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就像开夜车，每个作家都在书桌前捶胸顿足过
图 / 视觉中国
开启电脑，打开文档，面无表情地盯着屏幕一小时左右，之后，你开始前后摇晃身子，起初只是很小幅度，后来你简直像个患有自闭症的大孩子。
你盯着天花板，不时望向时钟，不由自主打起了哈欠，此刻，你只觉得颈椎疼痛无比，甚至怀疑自己得了脑膜炎。
紧接着，脑海中一个声音告诉你，一堆琐事需要立刻处理，比如，把食物从冷冻库拿出来，有约会得取消或改期，眉毛该拔了……但你没有动弹，你仿佛正拿着一把枪指向自己的头，强迫自己待在书桌前。
这是出现在古根海姆奖得主安 · 拉莫特《一只鸟接着一只鸟》书中的一段场景，尝试过写作的人，大概对此十分熟悉。
所幸的是，不只是你，即便是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也时常会在写作瓶颈、拖延和批评中饱受折磨。
安 · 拉莫特经常分享这样一则故事，儿时，拖延了三个月都没有动笔写鸟类报告的哥哥，对着书桌上摊开的一本本鸟类学书籍一筹莫展，简直快哭出来了，父亲走过来，把手搭在哥哥肩上，对他说：" 一只鸟接着一只鸟，伙计，你只需要一只鸟接着一只鸟，按部就班地写。"
作家 E.L. 多克托罗曾说：" 写小说就像开夜车。你的视线只局限于车头灯照得到的范围，但你还是能开完整段路。"
或许，作为一个写作者，你无须知道自己将前往何处，更不用看见目的地或途经的一切，你要做的，只需能看清前方一两百米即可，之后，沉下心来，完成写作。
是否每个作家都曾经历过写作瓶颈期，继而陷入自我怀疑？
他们是否也曾写过不堪入目的初稿？
是否会在写作前营造小小的仪式感，提醒自己大脑开工？
面对批评，他们的大脑是否会出现无休无止的噪音？
带着这些疑问，《新周刊》和作家李修文、止庵、魏思孝、辽京展开了一场对话。
写不出来的时刻，实在太多了
《新周刊》 ： 你曾遭遇写作瓶颈吗？是否经历过信心危机？
李修文：写作有时候真挺痛苦的，可能在其他人眼中，作家就像个街溜子一样，看起来十分悠闲，每天四处乱晃，坐在电脑前，简单敲几下键盘就能赚到稿费。
实际上，他内心可能正经历着惊涛骇浪，那些自我怀疑、自我厌弃，是不足与外人道的，只能自己慢慢消化。
有一次，我曾带上电脑和书，叫上一个写诗的朋友，和他去湖北境内清江边上的一个岛上封闭写作。
他是诗人嘛，来了兴致就创作，篇幅也短，很快就进入了状态，写完就去河里畅快地游泳。
可我就非常痛苦了，实际上，上岛之前，我已经构思得差不多了，本以为很快能进入状态，结果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天天看朋友游泳。
我非常羡慕，转而陷入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很无能。
作家李修文。
像这样写不出来的时刻实在太多了，有好几次，我都带着电脑兴冲冲赶到一个地方，随后陷入停滞，最后败兴而归，提着电脑灰溜溜地回家。
岛上养了 100 多只猴，可能它们之前从未见过像我们这样的怪人，因此感到十分新奇。
有时，我在电脑前枯坐一整天，向窗外望去，外面一排红色，全都是猴，它们正探着头，往屋里看我，连它们都来看我的热闹。
止庵：我记得小时候看过鲁迅一篇《答北斗杂志社问》，里面提到一点，" 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那鲁迅肯定就是那种写作状态不好时就停笔的人，不过这个没有一定之规，也有那种坐在书桌前，强制自己必须写多长时间的人，没有好坏之分。
我也经历过自我怀疑，有段时间我都得忧郁症了，发现之后就停下来，后来慢慢就好了。
要是觉得自己写不出来，最好先换换脑子，找点别的事情干，别一直纠缠，跟朋友聊聊天，出去玩会儿，亲近一下自然，都挺好的，一直陷在某种情绪里出不来，反而会适得其反。
魏思孝：对我而言，信心危机不是每隔一段时间发生一次，而是每天都会发生无数次，质问自己：你到底行不行啊？
有时我一边写，一边痛骂自己：你写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当然了，写作过程不是只有痛苦，还有满足感，有时写完一篇稿子，修改完觉得还算满意，或是写了一天，睡前躺床上，就会感慨：今天真是没有虚度啊！
要是一天下来，我什么都没写出来，睡前躺在床上，就开始自我怀疑了，那种感觉非常挫败。
