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菜的快乐：上海有这样一处社区花园
记者|刘畅
摄影 | 蔡小川
在上海东北角最有小资情调的大学路，沿街的餐厅把生意延伸到街上。从坐在室外看街景的食客身边走过，大学路稍稍向北，一个繁茂的花园卧在路旁，五彩斑斓，像微缩的城市公园，与街区的精致若合符节。
它是夹在两个社区之间的创智农园。走近后却令人惊异，2000平方米的农园并非城市公园的压缩，公园的景致比它规整得多，植被也远不如它丰富。最南面低矮的围墙上绘着鸡、鸭、鹅的涂鸦，自南向北，有长满荒草的荒地，有蝴蝶花园，有在浴缸里种的植物，有由本地植物构成的小丛林。一个沙坑里，游乐场和集装箱改装的小蓝屋将农园一分为二。再北面是“一米菜园”，蔬菜在38个一米见方的格子里更显野趣，甜菜粗壮的红色叶脉如暴起的血管，油菜籽像每一根爆炸式头发上都挂满豌豆荚，毫不讲理地漫出格子。
农园的每个部分都由碎石子路连接，路两边是蚯蚓塔，将沿途搜集的狗粪分解为肥料。我回到农园中心位置的小蓝屋，上海四叶草堂青少年自然体验服务中心（后简称“四叶草堂”） 三位发起人中的两位——刘悦来和魏闽正在里面筹备数日之后的社区花园节。小蓝屋里有咖啡茶吧、休闲桌椅，俨然自然教育公益组织的工作场所，置物架上陈列着种子，形成一个小型的种子图书馆，周围有适合小孩子用的桌椅，小桌上有各色彩笔。
四叶草堂的创始人范浩阳、魏闽、刘悦来（从左至右）
“碎石子路是所有的松散材料里最便宜的，大概每平方米30块钱左右，既便于渗水，更重要的是，能很容易地把它们扒开，弄出一块新地，供大家做活动使用。”魏闽向我介绍设计背后的考虑，她是农园的创始人之一，他们将“共同参与设计、建造”的理念融进每一处景观。“小蓝屋旁边的游乐场是设计师组织周边社区的孩子们自己搭的，沿途的标识牌是孩子们画的，‘一米菜园’也是由周边的老人或是家长带着小孩子认定的。”
魏闽是同济大学建筑系出身，农园的设计主要由她完成。她惯常的工作本应是接下任务、设计图纸，却在这里创立上海第一个城市开放空间中的社区花园，也做筹备活动、组织用户参与的工作。这源于2015年底，当地的瑞安集团与她和刘悦来、范浩阳创办的四叶草堂的相遇。
这里本是夹在政立路580弄小区和江湾翰林小区之间的一块隙地，由大学路的开发商瑞安集团代管。虽是城市绿地，却是建筑垃圾成堆，经常遭到市民投诉。2015年，瑞安集团决定将这块荒地利用起来，增加社区间的互动，在已经委托其他设计公司做前期设计的情况下，来到四叶草堂在淞沪铁路旁一块同样堆满建筑垃圾的防护性绿地上建造的“火车菜园”。
“那是四叶草堂用自然设计的方法做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花园。我们收集当地草屑、树木等材料，再种上适合生长的植物，由人类干涉的多寡，划分为生活区、菜园区、食物森林区，直到荒野的自然保护区，成为一所自然学校。周边园区的人可以来此种菜、收菜，小孩子可以观察鸟窝、动植物四季的变化。”魏闽虽是建筑师，对植物的了解却如数家珍。她有孩子后，为让孩子能有更好的成长环境，密切关注自然。2010年，通过同学范浩阳找到他们的师兄、同济大学景观系的刘悦来，后者在18年前读博士期间，便深入关注社区花园，希望通过“大家一起种东西”的形式，拓宽社区居民参与的空间，改变自上世纪末以来，在全国大规模旧城改造、拆房建绿过程中，市民只能被动接受由权力和资本塑造的市政产品和地产景观，乃至造成公民利益与政府、开发商的利益纷争不断的局面。他们一拍即合，先后成立泛境（Pandscape）设计事务所和四叶草堂。
