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犹如“天方夜谭”的元大都，是不是马可·波罗杜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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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在原金中都的东北郊，以琼华岛为核心，营建一座新的都城——元大都。马可·波罗在游记里称元大都“美善之极，未可宣言”。
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杰作，它让后世的明清北京城有了质的飞跃，中轴线、胡同、大运河等都是元大都留下的宝贵遗产。如今，元大都的2/3面积仍压在北京城下，当考古学家们在此追寻探索时，神秘的元大都在尘土、时光和故事的重重覆盖下，只是偶露峥嵘。
元大都城略近方形，城为三重环套配置形制：外城、皇城、宫城。元大都的总体规划继承发展了唐宋以来的皇都规划的模式——三套方城、宫城居中，中轴对称的布局，但不同的是突出了《周礼·考工记》所规定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古制。
无与伦比“汗八里”
“ 河上有一座石桥精美绝伦，石桥长三百步，至少八跨步宽。十个壮如山的男人并排走也不显得拥挤。这是座二十四拱桥，坚固无比，总而言之是一件杰作。”因为《马可·波罗行记》中的这段描述，卢沟桥在西方广为人知，也被称为“马可·波罗桥”。
1275年，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到达了正在建设中的元大都（今北京）。由于他聪明好学，深受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因而被安置在宫廷。侨居中国的17年中，他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元大都中度过的，对大都的历史、掌故以及风土人情等，颇为熟悉和了解。
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 图｜图虫创意
不过，至今没有中文史料证明马可·波罗曾来过元大都。马可·波罗临终前，神父要他忏悔，承认书中说的全是谎话，但他含着泪说：“上帝知道，我所说的连我看到的一半还不到。”
那个犹如“天方夜谭”的元大都，是不是杜撰的呢？不妨跟着《马可·波罗行记》中的描述，去元大都逛一逛。
亲眼见证了大都的繁华和皇宫的富丽后，他在《马可·波罗行记》中对“汗八里”的描述，使人觉得大都宛如“人间仙境”。
【注：“汗八里”突厥语，意为“皇帝之城”】
“城是如此美丽，布置得如此巧妙，我们竟不能描写它了！”他说。此城位于辽南京城的东北端，从外到内，分别由大都城、皇城、宫城三重城墙套合而成。大都外城墙为“土墙”，由黄土板筑而成，十分坚实。城墙四周，建有雄伟高大的城门，“形如大宫，壮丽相等”。
对皇城，《马可·波罗行记》记述得更为详尽。
皇宫环列于琼华岛（今北海白塔山）和太液池（今北海）的东西两岸。宫殿建筑，堪称奇观，“满涂金银，并绘龙兽、骑士形象及其他数物于其上”。殿顶皆以红黄蓝绿之琉璃瓦铺砌，“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能见此宫光辉”。
《马可·波罗行记》特别提到，琼华岛之巅，建有一座宫殿，被青山绿水环抱，构成一幅“美丽堪娱”的人间奇景。马可·波罗虽然未道出这座宫殿的名称，但根据其记载方位，所指应为始建于元毁于明代的广寒殿。
今北海团城玉瓮亭中陈放的“渎山大玉海”，俗称玉瓮，就是当年忽必烈在广寒殿中大宴群臣时使用的酒器。
元大都的街道，同样引起马可·波罗的好奇和赞赏。大都的街道，给人以横平竖直、整齐划一，犹如棋盘的感觉。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华屋巨邸，鳞次栉比，见此情景，他的仰慕之情不能自已：“设计得如此精巧美观，简直非语言能尽述。”