唉，我几乎是与挫败感为伴了，写的过程中，脑海中总有很多想法，可当真正落笔的时候，却总也达不到预想的状态，甚至有时觉得没有一个字达到自己的要求。
辽京：这些经历在所难免。
我应对的方式就是继续写，越写不出来，就越有危机感，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而只要坚持写下去，不论好坏，慢慢就会找到感觉，写作的动作本身会冲淡畏惧和惶恐。
很多时候，人之所以产生心理危机，感觉生活失控，大都是因为想得太多、做得太少。
写作是个手艺活，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点点完整起来的。
写作的过程，就像打开自己的雷达，进入一种观察和感受的惯性之中。
去年，我一直在写一个长篇，处在一个连续的写作状态中，那种感觉跟做一份长期工作无异，过程也不会想太多，长篇写完之后，一下子变得无事可做，感觉像失业了。
后来又写了两个短篇，才慢慢找到之前的节奏。
《新周刊》：你的写作习惯是怎样的？需要在写作前营造仪式感吗？
李修文：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过得跟山顶洞人一样，整天拉着窗帘，把房间弄得很暗，白天也要开灯，似乎这样，便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与外界完全隔绝开来。
后来，我逐渐变得忙碌，每天都在四处移动，酒店里、候车室、火车上也都能写了。
现在的话，喝酒、聊天过程中，或者睡前躺在床上，我一旦想到某些句子或情节，就会立刻翻出微信，点开自己的对话框，跟自己说上几句，生怕一会儿就忘了。
一是年纪大了，记忆力开始衰退，二是生活越来越碎片化，每天有那么多信息扑面而来，不立刻记录下来，很快就会被其他消息覆盖掉。
至于仪式感，我已经完全不需要了，打开电脑的那一刻，压迫感就已经袭来，不需要营造其他任何氛围。
面对电脑，我便知道，今天又要打一场非常艰难的仗。
止庵：我以前的习惯是上午写作，上午如果写不出来，下午肯定就不写了，最近几年好点，断断续续，今天写一点，明天写一点。
我始终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非写不可的东西，在这方面没有特别的使命感。
所谓仪式感，其实就是给自己养成进入状态的习惯。
你看村上春树，他给自己规定一天必须写够多少字，写到规定的字数，立刻放下笔，干别的事情，跑跑步，听听歌，第二天再坐到那里写。
海明威习惯站着写作，因为他担心坐下来，会把文章写长。
还有人一写作就抽烟，有的即使不抽，也要点一根烟放旁边，给自己营造一种氛围。
这些东西都是因人而异的，我的状态就是一定要松弛，只有感到放松了，才能写出东西。
《一只鸟接着一只鸟》实拍图。（图 / 由被访者提供）
魏思孝：没有活动安排时，我一般睡到自然醒，九十点钟起床，起来之后，早饭、午饭就合在一块吃了，吃完就容易犯困，有时困到不行，还得睡个午觉，再一睁眼就下午三四点了，一想到孩子快放学了，就出门接孩子。
回来吃完晚饭，差不多就七八点钟了，想到自己一个字没写呢，就赶紧坐到书桌前，酝酿一两个小时，才能进入状态，这已经是快十点了，心想再不写可就完蛋了。
夜晚比较安静，没什么打扰，我的专注度会好一些，一般会写到凌晨一两点再上床睡觉，睡前再思考一会儿。
有时候，我觉得昨天写得实在是太少了，就会要求自己，千万不能再睡午觉，必须把前一天落的补上。
比如今天吧，到现在（晚上六点）我还没写出什么东西，一天又所剩无几了，感觉又要荒废了。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感，就是喜欢抽烟，差不多每天一盒半，不写的时候，抽得会少一些。
抽烟容易口干舌燥，我就会频繁喝水，这样也能起来走动一下，上个厕所、倒杯水喝。
还有，我喜欢听歌，听到喜欢的旋律，还挺能进入状态的。
昨天我分享到朋友圈的 Short Trip Home，我听着它一口气写了 1000 多字。
电影《大地惊雷》的原声配乐 Little Blackie，我经常单曲循环，之前某音乐平台年终总结时，发现居然听了 500 多次。
刚刚我查了下，迄今听了 2198 次。
辽京：对于写作，我没什么特殊的仪式感。
每天七点左右起床，起来先给自己做一杯咖啡，或是喝点茶，之后把家里收拾一下，就坐在书桌前准备写作，一开始可能不会立刻进入状态，有时候也会先刷一会儿社交媒体，然后逐渐收回注意力。
