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休闲生活：上至帝王，下至庶民，休闲娱乐方式大不相同
休闲，自古便已有之，它并非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休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休闲反过来又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休闲体现着一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民间信仰、社会风气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彼此之间关系密切。
汉是继秦而起的新兴王朝，也是大一统政治继续巩固和发展的王朝。汉承秦制，继续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首先，皇帝是全国最高统治者，权力高度集中，立法、行政、司法皆操于皇帝一人之手。这为保障大一统政权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维护了汉代政治环境的稳定。
从西汉开国到东汉亡国，中经四百年，除两汉之际的绿林、赤眉起义和东汉末期军阀割据混战外，其他时间整个汉代社会基本都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没有出现大的分裂，就是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密切相关。
汉代与周边少数民族国家和地区也进行战争，尤其是与匈奴的战争持续多年，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大一统政权，保障国内政治环境的安稳，为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汉代的编户齐民以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为主，土地私有制度使得他们能够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支配权，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再加上，汉王朝一直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尤其是景帝以来，对农民的三十税一制度成为定制，对广大的农民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强度和劳作长度得到缓释，家庭形态也比较稳定。
总的来说，处于个体家庭中的汉代编户齐民多少都拥有一块土地，生产自主，生活比较安定。
汉代是一个大一统政权，历时四百余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政治上都保持着比较稳定的状态，这为休闲活动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条件，休闲活动的方式和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其很多活动不仅盛行于上层，其中不少还下移至民间，使广大民众也有了休闲的机会。
在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分裂，诸侯林立，战乱频繁，休闲发展较慢，出现的休闲活动数量不多，其中又主要是面向统治阶层的。而到汉代时，政治环境长期稳定，民众安居乐业，在继承前代休闲活动的基础上，汉代又出现了不少新的休闲活动。
以歌舞为例，汉代歌舞种类相当丰富，有长袖舞、盘鼓舞、巴渝舞、鞞舞、拂舞、巾舞等，在这些舞蹈中，只有长袖舞、巴渝舞在汉以前就出现了，其余的舞蹈类型都是到了汉代才出现的。至于百戏在汉代的发展就更加明显了。
汉代百戏类型众多，有杂技、幻术、角抵戏、象人戏、俳优表演等，在汉以前，跳丸、跳剑、冲狭和寻撞等杂技表演虽已出现，但一直处于独立发展的状态，而且表演也主要是面向社会上层。
“弄七剑”即跳剑，燕戏即冲狭，宋元君即宋元公，是春秋时期的宋国国君。在这个记载中，第一个身为艺人的兰子向宋元君表演杂技，使得他大为惊讶，并获得了大量赏赐，可见这种技艺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而到汉代则不然，百戏数量大增，尤其是又从域外引进了不少节目，使得百戏种类更加丰富。
以杂技而言，汉代又出了走索、旋盘、舞轮、耍坛、扛鼎、安息五案等节目。更重要的是，汉代百戏还下移到了民间，即便是普通百姓也有条件玩乐欣赏。
汉代有许多休闲活动都因得到统治者的提倡和支持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从民间走向宫廷，从区域走向全国，大大促进了汉代休闲生活的繁荣。
比如巴渝舞原本是一种在巴蜀地区流行的少数民族舞蹈，因为得到汉高祖的喜爱，从而进入宫廷，成了宫廷休闲活动。
在这基础上又走向全国，深受权贵富商阶层的欢迎，在汉代休闲活动中占有特殊地位。再比如，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为讨父亲刘太公欢心，将斗鸡和蹴鞠引入长安。上行下效。斗鸡、蹴鞠不仅在上层社会中流行开来，同时也出现在下层百姓生活中。
汉代政治环境比较稳定宽松，在大多数时间内统治者也比较注重轻徭薄赋，减少各类兴作，再加之吏治清明，以自耕农为代表的汉代编户齐民能拥有个人土地，生活比较稳定，也成了汉代的休闲主体之一。他们有比较大的社会生活自由，可以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劳作和休闲，而不必听从统一安排，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用于休闲娱乐的时间相应也能增多，也不用局限在有限的节日、祭祀或婚嫁时间。
