掉了左胸3根肋骨,而且,左胸突然整体塌下去,胸椎骨偏移侧弯……经过汉斯米勒的努力,1944年夏天,生命的奇迹张中如的身上发生了——他竟然苏醒过来,高烧退了、伤口也愈合了,精神一天好过一天,最终被任命为晋绥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再次踏上了的革命征程。

  

  后来,张中如说:“如果没有他当时的救治,我的命早就没了!”汉斯米勒治病救人的恩情一直被张中如及其后人铭记,直到现在,张中如的后人还常去汉斯米勒家看望中村京子。这不仅仅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一种情谊,还有着为了革命的理想,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情谊。汉斯米勒正是在这种情谊里,深深地爱上了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选择回德国,并于1951年1月加入中国国籍。其后,任长春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教授,沈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兼儿科系主任等职。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到北京积水潭医院任内科教授。1972年到北京医学院任副院长、党委委员。后任北京医科大学顾问等职。

  

  中村京子说,生活中,汉斯米勒是个非常正直和敬业的人,责任心特别强,也乐于奉献,她在他身上学了不少的知识。在她认识汉斯米勒之前,汉斯米勒的故事都是她听别人说的,汉斯米勒很少向她说起。成了汉斯米勒的妻子后,有两件事对她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一件事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汉斯米勒因为中村京子而有了一次去日本探亲的机会,当时中国急需乙型肝炎疫苗,但相关研究却有些滞后。利用探亲的机会,汉斯米勒向日本专家请教和学习,回国后,与时任北京医科大学肝病研究所所长的陶其敏教授一起投入了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因为当时没有活体动物可以做实验,研究出的疫苗被放在冰箱里,汉斯米勒十分着急,有一天,居然对陶其敏教授这样说:“陶教授,你看用我来做实验怎么样?”见陶其敏不答应,他又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活得差不多了,在中国把该享受的都享受了……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陶其敏没有答应,却深受感染,为了“疫苗”早日应用于人体,她毅然伸出手臂,接种了第一支乙肝疫苗进行试验。

  陶其敏

  第二件事是1994年12月4日汉斯米勒临终前,他抓住妻子的手说:“我们今天能有这样的生活,都是共产党给的,这些年,我最相信的就是共产党了,始终是为人民的……我死以后,你一定要留在中国,让我的信仰延续下去!”又重复着说:“……有事情找组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政党。我去世后,你也不要离开中国……永远不要离开中国!”中村京子说,汉斯米勒当年到达太行山区,曾应邀请参加白求恩大夫的追悼大会,并上台发了言,决心做一个白求恩一样的好大夫……现在……“他的确做到了”。

  中村京子和儿子

  如今,中村京子还健在,已经是位91岁的老人了。汉斯米勒去世后,她一直尽力保留着汉斯米勒在世时家里的原样,有时候,她进门会对着屋里摆放的汉斯米勒的照片,自言自语地说:“米大夫(汉斯米勒)你还在呀,我的这个老帅哥你还在啊,他一直那么帅,我都老了……”随后,她会抹去照片的灰尘,与汉斯米勒面对面地坐上一会儿,对别人或者自己说:“这个老帅哥呀,只要你对他笑,他就能对着你笑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惊动”吧,它其实是一种微笑的祝福。

  最后需要赘述的是:伴随汉斯米勒47年的中村京子,一直在北京自家的四合院里,固守着丈夫的嘱托:“你不能走,你千万不能离开中国。”2004年8月,中村京子领到了中国第一批发放给外国人的永久居留证。那一刻,她激动万分,说,她爱中国,要一直住下去,中国就是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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