1368年元朝灭亡时的一场大火，让这座曾被描述为黄金铸就的城市沦为焦土。明清时期，虽然留下了一些关于元大都的文献，但关于元大都的记载多是片断的，有些地方反而不如马可·波罗这个外国人描述得那样猎奇、全面而生动。
往后的700余年间，元大都逐渐湮灭。留存的文物太少了，古建筑太少了，史料太少了。
奠定了北京城骨骼和肌理
谁来寻找元大都往日的荣光？一位年轻学者被推到了这一领域的前台。
1956年秋，徐苹芳调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今社科院考古所）。一有空他就到清华大学聆听赵正之等教授开设的中国建筑史课，由此结识。1957年5月，赵正之教授作为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负责人，率队踏查元大都遗迹，其中就有20多岁的徐苹芳。
那时，赵正之一直试图弄清一个问题：举世闻名的元大都是否还“活”在现存的北京中？
赵正之注意到，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街巷横平竖直，这种规整的街道布局，究竟是明清时期形成的，还是在更早的元大都时期形成的？经过文献研究、现场踏勘，赵正之认为，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是元大都的旧街。
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海棠花溪”。图｜图虫创意
他还提出，元大都的中轴线即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在北京城市史研究上，这是一次重大突破，也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观点。
在北京的南北二环之间，横亘着一系列巨大的古建筑群。从南端的永定门城楼开始，一路向北，依次排列着正阳门、天安门、紫禁城、景山、鼓楼、钟楼等几十座平均年龄500余岁的元明清建筑，总长度达7.8公里，这就是北京的中轴线。
然而，这条中轴线与明清北京城的几何中线并不重合。
明清北京城与北京二环路内的区域基本吻合。从地图上，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从西二环复兴门到天安门的距离，明显大于从东二环建国门到天安门的距离。也就是说，北京的几何轴线在“中轴线”以西，即今天旧鼓楼大街一线。
两条轴线的出现，引发了后世很多争论，其中一个话题便是史学界、考古界争论不休的“元大内”也就是元代的宫城，修在哪条轴线上。
一种观点是，“元大内”以及大都的核心建筑群，建在旧鼓楼大街一线上，也就是北京城的几何轴线上。
清乾隆时期的《日下旧闻考》、近代朱偰的《元大都宫殿图考》、侯仁之的《北平历史地理》等，均支持此观点。其论据来源于《春明梦余录》，该书记载，明永乐十五年，在旧宫殿东边一里的位置，建造了新的宫殿。
赵正之对《春明梦余录》中的这句话作出进一步分析，大意是：很多人都认为“旧宫”指的是“元大内”，但在明永乐十五年修建紫禁城时，元大内早已拆除，所以旧宫不是指大内，而是指朱棣未上位时的“燕王府”。
赵正之还推论说，假设元代的中轴线在旧鼓楼大街沿线，那么由此向南延伸，经过中山公园的五色土，而五色土南侧有一片古树林，其中很多古柏直径都在2米左右，应为金元时期栽种。
如果中轴线在此，那么，这些古柏会将中轴上的千步廊阻断，因此元大都中轴线不在这个位置。
赵正之断定“元大都中轴线即明清中轴线，二者相沿未变”。此观点刚提出来，就被戴上了“大都中轴无用论”的帽子。
1960年1月14日，梁思成在工作笔记中记录了学生赵正之的发言，同时记下了学生莫宗江的感叹：“‘没有考虑’许多东西。完全从文献出发。”他还说出了自己心中的不平：“大都中轴无用，想不通。”
1962年，赵正之患肺癌，无力写出他的研究成果。在考古大家宿白的建议下，徐苹芳每周到医院一次，记录赵正之的口述，历时两个月。“他说话，声音都哑了，”徐苹芳先生曾对《城记》作者王军回忆，“他也实在没力气了，秋天就故去了。”谈及自己对北京城的研究，徐苹芳一再强调，他的研究是在赵正之基础上完成的，“只有赵正之先生的文章出来后，我才能讲元大都的事儿”。
