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傅雷、郑振铎……从金山张堰人姚光的日记中读出半部近现代史

  上海市金山区档案局前厅的文献展,一排玻璃柜下展陈着有些泛黄的日记手稿、照片、图书……一张黑白照片尤其惹人眼目。那是一张拍摄于1937年10月22日上海的结婚照,新郎身着中式长袍,手托黑色礼帽,新娘则手捧鲜花,一袭西式白色婚纱曳地。

  在那个年代拍西式婚纱照,必然是富足之家。照片上的新郎是姚光,此时已年届四十有六,瘦削,甚至显得羸弱。这是夫人王粲君1933年去世后,姚光的再婚。姚光在1938年的日记中回忆,“余于去年十月二十二日即阴历九月十九日与徐氏颖生行婚礼”。夫人徐颖生生于1908年,是一位独立的新女性,结婚前在同德医院当护士。

  姚光(1891—1945年)是我国近代学者,江南知名藏书家,南社第二任主任,14岁开始写日记直至去世前,他的34本日记由后人捐赠给金山区档案局,日记内容有日常、政治、经济、人文各个方面,是研究南社、国学和地方史的宝贵资料,2021年入选第三批上海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22年又成功申报国家重点档案专题保护开发项目。姚光文献展展出了姚光部分日记,记录了他与友人弘一法师、陈陶遗、黄宾虹、傳雷、邵力子、郑振铎、柳亚子、白蕉等人的往来,编写《金山艺文志》、召开张堰图书馆董事会、九·一八后参与成立金山反日救国会、救济会,日军登陆金山卫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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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山区张堰镇新建路130号姚光故居,在秋天落日的光照中安静,沉默,赭红色墙体泛着柔和的光晕。这是建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的百年老宅,现在已辟建为上海南社纪念馆,是国内第一家全面陈列南社历史事迹的纪念馆。

  姚光故居是典型的清末民初江南民居建筑,一幢围合式大宅,也称“墙门屋”,硬山顶,沿房顶是一圈高墙。黛瓦白墙,门楼弯檐翘角,也是明显的吴越风格。楼体为砖木结构,二层,四进院落,颇为气派,沉着的老色调,又不失严敬、庄重。内设厅堂、天井、穿堂、厢房、后院等,房间很多,建筑面积达1780多平方米。这样的大宅院,显然是望族之家,门前抱鼓石更显示了姚家的社会门第。其实,这座清末宅院还兼有海派建筑特色,从保存相对完好的淡绿底色带图案的欧洲地砖,可以感受到当时“西风东渐”的文化影响。

  就在这座老宅,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家柳亚子、白蕉、高旭、高夑、费龙丁、周迪前等往来出入。黄宾虹到这里后,特作《怀旧楼校书图》,题“忆曩游秦山,道经张堰,曾访石子先生怀旧楼,藏书盈室,丹黄校勘,听夕不倦”。

  故居大门两侧的墙上,各有四个篆体字“温故知新”“里仁为美”,显示这是一个尊崇仁德的书香世家。仅在明清两朝,金山姚氏就有8人进士及第,17人高中举人,世代施济乡邻。故居的仪门匾额上有砖刻“重华世胄”四个字,姚姓是古姓,“重华”指上古时期的舜,姓姚,名重华。世胄,就是姚氏为虞舜后裔。

  姚氏先人原居住中原,宋朝时随康王南渡定居于江浙一带,姚南山(1275-1353年)是江南姚氏始祖,最先定居海宁盐官,后迁至平湖广陈,再迁华亭县吕巷乡南陆村。现在的金山区吕巷镇龙跃村三组还有“姚氏敦仁堂墓地遗址”,石碑在一片农家的菜地里矗立。后来,姚光十四世祖姚祚发又从南陆村迁到张堰,直到姚光。

  从姚南山至姚光一支,前后二十一世,从十五世起,姚氏族谱按“光大前业,垂裕后昆,积善余庆,百叶长新”排序,这几个字也被镌刻在仪门“重华世胄”的两侧。姚光按序排名为“后”字辈,名“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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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光那一代优秀知识分子,不只扮演着文化精英,他们血液里奔涌着中华千年传统文化,背负民族复兴的重任,坚持道义的追求与担当,竭尽“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关心国事,在世纪之交的迷茫中探求着一条适应时代巨变的生存之道,同时秉持着对自我精神与人格修养的重视和锻造。姚光无疑是尊崇这一传统文化价值和道德规范,并身体力行的典型。

