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芳华岁月《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女兵》系列
口述：崔正芳（志愿军第一军第七师政治部干部科）
整理：和风
1950年10月，我在四川广汉高师女中师范二年级上学，是学生会的活跃分子，主要到社会上进行清匪反霸、减租减息、抗美援朝的宣传。进驻学校的工作组教我们学唱“解放区的天使明亮的天”，因为和工作组接触多，受到了革命的影响。
我知道志愿军干部学校要招学生娃娃，我就赶快去报名，被录取了，但还没有去部队。我祖母知道了，很心疼我，就去报名点揪着我的耳朵把我给拽了出来。
1950年的冬天，同学说成都解放军在招女兵，这次为了不让家里知道，我们12个人天不明就偷偷的出发，从广汉步行45公里到了成都。部队主要招文艺兵，我们四个女兵被选中入伍。训练了十几天，1951年1月14日我们穿上军衣坐着卡车到大西北来了，我们一车有男女42个人，唱着“女兵最光荣”的歌：
“祖国在呼唤，热血在奔腾，到西北去，到西北去，为了建设正规化的国防军，完成你自己所负的使命。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团结是力量，互助是精神。”
唱着这首歌到了西北。
我们一看满眼黄土，风沙蔽日。我们家乡是天府之国，山清水秀，不一样啊！ 我们一车人都哭了。
我们领队说:“你们是来革命的，你们是来当解放军的，哭什么哭？你离开温暖的家不是出来享福的。”
大西北的河水结了厚厚的冰，光亮平滑，我们四川没见过下雪，我感到好奇，说，“我要滑冰！”
我往冰上一跑滑了一跤，屁股疼了几个月。
就这样，我们到了解放军第三军文工团，后来分到七师。分配的时候，组织科科长说:“小崔，你分到20团。”
我说：“我不下团。”
科长说：“20团是保卫延安的部队。”
“保卫延安的部队？！那我去。”
我到了保卫延安的20团，在政治处组织科当文化教员，教党员训练队学员学文化，学员都是排以上党员干部。
这些人可调皮，我当文化教员，我在上面讲课，他们在下面翻字典，从字典上找出生僻字，然后说：“崔教员这个字认不识？”
我不认识，我说：“你们少来，不要说我，再高级的老师人都不会背下字典，也有不认识的字。”
后来我给团政治处主任李文录同志反映，李主任把他们熊了一顿。
大西北是回民区，我不熟悉民族政策，经常犯错误。一次，我帮助炊事员找老百姓借锅，老百姓不知道我们是用来煮猪肉的，知道后，要我们赔锅。
像这一类的错误我犯了好几次，团支部开会批评了我。
在部队常有人对我们说，你们四川人当兵不交挎包。
有一次，吃大米饭，我拿着部队发的军用搪瓷缸子装了满满一缸子米饭，摁得实实的，藏到床底下吃了，每次偷偷用开水泡一点吃，吃了好几天，我得了胃病。
我们迅速适应了西北军营生活，已经不感到苦，而是觉得光荣。
1951年12月我和李文录同志结婚。
抗美援朝开始了，许多女同志争先恐后报名，有些人怕不让自己去，有对象的也不结婚。
1953年元月，李文录同志出发去抗美援朝，我留在青海留守处，一是我怀孕了，二是留守处需要人，我担任留守处文教组组长，负责给留守人员上文化课。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但战斗还未停止，27日，我师后勤部被敌机轰炸，后勤部长和政委还有2个科长牺牲。
我们在青海后方留守处和前方平时保持通信联系，但这一段时间没有接到他们的没有电话。
关于后勤部被炸，我最早接到通知，知道有人已经牺牲了。他们的家属知道消息，情绪很激动，有些人都不想活了，我们就要做思想工作。
家属说，你当然不难受了，你爱人也没牺牲。
我们组织这些人的家属坐火车从青海去朝鲜前方吊唁、慰问。我带着我的孩子和家属们从青海坐了三天火车辗转来到到朝鲜，这是我第一次去朝鲜，结果还出事了。
到了朝鲜，白天不能走，在防空洞里藏着，晚上火车才开出防空洞出发。结果有一个家属在防空洞隐蔽时，抱着包在襁褓里小娃娃，因为紧张，抱颠倒了，把脚朝上头朝下，抱得又太紧太用力，结果娃娃被捂死了，她哭得死去活来，我们做很多的思想工作，来安慰她。
在朝鲜期间，我在师干部部，这时我军开始给排以上干部建档案。我负责营以上军事干部的档案。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写干部的立功受奖，阵亡通知，干部补充。补充谁，要从我们掌握的营以上干部里去挑。领导开会研究，我要列席。领导问我，我要说出营级干部有几个？其中某某什么情况，祖籍是哪的？哪一年参军?立过什么功？等等。要能把档案背下来，供领导了解、参考、选择。领导提出人名，研究确定以后说：小崔你把某某的档案抄一下，报到师党委批准。
第一次去朝鲜待了两三个月，我们就回来了。
第二次去，朝鲜人民已经开始恢复建设家园了，我们就帮朝鲜人民清理废墟，搞建设，打扫卫生，和朝鲜人民军联欢，我们负责联络安排。
1958年10月，我跟随第一军七师回到祖国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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