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间诗会回顾｜语言竞技下文本进化的可能

时间：2022-11-23

　　原标题：云间诗会回顾 | 语言竞技下文本进化的可能

　　诗会主题：语言竞技下文本进化的可能

　　诗会介绍：高校联合诗会之云间诗会已于11月6日在线上成功举行，本次云间诗会是由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香港都会大学待秋诗社、四川师范大学我们诗社、上海外国语大学上外文学社、山西大学北国诗社、河北大学上谷诗社、山西大同大学雪野文学社等七校社团联合举办的一次诗歌讨论朗读会，诗会分为“主讲环节”“朗诵环节”“交流环节”三个部分，现将“主讲环节”中七位主讲人的发言稿整理编发出来，以示读者。

　　诗会主持 | 陈辉

　　不同于哲学研究领域在20世纪初所发生的语言学转向，通过涤除语义的模糊含混以求达到真理的唯一确定，当代诗歌自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关注语言本身，并于1990年代成为一种流行的风气。在追求深刻的修辞、精致的语法与词与物的多维关系的过程中，诗人在不断尝试打开语言的多种可能以完成诗歌文本的增殖进化。或认为语言的翻新实现了自我认知的突破、现实的深刻把握与诗歌边界的拓宽，或认为语言的竞技在文本繁殖与自我细密化中暴露出一些封闭、限度与狭隘，也或认为两者兼而有之，喜忧参半。语言的翻新竞技是否带来文本的进化呢？也是我们召开此次诗会和邀请各方参与评论的目的。

　　五四文学社 | 刘博文

　　语言的翻新竞技确实带来文本的进化。首先需要阐述语言的竞技本质上是在个人层面上发生的，具体体现为停留在某一种舒适场景、词汇系统的写作，这样的文本繁殖和自我细密化带来的结果就是大量重复作品。就算这些作品重复，我们也不能说它们是封闭狭隘的，它们更多是一种纵深。实则是一种进步或翻新，如题解中所说的“现实的深刻把握”。再者，考虑诗歌的进化趋势需要顾及所有诗人、顶尖或代表诗人、一个诗人所有时期的所有作品。在这样的考虑范围中，语言的竞技并不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论述了语言的翻新竞技其实等同于语言的翻新，且从历史角度来看语言总是翻新、拓宽的，在新形式和表达方法在不断更新之后，我们就要着眼于文本的含义了。文本包括语言本身、内容和其表达的效果。如果采取结构主义的观点，语言是对现实的切割；语言等于现实，且内容可看作是对现实的直接（一级）唯心反映的话，可以论述得到内容等于现实等于语言。所以语言的翻新自然带来文本进化。最后，诗歌语言不同于其他体裁文学作品的语言，它是可以达到超脱语言本身的效果的。你可以不理解一首诗、无法解读其含义，但你依旧能受到震撼，或感受到它的美。这就是诗歌超语言的效果，而这种效果自然也是以语言为基础的、是语言翻新的结果。综上所述，语言的翻新竞技必然带来文本的进化。

　　（刘博文，笔名姆斯。00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现任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社长，曾出版诗集《耳鸣》，作品刊于《青春》《江苏散文卷》等。）

　　雪野文学社 | 李瑜鸽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语言竞技下文本进化的可能性，追本溯源，当代诗歌语言的新变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韩东提出“诗到语言为止”，学界以及诗坛对此众说纷纭。我认为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是：把语言从一切功利观念中解放出来，摆脱当时盛行的概念化语言，回归语言表情达意的最初状态。从而创作出语言与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之间形成言辞意义上的和谐对应关系的恰如其分的理想诗歌。

　　在各种文体之中，诗歌一直是开风气之先的，诗歌总有着某些尖锐性和先锋性。同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散文、小说、戏剧等。毫无疑问，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人可以引领语言但不能决定语言。在诗歌创作中，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神秘性给予了诗歌语言极高的艺术魅力。诗人所能做的是努力使语言更具生发性和可塑性，展示语言的丰富神奇的魅力，使诗歌文本更具张力。它开拓着语言体验上的不同可能，这些新颖的技巧手段，更好的利用了语词增强表现力，和读者生发共鸣，也拓宽着诗歌的内容和表现力。

