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一座城和一条江的记忆
1908年，15岁少年出门远行。
少年叫卢作孚。
他要去成都。
从嘉陵江边的合川到平原深处的成都约600里，像其他人那样，卢作孚也只能依靠双脚。十多天后，他终于走进了喧嚣的省会。
弹指间，17年过去了，已过而立之年的卢作孚重又回到合川。次年春天，在他主持下，合川城内药王庙里，随着一台柴油机轰鸣作响，夜幕下的合川亮起了第一盏电灯……
将近一个世纪后，我走近了那座古老的庙宇。高耸的青石墙上，杂草丛生；曾经气派的大门，被岁月侵蚀得斑驳腐朽。透过门缝，院中房屋半已坍塌，花园里，草木疯长，宛如洪荒未辟。
时间是最神奇的魔法师，它足以改变一切。点亮电灯照亮古城的人早就离去了。不过，在合川下游的另一座城市，以及嘉陵江及它注入的长江，卢作孚和他的传奇人生，依然是挥之不去的恒久记忆……
重庆北碚的嘉陵江（视觉中国/图）
民生启航
卢作孚纪念馆的前身是峡防局旧址，峡防局旧址的前身，是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文昌宫。
纪念馆门前，挺立着一株粗大的黄桷树，它既曾见证过文昌宫时代的超然，也曾见证过峡防局时代的忙碌。站在树下眺望，远处，嘉陵江蜿蜒而来。江心，便是北碚得以命名的那条石梁——古人认为“岩石随水曲折曰碚”，称为碚石；因其位于原巴县之北，故得名北碚。以后，北碚为场、为镇、为直辖市下辖区，溯其源，都来自长龙般伸入江心的石梁。
峡防局的工作虽然繁忙，但以常理度之，公余的卢作孚，也一定会像我们那样，站在黄桷树下向远方眺望。只不过，他眺望得更多的，或许不是石梁，而是石梁前方滚滚而来的嘉陵江水。初春的嘉陵江，还没迎来汛期，河水湛蓝且瘦，倒映着夹岸青山。从这里溯江上行，30公里外，便是卢作孚的家乡合川。
他在那里出生，他的事业也从那里起步。
合川城区的一条小巷里，一栋木结构小楼年代久远，那是卢作孚故居。不过，卢作孚的老家并不在这里，而在合川乡下。15岁那年，卢作孚离开合川远走成都。这个小学毕业不久的少年，他想通过蓉漂寻求出路。到了成都，卢作孚除在一家补习学校待了两个月外，再未进过其他学校。令人惊讶的是，他自学一年多后，竟开始招收学生以维持生活，并先后编著了多部数学著作——其中，《应用数题新解》于几年后公开出版。
回到合川之前的十几年间，卢作孚先后闯荡于成都、江安、泸州和上海等地，他一生中一以贯之的品性此时已展露无遗：好学，坚韧，善于思考，关注社会。十几年间，他加入同盟会，参与四川保路运动，受聘到中学教书，办报鼓吹新文化，投身少年中国学会，创办《教育月刊》……
1924年，已有相当社会知名度的卢作孚，受四川军务督理杨森之邀来到成都，杨森拟任命他为教育厅长。但是，卢作孚坚辞不就。他向杨森提出，创办四川通俗教育馆并任馆长。
在杨森支持下，四川通俗教育馆于成都少城公园建成。查阅资料时，我翻到一张老照片：一座刚落成的中西合壁的两层小楼，楼前空地上，新移栽的树木还未长出叶子，刚砌城的石板路面，闪着灰白的光。这就是当年的四川通俗教育馆。与那些低矮破旧的民居相比，恰似鹤立鸡群。短时间里，教育馆就建成了包括有自然、历史、农业、工业、兵器、教育等陈列馆在内的博物馆，以及图书馆、运动场、音乐厅和动物园在内的科学文化中心。
卢作孚不愿作厅长而愿作教育馆馆长，与他此时已形成的世界观密不可分：卢作孚时代的中国，有良知和识见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怀有一种焦虑感。那就是面对世界潮流，中国该如何救亡图存。卢作孚认为，世界已进入工商业时代，进化到现代社会，而中国仍停留在“农业生活的状态下”。这是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面临诸多问题的根源。他提出，中国必须现代化，而对民众进行文化教育和科学普及，乃是其中重要环节。