虽然赵正之的遗著迟迟未能发表，但他提出的问题和引发的争议，一直萦绕在徐苹芳心中。怎么去证明赵先生的观点呢？答案看似简单，文献不能解决的问题就通过考古去寻找证据。但麻烦的是用专业术语讲，元大都叫“古今重叠型城市”，并无发掘先例。
胡同保留着大都肌理
此前，古城遗址一般都位于乡村旷野，可大开挖。但元大都的情况太特殊了，它有2/3的面积压在北京城下，不可大开挖。
元大都遗址公园。图｜图虫创意
对古今重叠型城市进行考古，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方法，这对于中国城市考古学而言，意义太重大了。如果找不到适合的方法，就等于将很多有叠压关系的历史名城的考古放弃了，而唐宋以后城市往往都是古今叠压，都有这个问题。
元大都虽然棘手，但让徐苹芳感到幸运的是，它不是完全重叠的。元大都北部约1/3的部分，在明初废弃后变为郊野，直到20世纪50年代，北二环外大部分土地仍为农田菜地，“一个楼都没有”，这给考古保存了很好的场地。
1964年，由中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现北京市文研所）联合组建的“元大都考古队”成立。当年不到30岁、日后成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徐苹芳担任队长。面对北京二环外的荒郊旷野，他该从哪里入手呢？
当时，北京城内街道的分布，基本是在南北向主干大道的东西两侧，等距离地平行排列着胡同。东西向平行的胡同，作为主干大道通往居住区的交通网络，快捷便利；胡同路北的四合院，向阳背风，少有噪声。
徐苹芳意识到，“（以古代的建设能力）要彻底改造原城市中的街道系统是十分困难的，一般都是沿用旧城街道，明清可能也是如此。”
为了证明北京仍保留着元代的城市肌理，他率领的考古队首先在明清北京城的北城外（北二环外），元大都土城墙内的东北部，即元安贞门（今北土城小关）南北大街以东、元光熙门（今和平里东）东西大街以北的范围内，用洛阳铲钻探元大都的街道遗迹。
蒋忠义是当年的考古队员，他回忆，幸亏元大都是在旧城（金中都）外平地拔起的新城，通过洛阳铲带出的土层，很容易判断哪里是路，哪里是建筑。“元代土层就在地表以下一米多，如果提上来的土如同苏式月饼皮，是一层层薄薄的小碎层，这种土即路土，说明这里就是元代的胡同。”
“一米一个孔，足足钻探了3年。”这样的钻探工作，从二环外延续到北土城城墙，挖出22条已经埋入地下的胡同，胡同之间的距离为79米。而在北京内城的朝阳门（元齐化门）至东直门（元崇仁门）之间，也从南向北排列着几乎一模一样的22条胡同。经过全面的考古钻探加上多方考证，考古队基本上弄清了元大都街道的布局：九纵九横的大街构成元大都的主干道，全城应有东西向胡同88条，彻底改变了唐长安城的方块里坊制街道系统，是开放式的街巷。
“元大都模仿宋的汴梁城，采取了新的模式。”蒋忠义等研究者认为，没有坊墙的开放式街巷是大都最重要的特征，两种不同布局形式的城市规划，代表着中国社会历史的两个阶段。
“一个城市的街道规划布局，犹如一个人的骨骼”，本着这一思想，徐苹芳在弄清街道布局后又对阻断街巷的一个个“框子”，也就是大建筑群的边框，加以整合分析，从而论证复原出了元大都的平面布局。
备受争议的元大都中轴问题，徐苹芳也从道路入手，找到了解密的钥匙。
在《考古》杂志上，他发表了非常可靠的证据：经过钻探，在景山以北发现的一段南北向道路遗迹，宽达28米，即是中轴线上大道的一部分。这说明：“元大都全城的中轴线，也就是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
单士元在《故宫史话》中提到考古队1964年对故宫进行的钻探：“在文华殿和武英殿取出的土方证明，在两殿的东西平行线上应是元代皇宫的金水河，从景山和地安门桥等地所得资料证明，‘元大内’的中轴线就是明紫禁城的中轴线。”
综合来看，支持“元大内建在旧鼓楼大街一线上”的著作成稿时期较早，依靠的是古籍文献上的“一言半语”。而支持“元大内建在明紫禁城中轴线上”的学者的论证多在考古队成立后，证据是经过科学的勘察、测量、计算得出的。
《周礼》中的理想都城
连街道都追求完美的元大都，为什么没把皇宫建在几何中线上呢？这还要从元大都的营建说起。