瑞安集团对“火车菜园”很感兴趣，当时的政策也支持。2015年上海出台《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提出“城市有机更新”的概念，“以人为本的空间重构和社区激活”，转变以往政府、资本主导的大尺度空间生产的方式，为人性尺度的空间营造让位。上海市绿化局由此提出“居民绿化自治”的概念，其下属的杨浦区绿化局作为主管部门，也允许社会组织营造、运营这片公共绿地。而对四叶草堂而言，虽然“火车菜园”获得了认可，但它毕竟远离社区，平时又封闭，类似的花园在一个开放社区里能否正常运转，既不能令政府和开发商信服，也不能说服自己，创智农园正好是一个实践的机会。
上海五角场街道一年一度的社区花园节
“为把农园做得有趣，我们把行道树改成无患子，它的果实成熟后能做香皂。最初的设计也主要是对植物做调整，种植一些乡土植物和果树，吸引孩子们前来体验自然教育。”魏闽说。初始资金比较紧张，为了省钱，他们团队淘二手市场购置家具，从农场拉种苗，自己动手修建花园、种植树木。场地内有堆肥箱，可以实现肥料的内部循环。“挖掉建筑垃圾后，回填的50厘米厚的土是灰白色的黏土，并不适合种植，我们用了很多方式改良土壤，土质才变成如今的黑色。”
设计一个农园，与维持一个农园整年的运转，保持四季植被的整齐、稳定不是一回事，而他们当时面临的更大挑战还是24小时开放的环境——种植的工具和作物都在户外，随时可能被人拿走。那时他们派了三个同事常驻农园，维持日常运转。“如果有人来问，马上现场上课，手把手地教怎么种植物。场地基本上要做到人来了，自己能够玩，比如有压水井，孩子接水就可以去浇树。也有人偷摘果实，一晚上全摘光，只能靠挂牌子、安装视频监控，并宣讲。”
因为资金有限，他们各处“化缘”，请企业或公益组织认领场地做花园，又在网上做宣传，召集感兴趣的人前来种植，在小蓝屋里办公益沙龙和手作活动。2016年7月开园后，起初来的人大多离街道很远。刘悦来记得，有位妈妈从徐汇区坐40分钟地铁赶来，带孩子体验自然教育。而随着农园越来越热闹，农园两边的居民也加入进来。“如今农园里其中一座门廊上的紫藤，是住在江湾翰林的一位居民在2016年中秋节时捐赠的，原本种在他家楼顶，觉得种在农园里更好。”
社区花园的意味也在那时变得更浓。江湾翰林所在的创智坊居委会通过这位律师与四叶草堂建立起紧密的联系，组织了喜欢种植的志愿者团队。580弄社区的居民也如是，他们的志愿者认领菜园的地，认养蔬菜，定时浇水、采摘，配合四叶草堂的工作人员修整农园。逐渐地，两边社区的居民拿出自家的拿手菜，聚在创智农园，吃起百家菜来。经营一年后，创智农园的工作人员发现，“周一到周五，不下雨的话，至少有20户以上的附近住户来闲逛，而周末几乎访者不断，人数没有上限”。
居民一起种菜、做活动，如何意味着社区营造？刘悦来引我注意创智农园的游乐场后面一人高的围墙。一个屋檐钉在墙上，下面挂着“93/4”的门牌，写着“缤纷魔法门”。碎石子路通到“门”下，在涂鸦中延伸进墙里，墙内的路两侧是往来的居民，居民身后的楼房剪影与580弄社区一样。
“创智农园围墙后面就是580弄社区，以前的围墙有3米多高，将小区与农园完全隔开。”刘悦来如今除了是同济大学景观系的教师，也是创智农园所在的五角场街道的社区规划师，他一袭黑西服，戴着黑框眼镜，留着披肩发，一副艺术家模样，每天却要与政府、开发商和居民打交道。他告诉我，580弄社区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老旧小区，而江湾翰林是高档小区，二者的房价相差一倍多。与创智农园一墙之隔的580弄社区只有一个北门，绕到农园需要15分钟，离大学路地铁站很远；而在580弄社区西北方向有小学和幼儿园，因为580弄社区的封闭，江湾翰林一侧的居民也需要绕20分钟的路。修建创智农园时，他就希望打破围墙的壁垒，让农园两边的居民相互交往，“魔法门”就是当时四叶草堂的愿望。