正当通俗教育馆办得热火朝天时，杨森倒台了，新上台者对此毫无兴趣。遭此突变，卢作孚意识到“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每每随军事上的成败，而使事业共沉浮”。于是，他辞职回到合川。
卢作孚故居藏在合川城区的一条小巷里。（王在田/图）
清末民初，不少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梦想：实业救国。但真正把梦想付之行动并见诸成效的其实很少。个中翘楚，东部的张謇是一个，西部的卢作孚是另一个。
实业有多种，该选择哪一个行业呢？卢作孚认为，实业救国，首在交通。因为，“交通运输是全世界的血脉”。交通的重点，则在铁路。但是，修建铁路费用高，耗时久，见效慢，而重庆坐拥嘉陵江和长江黄金水道，投身航运是不二之选。
卢作孚没钱，只能号召同道，募集资金，成立股份公司。当这家后来名闻遐迩的以“民生”为名的公司成立时，原计划集资2万元，实际到帐却只有8千元。卢作孚带着钱到上海去订制轮船，需要3.5万元。8千与3.5万之间，相差不是一点半点。没想到，卢作孚脑筋急转弯，不仅解决了购船资金不足的问题，还顺便成立了合川第一家电灯公司。——卢作孚说服船厂，先支付3千预付款，余下的5千，他买回一台发电机。
1926年7月23日，民生公司第一条轮船——民生号——在鞭炮声中从重庆朝天门起航，满载旅客，溯嘉陵江而上，于当天下午抵达合川。这是千里嘉陵江上第一次有冒着浓烟的轮船在航行。
从那以后，民生号每天往来于重庆和合川之间，首开川江航运史上定期客运之先河。那时，包括那些经常乘坐民生轮的旅客，他们恐怕也很难想象得到，要不了多久，卢作孚执掌的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将成为中国内河航运的王者。
从卢作孚纪念馆出发，溯嘉陵江而行，几公里外，两岸青山陡起，江面收束得愈加狭窄。在这里，自西北向东南而流的嘉陵江横切川东平行岭谷，形成了一段长约11公里的V字型峡谷，人称嘉陵江小三峡。如今风景宜人的旅游区，100多年前，却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土匪窝。
嘉陵江小三峡由沥鼻峡、温汤峡和观音峡组成，它地处江北、巴县、壁山和合川四县交界处，是典型的四不管地带。加上这一带属华蓥山余脉，山深林茂，隐身方便，而嘉陵江上来往的船只，则是理想的抢劫对象，是以多年来，小三峡就以匪患著称。甚至，就连军队经过，也得预先向土匪办交涉拿言语才有安全保障。
为对付土匪，1916年，川东道尹设江巴壁合四县特组峡防营，负责上至合川沙溪庙，下到巴县磁器口的嘉陵江两岸约50公里内48个乡镇的治安。峡防营总部，设在北碚文昌宫。几年后，几经演变，峡防营改称峡防局。
民生号正式运营次年，卢作孚被任命为峡防局局长。为什么卢作孚会被任命为局长，史料语焉不详。窃以为，应该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民生公司的轮船日日往来于小三峡，卢作孚肃清匪患的愿望比谁都强烈；二是他在江巴壁合四县广有影响。
随着一纸任命，卢作孚离开合川，前往北碚，并将此后的人生和事业与北碚这座彼时破败萧条的小乡场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北碚，也由此开始了它凤凰涅槃的新生。
今日北碚之“八桥叠翠” （视觉中国/图）
北碚涅槃
今天的北碚，尽管离重庆主城区足有几十公里，但这个山环水绕的城区，街道宽阔、整洁，城区中的几匹小山和城郊更为高峻的缙云山披红戴绿，一场春雨过后，空气湿润新鲜，让人忍不住大口呼气。
老照片却向我证明，100年前，如今充满现代气息与园林风格的城市，却是一个肮脏、杂乱且狭小的乡场。让北碚华丽转身，从乡场蝶化为城市的第一推动力，就来自卢作孚。
从本质上说，峡防局是一个治安联防机构，它的主要职责是剿匪，是维持地方治安，类似于清朝末年的团练武装。在1936年经国民政府批准成为实验区以前，峡防局并无地方政府职责。