　　当代诗歌在发展过程中主要表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一、从朦胧含蓄到语言直白。受传统诗学影响，现代诗歌在写作时十分注重意境营造，出现了流行一时的朦胧派，这些流派确实打破了当时诗坛的沉寂，出现了舒婷、北岛、顾城等诗人和不少好诗。但后来有人却过分追求虚幻，写出的诗歌晦涩难懂。所谓物极必反，于是一种近乎白话的诗歌兴起，于坚就是这类白话诗歌的代表；二、从意境营造到散文化，当代有一些“叙述现代特征"的小人物、普通人的诗歌，语言更侧重口语感受性、具体动作性、叙事性，注意散文、戏剧、小说的因素与诗性的结合。这种诗歌是非历史的，具有口语化和世俗精神，比如张二棍的诗歌；三、从整体结构到拼贴结构。在对西方诗歌的学习中，诗歌在文本的解构中实施了拆分、拼接、镶嵌、移置等手段，平面化、零散化与非逻辑化在中心被消解，意义被悬置后，一切便自然走向平面化、零散化和边缘化，它并非整体性的，而是紧张的、破碎的、与自身矛盾分裂的；四、从抒情哲理到寻常生活，诗人从当下的生活状态出发去寻找诗歌的直觉，诗歌主题从国家、时代、大文化转向了个人、地方、家以及日常生活，所有这些变化都与当时的时代息息相关。

　　在诗歌语境中，诗人将主体让位于语言，以语造境，通过语言的增值狂欢去显现世界和人自身的超验性，从而进行突破。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行为让诗人陷入了一种不自主的语言失控，即作者的思想受到了语言的牵制，最终诗歌文本和诗人内心思想情感出现了偏差。落入了“以词害意”的陷阱，反而不利于诗歌的表达。另外，过于强调诗歌写作的技艺，甚至给诗歌创作提供规律路径性的规范，这种教条化实际上会使诗人落入语言的陷阱。它侵蚀着诗人的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用这样的方式写作出来的诗歌几乎脱离了诗人的生活和诗人本身，甚至脱离了诗人背后的时代环境，无法引起广泛意义上的理解思考和共鸣，诗歌仅仅成为了诗人自我陶醉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诗歌的自由意志由此丧失了。

　　综上所述，在写作时各种形象在诗人脑海里纷至沓来，他必须有所选择，用心地去捕捉最贴切、最能反映心灵和情感的形象。再用适当的语言去锁定形象，只有当语言形象契合内心情感和比客观现实更真实的那种状况存在时，才可以说写出了一首优良的诗。语言的翻新确实带来了诗歌文本的进化，但是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在进化的同时，语言竞技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在当下，我们在诗歌创作中，除了不断寻找路径优化创作，也应该进行反思，找出诗歌在创作中的缺陷，才能为我们的创作探索出一条更为积极的路径。

　　（李瑜鸽，女，00后，河北衡水人，现就读于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大同大学雪野文学社第26届社长，大同市诗歌研究会会员。）

　　上谷诗社 | 周康平

　　对这个题目我大致以为在谈论语言和诗歌的关系。简单谈一点我自己的理解。所谓“语言的翻新”，我姑且理解为新的语言。我的研究对象是日本诗人宫泽贤治，当然大家可能更多读到他是作为一个童话作家，这段时间一直在翻译宫泽贤治的诗歌，一方面因为现有的中译本让我很困惑，另一方面也作为一种语言的练习。宫泽贤治身上有很多标签，比如佛教徒，农学生，早夭天才等。在他的诗歌里就有可称为新的语言，这些名词或诸概念，其实都有一种新的含义与解释，这是否可以看作一种进化呢？宫泽贤治是特殊的，这一点也命定似的使得他在文学史中被单独叙述。不归属任一派别，在北国自吟的修罗诗人。