  姚光7岁入私塾学习,后来进入大舅父高煌于1905年创办的秦山实枚学堂上学。姚光母亲是高煌的妹妹,高氏也是张堰秉承仁厚的书香大族。高煌曾中举人,却无意仕途,细心经营家业,捐资施善,福佑乡里。他和弟弟高燮(高吹万)的文学造诣被时人与苏轼苏辙相比。高家后辈更是人杰辈出。高煌的儿子高平子与姚光同是实枚学堂首届毕业生,他原名高均,因钦佩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字平子),自号为平子,后来和姚光一起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姚光因身体原因辍学回家,高平子继续求学,毕业后致力于天文学研究,他推算出周代北极星的正确位置,在学术界产生影响。他精通国学与法文,诗人雨果的爱情诗《赠彼姝》就是他翻译的。鉴于他的天文学成就,1983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高平子环形山”。“天文学家高平子纪念馆”现正在金山张堰筹建中。高煌和高燮两人的堂侄高旭(高天梅)是颇具革命情怀的近代诗人,第一批同盟会成员,同盟会领袖之一,与陈去病、柳亚子创立南社,名噪当时,而高燮曾被视为南社的精神领袖。如今张堰还存有高天梅故居遗址,只是当年的万梅花庐,只留墙额上斑驳的几个字,建筑已荡然无存,院中的两株150多年树龄的桂花树依然自顾茂盛生长。高家另一位知名人物是我们熟悉的华裔物理学家、教育家,被誉为“光纤之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高锟,他是高燮之孙。

  实枚学堂坐落在秦山村13组(今张堰工业区内)。“实枚”出自《诗经》,原意为结实的树干,这也是高煌兴学办校的初衷。一个多世纪的时光变换,实枚学堂已沉没在时间深处觅不到踪迹。这所高煌经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设有国文、修身、数学、中外史地、格致、博物、美术、卫生、体育、英语等课程,聘请的老师多是当时硕儒名师,像顾莲芳、俞贞甫等。老师当中也有接受新思潮的年轻留学生,给实枚学堂带去清新之风。首席教师(教导主任)叶漱润,辛亥革命时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松江军政分府顾问,他也是那个时代一位投身教育,关注家国命运,充满革命激情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样一所学校,少年姚光接受到最初的现代思想和革命启蒙,内心激荡着和他瘦弱的身体不相称的强劲热忱与渴望。

  年仅13岁时姚光就借文天祥的精忠抗元表明自己的反清立场,“我愿我爱国志士效之、实行之,则胡儿虽狠,不难犁庭扫穴矣”。我们看到一个高昂着头的青涩少年,略显稚气却意气风发的姿态。这篇《为种流血文天祥传》在当时的《觉民》杂志上发表,以后他又陆续作《新秋放歌》《题风洞山传奇》《哀秋(瑾)女士》等诗,表达他的忧国忧民。1907年,16岁的姚光因对清廷的腐败和丧权辱国愤懑不已,为自己取名姚光,号复庐,隐含光大传统文化、期待国家复兴的愿望。姚光故居三进门的马头墙上,有砖刻“复庐”二字。姚光字“石子”,他在所作《石子歌》中说,“石子,石子!在昔精卫含汝填沧海,娟皇炼汝补苍育……茫茫谁识此苦衷。”表达了他深切的爱国之情。

  1909年11月13日,表兄高旭(高天梅)与陈去病、柳亚子发起成立南社,成为辛亥革命前后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社团,影响长达40年。时年19岁的姚光第一批加入南社,是最早、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在此之前,他已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这一年姚光新婚燕尔,妻子王粲君也一起加入南社,成为南社知名的文学伉俪。

  王粲君早年肄业于上海爱国女子中学(上海第一座女子音乐体育学校),与姚光志同道合,姚光为其取号粲君。她翻译日本人古城贞吉的著作,1913年以《中国五千年文学史》为名由上海开智公司铅印出版。姚光还帮王粲君重印明吕叔简所辑《闺范》四卷,使这部刻于明万历年间濒临绝版的名著留传下来。姚光故居内的“七襄楼”是专为王粲君辟建的书房。

