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三百年（2）
原标题：希腊三百年（2）
革命思想
第一位公开自己思想的人是里加斯·维莱斯汀利斯，也就是命中注定要在1797年被逮捕的那位阴谋家。对于维莱斯汀利斯本人，我们所知甚少。他出生于1757年或1758年，家境殷实，家乡是色萨利的维利斯提诺村，距离今沃洛斯不远。他的父母为他创造了接受教育的条件，使他拥有了进入奥斯曼帝国说希腊语的精英阶层的通行证。他受洗的名字是基里西斯之子安东尼奥斯。成年以后，里加斯·维莱斯汀利斯选择“里加斯”作为自己的名字。这不是希腊语里常见的名字，而是一个很寻常的词，意思是“国王”，而且大多用在寓言故事以及扑克牌游戏里，从来不指称真正的国王。在维莱斯汀利斯所属的那个社会阶层里，没有一个人有专属于自己的姓氏。所以，与很多人一样，他以自己的出生地作为姓。令人糊涂的是，他有两个姓，一个是维莱斯汀利斯，意思是“来自维利斯提诺的人”；一个是“费莱奥斯”，意思是来自费莱伊的人，费莱伊是当地的一个古代地名。根据留存下来的肖像，维莱斯汀利斯脸色红润，长着卷曲的黑头发和同样卷曲的胡子，脖子粗短，大腹便便，乌黑的眼睛里泛着淡淡的哀愁。
据我们所知，维莱斯汀利斯的事业奋斗之路与东正教联邦中多数人的路子是相似的，从农村到首都，从首都到多瑙河地区公国都城之一的所在地布加勒斯特，最后加入说希腊语的宫廷。在布加勒斯特期间，维莱斯汀利斯可能去了几次维也纳。他的多数作品坚守着“希腊启蒙”的精神和实践，主要包括翻译作品和改编作品。
没有什么选择比维莱斯汀利斯最后的选择更加激进，他在1793年翻译了《法国革命宪法》。那个时候，对那些被维莱斯汀利斯作品感动的同时代人来说，令他们震惊、兴奋以及感到新奇的是，维莱斯汀利斯竟然把西方的思想引进到奥斯曼帝国说希腊语的人群中。另一方面，对后来研究思想的历史学家以及政治理论家来说，维莱斯汀利斯翻译西方作品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翻译成什么，而在于他为原著增加了什么。
我们从书的名字就可看到译者增加内容的印记。原著的书名是一个非常醒目的词——《宪法》，在希腊语里变成了《欧洲土耳其、小亚细亚以及地中海诸岛和瓦拉几亚与摩尔多瓦居民的新文官政府》（以下简称《新文官政府》）。维莱斯汀利斯的宏伟蓝图不是建设一个狭隘意义上的家乡，而是建设一个涵盖奥斯曼帝国所有行省以及安纳托利亚全部的“希腊共和国”（包括今希腊、土耳其以及大部分巴尔干半岛地区）。维莱斯汀利斯最令人惊讶的成就是，他将巴黎“恐怖”时期经过血与火锻造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彻底改造，并引入奥斯曼帝国多文化、多信仰的现实之中。
维莱斯汀利斯的愿景是包罗一切的，而不仅仅体现在领土上，这不免令人称奇。《宪法》的第7条提出了宪法原则：
享有主权的人民包括这个帝国的所有居民，不以宗教区分，也不以语言区分，包括希腊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瓦拉几亚人、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土耳其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
在该书的其他地方，“享有主权的人”被命名为“希腊人”以及“希腊人的后裔”（古代希腊人的后裔）。很明显，这些人口不是按照统一的基因遗传来定义的，而是基于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地理空间、完全不同的语言群体以及宗教社区都自愿认可的共和国原则。
维莱斯汀利斯的思想常常被描述为乌托邦，从某些方面来说，的确是乌托邦，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并不必然是乌托邦。维莱斯汀利斯的“希腊共和国”是一种尝试，试图进一步强化利用某些以东正教联邦形式真实存在的东西。在这个时期，希腊语作为教育通用语言的地位已经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行省以及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彻底建立起来了。尽管维莱斯汀利斯的思想完全是世俗的（他甚至将法国原著中的“至高存在”参考资料都去掉了），但为其整个理论大业默默提供支持的是东正教的等级制度以及接受希腊教育的法纳尔群体。正是由于它们的现存的作用以及影响，维莱斯汀利斯的思想才得到传播。
《宪法》的第4条是更加包容的。在维莱斯汀利斯的思想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希腊人，如果他的服务对国家有用，那么他就可以成为希腊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莱斯汀利斯首次在希腊语里使用了“民族”这个词。居住地、宗教或语言，也可以作为成为希腊人的证据：“如果一个人说现代或古代希腊语，帮助过希腊，那么即便他生活在安特波地斯，也可以被看作希腊人，或公民（因为希腊酵母粉已经传播到南北半球）。”宗教包容是根本的。平等也是这样的。所以维莱斯汀利斯的作品比法国原著走得更远，把平等的权利从男人延伸到女人。他甚至想让女人到军队服役，“她们在不会用步枪的时候，可以拿一根长矛”。
这一切有着重大的意义。从某些方面来看，维莱斯汀利斯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直到2016年，英国和美国军队中的所有作战职位才对女人开放）。20世纪末以来，多元文化主义往往被人们怀旧地归功于奥斯曼帝国。维莱斯汀利斯在他的《新文官政府》中就使用多元文化主义来设计一条现代化道路，一旦这一想法实现，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城市就可能早于伦敦、巴黎和纽约变成多元的、民主的、法制的城市。维莱斯汀利斯的“希腊共和国”是“希腊的”，英国诗人雪莱在其后不久就说，整个欧洲也是“希腊的”，因为两者都是古代希腊文化遗产的继承者。美国和法国的共和党人曾在一段时期内，努力以古典雅典和罗马为示范样板来塑造自己的身份和体制，大西洋另一边的各种各样的欧洲移民也在寻找作为美国人的共同身份，如此说来，在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发生的类似事情，并不必然就是不切实际的。
1793年的法国宪法是法国大革命后不久、在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还不到两年，它就被另一个不激进的宪法替代。即便在法国，那些维莱斯汀利斯试图将条款规定植入差异很大的奥斯曼帝国的想法，也早就证明行不通。维莱斯汀利斯对此心知肚明，因为在他的书中，有些后来的条款是他自己起草的。这种完全来自国外的思想在一个基本上是封建的、神权的社会到底有着多大的机会？新的机制应该怎样引进到已经存在的机制之中？
从这个角度看，维莱斯汀利斯的宏伟蓝图确实有一些乌托邦的成分。他在自己的文件中几乎没有提到一点儿实际的计划，比如可能会出现的新的状态等。即便他提到了一点儿实际的计划，计划看起来不是诡辩骗人，就是夸夸其谈。在他增加的关于军事起义组织的一段中，他只是告诉我们，每十人要有一个十人长，每百人要有一个百人长，以此类推。士兵的衣服要用共和国的3种颜色，其中衬衣是黑色的，外衣是白色的，靴子是红色的。真是红色的靴子吗？这样选择颜色，不算是维莱斯汀利斯的错，因为这也是为了凸显共和国三色旗帜的特色。纳粹的标记“卐”也采用了这3种颜色。维莱斯汀利斯写道：“每个士兵都要戴头盔，每个公民都要戴帽子，上面都要装饰着共和国的符号。”这个符号是赫拉克勒斯的手杖，手杖上装饰着3个小十字架。
很明显，维莱斯汀利斯在法国原著以外增加了很多东西，其目的是劝说，而在1793年的巴黎，这是不需要的，因为革命已经发生了，而且死刑采用的执行方式是上断头台。维莱斯汀利斯为译文增写了辞藻华丽的前言，详述了奥斯曼帝国发生的种种暴虐和罪恶。更加感人和更加振奋人心的是《新文官政府》最后的“战歌”，这完全是原创的，其目的是发出激昂的号角，呼吁人们进行革命。而这种鼓动人心的语言，是法语官方文本所没有的，也是其不需要的。维莱斯汀利斯的作品中还有一个完全新创的东西，那就是欧洲东南部以及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当代地图被印在了十二张大纸上，上面标注着古代的地名以及历史事件的图像。维莱斯汀利斯这样做，是为了让在前一个世纪就逐渐兴起的新历史地理灵动起来，并为政治大业提供更坚实的支撑。这些形象化的做法的效果一点儿不亚于鼓舞人心的“战歌”，具有特别强的说服力，影响的大众比那些仅阅读和理解正文的人可能还要多。
维莱斯汀利斯为想象中的“希腊共和国”写的宪法将继续是一纸空文，他的革命只不过是纸上谈兵，是胎死腹中的婴儿。但是，他借鉴法国革命而提出的希腊革命的思想并没有消失。从1798年夏天维莱斯汀利斯被执行死刑的那刻起，这一思想就再度被人强调，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被阐述。
1798年，阿达曼提奥斯·科拉伊斯已经年近五旬，住在巴黎。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未来事业还没有开始。科拉伊斯知道维莱斯汀利斯及其同伙被逮捕和被引渡，但不知道他们最终的命运。他对维莱斯汀利斯命运多舛的《新文官政府》的了解也不会很多。但是，他所知道的就足以让他致敬“那些为了自由而献身的英雄”。在他面前的桌子上，科拉伊斯放着一本希腊语小册子，其是东正教最高权力机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会牧首管区新设立的印刷所出版发行的。这本小册子提醒那些心怀虔诚的信徒，是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了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从而统治他们，为信仰东正教的教徒带来最终的好处，确保“上帝选民的得救”。这些说辞无甚新意，一直是15世纪以来教会的官方立场。有新意的是下面的话：心怀虔诚的教徒要警惕魔鬼最近编造的阴谋诡计，那就是在现世和来世诅咒信徒。这句话指的是“广为宣传的政治自由”。这个小册子的名字是《慈父指南》，它不是东正教对来自法国的新的、危险的、世俗思想的第一次反应，却是最强烈的反应。从时间上看，它可能是对维莱斯汀利斯失败这一消息的反应。
阿达曼提奥斯·科拉伊斯曾经是身穿绫罗绸缎的商人，是训练有素的医生，是自我教育的古典学者，是在他寄居的城市里密切关注法国大革命每一步进程的看客。这时，他拿起自己的笔，开始反击教会。他选择的是匿名撰文，为了嘲弄他痛击的小册子，他给自己的批驳文章起名为《博爱指南》。作为法国大革命三位一体的第三个要素的“博爱”，已经来到了说希腊语的世界。科拉伊斯的信仰坚定虔诚，他熟读经典教义，博学多才。但是，他还积极宣传从荷兰新教徒那里学来的教义。对于顺从上帝，科拉伊斯给予了怒斥：
顺从上帝不是指别的，而是指我们必须遵守法律。因为法律就是指人民全体一致的、共同的意见，所以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
因此，他得出结论——不应该顺从奥斯曼统治者，“那些被暴君统治的人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应该采用一切方式，摆脱暴君施加的枷锁，重新享有自治政府的宝贵礼物”。
由此，科拉伊斯开启了长达35年的奋斗历程，他是希腊独立大业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设计师，也常常因此被颂扬为“希腊国家之父”。