　　以《碳化仓库》这首诗来说，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碳化这个科学概念并未在诗歌之中出现，我们只能读到一名行走在雨雪寒夜的旅人的辛酸。此处的碳化大约指的是诗人所越经的蛇纹岩峡谷，这首诗和《钴山》有相同的背景，是诗人旅经岩手水电站写作的。蛇纹岩通常伴生有着丰富的矿藏，这样的“碳化仓库”可以说是支撑日本迈向近代之途的“武库”。显然贤治比起歌颂，更加觉得此处的可疑。

　　カーバイト倉庫

　　まちなみのなつかしい灯とおもつて

　　いそいでわたくしは雪ととの

　　をでてきましたのに

　　これはカーバイト倉庫の軒

　　すきとほつてつめたい電燈です

　　（どきのみぞれにぬれたのだから

　　巻烟草に一本火をつけるがいい）

　　これらなつかしさの擦過は

　　寒さからだけ来たのでなく

　　またさびしいためからだけでもない

　　（一千九百二十二、一、一二）

　　碳化仓库

　　想起街道上令人怀念的路灯

　　我急匆匆穿越覆雪的

　　蛇纹岩峡谷

　　这碳化仓库的屋檐下

　　悬着一盏透澈的冷光灯

　　（薄暮时降下的雨雪打湿了衣服

　　无可奈何地点了根烟）

　　这令人怀念的摩擦感

　　不只因这突然袭来的寒冷

　　也不只因这忽上心头的凄凉

　　（1922.1.12）

　　コバルト山地

　　コバルトののなかで

　　あやしい朝の火が燃えてゐます

　　のきり跡あたりのです

　　たしかにせいしんてきの白い火が

　　水より強くどしどしどしどし燃えてゐます

　　（一九二二、一、二二）

　　钴山

　　今早钴山的冰雾间

　　一团奇异的火燃烧着

　　在毛无森山脊的方向

　　的确在今早有一团白火

　　比水更强烈地熊熊燃烧着

　　（1922.1.22）

　　科学新语言固然带来理解的困难，但解读的乐趣也确实存在。但是这种解读是否接近诗人本意，答案不得而知，也并不必要。《大盗》中的骸骨星座并不存在，而草下秀明考证认为骸骨星座是星座的骸骨，是黎明时分天际残存的星座痕迹。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毕竟在诗行中充满了科学的、宗教的词汇，也必然有着多重的解读空间。

　　（周康平，老二次元，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

　　上外文学社 | 陆铭晖

　　我看到题解提到“哲学的第四次转向”问题，也就是“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问题，这个东西是紧贴着语言发生的。因此，我对题目的理解可能有点狭窄，我认为诗歌的“语言竞技”本质也就是诗歌文本在语言形式上的变动。“打开语言的多种可能”即形式探索。

　　与先前几个社团的发言内容不同，我认为语言竞技是关注语言本身的。换言之，它打破的并非社会、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而仅仅是言语生成的秩序本身。如同绘画上的抽象画派是对图像语言的再构建一样，从这个层面上看，我对“语言竞技下文本进化的可能”持一种喜忧参半的态度，总体有两大方面。

　　我个人专业是语言研究，文学创作方面的偏好是短篇小说，诗歌读写得并不多。照理来说对这个问题没什么发言权，但是大家都知道，现代主义之后，小说文本已不可避免地在“流”起来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你可认为小说在逐渐向诗歌语言的形式靠拢，它们之中发生的语言变化其实是很相似的，就是把先前已然闭合的、结茧的语言形式在各个层面加以变乱，以此拓宽文本的边界。小说则会更倾向于叙事语篇方面。