  姚光在南社刊物《南社丛刻》陆续发表诗文宣扬革命,姚光家也成为南社主要活动场地。故居后院有一棵姚氏先祖手植的百年桂树,挺拔茂盛,枝叶伸到墙外,那时的南社成员时常在这棵树下饮茶赋诗,交流商讨南社事宜。民国元年(1912)南社第七次雅集,姚光以人品和学识得到大家首肯,公推他为书记员。1918年,柳亚子辞职南社主任,社友推举姚光继任,历史上就有了“前有柳亚子,后有姚石子”之说。姚光接任后,曾在上海徐园举行雅集,社中经费不足,《南社丛刻》第21、22两期就是由他个人出资刊印的。姚光自始至终支持南社的创建与发展,品行修养在南社内外有口皆碑。

  国学广博精微,蕴藏着中华五千年历史中的智慧与精神力量,姚光一生致力于国学振兴,早年加入邓实在上海创办的国学保存会,民国成立后,6月,姚光与舅舅高燮及表兄高旭等人在张堰成立学术社团“国学商兑会”,定期出版《国学丛选》,姚光出任理事长,他认为国学是“一国精神之所寄”。民国肇兴,文化与学术精神重建,成为姚光等一批文人的自觉意识与担当,也是他们为往圣续学的学术承担。那时柳亚子、李叔同等在上海创办之文美会,因宗旨相同,并入国学商兑会。在1912至1930年近20年时间里,这个群体呈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铁肩风范。

  袁世凯窃国后,姚光深感“神州虽复,而依然豺狼当道”,1913年3月19日,与陈去病、高吹万一起到黄兴处,和宋教仁商讨反袁之事,期待国家能有光明的前途。民国元年(1912)5月,中华自由党金山分部成立,姚光首批加入,地址就设在姚家的厚生阳伞厂内。他引经据典阐述自由的精义,宣告自由党是“合一群之人而谋民生之幸福”。这些思想也影响到姚光后来的办学理念。6月,自由党并入同盟会,高旭和姚光分任金山分部正副部长。9月,同盟会改组国民党,姚光在1924年到1927年间担任金山县党部执行委员。

  姚光广泛结交海内外爱国人士,积极支持共产党员李一谔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革命活动,资助经费,提供活动场所,而其时,姚光并不知道李一谔的真实身份,他只是热烈地向往着这个国家在变革中迎来崭新的希望,真诚地帮助那些在风起云涌中奋进的志士。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柳亚子等人遭国民党右派通缉,姚光参加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拒不接受聘任。当营救被捕的李一谔等共产党人失败后,他愤而退出县党部。

  隐退后的姚光,依旧心怀家国,1932年淞沪抗战后,姚光就忧心日军会在金山卫登陆,他在撰写《正德金山卫志跋》时写道:“近者倭人寇我淞沪,倘在彼不得逞志,必云扰沿海。而卫当其冲,不知为政者,何以为御敌之计也?”姚光的担忧在五年后不幸成为现实。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11月5日日军登陆金山卫,11日上海沦陷。金山卫是海防要塞,明代四大卫所之一,《正德金山卫志》是孤本传世,以军制为主,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武备设置和防卫政策,1932年淞沪抗战后,姚光出资影印。他以赤诚的忧患之心,向世人告诫,金山卫“虽偏僻一隅,能控扼黄浦以南江浙间全局。得之足以前控大海,后扼浦江;失之则沪茸西浙,非我有矣”。

  家乡沦陷前,姚光担任金山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金山民众组织委员会征募处救济股长,宣传抗战,并尽自己的力量给予物质支持。淞沪会战时,姚光滞留上海,任金山旅沪同乡会监事,同时埋首著述,编辑了《复庐文集》,与挚友郑振铎等搜罗各种珍本文藉,避免战争中遭遇损毁,或流失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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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读书人、藏书家,姚光一生沉迷于书籍,自称“书淫”,并刻有“书淫”藏书印章。1927年后,他一面致力家乡公益建设,一面不惜巨资继续收藏古籍,整理乡邦文献,其中包括明代崇祯刻本《松江府志》、康熙本《吴江县志》、乾隆原刻本《震泽志》、清代朴学家张啸山日记手稿、清代算学家顾观光(尚之)手稿、《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各家批校本等。1931年,姚光以二万五千元收购明版志书数十种,其中崇祯版《松江府志》系国内孤本。他将藏书楼命名为“怀旧楼”,后又取名“重华书库”“复庐藏书”,到抗战前所藏图书达三百多箱、数万卷之多。金山沦陷,藏书遭日军损毁,他心痛不已。抗战期间,避居上海的姚光经济状况不再如以往,还是节衣缩食,收购了《张啸山日记手稿》《顾观光手稿》、李日华《恬致堂集》以及各家批校本《史记》《汉书》、田篑山批校《五代史》、陈眉公评本《西厢记》等。他刻印“历劫不磨”,将在沪藏书盖以“姚光劫后所得”之印。