如此说来，科拉伊斯似乎很自然地成为维莱斯汀利斯思想衣钵的传承人，继续推动维莱斯汀利斯已经开创的事业。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科拉伊斯生于1748年，比维莱斯汀利斯年长10岁。这两人无论是知识修养，还是背景、外貌以及性格，都截然不同。科拉伊斯出生在城市，在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士麦那长大，而维莱斯汀利斯出生在地方的行省。维莱斯汀利斯是在帝国之内接受的教育，而科拉伊斯是在欧洲接受的教育。从肖像上看，维莱斯汀利斯一定非常享受生活，科拉伊斯则显得律己甚严，上衣领子高高竖起，完全是西方打扮。他看起来胸膛凹陷，两肩瘦削（他可能年轻时患过肺结核）。他的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表情凝重，仿佛对古典罗马肖像有意见似的。维莱斯汀利斯可能梦想过亲自将自己的思想变为现实，走在革命队伍的最前面。科拉伊斯的一生则献给了书籍，不是读书，就是写书。当然，他还做了些其他事情，比如在阿姆斯特丹经营父亲的产业，在蒙彼利埃当医生等。不过，据他自己所言，他做这些只是为了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对科拉伊斯来说，他从来没有想过积极地参加政治事务。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他就在巴黎定居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巴黎。的确，据我们所知，他从来没有再次踏入今希腊的任何一块土地，他一生都是一个思想者。
维莱斯汀利斯超越时代，积极为想象中的共和国制定法律；科拉伊斯却从来没有为独立后的希腊应该如何运作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只是在很久以后，受1821年希腊革命的驱使，他才拿起笔提了几点建议。之所以如此，首要原因是法国东方远征军曾驻扎埃及，此后不久，科拉伊斯就认为，法国军队可以成为解放希腊的力量。如果法兰西共和国的政府能够统治他的同胞，正如1797年和1798年爱奥尼亚群岛上所短暂发生的那样，那么他会非常满意，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制定新的法律了。但是，即便在科拉伊斯政治思考的最早期，他的思想也有了一些新的特征，从而有了完全不同的转向。
维莱斯汀利斯的宪法翻译借用了法语中的词汇“nation”（民族），但实际上在文中主要指的是“state”（国家），科拉伊斯使用的是一个希腊语的词汇“ethnos”（民族），以此翻译我们今天所称的“民族共同体”（ethnic group），这是当时正在兴起的也更加模糊的概念。维莱斯汀利斯允许巴尔干半岛所有不同宗教信仰、所有不同语言的人都可以申请获得一个新的“希腊人”的身份，而根据科拉伊斯的逻辑和立场，他理解的“国家”不包括那些不是希腊民族的人。
科拉伊斯与爱德华·吉本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其他研究古代史的史学家一样，认为古代的希腊世界很早就灭亡了。他说，希腊人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成为臣民了，臣服于说希腊语的皇帝从君士坦丁堡施加的统治长达千年之久。科拉伊斯在1801年撰写了另一篇论辩文章，这篇文章也是匿名出版的，痛悼拜占庭遗产对当时希腊人的影响：
很多次，（拜占庭）军队没有将真正的罗马人扶上王位，被扶上王位的是色雷斯人、保加利亚人、伊利里亚人、特里巴利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更凶残野蛮的专制君主，他们施加的枷锁变得更加沉重，从而（古代）希腊的灯光一盏接着一盏熄灭了……
现在，自由已经深深地融入国家的血液里。维莱斯汀利斯的政治愿景建立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公民的或唯意志论的民族主义之上，个人或团体可以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选择放弃一些自己的权利。此前40年，罗素在《社会契约论》中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对科拉伊斯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国家是由其遗产继承定义的。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把大量的研究精力用于他所说的“国家最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的希腊语言。其实，早在19世纪初的论著中，科拉伊斯就用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来定义希腊国家的含义。
科拉伊斯没有将最早的这些完整的思想讲述给他的希腊同胞，而是讲述给了巴黎的一个知识团体——人类观察者协会。该协会的成员都是现代人类学的先驱，除了科拉伊斯，他们都是在本土出生的法国人。该协会创立于法国大革命期间。1803年1月6日，科拉伊斯向他们宣读了题为《希腊文明现状》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科拉伊斯与维莱斯汀利斯思想的不同就变得非常明显。维莱斯汀利斯的“希腊共和国”有一些新东西。“拥有主权的人民”可以是古代“希腊人的后裔”，但是其政治体系与曾经存在的体系都不一样，除了初出茅庐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体系。与此相反，在预想未来独立的希腊是从过去的体制中复活的方面，科拉伊斯看起来是第一个。科拉伊斯的文章是用法语写的，他在开篇语中介绍了他用来定义政治途径的术语，比如“国家”“再生”“文明”。最后一个术语是深受启蒙主义者喜爱的概念。尽管一般人认为希腊人发明了这个词，但是希腊语中并没有与此对应的词汇。围绕这个含义，科拉伊斯首先造了一个词，这个词一直到今天还是标准用语。科拉伊斯坦承，希腊词语“国家”反映了18世纪法国和英国旅行者使用的术语已经“从古代先贤的美德中堕落了”，目前正在以一种“野蛮状态”停滞不前。但是从20世纪中叶，这种糟糕的状态就开始转变了。
这篇论文的主体部分讨论的是几十年来希腊在教育和商业方面取得的进展。归结到一点，科拉伊斯认为，这些进展的作用一点儿不亚于一场“革命”的作用，这场革命只不过是一场“道德”的革命罢了。在法国真实革命的推动下，这场“道德”革命的进程加快了。但是，这篇论文没有提到暴力行动。科拉伊斯反倒描述了希腊人的“觉醒”——承担起责任，不辜负他们所继承的古代先人的名声。（用法语说这些要比用希腊语容易，那个时候，说希腊语的人依然被当作Romioi或者Graikoi（科拉伊斯更喜欢的术语），而不是Hellenes。“祖国”的再生已经开始。最后，在谈及祖国的化身时，科拉伊斯总结道：“只有你们在民族之林中重新获得地位，我的生活才会变得有意义。”
从那以后，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科拉伊斯将自己的精力都用在说希腊语的人身上，尤其在奥斯曼帝国里的那些人中间宣扬这一观点。为了宣扬这一观点，他设计、编辑了一系列古代文本，并将其命名为《希腊研究文本集成》。这些文本在印制时采用了经典研究最高的标准，有很长的前言。科拉伊斯在前言中用现代语言详细阐述了他的关于语言、教育和道德的改革的思想，他相信这些改革会带来他所渴望的再生。在这些文章中，科拉伊斯回避了他早期的、未署名的论辩文章所彰显的暴力和革命，而是以很长的篇幅不断充实自己最初用法语表达的“再生”的观点。他不奢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结果。实际上，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坦陈希腊要想获得独立，要等到1851年，那是在希腊革命爆发30年以后。
并不是所有有这些思想的人都如此有耐心。《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在当时是一部激情洋溢，甚至是放纵暴烈的著作，匿名出版于1806年，发表地点可能是意大利海港城市里窝那。全书共有250页，以现代希腊文撰写，文字排得密密麻麻，不分章节甚至段落。该书的作者至今仍不明确。
这是一部纪念维莱斯汀利斯的著作，把维莱斯汀利斯描述为一个“伟大的希腊人”，一个“英雄”，一个“热爱希腊的人和爱国者”。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卑鄙无耻的同志、最一文不值的叛徒的下贱和怯懦”，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叛徒将维莱斯汀利斯指认给奥地利人，那么维莱斯汀利斯会成为“希腊的解放者”。这些描述能让你感受到这部著作的语言风格。尽管作者对维莱斯汀利斯非常敬仰，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比科拉伊斯对维莱斯汀利斯政治思想的了解还要多。这位匿名作者所知道和钦佩的，是那首革命的战歌以及维莱斯汀利斯遭背叛和被处死的故事。维莱斯汀利斯死后不久，那首战歌就在法国统治下的科孚岛发表了，维莱斯汀利斯的故事也得到大范围传播。另一方面，这位匿名作者的观点更接近科拉伊斯的思想，而不是他所崇敬的维莱斯汀利斯的思想。他在提及科拉伊斯的时候，也充满着敬佩。
这部著作最基本的前提是，人类幸福和发展的唯一保证是法治。“nomarchy”（法制）是作者自己的发明，是对“monarchy”（君主制）的仿写，“君主制”这个词在希腊语和英语中的意思是一样的。作者将两个辅音字母进行调换，从而几乎调换了词语的意义，不再是“一个人”（monos）的统治，而是“法律”（nomos）的统治。整部著作的诉求就是解放，总的来说是人类的解放，但更为具体的是作者所指称的“Hellenes”的解放。“Hellenes”这个词语在希腊语里仍然存在，通常指古希腊人。即便科拉伊斯在当时谈到他同时代的人的时候，使用的词语都是来自拉丁语的名字“Graikoi”。但是现在，在《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这部著作中，现代希腊人不再像科拉伊斯和维莱斯汀利斯所说的那样，仅仅指古希腊人的后裔。在菲利普迪斯和康斯坦塔斯1791年出版的《现代地理》中，他们甚至还不是“新”希腊人或“现代”希腊人。现在，他们是希腊人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很难想象那在1806年是多么大的进步。事实上，“Hellenes”这个词语在希腊语里增加了一个用法，这个用法在欧洲的其他语言中已经是存在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标准，其中，同样的词语（“希腊”和“希腊语”）被用来指称历史文化、地理区域和居民。
对《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的作者来说，这些“Hellenes”很自然地要依附于一片土地。几乎在每一页，他都用希腊语写上“Hellas”，正如科拉伊斯用法语写上“la Grèce”（希腊）一样。这两个人都没有就这片土地的边界在哪儿给出任何明确的意见。当然，当时的政治地图上也不会有任何边界。对照起来，维莱斯汀利斯不论在地域命名上，还是在实际绘图上，都精确得多，他认为构成他理想中的“希腊共和国”的地区是欧洲以及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行省。维莱斯汀利斯一直努力从他那个时代就已经存在的政治现实着手工作。科拉伊斯和《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的作者都是在奥斯曼帝国之外进行写作，他们看不到帝国内机构的合法性。科拉伊斯认为，国家“再生”已经开始孕育。为了响应这一观点，并呼吁尽快完成国家“再生”，《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在结束的时候反复号召“国家复苏”。