有些自耕农因酷好某项活动而放弃农耕，四处遨游，即便是统治者或地方官员下令整饬约束亦难改正。至于汉代贵族、官僚或商人、豪强所受约束更小，他们本就有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有条件和能力尽情享乐欢娱。
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更是如鱼得水，不少人大量蓄养歌伎舞女，以供个人休闲。总的来说，汉代政治环境的宽松稳定推动了汉代休闲的发展，活动数量更加丰富，休闲主体也得到扩展，休闲生活更加繁荣。
汉代政治环境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社会上休闲需求旺盛。
汉代社会经济的繁荣表现于各个方面。
从农业来说，汉代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尤其是代田法和区田法耕作技术日益成熟，因而农业发展迅速。这既表现在汉代农业开发进程加快，农业区域不断扩展，同时也表现在汉代单位粮食产量和粮食总产量的提高上。
从手工业来说，汉代的生产部门非常齐全，举凡与国计民生相关的行业无不涉猎。
概括来说，当时的手工业部门有冶金、纺织、制盐、建筑、造舟、造车、皮革加工、酿造、制陶、漆器制造、编织业等等。这些行业内部分工细密，生产工艺高超，有些产品精美异常，深受达官贵人的喜爱。
汉代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兴盛，而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交通条件的改善、相对宽松的商业政策，又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汉代有不少闻名全国的商业大都市，比如西汉的长安及有“五都”之称的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另外还有涿、蓟、温、轵、荥阳、阳翟等。汉代城市一般都位于交通发达之地，生活条件优越，因而人口密集。
对于外来文化，汉代也是秉持兼容并包的理念，积极吸纳。汉代非常重视开展对外交流，从汉武帝时代开始，汉代对外交流的进程明显加快。
在汉代对外交流的进程中，物质文化和精神艺术文化大量传入内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汉代人的思想观念。
汉代对外来文化持包容开放的态度，这更促进了汉代休闲活动的发展和繁荣。就音乐来说，引进了新的乐器和乐曲。汉代从域外传入的乐器有箜篌、琵琶、筚篥、胡笛、胡笳、胡角等，乐曲则有《摩诃兜勒》《于阗乐》《箜篌引》《棹歌》《滇歌》等。
就舞蹈来说，从周边少数民族以及西域地区传入了一些新的舞蹈类型，前者主要有来自西南夷地区的巴渝舞，后者以胡舞为代表。
杂技、幻术也得到了充实，从域外传入了安息五案、水人弄蛇、吞刀、吐火、自支解等节目，并且这些节目都出现在汉代人的休闲生活中，这从汉代出土的画像砖石资料中有大量与之相关的图像即可得到验证。而且，在文献中也经常见到汉代人参与这些休闲活动的记录。
在外来节目的影响下，一些杂技表演形式也发生转变，比如跳丸和跳剑结合起来进行表演，寻撞表演不再使用侏儒演出，而改用正常人表演。
汉代传统幻术以巨大的道具、众多的人员集体表演为主，其受众以社会上层成员为主，而从域外传入的幻术以单人表演为主，规模小，方便演出，一般百姓也能欣赏。汉代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兴盛，使得乐舞百戏节目更加充实，大大丰富了汉代的休闲活动。
民间信仰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汉代民间信仰相当繁荣，不仅信奉的神灵繁杂，而且祭祀活动众多，在祭祀时或是使用歌舞百戏，或者聚众宴饮，娱神娱人兼有，非常热闹。汉代民间信仰的繁荣推动了休闲活动的发展，在汉代百姓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
概括来说，汉代民间信奉的神灵主要有天上诸神、地上诸神、天地之间的各路神仙以及地下与地上之间的种种鬼怪。天上诸神主要有司命、四灵、牛郎和织女、日月风雨雷云诸气象神。地上诸神既有诸如山川河流之类的自然神，又有社神、门神、灶神、行神。神仙思想与信仰是先秦两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部分，汉代的神仙信仰就以西王母为主体，西王母不仅掌管不老灵药，还有度人成仙等本领。
汉代鬼怪数量繁多，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也是汉代中下层民众精神信仰的构成部分。地下鬼神则以泰山神或泰山府君为首，其下则有大量冥吏。
由上可以看出，比之先秦，可供汉代民间祭祀的神灵数量显著增加，它们得以入选的基本原则是与乡村百姓的生产生活密切，也正是它们共同构成了庙宇林立、庞杂而几乎无处不有的民间鬼神世界。
另外，汉代人会为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或当代的贤臣良吏立祠，加以祭祀。汉代更常见的是祭祀当代人物，其中地方官吏所占比重很大。比如上蔡、南阳祭祀召信臣，洛阳祭祀王涣。
到东汉时，被立祀的地方官吏更多。在有些地方，当地百姓甚至还为生人立祠。汉代民间之所以为历史人物或地方名人立祠，并按时祭祀，主要原因是这承载着村落百姓对明君盛世的向往和对社会伦理正义的崇奉，希望他们能够继续造福百姓。汉代神灵数量增多，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信仰的角度而言，人世间没有万能的神，神灵各有其职能范围，只会帮助人们解某一方面的问题，一旦超过了这个范围，就算是神也不会“显灵”。
有什么样的问题，就得去祈求什么样的神灵。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既有的神灵难以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很容易转向造神。汉代人即是如此，他们或是直接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出新的神祇，或者对原来的神灵进行适当改造。如果不能改造，就直接淘汰舍弃。