  1950年5月,姚光5万余册藏书由后人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其中有诸多稀世珍本、善本、海外孤本。5月31日《解放日报》报道此次捐赠,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撰文予以嘉奖,其中有“心量之广,择术之慎者,洵足以树则于故家嗣裔也”。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最早的重大珍贵文物捐献,这种信任中国共产党新生政权的示范效应,在文化界乃至全国产生了极大的持续性影响。后来这批藏书转存于上海图书馆。

  姚光藏书是为保存传承国粹,他常和江南藏书同好交流传阅,还想方设法传录或集资刊印,使之广为传播。1925年姚光和徐积余、胡朴安等人共同发起“中国图书刊传会”,并与图书界朋友多次举办各种文献展。

  在金山档案局“姚光文献展”上,姚光之子姚昆遗先生表示,姚光珍藏的书籍是公共文化资源,藏书的捐赠,更是秉承了姚光“书以致用”“书是公器”的遗志。

  姚光藏书同时又为他读书、著书服务,他自称是“藏书者之藏书”,又是“读书者之藏书”,周大烈更是称他为“著书者的藏书”。周大烈娶姚光二妹竹修,是藏书家、国学家,祖上是著名江南藏书家周厚堉,新中国成立后,周大烈长期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做校订工作。20世纪90年代,他的后人将藏书近万册捐赠上海图书馆,2016年,又捐献1197册(件)给金山区图书馆。

  姚光有三个胞妹,竹漪、竹修、竹心,父亲姚裕谦极为开明,不只对独子姚光寄予厚望,还请塾师教授三个女儿学经史,习诗文。现在姚光故居,留有竹心的书房“盟梅馆”。民国13年(1924)姚竹心与高君宾成婚,成为高吹万的儿媳(竹漪嫁高君定),姚光编印妹妹诗作《盟梅馆诗》作为嫁妆,一时传为佳话。历经近一个世纪,这本线装书难得地保留了下来,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上去老旧,古朴,封面有些许残破,标价近四千元。

  姚竹修才情横溢,她还有一段堪比班昭“昭续固书”的佳话。姚光编著《金山艺文志》二十多年,数易其稿,1945年因病去世,完成八部中的六部,尚有“寓贤著述部”“金石部”未完稿。竹修带着丧兄之痛续编,几年后终于完成兄长遗愿,使这部专著成为完璧。《金山艺文志》属于《金山县志》的一个门类,系统梳理了金山地区从宋代至清代的学术脉络。

  姚光散文学韩愈、欧阳修,南社诗人、近现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胡朴安评价他的文字“简洁明净,得韩之骨,而无学韩者之粗厉;得欧之神,而无学欧者之沉晦”。

  立德、立功、立言是每一个士人孜孜以求的梦想,虽然实现路径不同,但都指向现实社会,同样是对政治的关心和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姚光对这“三不朽”更是有极强的身份认同。他曾自述家世说,“自明以来,世以德业文章显”,“说者谓云间之姚,几等于江左之王,人从有集”。在文学上卓有影响的除了姚光,金山姚氏中还有姚培谦(1693—1766年)和姚椿(1777-1853年),同是姚南山后裔,松江府娄县(今金山廊下)人,到十六世祖姚璋后分支。

  姚培谦被誉为汉宋兼采经学家、史学家、诗人、诗论家,字平山,一生著作丰富,自刻出版《春帆集》,校刊宋代刘克庄的《后村居士后集》二十卷,与松江徐是效同作《茸城蹋歌》,记载松江府一带的风俗习惯。他的《自知集》中《宋诗别裁集》是一部对后世很有影响的著作,《经史臆见》《松桂读书堂集》入《四库全书》存目。他深受方苞、沈德潜、纪昀等名流推重,和徐乾学、汪士禛等同为当时名宿。