关于国家“再生”的方式、方法以及帮助“被奴役的希腊人”重获自由所依赖的实际资源，这位匿名作者比他的两位前辈有更多的发言权。他谈论的诸多内容中，就有希腊人自己的“性格”和“道德”。为了再一次回应科拉伊斯，他坚持认为，尽管希腊多年臣服于外国主子的专横统治，但是希腊人的“性格”和“道德”并没有被削弱和淡化，依然可以一直追溯到古罗马。在这方面，他提出了19世纪“民族性格”的思想。在其他方面，他依据史实判断，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仍然具有古代斯巴达的战斗精神。斯巴达人在公元前480年的温泉关之战中，英勇抗击波斯侵略者，战斗到只剩最后一人。他还援引住在山区的苏里奥特人在过去20年里奋勇抵抗阿里帕夏的事迹，这些在当时已经成为传奇。他从苏里奥特人身上看到了“被奴役的希腊的英雄和荣耀，以及希腊即将到来的解放的出发点和推动者”。绿林好汉和山贼土匪这些善于发动游击战争的人的习性，已经引起了维莱斯汀利斯的仰慕。《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的作者甚至走得更远，他也许是第一个赞美那些亡命之徒的道德品质的人，并把他们刻画成处于萌芽状态的自由斗士和将来本土战斗力量的核心。
来自国外的力量也很重要，但这些力量并不在期待之列。作者认为，如果我们信任外国政府，那么我们就是智力障碍者，因为所有的外国政府都是由“专制暴君”领导的，都是为维护统治阶层自己的利益而存在的。为什么用一个专制暴君来换另一个专制暴君呢？尽管作者没有点名，但这是对老牌帝国俄国和新的法兰西拿破仑帝国的旁敲侧击。作者没有把希望放在外国人身上，而是放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在国外学习或经商的希腊人以及他的书能够影响到的多数人身上。他敦促他们，最后一定要回家，将他们在国外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贡献给自己的祖国。另一个国外的力量来自敌人的薄弱地方。《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的作者可能是引起大家关注“东方问题”的第一个希腊人，很快西方人就开始研究“东方问题”。奥斯曼帝国内部已经烂透了，他让读者相信，拿回自己东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更早的时候，他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奥斯曼帝国的很多地区，东正教徒人口占到当地人口的80%左右，即便如此，他们的数量也没有超过希腊人。
《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这本书还有其他的新东西，有对未来分歧的预言，那是对内部敌人的强烈谴责。那个出卖维莱斯汀利斯的同伙商人后来证明是唯一的叛徒。对于东正教会的等级制度，匿名作者使用了一些最为严厉的词汇。《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呼应法国革命反对教权主义的著作之一。从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荒唐可笑的头衔），到东正教主教公会的腐败，再到僧侣的无知和恶行，匿名作者对神职人员不屑一顾，认为他们不仅无知、自私，而且作为奥斯曼帝国系统的一部分，还是叛国者。对于法纳尔阶层和地方君王，该匿名作者的看法也都一样。
这些人给我们国家造成了更大的不幸，给希腊人带来了噩运，他们出生在希腊的土地上，没有别的目的，只是延长我们祖国被奴役的时间。
当然，那些精英阶层的成员并不这样认为。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希腊土地”这个概念听起来非常古怪。匿名作者满含厌恶地总结道：“这些人将成为他们后代的耻辱。”
我们已经得到警告，与所有革命事业一样，希腊的革命事业也会受到来自其要取代的最有权势的个人和团体的威胁。匿名作者心目中的英雄维莱斯汀利斯所想象的包容一切的纲领，已经永远地随风飘逝了。
黑暗中孕育的东西
这些思想到底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在农民、渔夫、农场主和僧侣等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会参与这些革命事业？就以维莱斯汀利斯来说，在将近一个世纪里，他提出的建议只不过是静静地被埋没在奥地利的档案卷宗里。科拉伊斯未署名的论辩宣传小册子以及《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原版书流传到今天的不过寥寥几本。从另一方面来说，所有这些出版物都是秘密出版的，收藏或拥有它们是危险的，很多出版物一定被收缴、隐匿或销毁了。我们现在不知道在1821年希腊革命以前的日子里，这些出版物到底有多少人阅读，或者经过口耳相传，有多少内容为人所知。科拉伊斯的《希腊研究文本集成》有25卷，收录了他的关于教育和语言的论文。这本书的出版由一位有着相同思想的商人资助，可能在奥斯曼帝国得到了大范围的传播。这些书籍没有公开宣传颠覆活动，所以帝国当政者也没有禁止它们发行。这些书籍的印刷数量为1 000~1 500本，对于用希腊语撰写的书籍，这个数量在当时已经是巨大的了。即便希腊革命前只有一半的书籍真正得到发行，流传到社会上的数量也还是相当大的。这些书籍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因为到了19世纪20年代初期，国家复兴的思想至少已经在受过教育的革命支持者心中扎根。但是，大致而言，这些人做了什么呢？
有价值的信息来源还得从国外寻找，外国旅行者在游记中写下了自己的经历，有时写得还很详细。在19世纪的前20年里，由于拿破仑战争阻碍了去欧洲其他地方的道路，越来越多的英国旅行者穿越所谓“希腊”的陆地。21岁的拜伦爵士和他的旅行同伴约翰·卡姆·霍布豪斯在第一次听说科拉伊斯后，就对他充满了敬仰。那是1809年年底，他们正停留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一个地方君主的家里。仅仅维莱斯汀利斯的名字就能让听到的人产生一种“迷幻”。从霍布豪斯的日记中，我们了解到，拜伦后来翻译并以此获得声望的那些诗篇，在维莱斯汀利斯被处死仅仅11年后就已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被人根据马赛曲的曲谱传唱：
起来，希腊的儿男！
光荣时刻已到来，
要效法我们祖先，
不枉作英豪后代！
起来，希腊的儿男！
挥戈向敌人迎战，
让他们腥臭的血川，
像河水在脚下奔窜！
事实上，这些歌词可能不是维莱斯汀利斯写的，但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依然是同样重要的。截至1809年12月，暴力的味道充斥在空气中。我们可以从这些以及其他旅行者那里得知，法国大革命赞歌的曲调已经在很多具有爱国思想的希腊人的口中哼唱。
其他外国游客也在大约同时期听到类似的社会传言。亨利·霍兰在1815年出版了一本书，书中提到“不管在欧洲这一块土地上是否可能建立一个国家，不管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是借助外来的力量，它都会在文明世界的所有事务和事件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值得思考的事”。最后，根据1812年在希腊几个月的游历，霍兰尝试性地得出结论——这里可能会建立一个国家。
到19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的时候，形势已经很明显，某粒种子已经发芽，正在成长。这粒种子将来的命运会怎样，是否会出现新的生命，是否会像维莱斯汀利斯的筹谋那样胎死腹中，没有人知道。根据科拉伊斯的描述，正在“觉醒”的人，不只是希腊人。1800—1821年出版的大量游记，尤其是在伦敦出版的游记，在增强当地人们的意识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与18世纪相比，这些游记的作者更加详细地记述了他们走过的国家的现状以及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在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中间，而且在更加遥远的西方，这种激发拜伦、霍兰等旅行者的好奇心的“思考”孕育生长起来。
拜伦的长篇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在1812年出版前两章后，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书甫一出版，便洛阳纸贵，它的面世标志着作者“积年盛誉”的开始，使作者成为现代的第一个名人。但是，“一夜成名”的不只是这首长诗的作者。一夜成名的还有希腊和希腊人。《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第二章以诗的语言叙述了拜伦在希腊土地上的“伟大游历”，还包括他对希腊现状和未来的考察以及思考的结果。在以后的几年里，继《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以后，拜伦还用诗文创作了一系列具有传奇故事的畅销书。这些书被称为拜伦的“东方”或“奥斯曼土耳其故事”，都是根据他最新的游历创作的。与《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一样，这些书很快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并受到欧洲各地人民的追捧。那个时候，拜伦还不是希腊人（后来是了）。他在1821年前写的作品，从未直言不讳地支持希腊革命。但是，不管他的读者生活在哪里，他们都会突然提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希腊再生能实现吗？
1814年11月—1815年6月，在维也纳会议上相聚，能决定拿破仑被击败后的欧洲格局的政客、君王以及他们的顾问和外交官，根本不费神考虑这样的问题。那次大会形成了欧洲协调机制，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是确定拿破仑战争结束后重建的边境为永久化的国界。但是，这一切安排的主设计师，也就是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在几年后公然否认意大利的存在，认为意大利只不过是一个“地理表述”。维也纳会议上没有奥斯曼帝国的代表，其欧洲行省的未来命运好像也没有任何人提及。但是，“没有四强国（后来是五强国）的同意，欧洲诸国疆界就不能变更”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奥斯曼帝国。到了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最终失败，整个欧洲大陆的命运都已注定。思考是诗人和幻想家的事，这就是当时的事实。
同时，受过希腊教育的精英阶层正在为实现希腊复兴的大业悄悄地积聚力量，协作行动，兴办报纸和建立知识社团变得越来越常见。早在1790年，维也纳就创建了第一份希腊语报纸。这份报纸创办了7年。维莱斯汀利斯密谋事件发生后，尽管这份报纸本身并没有涉及颠覆性活动，但是当局还是以此为借口把它给关闭了。1811年，第二份报纸《有学识的赫尔墨斯》创办，这是影响最大、创办时间最长的报纸。在创办后的十多年里，这份报纸几乎两周出版一期，得到了当时希腊语言教育方面最优秀人物的支持。报纸关注的主题是“哲学”，所以对有关政治的任何问题一概不关心。但是给这份报纸撰稿的很多人后来都在希腊革命中发挥了作用，成为希腊革命中知识阶层领导人的重要成员。