卢作孚“越权”了。他把峡防局的职能，从剿匪绥靖延伸到了北碚的全面建设。因为，卢作孚有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民国年间颇多有志者都曾经投身过的乡村建设运动。
卢作孚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进化到现代，救国之路则是实现现代化，而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就是乡村现代化。
因此，尽管民生公司刚刚起步，但对被任命为峡防局局长并移驻北碚，卢作孚欣然从命。他希望以北碚作为实验区，以实践他的乡村现代化理想。走马上任伊始，卢作孚就提出了明确目标：“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为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
目标远大，不过，实现远大目标的第一步仍是峡防局的基本职责：剿匪。
防区时代的四川，有枪便是草头王，同一地盘，朝秦暮楚，拥兵自重者谁也无心治理。于是，兵痞为匪，民变为匪，剿来剿去，永无宁日。
卢作孚认识到了剿匪的关健不在于剿，而在于剿抚并用，也就是要给除少数罪大恶极者外的普通匪众以出路。
一方面，卢作孚亲率峡防局官兵，前往防区各地进剿；另一方面，尽量改造自新的土匪，以达到“化匪为民，寓兵于工”。
峡防局官兵不属正规部队，如果全部脱产，势必只能由峡防局养起来；而已经投诚的土匪，如果没有正常生活来源，多半再次啸聚山林。于是，卢作孚在全力剿匪的第一年，创办了一家织布厂，这就是他所说的“买机头数架，令常队、练队士兵练习织布”。以后，演变为四川首家机器织布厂。工厂的工人，既有峡防局士兵，也有复作良民的土匪，“如果有匪来了，我们拿起枪背起弹就是兵，把匪打了，放下枪就是良好的百姓。”
在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时代，卢作孚对北碚的改造，理所当然地遭遇众多阻力。
与许多历史悠久的县市相比，北碚可谓十分年轻，康熙年间才形成乡场。到民国初年，也只有几条宽不盈丈的小街。小街均由石板或泥土铺成，两旁是低矮的民房，匍匐着挤向街心，突出的屋檐如巨伞，把阳光遮挡得严严实实，大白天也光线昏暗。街中间，则是一条臭水沟。沟里，漂浮着垃圾和小动物的尸体。其中，一个叫九口缸的地方，摆放着九只尿缸，臭气熏天，行人无不掩鼻疾走。整座乡场，没有工厂、作坊、学校，只有一些茶馆和小食店，庙宇、烟馆和赌场却星罗棋布。
乡村建设的第一步是整治环境，改善市容。然而，当卢作孚要求锯掉两旁房屋伸到街心的屋檐时，立即遭到屋主强烈反对。他们骂卢作孚：自有北碚场，就是这个样的街道。几百年了，大家走得好好的，偏偏你一来就见不得了。
卢作孚没有因手中有兵就强拆。他先行锯去那些比较容易说服的，把反对最凶的几户留到最后。等到他们见到街道拓宽了，阳光充足了，他们也就明白了卢作孚的良苦用心，纷纷自行处理或请峡防局帮忙。
拆除了过街凉亭和挡道的庙宇，搬走了尿缸，锯掉了伸向街心的屋檐后，街道拓宽至5到6米。虽然与今天相比还是很狭窄，但在当时，就算通衢大道了。此后，卢作孚又将场镇周边低洼地带用黄土填补，新建成4条街道。抗战后期，北碚的城市建设，基本实现了卢作孚的构想。
短短十多年里，按梁漱溟的说法，卢作孚“将原是一个匪盗猖獗，人民生命财产无保障、工农业生产落后的地区，改造成后来的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陶行知则认为，卢作孚对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
北碚城区西北边的嘉陵江西岸，一线青黛的山峰逶迄而过，将整座城市掩映在无边的翠绿中。这山，便是远近闻名的缙云山。缙云山既是南北朝时就建有寺庙的佛教净土，也是富含优质温泉的康养胜地。
嘉陵江畔的林子里，红墙黄瓦的温泉寺周边，十多个泉眼的温泉从地下汩汩而出。依托这些温泉的十里温泉城，已成为重庆的休闲养生疗养地。如果追根溯源的话，缙云山温泉最早的开发者和设计者，仍然是卢作孚。