随着创智农园的模式被社会广泛认可，机会慢慢到来。“作为一个自然教育中心，创智农园起初以面对亲子家庭为主做自然教育，之后才开始更偏重社区营造。”刘悦来记得，农园开园后不久，他们又在别的社区做了7个社区内的花园，但仍在寻找定位，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于海教授此时给予他们理论支持。于海在小蓝屋做讲座，在创智农园做田野调查，观察周边居民的互动。他曾记述，相比只可远观的城市绿地景观，农园中的景观和空间是创意和劳作的产物，居民由旁观者变为行动者，在劳作之中，“重建人与土地的联系，重建人与人的联系，重建我们与他人的善意和信任关系，从而重建社区和社区归属感”。在这样的阐释下，四叶草堂学习中国台湾、日本等地社区营造的案例，策划居民一起规划、调研等活动，从建筑师越来越向社会工作者靠拢。2017年在上海高密度城市社区花园微更新的评选中，创智农园作为全球7个案例中唯一的中国案例入选联合国人居署主编的《上海手册》。
创智农园里碎石子路构成的通幽小径
与此同时，农园周边的居委会与四叶草堂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小区里参与农园活动的志愿者很多也是社区的骨干。”陆建华是创智坊的党支部书记，他告诉我，自2014年推进街道体制机制改革，将社保科调整为社区自治办公室，拥有数万元的自治金，他们有责任利用一部分自治金，撬动社会资本或居民出资，推动社区自治。参与农园活动让小区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而农园活动本身与社区管理异曲同工。他们如今经常组织居委会的骨干在创智农园接受培训，陆建华自己也参加过。“四叶草堂举办工作坊，让大家自己规划希望小区里有哪些空间，如何实现。我发现小区里没有健身器材，就想设计一个供大家运动的公共空间。”
而在围墙的另一面，2018年3月，作为社区规划师的刘悦来找到580弄社区居委会的党支部书记陈文芳，希望他的学生可以把580弄社区当作实习场所，调研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设计改善小区环境，争取说服居民把围墙打开。陈文芳那时刚调到580弄社区，起初对于他们的想法并没有太多概念。因为作为一个既不临街，也不靠着高校的老旧小区，长期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居民们还在为“温饱”挣扎。“小区里的住户除了福利分房搬来的，就是不同时期的拆迁户，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一半多。2018年时，居委会每天接到的电话还是哪一户墙漏水了，紧急报修。那时楼里的墙五颜六色，白墙漏了，买到红色涂料涂上去，之后又漏了，红色涂料没有了，就用绿色的打个补丁。”
那些日子早上不到6点，同济大学的学生就来小区观察人流、车流，计算停车位，设计方案，令陈文芳印象深刻，也让创智农园发挥出更大的能量。当年4月，社区规划团队召集居民，做了一个大型开放日活动，把他们的设计方案都分享出来，请居民提意见。“那时居民才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社区可以变得更好。”陈文芳深受触动，积极配合社区规划团队。他们还在围墙上做了一个潜望镜的装置，让墙后的居民可以看到农园的情况；与陆建华一同组织社区议事会议，两个社区的居民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开门。
家长们带着孩子在创智农园的游乐场里玩耍