除了周末和节假日，我基本每个工作日都会写作。
没有人能一直写下去，空档期肯定会有，我只能尽量缩短空档期，让写作成为一种习惯，不需要调动太多情绪就可以自然发生，就像每天早上刷牙洗脸一样。
灵感，可能是枯燥之后的结果
《新周刊》：书中提到所有的杰作都始于拙劣的初稿，你会有相似的感受吗？你会把自己没发表的作品给别人看吗？
李修文：我觉得这一点因人而异，有的作家会反复修改，有的则会在反复修改中丧失兴趣。
自己写作的话，我是从来不给别人看的，后来我做编剧，才逐渐克服这个问题，毕竟剧本创作有点像立一个靶子，供大家讨论修改，不像写作那么私人。
这时候，我会把故事一遍遍讲给身边人听，观察对方的反应，倘若对方的表情不太对，那么下一次，我就会换一个方式再讲一遍。
作家止庵。
止庵：写出《在路上》的杰克 · 凯鲁亚克，几乎是一口气把文章打出来的，还有所谓的出口成章，就像陆游写的那种 "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完全是一种倚马可待的感觉。
拿李白跟杜甫举例的话，李白肯定是那种出口成章型的，杜甫就得反复推敲，即所谓的 " 苦吟 "，杜甫自己都感慨 " 新诗改罢自长吟 "，贾岛也这样，所以才写 " 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
这些在创作中都属正常现象，最终成品的好坏也与所用时间没有关联，创作本就没有任何规律性可言。
托尔斯泰写《安娜 · 卡列尼娜》，也曾修改过很多遍，据说一开始安娜的设定是一个比较坏的女人，后来才一点点改成现在这样。
如果写那种结构缜密的推理小说，可能初稿要谨慎一些，提前想好各种设定。
没发表的内容，我一般不给别人看，只有个别觉得拿得出手的，会给身边几个朋友看看。
我会选择有年龄差异的朋友——分布在 20 岁到 60 岁之间，因为不同的年龄段，反馈的意见有很大不同。
对于反馈，觉得有启发的，就按照他的意见修改，觉得不对的，干脆就不听。
我们常说 " 当局者迷 "，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但完全听别人的也不行，这里面得加上自己的判断。
魏思孝：初稿是没办法见人的，感觉自己根本就不会写字一样。
我一般会在初稿阶段想好大致思路，想上下文如何连接，勾勒出大概的脉络来，至于语言的完善，则会在第二稿进行调整，填充很多细节进去，在第三稿阶段，我还会把文字打印出来，逐字逐句删减调整。
刚开始写作那会，恨不得小说还没写完就给朋友看，期望得到反馈，当然更多的是鼓励和表扬，用来支撑自己虚弱的内心，可以继续写下去。
现在是尽可能在完成后，再给信赖的朋友看。
很多时候，会拿不准自己写得到底行不行。
辽京：我一般就自己修改，很少给身边朋友看，修改到认为比较完善的状态，再交给编辑。
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初稿，即使是终稿，隔一段时间再回看，都会发现新的问题。
最近，我正在看即将出版的新书的稿子，很多文章已经发表过了，当时没觉出任何不妥，现在回头去看，依然觉得有一些可以修改的地方。
写作始终在记录彼时彼刻的状态，当你离开那段生活，再去回望的时候，难免会产生一种陌生感，因为心境大不相同了，再也进入不到当时的状态。
所以，觉得初稿没法看，大都是心态时过境迁了，创作者也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这当中有对自我的否定，也意味着某种进步，首先得否定掉一部分自己，之后才能拿出更好的、更适合当下的东西。
同时，也不能对过往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当时会这么写，一定有这么写的理由，过一段时间，跳出当时的状态，代入读者的视角再去观看，会产生一种陌生的观感。
《新周刊》 ： 你相信灵感吗？书中提到 " 写作是一种自我催眠的过程，你相信自己，写出故事，然后清醒过来 "，仿佛角色自己能发出声音，这一点你怎么看？
李修文：灵感的到来，肯定是枯燥之后的结果。
首先，你要做好枯燥的准备，学会与枯燥共处，等待枯燥完成，在此之后，灵感或许就会降临。
当你凝视笔下的人物足够长时间，角色自然会与你慢慢融合，你会把角色当成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感受到他的呼吸，嗅到他身上的味道，其实不光是你在操控他们，他们也会反过来操控你，有时候剧情走向哪里，是人物说了算的。