初任峡防局局长不久，卢作孚就决定利用温泉寺古迹和温塘峡独有的自然风光，以及优质的温泉，开辟嘉陵江温泉公园——后来称为北温泉公园或北泉公园。建园资金，大部分通过卢作孚个人努力，从社会各界募捐而来。资金不敷使用，卢作孚便“利用职权之便”，下令峡防局官兵及职员义务劳动——他本人也常常亲临一线，率先垂范。经过3年努力，1929年，温泉公园对外开放。
按卢作孚的设计，北温泉公园不仅是一处以温泉为特色的公园，更是一个附建有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和学校等多种文化、科学机构在内的综合性实体。这一点，他在文章中写到：“学生可到此旅行，病人可到此调摄，文学家可到此涵养性灵，美术家可到此即景写生，园艺家可到此讲求林圃，实业家可到此经营工厂，生物学者可到此采集标本，地质学者可到此考查岩石，硕士宿儒可到此勒石题名，军政绅商都市生活之余可到此消除烦虑。人但茬此，咸有裨益……”
多年以后，当我行走于飘散出淡淡硫黄味儿的温塘峡，从水气氤氲的汤池里，传来阵阵笑声与喧哗。我想，卢作孚其实是希望，民众在用温泉舒缓疲惫之躯时，还能通过这些文化实体沐浴文化、艺术与科学的阳光。他企图用一点一滴的细节，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的同胞，以使他们早日脱离旧时代的蒙昧，走向新现代的文明。
立于北碚嘉陵江畔的某温泉度假酒店（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科教育人
就任峡防局局长时，卢作孚提出了一个口号：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创造理想社会的途径，正是他投入毕生心力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的重中之重则是教育。卢作孚说过：“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因为一切都需要人去建设，人是需要教育培成的。”
北碚公园一侧的小山上，矗立着一栋三层的西式洋楼，楼身呈红色，北碚人称为红楼。红楼已有90多年了。90多年后的今天，红楼仍在使用，是北碚区美术馆办公地。
90多年前，卢作孚修建红楼，乃是充当兼善中学校舍。其时的北碚，百废待兴，卢作孚要办学校，却无钱修建校舍。于是，因地制宜，他看中了一批现存的公共建筑——北碚数量众多的庙宇和道观。
在民智未开的民国年间，卢作孚与菩萨争地盘的行为，遭到了不少人的非议、谩骂和诅咒。
东岳庙是卢作孚的第一个目标。为避免人群围观起哄甚至阻拦，卢作孚令峡防局士兵深夜出动，将庙里的菩萨悉数请走。天明，北碚民众听说东岳庙的菩萨被毁，无不大惊失色：峡防局的人是天上放下来的吗？竟敢打菩萨？
就在民众担心菩萨怪罪降下灾祸的忐忑不安中，东岳庙传出了朗朗读书声，北碚历史上第一所中学横空出世——几十年后的今天，兼善中学已是重庆数得着的重点中学。以东岳庙为发端，此后，关帝庙、天上宫、禹王宫等众多寺观纷纷变身学校、博物馆、织布厂、医院和图书馆。菩萨和香火远了，现代与文明近了。
兼善中学进驻的是东岳庙，北碚小学则利用了清朝末年的朝阳书院旧址——从老照片看，这所学校更像一座农民的四合院。校舍太小，学生们的毕业合影竟拍摄于校外的田野上。学生们头顶，是郁郁的大树，脚下，是密密的小草。这种景观，正好从另一个角度隐喻了什么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卢作孚说过，“人人皆有天赋之本领，即人人皆应有受教育之机会。”终其一生，教育是卢作孚须臾不忘的。据统计，他一生创办、接办、扩办、捐助、支持和任教的各类学校多达135所。通过他的努力，北碚这个弹丸之地，即拥有25所学校——小学1所，中学3所，大学11所，民众学校10所，以及中国西部科学院和晓庄兵役研究所两个研究机构。
