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泛娱乐直播运用虚拟网络空间，产生的非理性社交现象？
“直播”一词在中文的语境之中，往往给读者以一种“直接接触”的虚幻的“真实感”，但实际上观众所接受到的信息内容，是发生在信息技术所构造出的虚拟的网络空间之内的。
01
在泛娱乐直播行业内，这一虚拟空间不仅给了主播进行社交性粉饰的条件，更让观众们摆脱了现实道德观念的束缚，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非理性的社交状态。
虚拟空间“粉饰”话语体系最早出自于威廉·吉布森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一书中的“网络空间”，如今早已是被广泛使用的词汇。
其具体是指以现代化的互联网技术为基础，以信息的流动和流动的信息为主要的存在和发展样态，从现实社会空间中延伸和分化出来，并对其现实社会空间有日益深远影响的新的空间形态。
依托于信息流存在的网络空间展现出了虚拟性与实在性相统一、自由的无限性和有限性并存、交往的去中心化等特质。
其虚拟性在空间、客体及行为上皆有所展现，而在这一建构于虚拟性上的空间之内，使用者以非实名制的形式存在，个人的具体身份与属性得以隐藏。
于是在现有网络内部鲜少的编程所限定的行为规则之外，使用者几乎没有任何束缚，社会道德和责任感的制约效力也因此而遭到削弱。
在这一空间环境下，人类崇尚自由与批判精神的特质得到展现。
与精英分子之间相隔着越发固化的阶级壁垒的平民阶层，开始在本能的驱使下，毫不吝惜地在这一空间内进行着自身欲望与情感的宣泄，并进行社交性的自我粉饰。
02
在这一样态下，网民们逐渐分化成为了两种较为极端的粉饰类型。
第一类，习惯于以“先进话语”自居，用“言论自由”来对批判的声音进行反驳的自我粉饰类型。
在如今的网络虚拟空间之中，伴随着信息传播效率而蹿升的，还有诸多亚文化的“破圈”，如耽美文化、伪女权文化、宅文化等等，这些文化的传播主体们在长期应对主流文化质疑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以“先进文化”自居的话语体系。
即“批判耽美文化就是反对同性恋”、“批判伪女权的利己主义就是不尊重女性、物化女性”等等。
在破圈的过程中通过视频平台逐渐聚集起了越发庞大的受众群体的同时，他们也开始展现出极高的攻击性，时常采取人肉、聚众攻击等形式，且其对互联网虚拟空间、对其中此类反智行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调动与利用。
第二类，以违法行为为目的的社交性粉饰。网络空间对个人真实属性的隐藏给了一些违法分子冒名顶替的机会，如此前著名的“假男演员事件”，在该事件中， 犯罪分子利用虚拟网络空间，假借娱乐圈一名男演员的名义发布视频内容，进行直播。
并与观众进行社交互动，受害人黄女士，就是在与这位利用虚拟空间将自己包装成男演员的犯罪分子的社交过程中，被其所谓的温柔体贴，以及百万赠款所欺骗而坠入爱河。
不仅在其进行直播带货时大把投入，甚至孤身前往外地大胆“追爱”，试图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内寻找自身的情感寄托。
这一事件乍看起来充满了荒唐意味，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一事件反映出网络直播经济作为新兴产业固然发展迅猛，但是其内部的监管体系并未能够实时跟进，既缺少外部监管体系的监督与正确引导，又缺少行业内部的自律，以至于违法乱纪的现象层出不穷。
人设一词全称为“人物设定”，原是指动画、漫画等创作过程中对虚拟人物的外貌特征、性格能力、生活背景等相关资料的设定。
从这一词的原生意义上便可看出，人设自身便具备一定的“虚拟性”。
当这一概念介入到现实世界，成为现实居民的一种追求时，虚假社交也便出现，人们开始利用虚拟的网络空间来对自身的外貌、性格、背景等属性进行修改，并借此满足心理或经济上的某种需求。
如此前被曝出的虚拟社交圈的“假名媛”就是如此，这些假名媛自身尚未步入中产阶级，但或为满足虚荣与攀比心理，或为通过社交行为实现阶层上的跨越。
而以拼单的形式，低价进入高档场所、进行奢侈品消费，并将该过程拍照上传到社交网络中，以此吸引他人的关注，为自身打造所谓“名媛”人设。