　　这种变乱还有很多种叫法，或者叫“陌生化”更形象一点，根据我浅薄的专业知识，陌生化无非从语言的如下层面着手：音韵，语义，形态，句法，语篇。

　　在一门语言里，如上结构给我们一种业已固定的观感，尤其是被我们称之为“语法”的部分，好像它们是一种不可违逆的规则。如同结构主义语言学所认为的，语言即物之本身，而实际上，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后的语言学研究正在逐步舍弃这种结构主义观点，转而看向语言的认知问题，认为语言的产生是经历过一个过程的。在语言的创造到语言的固定之间，是人的使用固定了语言的形式。这也意味着，对语言形式的打破并非没有可能，打破意味着两件事：一、诗歌文本脱离传统语言形式的制约，转而寻求另一种依靠；二、这是一件很个人的事，因为这另一种依靠是取决于诗人的。

　　语言从诞生到成熟，是词与物的对应逐渐固定的过程。诗歌对语言形式的打破就像把语言推回至它的少年时代，新生于感觉的声音符号尚未得到固定，在那种漂泊不定的情景下，言语表达是最接近直观感受也最真诚的，换句话说，作者与文本的距离很短，速度很快。

　　同时，也是由于这个缘故，这种变化极度个人化，我并不是想说它们“狭隘”“受限”，恰恰相反，由于解除了传统语言形式的限制，它们至少在形式表达上是最为自由的。这种自由带来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语言问题：我们知道，语言功能的达成是被语言规则所保障的，那么陌生化对语言规则的打破必须要承担一定风险，即这种功能保障的失去。围绕诗歌，存在这样三个物体——作者、文本、读者，作者对自身感觉／概念的编码造成诗歌文本，文本再又读者进行解码。

　　作者－编码→文本－解码→读者

　　传统文本中，编码与解码是公用同一套语言规则的，而经了变乱的诗歌并不享有这一便利。作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是拉近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却很可能会变远，因为人们对词物的感知并不相同。其中，最有意思的问题是误读问题，很大程度上，对诗歌语言的误读也是造成其审美效果的因素之一。

　　除误读这个有趣的结果之外，语言竞技带来的最大问题还是理解的阻隔，一种打破了语言形式的言语成果。陌生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他人所理解，诗人对语言形式的打破应处理到何种程度，这是尚未确定的。

　　故此，我对语言竞技持观望的态度。而语言竞技带来的变化，与其说是一种“进化”，更像是一种“突变”。如同生物上老生常谈的进化论，经过突变后的文本必须受到阅读者的选择才能检验其价值，而这种选择必须通过解释来达成。这里存在一个无法避免的坎，“解读”意味着作者苦苦“陌生化”，但文本最后必在语言的观审下被翻译回传统语言，以此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显现。我们知道，形式上的改变并不使内容的分量发生变化，读者与突变后的文本进行的接触，一方面依赖这种“翻译”，一方面在业已被打破了的言语中，又发生着无限种可能性。譬如读者与内容之间的距离，读者靠近内容时的角度、速度、方向等等的不同。在对诗歌文本的评判标准中，这些东西的占比也是尚未确定的。

　　（陆铭晖，男，“〇〇后”小说写作者，2001年生，上海浦东人，现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学专业，参加上外文学社。）

　　待秋诗社谈炯程 | 路過、躍過與越過

　　（談炯程，詩人，書評人，自由撰稿人。香港都會大學文學碩士。曾獲第九屆復旦大學光華詩歌獎，首屆汩羅文學獎入圍獎，第六屆同濟大學三行詩大賽三等獎。入選第四屆長三角青年詩人改稿會，創辦待秋詩社、《待秋》雜誌社。）

　　上外文学社 | 杜鹃 | 绚丽的失落

　　非常感谢谈炯程的发言。关于你所提到的“理发师悖论”，我无法认同。我们在人民内部，为何就没有讨论人民的必要？难道波伏娃、伍尔夫等女性主义者们处于女性内部，就没有必要讨论女性了？照这个逻辑，我们处在诗人内部，还有什么必要讨论诗人。

　　无论如何，你是一个相当勇敢的人，至少在这一点上我要向你致敬。但同时，我也感到悲哀。当你自认为你像鸟的视角超越了Politics，“站在电线杆上低低地看到人们乌压压的后脑”，获得自由时，你只是把脑袋埋进了羽毛里。在能指垒砌的幻境中，你逃避了现实，并且欺骗了自己。世界上没有非意识形态的自由，你所认为的“越过”，实际上只是从一种正统的主流坠入异端的主流——这与你所说的“流亡”大相径庭。所谓的流亡应该拒绝任何主流，而非为了摆脱一种主流，投身于另一种主流。