我在一大堆和卢作孚有关的资料中，看到一张拍摄于1929年的老照片。照片上，耸立的青山下，是一排青瓦白墙的房舍。墙上，有几个显眼的黑色大字：忠实地做人，诚恳地对人。这字，是卢作孚一生为人处世的准则。这房子，是他为峡防局少年义勇队修建的营房。
少年义勇队的队员，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组建少年义勇队，是卢作孚在学校教育之外开展的社会教育的一种。
峡防局的本职，原是肃匪安民，维持治安，卢作孚却把它广为拓展，成为北碚乡村建设的主体。从这一意义上讲，峡防局官兵，就是他进行乡村建设的主要力量。而少年义勇队，既是峡防局官兵中的精英，也是乡村建设的生力军。
义勇队来自于向社会招考的知识青年，义勇队既是军营，也是校园；或者说，它是一所集科学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于一体的新型学校。队员们在此接受各种培训、教育之后，再调离北碚，到其他地方工作。然后，又招一批新队员。这些队员除了参加清匪外，还要维持治安，参加北碚基建，开办船夫学校、力夫学校，充当教师，调查户口，为群众接种牛痘，甚至进行科学考察。这就是卢作孚所说的，峡防局士兵“有团练的任务，有警察的作务，有民众教育的任务，有帮助地方建设的任务。”
其情其景，长期在卢作孚手下工作的高孟先总结说，“卢对青年的训练，不只为了事业发展的需要，不只是为了解决青年的就业和出路，而主要是为国家培训大批有理想、有技能，而又愿意为社会服务的人。”
高孟先还记得，1929年8月，正当北碚酷热难耐之际，20名英姿勃发的青少年，唱着“争先复争先，争上山之巅。上有金壁之云天，下有锦绣之田园，中有五千年神明华胄之少年”的歌谣，踏上了远行的路途。
这些青少年，便是义勇队队员，他们要前往大、小凉山采集动植物标本。时年17岁的高孟先是20名队员之一。几十年后，通过他保存下来的当时拍摄的照片，我们还能看到，在中国科学社植物学家方文培等专家指导下，队员们深入峨眉山、大小凉山和康巴地区调查民情，采集标本。并且，从这一年开始，直到1935年，每一年，卢作孚都要派出义勇队随同中国科学社和中央研究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一起，前往各地进行动植物标本采集及地质调查工作。
我以为，卢作孚最可贵之处，或者说他超越于他的时代之处在于，他不仅怀揣梦想，并将梦想付诸行动；同时，他出乎本能地崇尚科学，希望用科学精神改造国民，而中国西部科学院，就是这种理念的产物。
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视觉中国/图）
1930年，卢作孚在北碚创立中国西部科学院。创立科学院的原由，高孟先说：“他努力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并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又鉴于西南各省物产丰富，幅员辽阔，亟宜从事于科学之探讨，以开发宝藏，富裕民生。为了适应地方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遂引起筹建科学机构的动机。”
科学院由卢作孚亲任院长，下设生物、农林、理化、地质四所，各所聘请国内以及德国专家担任所长。四所之外，科学院还负责建设一座博物馆——少年义勇队的大、小凉山之行，便起源于博物馆——一方面是为了克服经费不足，自行采集标本，一方面是希望通过田野考察，增长队员见识，提升队员动手能力。
几十年后，在距卢作孚纪念馆两三百米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陈列馆里，我看到了义勇队员们当年采集回来的标本。几十年过去了，它们依然保存完整。生物所组织的这次调查，不仅采集了大量标本，还测雨量、测气候、绘地图、收集彝族生活资料，且将调查成果放在北碚、重庆等地展出。
