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三姐》《唐山大兄》，看华语电影为何在马成为热门放映？
二十世纪中期，当时华人所拥有的娱乐方式并不多，看电影俨然成为一项顶级的娱乐享受。
当节庆的情绪氛围与观影的娱乐享受结合在一起时，电影传媒的能力得到强化，也形成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每当问起1940年代出生的人对于当时华语电影的记忆，总会听到《刘三姐》《唐山大兄》《黄飞鸿》之类影片的名字。
这些影片主角题材来源各异，却都具备同一种剧本架构，能使当时的马来西亚华人族群产生一种文化亲切感，在新马一代华人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文化亲切感产生的源头来自马来西亚华人的生存环境对其的排斥性，使生存于此的华人族群展现出边缘性格。
南下移民到马来西亚的华人大部分从事劳力工作，而这对马来西亚发展起了一定程度的帮助。
劳工阶层的华人渴望所付出的劳力被看到及珍惜，但事实却与之相反，而批斗地主的刘三姐边抚慰当时华人心理的平衡，并已自己的勇气鼓励了辛勤劳作却不被重视的华人。
而飘落异乡的唐人与唐山大兄到泰国的情景有较多的相似处，同样在异乡受到打压及欺负，而希望有个民族代表的勇者在生活中锄强扶弱，而唐山大兄正弥补了华人心中的渴求。
《刘三姐》与《唐山大兄》都回应了大马华人当时心理上的迫切性，也因此成为了轰动一时的热门电影。
《刘三姐》在新马区的状况较为特殊。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在1965年正式分离成为两国前虽在历史、民族、经济及文化上曾为一家，但经历过二战及战后的变迁，两地处在不同英殖民行政区的划分下，各族群人口比例有了差异，政治进程也逐渐分先和后，城市发展水平也有所不同，使得两地在各方面都有了差异。
直至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
英属马来西亚由于对马来西亚的顾虑，因此严厉审查由中国进口的电影，压制共产思想在马发展，英殖民政府更以打击马共为名，组织了马来亚制片组拍摄“马来西亚化”的政治宣传影片。即反马共纪录片，并于新村以流动电影的方式放映，宣传反马共思想。
因此不少中国电影得以在新加坡公开放映，但无法在马来西亚放映或是无法如期上映。
但这并未阻止马来西亚华人观影，不少热门，热映的中国电影在新加坡放映时总是能吸引马来西亚的观众越过常提前去观影。
尤其到了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新加坡奉行独立自主且积极的外交政策，也保证了中国电影进入到新加坡，让两地观众仍有机会观影，而不与一些经典电影失之交臂，如《刘三姐》及《唐山大兄》。
《刘三姐》在新马上映的时间不同，先是在新加坡上映，马来（西）亚无法通过上映。
但由于《刘三姐》的反映热烈，不少居住在马来亚的民众甚至成立一日游旅行团，以陆路的方式组团到新加坡观光，而观光主要行程是到电影院观看《刘三姐》。
马来亚则是在《刘三姐》在发布多年后，才正式上映。
因此在新马观看过《刘三姐》的观众可分为两批：
一是在《刘三姐》公映后到直接在新加坡观看，二则是在中国电影在马来西亚解禁后上映的《刘三姐》，才得以在马来西亚观影。
据南洋商报显示，1962年四月就有对刘三姐背景的相关报道，到了1962年的九月，更提到了《刘三姐》已放映两个多月，依然深受观众拥护。而到了1963年，六月的报纸再次出现关于《刘三姐》起映的消息，并在报章中提到“久别重逢分外亲。
载誉归来更吃香。周末夜半场再满”。当时的报章新闻，直接呈现出《刘三姐》在新马一代的盛况。甚至在近年居銮地区举办了文化回忆活动。
活动内容则是进行露天放映，所放映的电影正是《刘三姐》。
吸引观众的除了优美的歌声外，劳美丽的主人公刘三姐以山歌为武器，带领着乡亲们与封建官府、地主作斗争，正好契合马来西亚华人长期备受打压、渴望扬眉吐气的心理，让当时身处种植产业的华人移工阶层产生了移情作用。
《刘三姐》最后近打倒地主情谊的结局缓解了观众在生活上的苦闷心情，使得观众在观看时不由得直呼："大快人心！"
乌来西亚于1957年8月31日脱离英殖民统治，独立建国，称为“马来亚”。直到1963年，马来亚半岛再和其他区域，如：沙巴、砂拉越及新加坡，合起来共四个区域一起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制国家。
1965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达成独立协议，从马来西亚分割出来，而成立新加坡。
进入60年代后，马来西亚国内民族分歧日益严重。由于华人族群吃苦耐劳，经济实力大增，马来民族认为经济资源分配不均而导致华裔与马来民族经济悬差，加剧了政治力量的对峙。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爆发了种族冲突排华事件。
1970年代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教都进入一个新时期，并推行了一系列更为排华的新经济政策与文化政策，其中"国家新文化政策"更是直接打击了华人文化的发展。
华语文学、音乐、电影都无法被列入国家文化，也无法享受国家文化发展福利。
华语电影进口马来西亚也一并受到限制，加之录像带、电视等新播放方式的冲击，流动电影放映几近消失。
电影《唐山大兄》是1970年代初期进入马来西亚的香港影片，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放映后又在马来西亚流动放映。这部满溢着华裔自豪感的影片也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的一剂强心针，成为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民族自信的提振。
据南洋商报1971年十二月八日记载《唐山大兄》新加坡首映的公告。而在同月的十九日更出现了“两巴士载满大马游客在影场观赏唐山大兄”的新闻标题。
据文章内容显示，当时来自巨型巴士载满马来西亚游客，前往位于新加坡的裕廊大影场集体观看《唐山大兄》。
影场经理更表示这些来自马来西亚的观众是抱着“先睹为快”的心理，先到新加坡观赏《唐山大兄》之影片。
文章中甚至有游客表示自己已听闻《唐山大兄》在香港已创下最高票房纪录，因此趁着此次新加坡旅行之便抢先观看《唐山大兄》。而到了次年的一月二十三日，更是有了"影片唐山大兄创纪录，在新收入达七十万元"的大标题新闻。
新闻表示《唐山大兄》在新加坡已放映八百八十七场，并收入达七十万，创下华语片卖座最高纪录。《唐山大兄》在新加坡上映四十六天后才于马来西亚上映。
当问起曾在邵氏公司担任流动电影放映员的黎逢友先生关于《唐山人兄》记忆时，他形容当时放映时人们争相一睹《唐山大兄》，甚至差点挤坏了放映设备，电影院在售票前，想尽早买票入场的观众也几乎将电影院的大门拉坏。
当问及电影爱好者黎逢蛟时，他表示个人重看了好几次，并提到自己并不是欣赏其中的武打场面，而是被中国人的气节所感动。
那时候，李小龙的一踢就将“东亚病夫”的一次从中国人身上洗去，并从此将中国功夫带到国际上，让更多国外的人有机会了解中国功夫。
由此可见，《唐山大兄》在马来西亚华人的记忆中除了武打卖点外，李小龙的形象也有着华人观众所期盼的民族自强精神。
流淌在自己身上的血液及文化长期受到压抑和歧视，直到李小龙武打片的出现，让海外华人有了民族自豪感。如同黎逢蛟先生所说的：
“让外国人知道，中国功夫并不是什么花拳绣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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