　　你曾对我说过，你立志成为不为任何利益政党代言的知识分子，专注于文学本身。但我认为你作为一名诗人，并没有像诸如勒内·夏尔、保罗·策兰等人一样真正对（或者尝试对）语言进行颠覆与革新。我只在你的文本中看见能指的垒砌、语言的自我增殖，这些炫技的文字游戏给你的诗歌造成绚丽的迷雾，但拨开迷雾，呈现在我面前的却是空虚——过度的修辞带来的并非对现实的疏离而是逃避，最终造成封闭、限度与狭隘。试看为丰县事件而作的《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第一部分：

　　此刻扑克牌让半叠居民楼背过身去，

　　窝藏起红桃，洗牌时我们不复有她的声响。

　　一座山被埋进脚蹱，连带矿井与

　　淤青的堰塞湖爬满她的脖颈。

　　起始的一段，大致给出了Fengxian event的情景：被压制的舆情、当事人的失声、被刻意隐瞒的真相，以及那名女子脖子上惨无人性的铁链。“扑克牌”，这个游戏对象本身，既是发号施令的主体，也是被它身后权力操控的对象，与半叠居民楼相比，它轻薄得可笑，但它还是能够轻松地勒令庞大的群体背过身去，进而从容地藏牌，无视游戏规则，造成秩序与人心的混乱。而那个被窝藏的红桃，她脖子上的铁链被形容为“一座山”“矿井”“淤青的堰塞湖”——这些意象加剧着那条铁链的沉重，告诉人们，那一条铁链已不仅仅是一条铁链，而是对人的践踏、对法治与道德底线的践踏。但从诗歌本身的角度讲，我并不认为这样的修辞是成功的、有效的，这三个意象除却给人一种沉重感以外，它们与“铁链”的关联在哪里？并且，它们与前面“扑克牌”隐喻的关系在哪里？按照这种写法，我可以把“山”“矿井”“淤青的堰塞湖”换为“巨石”“溶洞”“红肿的大陆架”，只要是能体现出沉重感的漂亮意象，统统可以放进去。这样的吓唬人的隐喻是无效的，对一个现代文明社会而言，这条铁链就是最深刻、最耻辱的隐喻，在这条铁链面前，任何修辞都苍白无力。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追求深刻的修辞、精致的语法与词与物的多维关系从而试图创新语言本是诗人的使命之一，但语言只是媒介，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所承载的内容。20世纪语言学转向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不是意识决定语言，语言就是意识本身”，对语言的创新、颠覆实际上就是自我意识的创新、突破，在拓展诗歌边界的同时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新视角。一个有效的修辞就像一柄利剑，一击刺中问题的要害。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诗歌界，真正做到创新语言、颠覆语言的有几人？很多所谓的语言翻新，实际上只是学院派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那些数量庞大的隐喻、艰涩的长句子给初读者带来绚丽的眩晕，但是当我们从眩晕中缓过神来，仔细挖掘这些绚丽的文字时，往往什么也不能得到。这座由能指垒砌的堡垒被作者附加了过多的意义，而这些伟大的意义，根本就不是这些漂亮又唬人的句子所能承载的。当我们的诗人痴迷于如此的语言“翻新”竞技时，诗歌暴露出封闭、限度与狭隘也毫不奇怪。

　　回到谈炯程的创作中，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你的作品几乎无法体现出你思想中强烈的反正统意识，你书写的勇气被淹没在能指链的自我增殖中，就连事件本身的也在众多的技巧中被消弭了，最终使得你目前没有成为越过主流献身纯文学纯知识的知识分子、创新甚至颠覆语言的诗人，而是将写作作为能指的游戏的犬儒——虽然这完全与你的本意背道而驰。在这样的文字游戏中，你将头埋进了羽毛里，不是越过而是逃避了现实。