市民在元大都遗址公园锻炼。图｜图虫创意
1260年，忽必烈意欲迁都燕京，但金中都因种种条件“不符合要求”，最关键的是，千年来北京最重要的水源地——莲花池，水势已越来越弱，成了涓涓细流。
一座全新的都城，必须符合统治者“逐水而居”的理念。于是，金中都东北方向的大片水域就成了首选之地。
作为元大都的总设计师，刘秉忠在元大都的设计上将传统汉文化的精髓，诸如《易经》、《周礼》、“天地人”等理念融入其中，而“天子居中”则是众多礼法规制中最为基本的，势必成为这位总设计师考虑的首要因素。
为此，刘秉忠首先在大片水域的最东边画了一道南北轴线，宫城以此为轴，又在轴线上建中心台，以此为几何中心，向东西南北各方向进行城建的尺度控制。虽然在此之前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也有类似的方式，但元大都的精密程度，无疑是跨时代的。
元大都示意图。
有学者发现，当时的城市建设中已经刻意纠正了地磁偏角。地磁偏角是磁罗盘南北极和地理南北极的微小偏角，元代人不但发现而且纠正了。在城市具体的布局中，他们还测设了基线和水准点，其实就是把严密的规划图在地形复杂的场地内放线，进而实现。
源于周、成书于汉的《周礼》，在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中备受尊崇。《周礼· 考工记》曾描绘理想首都的面貌，写道：“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大意是，工匠建造首都，九里见方。每边开三座城门，都城中有九条南北大道、九条东西大道，每条大道可容九辆车并行。宗庙要放在东面，祭祀土地的社稷坛要放在西面。宫殿的朝堂部分要在南面，市场设在北面。
但在元代之前，中国没有一座都城真的按照《考工记》中的布局要求来建造，忽必烈建造的元大都却基本实现了这个几千年来的城市理想布局。
新建的大都，平面呈长方形，周长28.6公里，面积约50平方公里，是金中都的2.5倍。虽然比“方九里”大出很多，但城市的东、南、西三面按照《考工记》的描述，各开了三座城门。
北面虽然出于风水考虑，改成了两门，但仍然呈对称布置。大都内道路通达宽阔，绝大多数都符合“经纬”之制。
大都的宫殿、主要衙署集中在城市南部，从城市的正南门至中心台一线，巍峨宏丽，堪称大国气象，对应着《考工记》的“面朝”。皇城的北面，是一个叫“积水潭”的大湖（包括今什刹海和积水潭，但面积更大）。这里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周边码头众多，市场林立。这就是所谓的“后市”。
太庙设置在城市东面的齐化门内，社稷坛安置在西面的平则门内，正好是“左祖右社”。至此，《周礼》对理想都城的描述，几乎都一一实现。
显而易见的“闪失”
不过，元大都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闪失”——中心台并没有在城市的几何中心点上。这是为什么呢？
史料记载，当时元大都的施工顺序为：先营建宫城，后筑造皇城及大都的城墙。宫城部分施工即将结束，大都城墙施工开始时，才发现东侧城墙地基松软不宜施工，只好修改方案，进行西移。
此时宫城营建已近尾声，无法跟随修改，况且整座宫城的西侧即是太液池，西移也没什么余地。最终，大都东墙建在了设计位置以西200余米的地方，致使整个大都的几何轴线随之西移了129米。大都东墙的西移，导致元大内被阴差阳错地置于“非中心”位置上。
1274年，齐政楼（元代鼓楼）建于城市的几何中心点上，中心台的位置则建起了标志性的中心阁（今鼓楼北）。于是，元大都有了两条轴线：北城，在城市的几何轴线上建钟鼓楼；南城，中心阁向南延伸串联起大都的御苑、大内和丽正门。
元大内不居中，也影响了后世的明清两朝以紫禁城为主的一系列皇家建筑，皆在这条不居中的轴线之上。明永乐年间，钟楼、鼓楼挪到中心阁旧址的一前一后，中轴线向南延伸至永定门，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中轴线。