在社团方面，最知名的是热爱缪斯协会，它于1813年在雅典建立。该协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拜伦爵士曾经的现代希腊语导师扬尼斯·马麦罗托尼斯。第二年，同名社团在维也纳成立，得到了扬尼斯·卡波迪斯特里斯公爵的资助。这个人是科孚人，当时正在参加威尼斯会议，为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服务。这些社团至少都公开地致力于推进教育和艺术。从某种程度上说，希腊复兴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些社团有可能涉及一些隐秘活动。但是，与报纸一样，这些社团都是公开运行的，它们所声称的目标是文化方面的，而不是政治方面的。
朋友协会（也称“友谊社”）就大为不同了。在英语中，其拉丁名字“友谊社”被广泛使用。这是一个秘密社团，致力于民族解放战争。关于这个社团的仪式、层级以及黑话，很多文章已进行介绍。与当时欧洲其他地方的秘密政治团体一样，这个社团最终是以共济会为靠山的。这个社团建立于1814年，总部设在敖德萨。敖德萨位于新的“边疆地带”的核心，几乎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已向黑海北部开放了。从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起，说希腊语的商人就被鼓励去那里定居，现在那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社区。在实际生活中，这个社团好像只是从1817年开始，才以一个组织的形式发挥作用，而且是在君士坦丁堡发挥作用。社团创立者营造了神秘氛围，部分原因是夸大其与俄国的联系，目的是促使协会的支持者相信，协会的后台是沙皇政府，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民族解放是这个社团的目标，但是如何实现呢？
在这个社团中，不同层级的人都要发誓，誓言冗长。这些誓言成为我们了解社团最可靠的证据。誓言中最核心的一段话如下：
我发誓，我要在我的心中，对我的祖国的暴君、他们的帮凶以及与他们有着同样思想的同伙，永怀刻骨的仇恨。我要在形势允许的情况下，采取一切方式，打击他们，彻底消灭他们。
这里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民族”“祖国”“自由”是反复出现的词汇。社团的会员被称为“希腊人”，社团不允许外国人加入。社团的宗旨是实现“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的复兴”。正如此前的《宪法》，这个社团的很多办事程序、协议草案以及秘密，都没有保存下来，即便在其秘密存在的时期，那些东西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
社团的会员并不多，但其重要性远不是其会员数量可以代表的。据推测，截至1820年年中，它的会员只有700人，到希腊革命开始的时候，也只不过增长到2 000~3 000人。一份不完整的档案里记录了1 000多个会员的名字。在那些会员中，只有一个会员是农民。所以，这个社团所开展的根本不是一个大众运动。尽管如此，其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组织，而且致力于革命。
这个社团的本质从某些方面看是矛盾的。它精心设计的所有神秘机关，就是让入会人员相信自己进入了一个等级结构。上升的层级越高，就越神秘。最大的秘密只有几个被选中的人才知晓，掌握了这些秘密，就意味着进入了最高统治者阶层。这样一种机制并不是要保护这几个难以企及的社团领导人的身份，而是要掩饰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是如何低下，这才是整个秘密社团机器的真正目的。秘密社团的真实结构不是从上至下的，而是从下至上的，其煽动者来自刚刚兴起的商业中层阶级，没有一个人在现实生活的商业圈里占据显赫的位置。不管怎么说，他们在组织秘密社团、招募会员方面是成功的，其中一多半的会员是商人，会员还包括医生、老师等，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会员甚至还有地主、教会神职人员等。
这样一来，社团最顶端的一个职位就是空缺的。造成的后果是，没有一位众望所归的高层领导人能够在关键时刻统领全局。社团核心圈的人距离这个位置虽然只有一步之遥，但都不能胜任，他们甚至找不到一位有望接替这个职位的人。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希腊人是科孚公爵扬尼斯·卡波迪斯特里斯，他在1816年被提拔，担任沙皇的外交大臣之一。社团的会员都笃信，卡波迪斯特里斯就是他们的隐匿的、不得不承认的领袖。但在反复劝说下，卡波迪斯特里斯还是不想与社团有任何瓜葛。不过，在很久以后谈到意大利统一的时候，卡波迪斯特里斯坚持认为：“我们必须首先成为希腊人，然后再缔造希腊。”
就其本身来说，这个社团的存在看起来更像是某种征兆，而不是一个事业。那个时候，欧洲其他地方也有相似的秘密社团。这些社团的建立，都是由对1815年在维也纳达成的协议和安排的不满意引发的。矛盾激化之下，革命就爆发了，先是发生于1820年1月的西班牙，接着发生于同年6月两西西里王国的首都那不勒斯，然后发生于1821年的撒丁岛和皮埃蒙特。但是，这些革命都是由要求政治改革的“立宪主义者”推动的和平暴动，而不是秘密社团策划的全面战争。所以，这些革命必将是短命的。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革命性变化要等到1848年以后。
那么，奥斯曼帝国的边境地带为什么会不同？为什么不久以后希腊革命得以成功？在那些地区，有人也许会认为，狂飙突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其实，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中央集权已得到稳步加强，尽管很多人对此还没有完全清晰的认识。法国大革命来了，又走了。拿破仑和他的征服也是如此。对很多东正教徒来说，自由的诱惑与魅力一定就像1798年《慈父指南》所警告的那样虚无缥缈。但是，有些事情已经永远地被改变了。比如，这片土地再也没有稳定的状态了，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这片土地在过去的50多年，一直经历着持续不断的变革。拿破仑战争的不确定性只是进一步增强了不确定性的幅度和水平。最为根本的变革是，人们开始反思。曾经被“自由”、“平等”和“博爱”燃烧起来的热情可能已经消失，但是有比以前更多的人开始以“希腊人”的身份思考自身。1803年，科拉伊斯在巴黎撰写的《希腊文明现状论》已经证明了希腊船主和船长用他们的古代英雄的名字来命名船只的新习惯。个人在起名时，也是如此。人们在传统的教名之外，再起一个古希腊的名字，也是这个新习惯的标志。
思想意识的巨大转变正在发生。这个转变不可能是统一的。比如，在有些地方，很多人几乎没受到任何影响，其他人则拒绝思想转变。在那些拥护思想转变的人中，最积极的是那些生活在奥斯曼帝国以外的人以及可以与外界进行商业交往并走南闯北的人。这个新的、初步的、分布不均衡的“希腊”身份认同意识本身，未能使18世纪处于分散状态的社区在19世纪的前10年变得更加团结一致。如果这中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新的思考方式让它们变得更加分散。但是，不管是个人还是整个社区多么努力地试图适应这种思想转变，思想变革仍然不可期待。
这并不是说思想意识的变革就足以引发一场革命。当然，没有几个人会急切地希望发生那种疾风骤雨式的暴力运动。科拉伊斯和卡波迪斯特里斯等渐进主义者就是这样教导大家的。即便在发生敌对冲突以后，有人也依然认为革命是不必要的，可以不通过革命就能实现希腊自治政府的目标。那么，为什么会发生革命呢？为什么一旦发生就是爆发呢？1815—1821年发生了3件本来不需要发生的事情。它们从本质上来说是没有关联的。不过，这3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就会引爆一切。
第一件事情是长期的，是经济方面的。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掌握在奥斯曼帝国欧洲行省东正教徒手里的船运和跨越大陆的贸易，一直进行得非常好。随着战争的结束，属于西方国家的商船开始回到地中海东部地区。在这个时期，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实行保护主义。在这样的政策下，不论在奥斯曼帝国，还是在国外，希腊的商业公司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有一位历史学家甚至将这种情况类比为今天的希腊经济危机。有些外国旅行者也注意到了保护主义的影响。很多家庭的两三代人已经习惯了财富的不断增长，但是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的好日子消失了。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生活预期。在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人们再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儿子要比爸爸的日子过得好，女儿要比妈妈嫁得好。最坏的情况是，贫困可能随时而至。你能希望的最好情形就是把握好你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有些人来说）戛然而止。那些有财富的、有信念的、有才华的人猛然发现自己处于绝望无助的境地。
这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直潜伏的。1820年春天发生了两件事情，它们共同将经济衰退和人们的绝望推向了暴力。阿里是爱奥尼亚群岛说阿尔巴尼亚语的穆斯林帕夏，他公然站出来反对奥斯曼帝国。4月24日，这个社团的高层发现了他们一直苦苦寻找的领导人。
第三章
浴血而生
（1821—1833）
毋庸讳言，那就是一场大屠杀。
就革命的计划性而言，几乎从一开始，事情就摆脱了计划者的控制。从任何角度来看，计划的制订都非常仓促。这不是一场有领导人率领、有目标引领的革命。这不是国与国之间，甚至不是一国之内有着明显不同的派别之间的战争。希腊之外的历史学家通常将它称为“独立战争”。其实，它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在希腊传统上，它被看作“革命”，或者更经常地只是以年份命名，在所有后来的希腊历史上被写成“1821”。
杀戮一旦开始，就变得疯狂起来，显示了集体的愤怒和恐惧。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控制它。各方（有很多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参与方）都毫无例外地诉诸可以想象的最极端的暴力。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不是“通过其他方式进行的外交延续”，这是通往野蛮的堕落。启蒙运动所捍卫的理性、自由的价值观往往受到推崇，但这场革命波及的所有地区，几乎没有重视这些价值观的迹象。希腊革命的故事不是一个理性行动和反应的故事。所发生的一切更像是真实的婴儿降生，或者是大自然的一个灾难。