　　而对我而言，修辞永远只是诗歌的手段，而非本身；甚至诗歌要处理的诸多主题本身就拒绝修辞——因此我为期一年的大学生活和创作生涯也时常陷入巨大的痛苦——我深感自身能力的不足，除去使用修辞以外，我几乎无法写作那些事件，而这些被修辞化的事件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这个事件带给我的抽象感受（诸如恐惧、绝望等等）。在动荡的二十世纪中，米沃什曾经说过，在他身处的那个年代，考虑形式是一种奢望；而在人类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不逊于上个世纪的二十一世纪，我有什么理由用修辞回避时代？

　　我没有谈炯程书写那些事件的勇气，更没有直接书写的能力；我在近日为朋友黑辞所作的诗歌《寄黑辞》中，抒发了这种无力感：

　　那只鹤飞得这么高，它虚无的嘶鸣

　　像青春坠落后被人遗忘

　　这雪一般的羽毛，推动黑暗

　　从眼睑下延伸。逼仄的空间布满露水

　　我们间歇的愤怒

　　只带来剧烈摇坠的失落

　　窗外，黑夜

　　一根一根掉下来，强调着

　　规定与准则。我看见你高蹈的鹤

　　贴着积云穿行，它划开的幕布

　　被无数审视的瞳孔迅速占据

　　*本文仅针对观点与诗作，不涉及人身攻击

　　（杜鹃，00后，北国诗社现任社长。）

　　我们诗社 | 张丹

　　语言竞技下文本进化的可能。首先，一位诗人的语言竞技是不可避免的，从诗歌语言内部来说，可能意味着三个方向：一是和同时代人之间，二是与前代，也即是传统之间，三是自我的语言。每一位诗人几乎都不可避免地置身于以上几种语言竞技之中，并且从中发生了各种奇妙的反应。对于诗人个体而言，这种情况下的文本进化，可能是线性的，也可能是实验性和多元化的。

　　如果不考虑具体例证，我们很难仅仅在语言层面去考虑文本进化的可能，文本进化的终点或尽头。因为文本进化，不仅仅事关语言，也事关意义，并且两者是互相交织的。但如果我们只把文本进化的可能置于语言竞技下，这里本身就已经蕴含了一种纯诗的思维，一种封闭。而我个人觉得，这种思考，只能是文本进化的一个准备。为什么这么说呢？

　　撇开意义，在语言内部谈文本进化，我们很可能就把文本进化的目的单一化了或者取消了。语言竞技体现出的是文本进化的一种动力因素，但我在这里看不到目的。文本进化的目的，是值得思考的。我觉得当下的文本进化主要可能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纯诗，一个是更宽敞的形式。前者要求诗就在语言和形式本身，去除一切现实的和观念的杂质。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去思考，纯而又纯，无杂质的诗歌语言，真的有吗？后一种则恰好相反，它要求诗歌尽可能做好一切准备，用语言适应和围捕生命和世界的真相。也就是纯诗中非美的杂质。这样的目的下，文本进化到最后，是要能适应和抓住语言的真相，生命和生存的真相。

　　此外，我个人认为文本进化的可能在一定的逻辑之外，还有相当大的偶然因素。比如宋人欧阳修所言，“诗穷而后工”，这和现代不一样，现代会说，“诗人在穷图中反省到自我的命运，写出惊人的杰作。”古代就觉得诗人遇到人生窘境，就写出好诗。关键在于无论自我因素，还是外部因素，还是两者交织，这是一个偶然和机遇的问题，是每位诗人独一无二的命运。因此文本进化，很难说有一个终点，或是说忽然跃进了，就不会再倒退，这些都是无法保证的。因此，对我而言，语言不仅是竞技，还是冒险。文本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仅意味着进化，也可能是忽然降临的命运。

　　（张丹：生于1989年，四川遂宁人。四川师范大学文艺学在读博士。现居成都。）

　　*本文已经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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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 全国高校联合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