元代的中轴遗存，唯一可寻的，就是今天地安门北的万宁桥。它跨在什刹海流入玉河的河口处，曾是元代大运河漕运中的最后一道闸。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提出，元大都的规划设计，既考虑漕运方便，又考虑将今天的北海、中海纳入城中。在刘秉忠主导下，在今万宁桥的地方，紧挨什刹海的东岸，确定了一条自北而南的中轴线。可以说，万宁桥就是元大都的设计起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万宁桥逐渐破败，河道湮废。
万宁桥。
2000年，整修中轴线上的基点时，重修万宁桥，意外地在桥下挖出了6只龙身龙爪的镇水石兽，都是元通惠河旧物。那年，侯仁之的90岁生日也是在万宁桥上过的。
在万宁桥东，卧地巨石上有徐苹芳亲题的“通惠河玉河遗址”。玉河，在元代曾是通惠河的一段。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北京市共有两处河道和两处遗产点入选申报名单。其中，河道就有玉河故道，万宁桥、东不压桥两个遗产点的位置也在玉河故道上。
为了再造玉河，2007年7月22日下午，86岁的谢辰生偕同79岁的徐苹芳，顶着烈日，赶到御河改造工程指挥部，规劝对方不要进行大规模的拆建改造，使对方深受感动，认真向上级做了汇报，改造计划终于得到修改。
发现和义门轰动一时
1969年，元代的瓮城被发现裹在明朝的西直门箭楼里。这座小城门楼子的样子上窄下宽，呈斜坡状，洞门口上有“和义门”3个字。
当时派来测量的只有两人，黄秀纯是其中一位。他刚刚接触考古工作，就被派到工地，协同中科院考古所的郭义孚测绘这个小城楼。他说：“考古工作本身就很枯燥，加之偌大的城址只有我们一老一小，就更显寂寞了。”
测量时，黄秀纯发现，和义门城门洞用砖券砌筑，木门已被拆去，仅余半球形轴承“铁鹅台”和门砧石，门上还留有1米多高的城楼残壁。
这一保存良好的元代城门，为我国建筑史的研究增添了重要的资料。比如，“铁鹅台”形制和宋代《营造法式》上完全一样，为考古发现中仅见的实例。防御火攻的灭火设备，也是独一无二的。
这在当时也是轰动全国的重大考古成果，梁思成的第二任夫人林洙在《梁思成、林徽因与我》里写道：
当思成在报上看到拆西直门时发现城墙里还包着一个元代的小城门时，他对这个元代的城门楼感到极大的兴趣。
“你能不能到西直门去看看，照一张相片回来给我？”他像孩子般地恳求我。
中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纪念郭沫若时说：“郭老听到这消息后，曾两次兴致勃勃地前来现场，登临那高达二十多米的城门楼上，还细察城楼南壁上的元代至正年间的墨书题记。”
和义门瓮城是怎么包在西直门里的呢？这还得从元代的城墙和城门说起。
元代的城墙都是由夯土制成的，外面没有包城砖，由于北京夏季多雨，土城墙容易倒塌，因此专门抽调军队，负责收割芦苇、编织苇席，每年入夏以苇席覆盖城墙墙体，民间俗称“蓑衣披城”。
元朝末年，元顺帝要求京师十一门都改成瓮城，造吊桥，借此负隅顽抗，阻止农民起义军进攻。从和义门瓮城的发掘来看，当年工程质量极差，甚至连地基都没有做。
明初改建北平城时，徐达南移5里建了北城墙，和义门成了北平城西北门，沿用了60余年。正统元年（1436年）明英宗命宦官阮安等监修京师九门城楼，正统四年完工，修建时利用和义门原有的门洞，将原瓮城压在新建的瓮城之下。
关于和义门的结构、规模，史籍记载很少，仅在《马可·波罗行记》中有记载：“每门之上及城角之上，均有宏丽之殿。”
20世纪80年代，古观象台维修时，蒋忠义负责考察，他发现台下的元代夯土基础与曾经发掘过的元大都东北角角楼的几乎一样，因此断定古观象台在元代就已经有角楼了。
可见，马可·波罗的描述基本是对的。
马可·波罗是个文盲，他在狱中讲述，由别人记录，难免有夸张、错漏之处。但元大都的很多细节，已经为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所证实，真实性愈来愈取得人们的共识。如果马可·波罗地下有知，当会为洗脱不白之冤而快慰吧。
文 | 北京日报特别报道部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中国国家历史又双叒叕上新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