“大家讨论门的尺寸，开门时要设计安全通道，要不要安装门禁。”陆建华记得，2019年初，580弄社区的居民自筹2000元资金，开了一个简易的睦邻门。当时“美丽家园”改造已经申报下来，伴随着建设小区内的活动广场，将与创智农园的围墙降低一米多，把围墙改为栅栏，2019年底又把围墙退后了3米，改造、重修了有安全通道的新睦邻门。“原本15分钟的生活圈缩减到5分钟。两边的居民还互留电话，安全通道如有需要，彼此可以随时开门。”
睦邻门的案例入选当年上海十大社会治理案例后，小蓝屋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参访者，创智农园成为社区营造的策源地。四叶草堂团队像培训创智坊的社区骨干一样，为街道、社区的工作骨干讲课。他们找到了通过社区花园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社区花园是一个物质载体，它提供了让大家主动参与，形成公共决策的场所。大家在商量一个地方该怎么种、种什么、谁来种、种了之后怎么分配的过程中，找到一个‘抓手’，之后可以讨论到小区物业费的收缴、停车等问题。”刘悦来说，“通过这么一个空间，逐渐形成一个有人文精神的地方和一群人，在这群人掌握话语权之后，他们就愿意发表一些更有公共精神的建议和提案。”
四叶草堂近两年来一直在探索复制创智农园的模式，他们争取与街道层级合作，通过街道获得区级资源的支持；培训社区一层的专业骨干，吸引普通居民参与。如今虽然没有第二个创智农园，但在上海12个区，已有100多个超过200平方米的社区花园。“来到一个社区后，我们会开展社区寻宝活动，让大家知晓社区里的功能和服务，因为很多人对自己的社区并不了解，比如健身场所，甚至向居民开放会议室、休息室，这些空间长期不用，实际上是居民自己的权利慢慢被淡化掉了。”刘悦来说。
从创智农园走到四叶草堂的办公室不到五分钟，四叶草堂的人在创智农园接待居民和访客，在自己的办公室商讨发展战略。他们的工作早已超出一般设计工作室的范畴，形成自己拟定任务书，营建后参与维护的全链路。当前他们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去年为东明路街道做的三年规划，要在那里建10个10～50平方米的迷你花园，15个社区花园，以及一个像创智农园一样的枢纽型社区花园，同时进行全域系统性的参与式社区规划培育工作。目前10个迷你花园已经建成，社区花园和枢纽花园正在规划。
在讨论花园设计的会议上，工作人员总结之前的工作模式，每一个环节都在调动居民参与其中——首先深入社区与居委会和居民接触，招募热心工作者，做问卷调查之类的考察，然后带着他们做规划，选址、确定分区和希望种的植物，之后再分工。“比如考察居民希望社区花园是高维护还是低维护，由此选择不同的材质和植物搭配，花草可以选择一年生或是多年生的，如果能够接受经常打理，就能看到花草一年中的变化。”
“做黏土设计时用的黏土能不能用环保材料？这些物料能不能做成通用的工具包？”四叶草堂只要一有种植和组织活动的创想，种植部分就在“火车菜园”试验，活动部分首先在创智农园开展，有成效后再向其他社区花园推广。魏闽尤其注意将其中的环节打造成可复制的模块，降低门槛，那是他们今年着力寻求的突破。
松沪铁路旁的“火车菜园”，它是社区花园的实验基地
他们有“花开上海”的计划，希望到2040年建造2040座社区花园，覆盖上海70%的社区。但按照工程设计行业的现行标准，设计费最多占总成本的4.5%，一个成本在10万元的小花园，设计费最多只能拿到4000元。而四叶草堂的团队如今有20余人，不仅要设计新花园，还要帮助维护现有的花园，精力上捉襟见肘。“除了创智农园有常驻的工作人员，对于其他的社区花园，一般都是在微信群里帮助解答种植问题，隔一段时间为他们送一些种苗。”