即便是一块石头、一条鱼，只要被人传为有“神性”，汉代人就会趋之若鹜，前去祭拜，这就使得汉代可供信仰的神灵就变得非常庞杂，更加推动了民间信仰的繁荣。汉代民间信仰的繁荣对休闲活动的影响是很显著的，它推动了休闲活动的发展。
在汉代民间信仰中，祭祀是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汉代的祭祀歌舞中鼓的使用率很高，若没有专业的祭祀歌舞表演人员，与祭者就自己表演。从中不难看出汉代人对祭祀歌舞的重视与喜爱。汉代民间信仰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在一些地区性的祭祀活动中，对歌舞的使用更令人瞩目，并引起了地方政府的注意。
“丝竹之音”远传数十里，数年不歇，更可想见其歌舞之规模。这种祭祀与其说是为了娱神，毋宁说是为了娱人。而且正是因为其娱人目的突出，参与人数众多，场面宏大，当地政府还要派人维持秩序，防止在祭祀过程中发生混乱。
除了祭祀时的歌舞能给参与者带来愉悦的休闲体验外，在祭祀结束后的聚众宴饮对参与者来说也很有吸引力。这种宴饮通常有酒有肉，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吃喝，说说笑笑，共享神胙。这既是对平日单调生活的调剂，又因口腹之欲得到满足而身心放松，容易达到休闲的状态。
如果说在先秦时期，信仰活动中的娱人因素尚且是一种无意识的举动，而到汉代时，信仰活动中的娱人因素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甚至成了主要目的，所以即便是在战乱时期，一些祭祀活动也没有停止。
总的来说，汉代民间信仰繁荣，一些信仰活动伴有音乐、舞蹈、宴饮或外出游玩等活动，在娱神之外更兼娱人，极大地推动了汉代休闲活动的发展，丰富了汉代人的休闲生活。
只是，民间信仰对休闲活动也不全然是积极影响，其负面影响有时也不容忽视。比比如汉代民间祭祀所需费用基本都由百姓自行筹集，有些地区祭祀过于讲宄规模，而且次数频繁，在巫祝的操纵下，大量耗费钱财，以致于影响到了百姓的正常生活。
汉代疆域辽阔，各地风气差异显著。从西汉到东汉，在儒学的影响下，许多地区的社会风气也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各地社会风气不同，盛行的休闲活动也有所差异。社会风气与风俗有相通之处，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也可看作是社会风气地域特征的高度概括。
汉代疆域辽阔，各地风俗不同，社会风气多样。汉代北方地区，社会风气比较急进，民风剽悍。而上谷至辽东一些地区比较崇尚武力，位于东部的齐鲁社会风气与北部地区明显不同，齐鲁风气的不同是针对两者而言的，比之汉代其他地区，齐鲁之地皆以儒术、礼义闻名。
从西汉到东汉，社会风气并非一成不变，在一些地方官员的努力下，移风易俗的教化工作成就较为显著，许多区域的社会风气因此而转变。
社会风气对休闲活动的影响可从以下两方面表现出来：
一是影响人们对休闲活动的态度，二是影响当地出现哪种休闲活动。对休闲活动的态度主要是指当地人是否喜爱休闲活动，对休闲活动是持批评还是欢迎的看法。
在汉代，一些地区由于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生活资源比较充足，温饱比较容易解决，当地居民不为生计发愁，闲暇时间较多，养成了好享乐的风气，喜欢尝试各式各样的休闲活动。不同地区由于社会风气不同，就流行不同的休闲活动。
比如在汉代北方地区，由于靠近匈奴，多战争，因而崇尚武力，当地就比较流行射猎、角抵等充满阳刚之气的休闲活动，比如定襄、云中、五原三郡好射猎，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以射猎为先。汉代羽林、期门军多从当地选拔而来。
赵、中山地薄人众，农业不发达，但因地理位置重要，商业发达，歌舞传统浓厚，因而到汉代时当地比较流行歌舞，并且也大量培养歌舞艺人，向外输送。
总的来说，汉代社会风气对休闲活动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不同地区社会风气不同，不仅影响人们对休闲活动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当地流行什么样的休闲活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汉代休闲也取得了较大发展，活动内容、方式大量增多。
概括来说，汉代社会的休闲方式有三大类：游艺、体育和乐舞百戏。这些活动既有汉代本土发展起来的，也有从周边少数民族或西域地区传入的。它们互相补充，互相借鉴，共同促进了汉代休闲生活的繁荣。
游艺，顾名思义，就是游戏的艺术，是各种游戏或娱乐活动的总称，是人们娱怀取乐、消闲遣兴为主要目的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
游艺是汉代常见的文化现象，种类众多，可分为棋类、竞斗类、宴会类、射击类。其中棋类有六博、围棋、樗蒲、塞棋，竞斗类有斗鸡、斗鸭，宴会类有投壶、酒令、藏钩、射覆，弹射类有弹丸、弹棋。
汉代的游艺有些是从先秦时期传承而来的，比如斗鸡、六博、塞棋、投壶，也有一些是汉代新出现的，比如弹棋、弹丸、樗蒲、藏钩。游艺在汉代有广泛的受众群体，深受汉代人喜爱，是汉代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博和围棋在汉代比较常见，围棋别称“弈”，汉人往往将“博弈”并称。
汉代休闲生活的主体不仅包括社会上层还包括那些从事生产性劳作、仅足以保证基本生活所需的农夫。这一时期休闲生活的主体与先秦时期相比起来有些数量上的变化，但所包含的阶层依然没有太多的变化，未发生质的改变。先秦秦汉休闲生活所包含的、处于不同阶层的主体所拥有的休闲生活在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比重都存在着差异。
一般的规律是与经济条件成正比，那些权势大、财富较多的社会上层成为休闲生活中最活跃的一部分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