1930年，卢作孚率峡防局和民生公司人员到江南及华北、东北考察。其间，科技对农业的提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科学院下属的农林所成立后，按他的指示，开垦了西山坪农场，修建了植物园。农林所先后搜集中外各种果苗数千株，试种川康林木百余种。在农林所指导下，北碚的粮食、生猪、西瓜和蚕桑的种植、养殖产量大幅提高。
地质所则开展了四川土壤调查、西昌铁矿调查、叠溪地震调查，并在对嘉陵江流域进行地质调查时，发现了华蓥山丰富的煤矿资源。
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成绩，引起了中国科学界的注意。于是，在卢作孚协调下，1933年8月，中国科学社第18次年会在北碚举行。作为彼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科学组织，中国科学社此前的所有年会都在东部沿海召开。
这一年，温泉公园草坪上，一座用竹子和竹篾搭成的简易屋子里，中国科学社96名各科知名学者在此选举丁文灏、赵元任、竺可桢、李四光等人为理事，而华罗庚等人则提交了论文。
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创立及活动，引来了中国科学社年会，中国科学社年会的成功举办，使得科学界对北碚有了足够重视——以后，不仅中国科学社生物所搬到北碚，中国科学总社和《科学》编辑部以及更多的科研机构也搬到北碚。抗战期间，英国学者、《中国科技史》作者李约瑟到北碚考察时，非常感慨地指出：“战时中国的科学中心在小镇北碚”。
中国西部科学院主体建筑（视觉中国/图）
实业救国
峡防局的费用，主要来自于船捐，即向往来于嘉陵江上的船只抽取的杂税。船捐所得，极为有限。当卢作孚接手峡防局时，峡防局历年所欠债务达数万，留下了一个入不敷出的烂摊子。更何况，卢作孚将一个原本只是肃清匪患的准军事机关，一变而为一个地方的全面建设者时，更需要海量的银子。无论卢作孚如何精打细算，收支之间仍然存在极大的差距。
卢作孚是在认识到航运业对实业救国的重要性后创建民生的，但他的民生下水之际，却是“扬子江上游一般航业十分消沉，任何公司都无法撑持的时候，而不是在航业有利的时候。”长江上游习称川江，卢作孚曾经说过，川江上初有航运时期，航运是最时髦的事业，由于轮船不足，“运货商人争抢要求运货的迫切，运货提高到最有利的程度，几乎一只轮船一年可以赚回一只轮船。”
卢作孚和他的民生没有赶上这样的利好时代。民生初创时，川江上轮船的竞争已经异常惨烈，并且，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黄金水道，其时，航行江上的主要是外籍轮船，尤其以英国的太古和怡和两洋行的船为多。洋船之外，本土轮船分属招商局和川江轮船公司。
与这些洋行和公司相比，新生的民生势单力薄。卢作孚的对策是，战略上，避开长江干流上的激烈竞争，先从嘉陵江这种支线做起。战术上，当时各轮船公司采用买办制，也就是船上一应事务，由公司承包给大买办，大买办再分包给二买办、三买办，如此层层分办的结果，是每一层都只想短平快捞钱。
卢作孚打破买办制，实行经理制。全船一应事务，由公司派出的经理负责。经理代表公司管理客运、服务和餐饮；船上工作人员由公司统一调配，一切收入归公司，公司统一购备原料、材料并核实发放。此外，彻底改进服务，坚决取消船工向旅客索取小费的陋习。
卢作孚的对策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开通合川至重庆航线后不久，民生又购进新船，开通了涪陵至重庆航线。
卢作孚1930年的江南、华北及东北考察之旅虽然只有半年，但其所见所闻，尤其是在东北的所见所闻，对他触动极大，也引发了他进一步的思考。他把见闻和思考写成了《东北游记》一书。那时，他已然意识到，日本入侵中国是早晚之事，如果日本人一旦攻入关内，中国是否有力量抵抗？
这种危机意识影响了卢作孚对民生公司的决策，他提出要“化零为整，统一川江。”