这场暴力的受害者多半是平民以及那些不能保护自己的人。除非外国人提出要求，否则交战双方通常不会放行局外人员，而且一如既往地杀害俘虏和人质，不管年龄，不分性别。一场小型战斗后，双方都会把各自击毙的人员的头割下来，堆放在一起，作为战利品。所有行凶者，不管是奥斯曼帝国的刽子手，还是处死穆斯林俘虏的基督教暴徒，都怀着同样的强制性心理——要让最后的惩罚方式多样化，他们使用了毫无必要的羞辱形式，有时候还让被处死之人的痛苦更加骇异、更加持久。据推算，截至1828年，希腊的平民人口数量比敌对行动爆发以前减少了20%。庄稼、牲畜、磨坊和住房是农业生活的必需品，其被破坏的程度比人口的减少幅度大得多，例如，牲畜数量锐减了90%。革命结束的时候，大多数地区不再有穆斯林。宣礼塔被拆毁，清真寺被改成仓库、市议会厅或者（很久以后）电影院。这些建筑物与周围建筑物的朝向不同，今天，它们朝向麦加，这常常提示人们它们最初的意义。在19世纪20年代争取希腊独立的那些地区，我们很难再找到刻着古老奥斯曼文字的纪念碑或石碑，也难以找到奥斯曼时期的墓碑或建筑。
在第一批研究这段冲突的希腊历史学家中，有一位历史学家在冲突结束几十年后回顾这段历史，分析证实了他的同胞之所以有那样的行为的原因。他说：“希腊人的不端行为，是奥斯曼土耳其教育的结果，是由奴隶制度引起的。”那个时候，外国观察家则持怀疑态度。最近发现的非希腊人的记述显示，冲突双方采用的极端暴力不相上下。在地方层面上，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不是所有的暴力形式都难分伯仲。奥斯曼帝国从一开始建立的报复模式，可能进一步加剧了它本想要控制的威胁。在1821年4月和5月的几个星期里，一个多世纪的成就被损毁殆尽，法纳尔阶层被彻底消灭。那个时候，在君士坦丁堡执行的所有死刑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处死年迈的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4月22日复活节那天，他在自己教堂的大门上被绞死。在那几周的时间里，有100多位著名的法纳尔在君士坦丁堡被当众砍头。
对奥斯曼帝国来说，这可能是恐慌的信号。尽管那些措施对希腊族很残忍，但它们也损害了奥斯曼人自己的利益。几年以后，奥斯曼帝国发现，有些过去由法纳尔担任的最高职务，再也找不出合适人选了。同样的自我伤害行为一年后再度发生。那个时候，希俄斯岛种植乳香的村庄惨遭洗劫，这被当作对另一个岛上的希腊人叛乱的惩罚。1822年4—6月，对希俄斯岛的大屠杀因奥斯曼帝国体制内的另一种报复形式（奴隶制度）而变得复杂起来。希俄斯岛上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在1822年的夏季与秋季被驱赶到黎凡特奴隶市场。这些事件震动了整个欧洲。两年后，欧仁·德拉克洛瓦创作了著名的油画《希奥岛的屠杀》，它让世人永远记住了奥斯曼人的残暴。但是，君士坦丁堡高层社会的贵妇人已经习惯于咀嚼只在希俄斯岛集中种植的乳香，那里的乳香还有药用价值。现在，由于奥斯曼人的报复，她们再也品尝不到那些乳香了。
与此相对照，希腊没有与奥斯曼帝国相匹配的国家权力，所以不能在这么大的规模上实施惩罚行动或报复行为。不论是临时政府，还是在当地行使权力的地方领导人，通常都不能下达命令实施暴行。根据1822年的《临时宪法》，奴隶制度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合法的。希腊之所以发生那么多的暴行，是因为希腊领导权的缺失。一般认为，乔治·芬利是在研究希腊革命方面最有见识，也是至今最有威信的历史学家，他对赛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和佩特罗比·马夫罗米查尔斯这么强大的军阀不能阻止那些暴行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这些领导人并不懦弱。他们了解所统率的士兵。作为领导人，他们知道士兵信赖他们的基础，并知道那个基础是多么脆弱。1821年10月和1822年7月，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特里波利斯与雅典分别向希腊革命者投降，签订了投降条约。但是，投降条约被撕毁，大批投降人员被杀，这对欧洲人造成的震撼一点儿都不亚于奥斯曼人在希俄斯岛上犯下的暴行。但是，人们一定会疑惑，不管希腊领导人多么才华横溢，如何风度翩翩，他们是否能够控制住那些情况下喷涌出的大规模杀戮之欲，同时又无损于自身权威？
芬利相信“希腊革命真正的光荣存在于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从不懈怠的坚持之中”。他亲自参与了这场革命，到他写作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已经在独立后的希腊生活了大半辈子。从那以后，他的历史观点就一直占据主流位置。但是，秉承“我要小心谨慎”座右铭、为人为学都审慎的斯考特，在这个问题上也采用了浪漫化的手法。冷酷的真相一定是，芬利笔下的英雄（“人民大众”）在极端的情况下受人类最原始的本能的驱使，使自己沦落为疯狂暴力的受害者。这种病态式的暴力既感染了基督徒，又感染了穆斯林。正是在这种恐怖、相互仇恨和嗜血的狂暴中，希腊这个民族国家降生了。
友谊社的灭亡
亚历山德罗斯·依普希兰狄斯的名字还被读作“西普斯兰特斯”，他是1806年俄土战争爆发时逃到俄国的前瓦拉几亚君王的长子。依普希兰狄斯在俄国接受军训，参加了俄国抵抗拿破仑的战役，表现极为突出。他在德累斯顿城外的一场战斗中失去了右臂。从那以后，他就作为俄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出席了维也纳会议。在所有的记述中，依普希兰狄斯都深得亚历山大沙皇的信任。后来，虽然他不再适合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但还是被提拔为俄国军队的少将。他当时正在休假，所以友谊社的代表很容易就与他取得了联系。1820年4月，这位27岁的年轻人同意担任友谊社领导层空缺的最高职位，成为友谊社长久以来苦苦寻找的领导人。到1820年年底，依普希兰狄斯在基希讷乌建立了秘密司令部。基希讷乌现在是摩尔多瓦的首都，当时在俄国的领土之内，靠近奥斯曼帝国控制的摩尔多瓦的边界。
在友谊社看来，机会突然降临，千载难逢。他们需要有人站出来振臂高呼，领导这一切。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已经开拔，围困了在首都约阿尼纳造反的阿里帕夏。整个鲁梅里（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的大陆）被两股穆斯林势力之间的战争吞噬。敌对双方是阿里帕夏和苏丹中央集权政府。这好像是最完美的起义时刻。但是，从哪儿开始？如何起义？一开始，起义计划是照着维莱斯汀利斯的思路来的。按照计划，依普希兰狄斯要乔装打扮，秘密潜入的里雅斯特，并从那儿乘船去伯罗奔尼撒半岛。在这个地区，友谊社的代表成功地招募了很多当地的地主、主教等，使之加入了希腊独立的大业。如果依普希兰狄斯接受了这个建议，那么他和友谊社的命运，或者确切地说希腊革命进程的命运，会有怎样的不同，谁又能说得清呢？但是，在最后一刻，计划改变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革命者自己安排了行动计划，因此希腊革命的旗帜将转而在多瑙河流域的公国里竖立起来。
依普希兰狄斯穿着俄国军服，身边只有几个仆从跟随，在1821年3月6日乘船横渡普鲁斯河，来到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同一天晚上，他抵达摩尔多瓦当时的首都雅西，在那儿受到法纳尔君王的欢迎。从此，法纳尔君王就背叛了他曾宣誓效忠的苏丹。两天后，宣言书被印刷出来，随后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在欧洲的报纸上发表。
希腊革命爆发了。
在摩尔多瓦的第一天，依普希兰狄斯就组建了一支由200名当地支持者组成的武装队伍。一周内，这支队伍的人数就增加到4倍。到了6月，他的队伍暴增到5 000~ 8 000人，包括2 000名骑兵。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些人几乎都是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招募的。尽管奥斯曼帝国当局有着各种猜测，但是从俄国陪同依普希兰狄斯一起来的只有几位随员，根本没有战斗部队。
尤为了不起的是这支队伍的人员构成。最为核心的500名来自欧洲各地受过教育的希腊人，正是《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一书中所指的那些希腊人。他们被称为“神圣营”，穿着黑色制服，行军于维莱斯汀利斯设计的红、白、黑三色旗下。他们有了新的标志，那是从火中奋飞的凤凰，标志上面有“我从灰烬中再生”的口号。大多数战士都是说着各种语言（或来自各个民族）的自愿参加的人，包括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瓦拉几亚人（罗马尼亚人），在与俄国接壤的边境地带生活的哥萨克人。历史上，这是唯一一支东正教联邦队伍。如果革命成功，维莱斯汀利斯的全球性“希腊共和国”的理想就可能会成为现实。
但是，依普希兰狄斯的革命事业有着致命的缺陷。友谊社的创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其革命能得到俄国的支持。但是，这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依普希兰狄斯可能认为自己与沙皇及其宫廷的私人关系将会在这方面带来一些改变。但是，时机太不凑巧了，摩尔多瓦起义的消息传到沙皇耳朵里的时候，沙皇正在莱巴赫（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出席欧洲协调机制的一个常规性会议。在那个场合，当着其他几个强国代表的面，这位俄国专制独裁者不可能支持邻国革命造反。毕竟，欧洲协调机制的会议目的就是强化1815年建立的国际秩序。亚历山大沙皇立刻将依普希兰狄斯从俄国驱逐，剥夺了他所有的官衔和职务。他甚至还提出要支持奥斯曼帝国政府平定这场叛乱。
即便如此，依普希兰狄斯还是尽最大努力让人们继续相信他，俄国沙皇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依普希兰狄斯私下说，他的俄国主子已经向他保证，俄国援助不久就会到来。但是，起义的势头已经减弱了很多，而且很快就到了终点。1821年6月19日，在瓦拉几亚公国的德拉加什战役中，友谊社的军队被人数更少的奥斯曼军队打垮。依普希兰狄斯逃过边境线，到奥地利避难，他在公国招募的军队的幸存者只能自生自灭，有些战士战斗到最后一刻，有些则被俘虏、被处死。依普希兰狄斯本人被奥地利人监禁。他遍体鳞伤，监禁解除后不久就死去了，年仅35岁。
多瑙河流域公国的希腊革命就这样很不光彩地失败了。
同时，在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和爱琴海地区，形势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转向。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和拥有最大商船的岛屿，当地领导人热切响应友谊社的号召，参加起义的人数比其他地方都要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至今不明，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些人当时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对岛上的居民来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贸易状况一直很不好。在大陆，依赖葡萄干和丝绸等出口产品的富裕地主惨淡经营。在友谊社代表的敦促下，有些人撕毁了他们与奥斯曼帝国政府达成的几十年的、曾给他们带来特权的协议，与诸如赛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等曾经的土匪、山贼结成联盟。科洛科特罗尼斯已经开始从流放地爱奥尼亚群岛返回。