人员短缺更使可持续的问题变得突出。“如果按照中国台湾、日本的说法，社区营造需要7年时间，走过一个完整的波峰、波谷后，一个社区花园才能算‘活’了下来。”魏闽告诉我，他们改造的社区花园大都在物业缺失的老旧小区，小区缺乏公共空间，往往还存在居民占地种菜，为此冲突不断的问题，他们用数万元的社区自治金或原本用来修建绿地景观的钱，共建一个花园。而回访已有的社区花园时，他们发现，不仅刚进入小区时，要面对居民“小区漏水问题还没解决，为什么还要修花园”的质疑，即使在小区中发掘出积极分子，部分社区花园的状况也并不好。
其中2016年上半年，四叶草堂最早在社区建立的“百草园”最为典型。坐落在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鞍山四村第三小区的百草园，是一个有210平方米的L形园子，一侧由居民自己分配，种植蔬菜和花草，另一侧是儿童游乐场，分别满足小区里老年人组成的花友会和当年由小孩子组成的志愿者的需求。虽然百草园的创立，本是源于小区中有一群喜爱种植的居民，他们在社区花园建成之前，便已有十余人的花友会，如今种植园的门被锁住，里面已显荒凉。
“把门锁住是因为总有小孩到里面揪花，狗也会乱跑。”花友会中如今已75岁的老人告诉我衰败的原因，“除了去年小区改造，之前曾把建筑材料堆在院子一角，目前尚待恢复植被。更重要的是，花友会的人已老，最核心的三个人有两位已经去世，如果四叶草堂的人不提供种苗、不来维护，我们已无力支撑。而且小区里不仅后继无人，居民素质也参差不齐，种的菜本是送给社区的孤老，种的花是让大家欣赏，却经常有人偷。月季开花了要藏在草里，否则第二天就被挖走了。”
“一旦人群封闭起来，久而久之就容易运转不下去。种花的居民一般独来独往，找到愿意张罗的人不容易。喜欢种花、种菜的老年人也相对封闭，他们喜欢的植物，年轻人不见得愿意参与。”刘悦来对此早已知晓，近年来反复鼓励社区花园采摘一部分，留一部分种子，保持总能有花种；又带领花艺师来社区，指导居民种更时尚的品种，吸引年轻人。
创智农园周边社区的小朋友在给农园的甜菜浇水
而从始至终，四叶草堂坚持避免直接参与社区花园后期的运营，希望把主动权交给居民，即使创智农园，他们也认为自己要尽快退到后台，他们的作用是发掘、调动和培育。这是他们力主在东明路街道要建造枢纽花园的原因。“社区花园要围绕一个当地中心，可以在那里做参与式社区规划、社区园艺培训。那里应该不断有居民活动，不断有种苗流通，带动每个社区里的人气。”他们也为此做过人物画像，发现年轻妈妈是更为活跃的群体，能接受新鲜事物，如果年轻妈妈能够依托社区花园创业，社区花园便有了维持下去的强劲动力。
他们在东明路街道的金色雅筑小区，发掘到一位创业妈妈李艳玮，与模板完美契合。在让金色雅筑小区里的孩子画出心中的花园时，一位小孩意外地画了张设计平面图，分区明确，询问之下发现孩子的母亲李艳玮是设计师。她当时在小区门口开了一家花店，听闻社区花园的计划非常高兴。“孩子从小看我画图，好奇图纸如何变成一个公园，迷你花园能让她自己来实现。”她告诉我，她先让小区里的孩子们设想花园的功能、想种的植物，再引导他们完善，最后自己动手种。“去年疫情期间不能出门，原本每年出游的计划被打破，小孩子们就想在家门口露营，于是在迷你花园里做了一个被植被环绕的露营地。门口的牌子上，孩子们还写着‘不准大人进入’。”
李艳玮愿意把花店的场地拿出来做工作室，她的顾客本也是小区居民，帮忙经营社区花园对她的工作也有帮助。但李艳玮可遇不可求。自上而下拉项目、发掘志愿者的同时，刘悦来的团队在社区花园树起“种子接力站”，鼓励居民拿种子回家，培养兴趣；在网上织起SEEDING群，网罗种植爱好者和社区营造志愿者，每天打卡，自下而上地汇聚力量。“一年一度，创智农园有快闪花园的营造活动，我们会花一个小时，在一个阳台造出个花园来，告诉大家，它并不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