前面说过，民生进入航运时，航运竞争惨烈，卢作孚自称是“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与太古等外国轮船公司相比，民生实力弱，资本少，船只小，处于不利地位。卢作孚避实就虚，人弃我取，利用民生轮船吃水浅，吨位小的特点，率先开通渝合线，后来又开通渝涪线。在慢慢积累了实力后，卢作孚希望把川江航运控制在中国人手中。因为，此时的川江航运，不仅关系到一家两家轮船公司的存亡，更关系到国家利权和民族安危。
卢作孚把民生公司总部由合川迁往重庆市区，利用他良好的人脉关系和声望，四处募集资金，增加资本，“接收必须售卖的轮船，或合并可以合并于民生的公司”，这就是他说的化零为整。
1931年，民生公司合并了7家轮船公司，接收了11条轮船；1932年，又合并了4家轮船公司，接收了7条轮船，并收购一家英国轮船公司。也在这一年，民生的航线首次延伸至上海。此后两三年间，川江上的轮船公司多数并入了民生旗下。尤值一说的是，民生公司竟收购了超过民生公司所有资产的美国捷江公司7条轮船。到1934年，民生公司不但控制了川江航线，在长江中下游也占有重要地位——川江上7成业务由民生公司承揽，中下游航线业务亦占三分之一，成为当时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
尽管早在清末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就已能制造轮船，但直到上世纪30年代以前，广大西部地区竟然没有一家能够修理轮船的机器厂。那时，川江上行驶的轮船，必须到上海才能维修。
卢作孚看到了机器修造的前景，并于1928年组建了民生机器厂。这家以10名职工和4台机床起家的小作坊，到抗战前，已发展为四川最大的民营机器厂。其中，机器厂对万流号轮的改造堪称大手笔。
1932年，英国太古公司的千吨轮船万流号在长寿境内触礁沉没，打捞公司考察后发现，沉没河段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无法打捞。次年，卢作孚以5000元价格，从太古公司手里买过了价值60万两白银的万流轮的打捞权和所有权。
就在外界都以为卢作孚的5000元打了水漂时，经过卢作孚和工程师们反复研究，竟将这条沉没的轮船顺利打捞上岸。其打捞经过，有关文献是这样记载的：“八只大木船装上鹅卵石，沉入水中，用巨大的杉木将木船和轮船固定在一起。然后，把木船上的鹅卵石扔到水里，木船便慢慢浮了起来，举起了水下的千吨级大轮船。”
万流号打捞起来后，民生机器厂对它进行了大修，改造成一只航速更快的新船，命名为民权号——它象征着卢作孚一直在努力从外国人手里收回内河航运权。
美国一家杂志曾刊文说，“当卢先生于1925年筹办民生公司的时候，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办一家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家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就是这家没有任何理由要办的轮船公司，却创造了人类航运史上的奇迹——被称为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宜昌大撤退（关于宜昌大撤退，我将专文详述，此处不赘）。
重庆北碚三胜码头 （视觉中国/图）
北碚的辖区，被嘉陵江分割为东西两岸。东岸，山岭起伏，属于华蓥山脉。山峦之中，有一座小镇，名为天府镇。天府镇这个名字，源于天府煤矿；而天府煤矿的缔造者，也是卢作孚。
1943年，李约瑟乘坐一列窄轨小火车，穿山越岭，抵达了的一座矿山——从李约瑟当年所拍的照片看，这座地处山沟的矿山，铁轨延伸，小火车吐出沉重的蒸汽，行人来去匆匆，一片喧哗与繁忙。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条延伸在深山里的铁路已然不复存在，但当年那座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早已发展为颇具规模的大镇——极盛时，有居民数万。这就是因煤而兴的天府镇。