依普希兰狄斯在摩尔多瓦起义的消息刚传来，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起义就同时在几个地方爆发了。友谊社的代表本来将希腊革命的启动日期定在1821年3月25日（西历为4月6日），因为这个日子有象征意义：与宗教的圣母领报日在同一天。从那以后，3月25日就成为希腊的国庆节。但是，这个被传颂的故事实际是这样的。3月25日，希腊老帕特雷城的杰尔马努斯主教在卡拉夫里塔高山之上的圣阿吉亚·拉夫拉修道院升起了起义反抗的大旗。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第一批宣告脱离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城镇有南方的卡拉马塔和北方的帕特雷。其他的城镇随后响应。到了4月中旬，整个地区都揭竿而起了。
这不是有组织的军事行动，与依普希兰狄斯在多瑙河公国的做法不一样。这是游击战争，规模很小。各自的领导人都是当地的“主教”或前土匪头子，在几个月后，得到了一些来自国外的、少量的满怀理想主义的志愿者的帮助。关于这些志愿者，我们后面再详述。虽然这些游击队之间缺少合作与协同，但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山区中，这样的起义暴动方式极其有效。
即便到了这时候，也不是所有说希腊语的人占主导地位的地区都宣布支持革命。在鲁梅里的北部，由于阿里帕夏和苏丹之间的冲突，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在这个地区，由基督徒组成的武装部队几十年来一直镇压土匪，这些部队人员多数来自他们要控制的同一支土匪队伍。因此，这里就演化形成了一个流动的机制：他们在当地不同的权力中心之间来回摆动，变换着自己的忠诚。因为只要阿里帕夏还在约阿尼纳坚持抵抗，有些土匪就可能被收买到他的那一边，其他土匪可能会被收编到奥斯曼的军队中。到了那年夏天，多数地方武装力量都加入了希腊革命这个新的事业。但是，只要希腊革命还没有结束，很多土匪就不会放弃他们左右摇摆从而寻找盟友的战略习惯，因为这样可以保证他们的生存基地的安全。
最富裕的海德拉岛起着关键的作用。反对传统船主的寡头统治的行动发生以后，海德拉岛就加入了希腊革命。后来当船主们再度控制局面的时候，海德拉岛就难以实现对希腊革命的承诺。不过，爱琴海另一边的斯派塞斯岛和普萨拉岛附近，停泊着来自海德拉岛的商船，船上有拿着武器的商人，他们很快就加入反抗的队伍，他们的船队比奥斯曼帝国的船队厉害得多。特别具有杀伤力的、让奥斯曼水手胆寒的，是希腊的火攻船，老旧的船体外面被涂上了沥青。然后希腊船员点着火，驾驶着这些火船，精准地驶向他们的目标。在撞击之前，这些船员乘小船撤离到安全地带。几个月后，这些非常规的船队就控制了爱琴海。尽管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封锁敌人的海上通道，但是从1821年夏开始，他们一直控制着爱琴海，甚至是爱奥尼亚海到西方的海岸地区。
在爱琴海的很多小岛上，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总是比在大陆的统治弱化得多，但是这些小岛上的革命热情不像其他地方那么高涨。中世纪后期，在基克拉泽斯群岛中的锡罗斯岛、蒂诺斯岛和圣托里尼岛等岛屿生活的罗马天主教友，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不愿意牺牲安逸生活，去支持他们的东正教友。在大陆的更北边，几十年来一直是商业和教育中心的皮立翁山区爆发了起义，但是起义很快就被平定了。内陆腹地萨洛尼卡也发生了起义。奥斯曼人在这儿的报复特别残忍血腥，但是也很有效。同样的举措在南方能点燃革命的热情，而在北方则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在南边和东边，克里特岛和萨摩斯岛的基督徒热情地加入了革命，不过，直到20世纪，这两个岛才成为独立后的希腊的一部分。在爱琴海上的另外两个大的岛屿莱斯博斯岛和希俄斯岛，基督徒坚定地避免卷入这场革命，前者成功了，而后者正如前面所描述的，遭受了灾难性的后果。发生于安纳托利亚海岸艾瓦勒克和士麦那的反叛被镇压了。在所有地点中，距离雅典最远的地方——塞浦路斯岛上没有一个人反抗，但是教会的主教们依然被处死了，仅仅是因为疑似与友谊社合谋。
1821年年底，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整个农村地区和鲁梅里的南部地区一直在进行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清洗”。那些没有逃跑、没有被杀、没有被赎回的穆斯林，都到十字军或拜占庭时代建造的一系列堡垒中去避难了。有些级别高的穆斯林，可以拿钱赎回自己的命。希腊独立战争第一年的决定性的胜利是10月初摩里亚公国首都、防守坚固的城市特里波利斯的投降。城市投降后，大约8 000名穆斯林和犹太教居民被屠杀。在当时的语言中，所有的穆斯林都被描述为“奥斯曼土耳其人”，这与我们今天称呼他们属于哪个民族没有任何关系。很多被害者，可能包括所有犹太人，都将希腊语视为第一语言。多数穆斯林不是说希腊语，就是说阿尔巴尼亚语。决定一个人生或死的是宗教信仰。1821年年底，冲突的本质已经确定，不可改变。同样，希腊革命的地理中心区域也已经确定，在经历种种相互影响的命运变迁之后，在19世纪30年代初成为独立后的希腊的第一块国土。
到了这个时候，希腊革命的领导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很多在1821年3月和4月打响革命第一枪的人（也许是所有人），都是友谊社的会员。但是，随着不久后依普希兰狄斯领导的战役在北方瓦拉几亚的惨败，友谊社作为一个组织已经陷入了困境。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如果起义的人得不到上面的指示，那么没有人能对起义负责。直到6月，友谊社的全权代表才抵达希腊的解放区，声称代表协会领导革命。这个人是亚历山德罗斯·依普希兰狄斯的弟弟迪米特利亚斯。和他的哥哥一样，迪米特利亚斯也有在俄国军队服役的背景。他只有25岁。在海德拉岛上岸的时候，迪米特利亚斯受到狂热的欢迎，因为人们相信他带来了俄国援助的承诺。即便摩里亚最有实力的军阀，比如马尼军阀首领佩特罗比·马夫罗米查尔斯以及51岁的前土匪头子赛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都愿意接受他的指挥。
迪米特利亚斯很悲伤，因为他抵达海德拉岛的那天，正是他的哥哥在德拉加什遭遇惨败的日子。不久，这个消息就传到了伯罗奔尼撒，而迪米特利亚斯刚刚在那儿建立了他的指挥部。在人们知道哥哥已经放弃了革命事业，到奥地利避难，且弟弟的到来并没有带来俄国政策向好的转变之后，迪米特利亚斯不仅不可能强化他声称的代表友谊社的权威，而且就连友谊社本身也开始变得无关紧要了。尤为严重的是，友谊社甚至可能让人蒙羞。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横空出世了。至少在希腊革命初期制定未来希腊民族国家发展方向的时候，他比其他人的贡献都要大。他是18世纪统治多瑙河公国的首位且最出名的法纳尔君王的后裔——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扎托斯。他虽然还不到30岁，但是在为其叔父效命的历练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他的叔父曾担任瓦拉几亚公国的君王，为苏丹效力。希腊革命的不少领导人以前从来没有踏足过他们为之奋斗的那块土地，这让一些跟随他们的人心怀某种怨恨，而马夫罗科扎托斯是希腊革命中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他智力超群，精通8门语言，很快在希腊革命中脱颖而出，成为希腊唯一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他穿着一套欧洲双排扣长礼服，而迪米特利亚斯和他的哥哥一样，穿着俄国军服。几乎除马夫罗科扎托斯之外的所有人（包括西方的志愿者）都身着当地奥斯曼式样的衣服。马夫罗科扎托斯是一位天生的政客，我们后面还要谈到他。
特里波利斯的10月杀戮发生以后，各地区的领导人忙于争权夺利，扩大影响。形势的发展要求已解放的地区召开一次国民大会。迪米特利亚斯希望有这样的进展，并以此确定他自己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马夫罗科扎托斯也期待这样的会议，但是有着不同的目的。在11月初筹备这次大会的时候，马夫罗科扎托斯向友谊社的主要代表写了封信，极其坦诚地详述了观点：
协会的错误引发了欧洲各国对我们的敌视。因为欧洲各国会自然地认为，我们是欧洲雅各宾派的工具。这些事情让俄国疏远了我们，而俄国每每在其他事情上都是愿意帮助我们的。
马夫罗科扎托斯还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不要再使用什么“领导人”“全权代表”“助手”的头衔了。在目前的形势下，经过我们的指导，当地的人民应尽量自己组建政府……拒绝一切让欧洲列强怀疑我们是雅各宾派帮凶的做法……不要再用夸夸其谈的语言向欧洲陈述我们正义的要求，而是要像我们的祖先那样，简明扼要，克制适度。
马夫罗科扎托斯还强调，现在应该“尽一切可能，将人民团结起来，从而组建政府”。
大会如愿召开。会议结束的时候，也就是1822年1月13日（根据西历，正是新年那一天），在古代圣地埃皮达鲁斯遗址的附近，大会发布了希腊独立后的第一个临时宪法。这份文件和维莱斯汀利斯曾经起草的文件一样，大量借鉴了法国大革命1793年和1795年的宪法，确立了新的国家的名字是“希腊”，其公民是“希腊人”。根据首次在美国实行的权力分立的原则，希腊建立了行政和立法部门。民选的第一总统（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元首）是马夫罗科扎托斯，第二总统（大致相当于美国众议院的议长）是迪米特利亚斯。临时宪法没有提及友谊社。同时，维莱斯汀利斯曾经建议的国旗的红、白、黑3个颜色被蓝、白2个颜色替代，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希腊国旗的颜色。
谁最后走到了权力顶端是一清二楚的。
从实际的观点来看，第一个临时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纸空文。芬利在40年后写道：“希腊人在埃皮达鲁斯为欺骗欧洲做了很多，为把希腊组织起来做了很少。”他的这番话为其后的历史学家定下了调子。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临时宪法就是一个骗局。临时宪法所传达的是强烈的愿望，而不是实际的政策。但是，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如果一个革命行动要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获得认可，那么它也是一个必要的骗局。友谊社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革命现在正按部就班地进行，变成一位历史学家最近所说的“一个欧洲事件”。
什么样的自由