在直播行业内，通过前台粉饰打造虚拟人设更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行为，美颜、变声等技术的日渐成熟都为这些用户们打造虚拟人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主播们通常以对自身人设的包装来实现吸引流量或带货营销的目的，如此前某直播平台上的女主播就是通过美颜等包装手段将自身包装成为年轻貌美的女性，以此来吸引观众进行“打赏”。
03
“万物互联”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最终理想，是智能化社会的技术目标。
就当前的科技发展而言，移动智能设备的发达不仅给人们带来了信息传递上的极大便利，更赋予了大众阶层与精英阶层抢占主流话语的权力。
从当前泛娱乐直播平台上所展现出的反智主义倾向来看，显然，在数量与盲动性上都占据上风的大众阶层，在这场话语权与价值取向的传播战争中无往而不利。
互联网赋权一词乍听起来其实颇显怪异，在人类的一般认知中，互联网作为人类科技的一种产物，其运行需要人为的通过技术手段来赋予其某种算法及权限。
但是国外学者马尔库塞认为，伴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科技的合理性正在不断压抑和统治着人类，人类处在一个不断被物化的过程中，开始将科技作为权威进行信仰，失去自身的辩证性和否定性，逐渐对事物失去了自身的判断能力，反而成为了科技的附庸。
泛娱乐网络直播技术同样如此，且该技术的负面性正导致人们逐渐沉迷其中，并开始失去对直播内容的理性控制，以及辩证的判断能力。
直播技术开始逐渐成为传播负面价值取向的一种工具，平民阶层的盲从特性更进一步加速了这些负面价值取向的传播，并推动其逐渐开始对主流话语的侵占。
这其中在快手这一泛娱乐直播平台表现尤为明显的，就是农民阶层的状态，向来走下层路线的快手一直都因颇受农民阶层欢迎，而被人戏称是“与土味挂钩”。
而这种“挂钩”实际上就是快手平台对农村和农民群体的一次新媒介赋权，为农民阶层提供了展示自我，输出乡土文化和行为符号的一个平台。
但中国乡土文化之中，受数千年的封建文明遗留影响，仍旧存在着诸多落后、迷信、反智的文化内容，农民群体在自身缺少良好的媒介素养的状态下，很容易便会将这部分内容向外进行输送。
04
首先，监管技术普及化程度低，泛娱乐网络直播平台的数量十分庞大，不是所有的平台都具备实时监控的技术，人工监管不足以对现存的伦理问题形成强制性约束。
其次，监管技术落后，现有的监管技术的阻断能力和算法都不够精确，不能对所有的失范行为作出反应。技术监管的局限性成为泛娱乐网络直播伦理问题产生的一大原因。
有报告显示，人们对于网络、手机媒体等新媒体的信任度正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对权威的全新认识，对过去垄断式传播的反抗，使媒介构成了反智主义成长的空间。
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媒体也渐渐做出调整，将其传播的内容去专业化，使之更加符合平民的娱乐性，满足人们在各种感官上的需求，以求获得更多的关注。
在这种趋势之下，大众习惯于获取这样的信息，会加剧对知识的排斥，而让追求娱乐的心态愈演愈烈，进一步强化反智倾向。
在这种大环境下，缺乏媒介素养的“草根”加上一定人为因素的介入，便生成了大量具有煽动性的、反智的、不良的内容。
开始在快手这一去中心化的无审查算法的平台上进行传播，最终引发人们陷入到无理性在场的反智狂欢当中。
4G、5G时代的到来，拉开了新媒介时代的大幕，也让小屏媒介，即移动智能设备成为了一种主流。
搭载了高速信息网络的移动智能设备，不仅让用户观赏直播的行为成本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降低，更以低廉的学习成本实现了用户群体的扩大化，最大程度满足了用户们追逐娱乐的需求——与其说是满足，或者以“顺应”来进行概括更为贴切。
当下人们依赖移动智能设备追逐娱乐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常态，以2019年6月 27日为例，这一日可谓是网民们利用移动设备追逐娱乐新闻之狂热的范例，一天之内娱乐圈里接连曝出明星们包括结婚、出轨、分手、离婚、母亲去世等多条新闻。
被诸多自媒体从业者们调笑为“婚丧嫁娶一条龙”的新闻大狂欢，数天之内相关话题的娱乐新闻都能够取得远高于日常流量的浏览次数。
单篇文章破百万、千万浏览量的屡见不鲜，可见在有了可以随时随地追逐娱乐的移动智能设备之后，娱乐对大众的驱策能力已然得到了爆发式的上涨。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