止庵：有时候换换脑子，换一个场景写作，或许会产生灵感，比方说简 · 奥斯汀，她的很多作品都是在厨房里写的，一边做饭，一边构思，但人不能完全仰仗灵感。
法国作家玛格丽特 · 尤瑟纳尔写《苦炼》时，写到主人公泽农死的篇章，她已经与角色完全融为一体，泽农死后，她连着呼喊了泽农的名字 300 多遍；还有写《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写到包法利夫人服药自杀时，他觉得自己嘴里也是一股砒霜味。
所谓直觉，其实就是创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作家自己正行走在他脑中建造的房间里，窗户、窗帘都清晰可见，风一刮，窗外什么场景、有一棵怎样的树、树上结着什么果、周围开着什么花、桌子上摆着什么，都是能看到的。
作家就身处情境之中，所以，人物该说什么话，全部呼之欲出，某种程度上，作家已经和角色融为一体了。
作家魏思孝。
魏思孝：可能一流的作家会到物我两忘的境地，但这太难得了，目前我还达不到。
我写作时一般情绪比较稳定，尽量把自己放到一个比较客观的视角，像旁观者一样，叙述周遭发生的一切。
所谓灵感，就是那些完全不在预期之内的细节和情节突然涌现出来。
想来，近期我确实有过一次体验。
今年过年的时候，我正苦于长篇某个章节如何呈现，睡前也一直琢磨，居然在梦里得到了解决。
我长到 37 岁，都是在村里过年。
今年是唯一一次在城里过年。
大年三十晚上，我梦到我的邻居。
梦里，他生病了，出院回家后，我去他家看望他。
他告诉我，他写了十几年的日记，把日记交给我，让我看。
我心想，做邻居 30 多年，抬头不见低头见，但这还是我第一次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看到日记里他写的这 50 多年来他的遭遇和心绪，我就开始流泪。
大年初二，我回了老家，先去邻居家里拜年，告诉他梦见他了，跟他讲述这个梦。
这个梦给了我启发，本来我不知道接下来小说该如何呈现，后来选择用日记的方式。
辽京：我很少经历那种灵光一闪的时刻。
对我来说，写作是一种习惯，是写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有第一个字就会有第二个字，有第二个字就会有第一百个字。
所谓灵感，很可能是在写作过程中，经由不断解决问题而积累起来的经验。
人一旦沉浸在某种状态里，就会向外界伸出很多触角，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信息，然后在某个时刻，就会发现某些信息，成了下一个故事的种子。
所以，灵感不是从天而降的，灵感是通过日常的积累，经由内心生长出来的，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
或者说，灵感是一种总结，一种写作习惯和经验的总结。
一开始，很可能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轮廓，后来逐渐变得清晰。
至于角色的问题，我始终觉得一个好的人物，应该是泥捏的，虽然在初期相当混沌模糊，但是不会有拼凑的痕迹，在作者设定好的框架下逐渐揉捏成型，最终变成一个非常自然的人物。
自己会陷入恐慌，不用别人催
《新周刊》 ： 写作时的拖延是否在所难免？需要靠 deadline 驱动吗？
李修文：在我看来，好的写作者基本都是违约者，这并非他们的本意，也不能简单地用拖延症来定义，没有人想拖延，但随着写作的展开，作者会发现很多新的目标，譬如本来想写团结，结果却写出了分裂，因为觉得分裂更有力量，那肯定要追随新的目标而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本人也不再是当初签约时的那个自己了，文本呈现自然也会因此出现变化，和起初设定有很大出入。
出版社基本上都会了解作家这一属性，包括很多电影导演、出品公司，也都了解编剧这样的属性。
像我的话，眼下也是一堆出版合约等着，仍是一拖再拖，我能怎么办呢？
只能求别人放宽期限。
止庵：我写东西绝对不能设定交稿时间，一旦定好时间，我肯定交不上来，要说一两个月之后，我可能早就写好了，放在那里等着，要说两三天交一篇，甭管多容易、多熟悉的内容，我都写不出来。