在一段时间里，奥斯曼军队一直在希腊的北方镇压阿里帕夏的造反，希腊在南方的革命因此而受益。但是到了1822年1月，苏丹的军队进入了帕夏所在的首都约阿尼纳。阿里帕夏曾被拜伦爵士形容为经验老到的“穆斯林·波拿巴”，却也在2月5日被捕并被杀死。造反结束了。奥斯曼帝国政府投入到这场冲突中的大量军队现在可以用来解决希腊的问题了，而且已经全副武装地逼近了希腊人的家门。1822年7月，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集中大量兵力，对刚刚成立的希腊发动了第一次全面的反击。
奥斯曼帝国的一支部队从鲁梅里东部往南开进，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其目的是解救被困在科林斯和纳夫普利奥的奥斯曼要塞部队，并与他们合力征服在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国家。另一支部队沿着平都斯山脉的西麓前进，其主要目标是贸易港口迈索隆吉翁。因为马夫罗科扎托斯在前年抵达希腊以后，就把他的活动集中在迈索隆吉翁。奥斯曼帝国被围困的前哨还有雷班托（今纳夫帕克托斯）以及鲁梅里城堡（今安提里奥），它们都需要解救。在这两场战役中，希腊军队的人数远远少于奥斯曼军队的人数。
在西边，奥斯曼军队的统帅已经替代阿里帕夏。奥默·维耶尼斯作为新的约阿尼纳帕夏，没有他的前任那样的雄心，但是在随后的几年里，也非常精明地攻击了造反的希腊人，利用了当地希腊人以及说阿尔巴尼亚语的武装人员或土匪的不断变化的忠诚。一场相对传统的对阵大战始于1822年7月16日。维耶尼斯的军队遇到了希腊的一支正规军，这支正规军是由西欧和爱奥尼亚群岛的志愿者组成的，指挥官正是马夫罗科扎托斯，战役发生在城外跨过阿尔塔河的一个叫佩塔的地方。这是一场歼灭战。外国志愿者严格坚持西方的军事训练原则，即没有总司令的命令，绝不行动一步，而当时总司令却不在场。那些非正规的部队，本来应该在山里打掩护，但是他们谁的命令也不听，听到枪响就跑得没影儿了。佩塔之战的溃败对于希腊革命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尤其可怕的是，它打击了已经抵达希腊参加革命事业的外国志愿者的士气。最为严重的是，这场失败对正常军事理论的整体概念的建立投下了阴影，将国家军队单一军事指挥的创建推迟了好几年。
在希腊的另一边，结果却是极大的不同。马哈穆德·德拉马利是奥斯曼帝国部队的司令，这支部队大约有20 000人，其中包括8 000名骑兵，它成功地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在这里，抵抗这支部队的是科洛科特罗尼斯和当地游击队“队长”率领的人员。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们竟然能够将进攻者挡在了纳夫普利奥之外，然后在奥斯曼军队通过德凡纳基亚关隘往北撤退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伏击，击毙了大量人员。佩塔失败仅仅用时10天，这次胜利给游击队非正规的战术以及冷酷无情的做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尽管很多人做出了努力，包括现在已经星光黯淡的迪米特利亚斯，但是德凡纳基亚的成功主要归功于科洛科特罗尼斯。不管是否有道理（芬利认为没有道理），这场胜利肯定提高了战役领导人在其他希腊人心中的政治地位。截至1822年夏末，在希腊东部的希腊人就不再面临大的军事威胁了。
确保希腊西翼的安全，需要更长的时间。在佩塔灾难以后的几个月里，马夫罗科扎托斯要通过守卫当地的主要城镇迈索隆吉翁来救赎自己。战争中幸存下来并忠心不改的军人在那里进行了重新组合。在暴风雨和来自海德拉岛的船只的帮助下，依靠自己的坚定信念，城镇守卫者在1823年1月6日成功地突破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围困。根据东正教历法，这一天正是圣诞节。这是希腊革命期间三个围困中的第一个，使得迈索隆吉翁这个名字在整个欧洲变得无人不晓。第一个围困的结束意味着，从1823年开始，刚刚站立起来的、危机四伏的希腊民族国家为自己赢得了喘息的时间。
这个喘息之机延续了整整两年，主要归功于革命起义者不能控制的其他原因。当然，在这段时间，边境上依然不时发生小规模的战斗。除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其他地方的边境都是有漏洞的。偏远的岛屿尤其薄弱。1824年夏天，普萨拉岛和卡索斯岛上的居民被全部消灭。同一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重新控制了克里特岛。但是，除了这几个特殊的情况，从1823年开始到1825年春天，叛乱不断的希腊依然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时期。
不过，这不是和平时期。现在的舞台就是让希腊人进行内部思考的。所有的人都会团结在“自由或死亡”的旗帜之下。但是希腊人既然已经赢了，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他们在未来需要什么样的自由？
一个回答是基于启蒙主义思想的。马夫罗科扎托斯和那些像他一样思考的人坚定地推进中央政府的建立，设立现代的、进步的机构，推行法治和民主，所有这一切都在埃皮达鲁斯宪法中被奉为神圣（被芬利和其他人斥为一种“骗局”）。对这些人来说，任务是将那个期望变成现实。今天的历史学家经常称这个团伙的人为“现代化推进者”。与他们对立的是持有传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当地领导人，一般可统称为“军阀”。对科洛科特罗尼斯和马夫罗米查尔斯等人来说，自由就是绝对的自我独立，拒绝承认除他们自己以外的其他权威。在他们的等级中，领导人是最强大的，是最有感召力的，领导人的话就是法律。他们的权力基础是本地性的，或者最多是区域性的。他们对扩大冲突没有很大的兴趣，对鼓励外国干涉更没有兴趣。尽管他们期待俄国干预，但也不是完全坚持不懈地希望俄国出手相救。他们的目标就是口头传统中所表达的自由概念，是这个时候第一次被收集、出版和翻译并从此以后在国家庆典上被演唱的绿林好汉歌谣中的自由概念。
这些分歧在1823年4月走向了公开化。那时，第二次全国国民议会正在召开，会议地点是距离纳夫普利奥不远的、当地人称之为“圣约翰的草屋”的地方，这个地方因这次会议而恢复成古代时的名字“阿斯特罗斯”。新的选举将行政权力交到知名军阀马夫罗米查尔斯和科洛科特罗尼斯等人的手中。马夫罗科扎托斯则被降到一个含义模糊的职位。科洛科特罗尼斯后来被选为立法机构负责人，但是他盛气凌人地拒绝出任，这让事情变得极其荒谬。分权运行得并不是很好。
从1823年年底到1824年年初，希腊有两个政府，它们都试图通过一个不同的权力基础来压倒对方。1824年3—6月，效忠不同政府的力量兵戎相见。经过一次不稳定的休战和竞争双方一些机会主义的调整改组，第二次内战于11月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爆发。这些事件中的牺牲备受瞩目：一个是直接的，是科洛科特罗尼斯的长子帕诺斯，他被特里波利斯城外的希腊同胞杀死；另一个是间接的，是拜伦爵士，他是来帮助希腊革命事业的外国志愿者中最有名的。
拜伦于1824年4月19日在迈索隆吉翁去世，这形成了传奇，但对于他在希腊斗争中真正的贡献，人们的认识也因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拜伦刚踏上希腊这片土地的时候，遇到了其他希腊领导人面临的同样的困境，那就是他为之奋斗的是什么样的自由？拜伦在深思熟虑以后，用自己的名声和个人财富来支持马夫罗科扎托斯以及海德拉岛和斯派塞斯岛具有现代意识的船主们。拜伦仅仅在独立后的希腊生活了3个月，就因发烧而死亡。但是，他的战略选择以及随之而来的资金投入和广泛的国际宣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在没有开一枪一炮的情况下，对迈索隆吉翁的第二个围困在1823年年底被解除了，据说解除的唯一原因是英国的勋爵资助了一批希腊船只，其开往迈索隆吉翁解围。从长远看，拜伦更为重大的影响是他在近一年的冲突中，给予了现代化推进者决定性的支持，反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军阀们。
到1825年年初，唯一的中央政府的权威已经建立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化推进者的政治领导权从马夫罗科扎托斯转移到一个新的政客那里。他是扬尼斯·科莱特斯，虽只有50岁，但在希腊内战中比马夫罗科扎托斯显得更冷峻无情、更不拘谨克制，他毫不心慈手软地下令使用武力对付他的希腊同胞。科莱特斯出生在阿里帕夏封地的一个说瓦拉几亚语的社区，他利用在东正教会接受希腊语言教育的机会，到意大利学习医学，回来后在约阿尼纳担任宫廷医生。他在阿里帕夏的宫廷里学会了生存所必需的各种权谋套路，当然也毫无疑问地了解了他的主子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与英法等强国势力开展复杂外交的左右逢源之术。因为这个经历，科莱特斯将从阿里帕夏那里继承的政治遗产与西方的、现代的观念进行了融合。从这个时候到他去世（1847年），科莱特斯虽然与马夫罗科扎托斯都站在同样的、宽泛的现代化推进者的一边，但他们一直是竞争激烈的政治对手。马夫罗科扎托斯看起来文质彬彬，书生意气，有着知识分子的学术修养，相比起来，科莱特斯更像一个平民主义者，在两人的竞争中，科莱特斯往往略胜一筹。
根据21世纪一位希腊历史学家的大胆推测，“拯救希腊革命的恰恰是内战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推测决定了希腊民族国家未来的格局和方向，而这个认识是正确的。但是，那次内战结果的代价是让希腊社会的结构产生了一条裂纹，而且从那以后，这条裂纹再也没有被修复。裂纹的一边是19世纪20年代“现代化推进者”的后裔，他们是讲政治的、沉稳的、实用的、主张融合的人；另一边则是传统主义者，他们念念不忘绿林好汉之歌中颂扬的绝对自由以及希腊革命期间一些军阀所尽享的光荣自治的短暂时光。在后来的希腊历史上，很多问题只有通过追溯这些冲突，才能得到解释。在希腊民族国家孕育诞生的斗争中，这些理念冲突就第一次出现了。
但是，如果希腊革命要成功，首先就要生存下来。
革命之火几乎熄灭
崇尚现代化的中央政府刚刚在与军阀的内部争斗中获得优势，其一直担心的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反击就开始了。这一反击很快被证明是致命的。早在1822年，苏丹一直采用从北方走陆地进行两路进攻的战略，但是失败了。到了1825年，再次发起的进攻不仅通过已经熟悉了的陆路，还同时从南边走海路进行。这次军事进攻的主要人物是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儿子易卜拉辛。穆罕默德·阿里一出生就是穆斯林，来自今希腊北部卡瓦拉的说阿尔巴尼亚语的穆斯林家庭。10年前，他废黜统治埃及几百年的马木鲁克王朝，消灭了作为奥斯曼帝国藩属国的埃及。那些年里，在西方尤其是法国的帮助下，穆罕默德·阿里在与欧洲接壤的边界彻底强化了他的部队，配备了现代化的武器。苏丹和他的这位总督决定联手消除来自希腊的威胁。奥斯曼海军的基地在君士坦丁堡，因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舰队和船员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强大。埃及海军的指挥官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辛。易卜拉辛被任命为摩里亚帕夏。