天府镇地处山区，地下储有丰富的煤炭。早在明末清初，当地人就开始开采。不过，到上世纪20年代初，虽有大小煤厂十几家，却都是土法开采，产量低，成本高，纠纷多。尤其重要的是，采出来的煤要运出去，非常困难。
卢作孚认为，乡村建设应当是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并重，但“更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当集中一切力量于经济建设。”乡村建设要花钱，没有经济建设，这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民生公司之外，卢作孚决定开发北碚丰富的煤资源。他的设想是这样的：“这里有丰富的煤矿，可以由土法开采进化而机器开采；为了运煤可以建筑铁路；为了煤的用途可以产生炼焦厂。”
1927年8月，由卢作孚发起，组建了北川铁路股份公司。此后，他聘请曾设计过胶济铁路的丹麦铁路专家守尔慈为总工程师，拉开了修筑这条窄轨铁路的序幕。令人感慨的是，其时，尽管第一条铁路在地球上出现已有100年，而美国当年的铁路总长已超过40万公里；中国东部的京汉、京沪、胶济，以及西南的滇越铁路都已通车10年以上，但在闭塞的北碚，仍有不少人坚信，铁路经过，必然破坏风水，引来天灾。为此，北川铁路不得不改道回避。
修筑铁路的同时，卢作孚联合了五家较大的煤厂组建成天府公司。从此，原本肩挑背扛才能从山里运出的煤，得享火车运输之利。往来于十几公里铁路线上的火车，除了运煤，还有客运。当年留下的老照片上，简易的候车室里，摆放有多种报刊供候车旅客阅读；山路口，排队等着上车的旅客人头攒动。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机关、学校、企事业随之内迁，重庆市区人口由40万暴涨至100万。其时，煤是最主要能源。幸而，托天府煤矿海量的储量和先进的开采方式，以及卢作孚力主之下修建的北川铁路之福，抗战8年间，来自天府矿区的煤，提供了陪都所需能源的三分之一以上。
卢作孚陵园里的雕像（聂作平/图）
几十年后，尘埃落定，当我们回过头去审视卢作孚一生的努力，就不难发现他的伟大意义：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把一个只有几千人的脏乱差乡场，打造成了民国时期的一等县；卢作孚的交通救国，上演了悲壮的宜昌大撤退，为中国坚持抗战并赢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卢作孚的实业救国，催生了一系列近现代企业，其中，一些企业一直经营到今天；卢作孚的教育救国，使得北碚在抗战时期接纳了包括复旦大学和中国科学社在内的诸多高校及科研机构，被誉为陪都的陪都……
在北碚，抬头就能看到青郁郁的山，或高或低，都向着天空的方向竞相生长。卢作孚的长眠之地，就位于嘉陵江畔的一匹小山上。在他和夫人的合葬墓背后，棕榈树与七里香掩映着一方大理石照壁，上面是卢作孚手书的一句话——那也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
站在山顶鸟瞰山下，嘉陵江奔流而过，年轻的北碚城就躺在她的臂弯里。昔年的建筑虽已大多折除，城市也有了沧海桑田的巨变，但仍有一些老建筑保留下来成为文物，成为一个逝去时代的见证。比文物更为永远的，或许是人的精神与信念——在追怀者的喟叹中，在后来者的仰视里……
【主要参考书目：《卢作孚文集》《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我的父亲卢作孚》《北碚乡建记忆》《卢作孚走进北碚》《北碚抗战史》《北碚区志》《合川县志》】
聂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