我不愿意有压力，一催就写不出来。
魏思孝：我可能性格上比较自由散漫，自己要求自己可以，别人一直催可不太行，毕竟写小说这件事是可以独立完成的，旁人最好不要干涉。
设定好截稿时间，或是给一个主题，让我像命题作文一样创作，这些都很难完成。
不过也有稿酬比较诱人的时候，我就宽慰自己：小魏，这个值得委屈下自己呢。我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给自己一个要求，一天大概 2000 字，朝着某个作家努力。
作为自由职业的写作者，我还是要尽量自律一些，毕竟要以此为生。
作家辽京。
辽京：我没有经历过催稿。写作更多靠自驱力，长时间不写东西，我自己就会陷入恐慌，不用别人催。
《新周刊》 ： 你会在意别人的看法吗？怎样看待不同的声音？
李修文：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可能有一点讨好型人格，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总是希望获得这个世界的肯定，一旦这个世界不肯定你，甚至嘲讽你，难免就会心乱如麻。
时间久了，也就觉得无所谓了，有人批评得写，没有人批评也得写，有读者看要写，没有读者看也要写。
这是一个逐渐笃定的过程，各种声音已经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听多了，也就不在乎了。
我早已过了煎熬的自我怀疑阶段，心态非常平稳了，那些对自己不切实际的认知、对写作所能带来利益的不切实际的认知，早已不复存在，更不会让我产生任何情绪消耗。
我十分清楚身为一个作家的分寸和边界应该在何处，其实它就是一片不大的疆域，在现实利益上，也是一片很小的疆域，不要有太多非分之想。
我时常觉得，写小说就像地下工作者与世界对暗号，总有那么几个人，能对得上你发出的暗号，想想也就足够了。
止庵：我觉得写作者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什么都不听，就像鲁迅说的，" 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 "。
他就是什么都不听。
还有一种，譬如俄国作家果戈理，他就非常在乎别人的评价，《死魂灵》书稿来来回回烧了好多遍。
有一次，果戈理给朋友读他的手稿，对方岁数大了，听着听着睡着了，醒了发现果戈理正烧书呢。
当然，这些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我觉得对于外界的声音，首先得学会区分有效意见和无效意见，自己得有判断力。
写作始终是一件挺私人的事情，跟别人没多大关系，说好说坏都没关系，你自己得能从这里面收获满足感，这是最主要的。
魏思孝：我有时看豆瓣书评，看到那种夸我的，确实会高兴，但很快就会冒出一个声音：我有那么好吗？
对待差评，我也会想：我真有这么差吗？
有时刚写完一个特别满意的桥段，自己也会想：哎呀，今天晚上写的东西真不错，估计读者看完，也能领会到我细节设计上的巧思。
但这种情况太少见了，一个月出现一次就十分不错了，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书桌前捶胸顿足。
外界的声音，对我而言，影响并不大，可能我在写作过程中，会对标一些特别喜欢的作家，譬如写出《断背山》的美国作家安妮 · 普鲁，她的文字是我在文学上期待达到的某种水平。
对标的过程，我时常会感到挫败，根本不用外界的声音打压。
辽京：写作过程中，我很少受到外界声音的干扰，因为那是我面对自我的时刻，这个时候的自我最强大，也最安宁。完成自我表达之后，换一个视角去回溯，并与读者达成某种交互，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过程，也是对作品生命的完善。
如果一个作品出来，一点回音、一点批评都没有，也是很恐怖的。我在豆瓣看书评，经常看到一些连自己都没想到的角度，可能在某种无意识的情况下被表达出来，这些内容被一部分读者识别出来，分享给大家，很有意思。
文字是一种工具和载体，文学也需要交流与反馈，就像朝水中扔了一个石子，激起很多波纹，这些都是创作的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