易卜拉辛于1825年2月23日率领埃及部队在莫顿登陆，莫顿就是今迈索尼，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侧。莫顿和科隆是那个地区的两个要塞，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掌握在奥斯曼人的手里。为了缓解防守部队面临的威胁，易卜拉辛一下子增援了50艘战船，其规模是战争爆发以来从未有过的。经过一场迅猛的战役，希腊人被从相邻的根据地纳瓦里诺要塞中赶了出来，马夫罗科扎托斯还差点儿丢了性命。纳瓦里诺湾的停泊处位于希腊大陆和斯巴克提里亚之间，在以后的两年里，为来自亚历山大里亚和君士坦丁堡的联合舰队提供了安全的基地。
同时，在北边，新的司令官取代了奥默·维耶尼斯。他是雷希德帕夏，在佩塔战役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他在1825年4月底，实行了对迈索隆吉翁的围困。这是希腊革命中的第三个围困，也是最后一次围城的开始，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鲁梅里南部其他地区的战乱导致了希腊部队在科林斯地峡以北几乎所有地区的溃散。只有西边的迈索隆吉翁和东边的雅典的卫城还在坚守着，两座城市都被奥斯曼军队围困。雷希德帕夏和其他地方的帕夏肆虐鲁梅里的时候，易卜拉辛率军有条不紊地重新夺回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所到之处的庄稼和房屋被烧杀抢掠一空。到1825年夏末，希腊人被迫放弃了特里波利斯。随着易卜拉辛大军的高歌猛进，埃及部队已经进入了希腊根据地、临时首都纳夫普利奥的守军的视线里。乔治·芬利对此进行了冷峻的总结：“埃及正规部队发动了灭绝一切的战争，而希腊应对战争的是游击队。”他认为，战争的后果一定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希腊逃脱了战火，也逃脱不了饥馑。”
迫近1825年年底，双方的所有努力都集中在对迈索隆吉翁的围困上。在奥斯曼帝国一边，易卜拉辛与鲁梅里的雷希德合兵一处。迈索隆吉翁的陆路和海路都被切断了。数月来，来自海德拉和斯派塞斯的船只冲破封锁线，给守城战士送去给养。虽然当时统治该岛的英国人明令禁止帮助迈索隆吉翁，但爱奥尼亚群岛扎金索斯岛上的志愿者依然不顾危险，为迈索隆吉翁提供帮助。希腊政府被紧紧地挤压在苟延残喘的纳夫普利奥，根本无力提供任何军事救援，只是不遗余力地筹备钱粮，努力确保迈索隆吉翁守城者的后勤供给。但是，套在脖子上的绳索还是越来越紧了。
截至1826年4月中旬，被围困在城内的人员除了饿死、投降、突围，别无选择。他们选择的是最后一项。突围是在4月22日圣枝主日的夜间实施的。这注定是一次英雄主义的行动。被围以来的城池幸存者大约还有9 000人，突围成功的不到2 000人。易卜拉辛炫耀道：“斩首3 000名男人，3 000~4 000名妇女和儿童成为奴隶。”几百名年老体弱逃不了的人最后到克里斯托斯·卡普萨利斯的家里避难。拜伦曾生活在这栋房子里，两年前也死在这里。这栋房子后来改成了一个弹药库。大家心照不宣，为了不落入敌人的手里，年迈的卡普萨利斯点燃了火柴，扔进了弹药桶，里面所有的人壮烈牺牲。
托马斯·戈登曾为希腊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后来成为研究希腊革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尽管他为人矜持，但依然把迈索隆吉翁的陷落描述为“光荣的悲剧”。乔治·芬利亲身经历了希腊30年的争斗岁月，最后变得阴郁沉闷。即便如此，他仍然对迈索隆吉翁守卫者致以敬意：“一种英雄主义的精神，不仅在希腊革命中罕见，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种精神充溢着每个人的胸膛。”在希腊，“撤离迈索隆吉翁”很快成为史诗和巨画创作的主题。从那以后，这个事件就像宗教一样被纪念。1937年，希腊政府授予迈索隆吉翁“圣城”的称号，而且该称号一直被官方延续至今。
随后的几个月是希腊革命最为黑暗的时刻。在纳夫普利奥、海德拉和斯派塞斯，一切好像都要结束了。易卜拉辛的大军迟早会攻过来。与迈索隆吉翁相比，纳夫普利奥的防御要坚固些。但是，再坚固的防御设施，也抵御不了饥饿。海德拉人和斯派塞斯人每天都生活在埃及舰队要猛然袭击的噩梦中，担心步他们在普萨拉岛的革命同志的后尘，遭受彻底的毁灭：1824年夏，普萨拉岛被夷为平地，所有居民都被杀死。在这种惶恐之下，据说有些头面人物甚至考虑飞到英国统治的爱奥尼亚群岛生活。在几周的时间里，斯派塞斯岛的所有居民都迁到了海德拉岛。相比起来，斯派塞斯岛要比海德拉岛小很多。
在迈索隆吉翁陷落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情况变得越来越坏。解救雅典之困的不断努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终失败。高素质的外国志愿者的到来，外国资金的注入和船只的增加，似乎也难以阻止希腊军队命运难以遏制的颓势。在这艰难时世之中应召唤而参加希腊革命的一个外国人是扬尼斯·卡波迪斯特里斯伯爵。他是科孚城的一个贵族，曾担任俄国联合外交大臣达6年之久，直到1822年被解职。1827年4月14日，充满敌意的第三次全国国民议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达玛拉（今特罗林纳）召开，议会决定将政府最高的职位授予卡波迪斯特里斯。这正是友谊社10年前一直努力而没有达成的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卡波迪斯特里斯这一次在权衡希腊的形势后接受了这个职位，但他不是马上答应的，且是在一年后才到任。在这期间，选举产生的临时政府对发生的事件没有任何掌控。到处是违法乱纪行为，到处是饿殍饥馑，到处是强盗劫掠。
在这个节骨眼上，两件事情凑在了一起，拯救了希腊革命。这两件事情，缺一不可。一件事情是一批希腊人及其领导人坚持以顽强精神战斗到底。当然，希腊的决心也和奥斯曼帝国的拒绝让步或对起义人员的严惩有关。不过有一个地方例外，那就是鲁梅里，当地人与奥斯曼人达成了和解，结果是那儿的革命失利了。另一件事情是马夫罗科扎托斯、科拉伊斯、前法纳尔以及受过教育的人、商人、船主等在扩大这场冲突的国际影响方面取得了成功。正是因为国际方面的参与，希腊革命才获得了决定性的结果，但同时也加深了未来要继承的革命遗产中的裂纹。
国际参与
从一开始，希腊革命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地方性事件，不只属于希腊人。友谊社一直在寻求俄国的军事支持，其领导人也做出了承诺。也许更令人想不到的是，1821年4月9日，佩特罗比·马夫罗米查尔斯向欧洲发出了宣言，仅仅一周前，他的马尼亚特部落控制了卡拉马塔城。佩特罗比·马夫罗米查尔斯把自己宣传为“斯巴达军队总司令”，呼吁“欧洲所有文明国家给予援助”。他说：“希腊是我们的母亲，是照亮你们的明灯。”18世纪的欧洲旅行者也说过这样的受恩惠的话语。现在是报答的时候了，“武器、钱财、建议，都是其希望从你那里获得的”。这句法国大革命时期所用的语言已经在欧洲遥远的前哨扎下了根，尽管拿破仑6年前就遭受了最后的失败。
后来的发展证实，马夫罗米查尔斯在实践上并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他的那份宣言与几个月后的埃皮达鲁斯临时宪法一样，是一个愿景。但了不起的地方是，这两者都得到了注意。临时宪法不久后就传播到伦敦，到了著名政治哲学家杰里米·边沁的手里，边沁对此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并将意见反馈给希腊政府。当然，边沁不知道希腊革命的现实，否则他可能就不那么做了。但问题是，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竟然认为这份文件是值得他研究的。同样，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马夫罗米查尔斯关于国际援助的呼吁也得到了回应。
来自欧洲各地，甚至是遥远的美国的志愿者们陆续抵达希腊。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些人，其中两位最早且最好的研究希腊革命的历史学家是托马斯·戈登和乔治·芬利（两位历史学家都是苏格兰人），还有更为著名的拜伦（拜伦如果从出生地上看是半个苏格兰人，从成长经历来看就是完全的苏格兰人）。很多国际志愿者长眠在迈索隆吉翁的英雄花园墓地里，其墓碑上刻着多种语言的纪念文字。迈索隆吉翁的这块墓地美丽、安宁，但是其历史的气氛非常沉重。英国冒险主义者理查德·彻奇和托马斯·考克瑞恩勋爵在希腊革命中被委以重任，一位指挥陆军，另一位指挥海军。同样被委以重任的还有拿破仑的战友、法国老将查尔斯·法布维尔。也许，在军事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是弗兰克·阿布尼·黑斯廷斯。黑斯廷斯由于不顺从上级被解职，但是他在希腊革命中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海军将领。他指挥了当时世界上第一艘蒸汽动力战舰“卡尔坦里亚”号，他在1828年牺牲于夺取迈索隆吉翁的战役中。
这些志愿者一般被看作亲希腊者，他们并不是被雇用的战士，到希腊来也不是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服务。事实上，特别是在最初几年，他们往往要躲避本国安全人员，因为后者竭尽全力阻止他们去国外。在多数国家，政府特别害怕我们今天所说的“极端主义”的传播，因为那会与革命行动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亲希腊者的数量从来就没有很多，总数大概为1 000~1 200。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现代“人道主义干涉”肇始于19世纪20年代在希腊出现的亲希腊者。但是，这样说就是误解了那些志愿者的动机。一个世纪以后，有些人自愿到西班牙参加战斗。与这些人一样，那些亲希腊者之所以愿意冒生命危险去参加别人的战争，是因为他们相信，那个战争里也有他们的份儿。在古伊斯游记的匿名译者、佩特罗比·马夫罗米查尔斯和诗人雪莱的笔下，那些志愿者的心中充满感动，他们试图去偿还一个债务，因为他们觉得要为自己文化的发源地做点儿什么。这就是雪莱在希腊革命爆发几个月后所写的值得纪念的句子“我们都是希腊人”的真正含义。新兴的欧洲建立在古典基础之上，亲希腊者把古希腊看作他们自己的古典基础，而奥斯曼人则横亘在新兴欧洲的建设之路上。这就是志愿者们响应号召的原因。
这并不是说其他亲希腊者对希腊遭受的痛苦漠不关心。对于希腊的灾难，有些人亲身经历，更多的人是在自己安全的家中读到的，他们都为希腊提供了帮助。瑞士人和美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瑞士银行家让—加布里埃尔·埃纳德在迈索隆吉翁陷落之后的那个冬天组织了大规模的赈济希腊饥民的活动。就美国人而言，精力充沛、乐善好施的塞缪尔·格里德利·豪于1827年在波罗斯岛建立了一家医院。后来，他不仅表示出对希腊的敬意，而且也提出了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组织清理了当时希腊的首都埃伊纳岛上港口城镇之外的陆岬上的古代神庙废墟，其目的是建设一个可以使用的海港，为数千名背井离乡的工人提供就业岗位，否则他们可能会饿死。
亲希腊者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他们没有赢得决定性的战争。几乎1/3的志愿者牺牲在希腊，或是因为战争，或是因为疾病。但是，他们去希腊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只踏入门槛的脚，这只脚引来更多的、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