  姚椿少年时就勤读好学,成为姚鼐入室弟子,多年钻研诗词文章,著作丰富,主要作品合辑为《樗寮先生全集》四十二卷,王昶称其文“义法高洁,和平醇雅”,洪亮吉称其诗“如洛阳少年,颇通治术”。姚椿编有《国朝文录》八十二卷,对保存一代文献,传播桐城文法,具有重要价值。

  前辈在望,姚光也是十分勤勉。在姚光故居,他读书写作的书房自题“自在室”。早在1907年,他就开始编写《金山卫佚史》,1919年开始20余年致力于《金山艺文志》的编著。1935年,姚光与丁迪光等发起组织金山县鉴社,编辑出版了第一、二期(即民国24年、25年)的《金山县鉴》。姚光一生著作丰富,后来其子姚昆群、姚昆田、姚昆遗编辑了《姚光全集》,作为国际南社学会南社丛书之一,2007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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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光故居有“敦仁堂”,来自姚家世代家训“敦仁树德”。姚氏以诗书传家而不衰,家道殷实且乐善好施,历代都以家训为宗,为官者也品行仁厚、清廉爱民,正是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的“道”。“道”的核心是仁——是仁爱,仁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姚光十五世祖姚参(1477-1525年)曾入南京国子监深造,曾中举人,任江西宜春知县时遭遇灾荒,他千方百计救济饥民,节省下自己十之九的茶贡杂费上缴赈灾。他立十限征粮,禁盐策骚扰,使百姓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当地传有歌谣,“宜春令,阳春改,不爱钱,民安静”。

  姚光高祖姚前绶和弟弟姚前纲,兄弟和睦,且都仗义慷慨。张泾河淤积严重,二人捐献巨资疏浚河道。兄弟俩还时常捐献茶米,接济乡邻。光绪十六年,燕地遇灾,孙曾辈们遵循家训赈济灾民,捐助绵衣裤一千套,朝廷特许建坊,奖“乐善好施”四字。

  姚光曾祖姚业勤,好学能文,因病没能参加乡试,但他精通绘画,能左右手珠算,性格和气仁善。道光二十九年发生饥荒,他和同里人倡捐施粥,咸丰年间,又与弟辈助军饷六千两白银。

  姚光父亲姚裕谦,字介山,光绪二十八年任户部员外郎,不久就辞归故里。光绪二十九年,又被金山县令委任为团防局董,虽没多久就谢职,但仍热心地方治安事务,时常捐资金山公益事业,成为有口皆碑的地方士绅。

  姚光虽世传丰厚家产,济世助人成为寻常事。至今生活在张堰的姚昆渝,是姚光的堂哥之子,老人回忆说,姚家在张堰有“姚半镇”之称,但姚光从来都很温和,经常帮助人。

  姚光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青少年时期就写过一篇《金山农民疾苦调查记》。1917年,姚光参与筹备开浚张堰的骨干河道张泾河,担任财政管理员,他筹集资金、组织民工、沟通商借机器,无不亲力亲为,个人捐款是张堰镇之首。1923年后又继续开浚沈泾、小桥河、东市河、山塘、旧港、惠高泾等。1920年饥荒,米价飞升,他全力组织平粜,将自家存米250石捐作平粜,售出的钱款再购米平粜,辗转反复共平价粜米达1000余石。1925年,他又主持张堰济婴局。

  姚光在多方面扶助家乡建设,1907年,与高旭、何宪纯等一起创办钦明女校,这是张堰第一所女子学校,开地方风气之先,他任文史教员,亲自编写《金山乡土地理教科书》。为培养师资人才,民国13年(1924),又参加创办松江、青浦、金山等七县女子师范学校。次年与高君定、高君介等创办张堰图书馆,亲任馆长,馆内所有开支均由姚光负担。姚光有胸襟,有大义,有情谊,晚年寓居上海,发现很多朋友向他借钱的借据竟装满一箱,随后将所有借据付诸一炬。

  蔡元培曾在《中国人的修养》里写道:“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一生之品性,所谓百变不离其宗者,大抵胚胎于家庭中。”姚氏一脉以深厚的传统文化与道德意志赋予家族以强大的生命力,在世易时移,时光铺展中,以无穷的景深映照了一方水土,也映照了他们所在的时代,并辉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