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彩礼变19万，因为少了1万块钱，新娘拒绝婚礼，新郎咬舌自尽

　　20万彩礼变成19万，因为少了1万块钱，新娘在结婚当天拒绝上婚车，新郎气急之下，咬舌自尽。

　　这是前不久发生在河南的一桩因彩礼引发的“血案”。

　　

　　作为婚嫁标配，彩礼现在已经成了横亘在婚嫁中的一道大坎，不少恋情因为彩礼而终结，贫困地区结婚率持续走低，想必彩礼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彩礼，原本是源于西周的一项婚嫁习俗，是表达对新人的美好祝愿，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彩礼逐渐跑偏，到唐朝太宗时期，已经是：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

　　也就是说，彩礼已经高到没上限了。

　　随着历史的变迁，很多事情都有了变化，唯有在婚嫁彩礼上，一直就没怎么变过。

　　为何现在的人依然如此重视彩礼？我们往回看历史，发现答案就能在唐朝里寻到。

　　

　　遵循礼法的古人，对于婚姻这样的人生大事，仪式感肯定要拉满，尤其是社会地位较高的贵族家庭，更是谨遵“三书”“六礼”的流程，其中，“六礼”中的“纳吉”就是下聘礼。

　　一旦女方接受了男方赠送的聘礼，这桩婚事就受当时的法律保护了，没有反悔的机会了。

　　

　　聘礼刚开始出现时，并不重，主要是为新人讨个好彩头。

　　比如送两只大雁寓意婚姻从一而终，送两张鹿皮寓意子孙兴旺，另外还会加上五卷黑色和红色的束帛，而这也只是士大夫贵族家的聘礼。平民家庭就更简单了，花草树木都能作为聘礼，这其中多果的桃子和花椒最受欢迎。

　　贫富的差距化，体现在了聘礼上。

　　为什么贵族家庭跟平民家庭送的聘礼不一样呢？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男女婚嫁是没有自主权的，到了适婚年龄，就会被家里安排跟某位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对等的对象成亲，那些贵族家庭娶亲，为了撑住自家的面子，一般给聘礼都很阔绰。

　　在他们的拉动下，聘礼水涨船高，到汉朝时，品类已经丰富到“三十物”，除了固定的大雁、布帛外，粮食和酒也不能少，而且这时候贵族人家开始豪气地送金银首饰了。

　　据说东汉时期的权臣董卓娶老婆就豪掷百乘軿锱、二十匹马、奴碑钱帛充路。整体算下来，没有一百五十万钱是打不住的，这在当时堪称“天价”。

　　《敦煌文书》中就记载了一个壮观的送彩礼队伍：前面两匹马开道，后面紧跟着两个车轿乘具、布帛、钱、猪羊、糕点等食品、油盐酱醋花椒葱姜等调料。好家伙，这怕是将大半个家搬过去了吧。

　　此后，聘礼也就是彩礼便一路狂飙，等到唐朝时期，嫁女收取天价彩礼已经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更是代表了一种不可逾越的阶层。

　　

　　唐朝法律（《唐律疏议》）中明确规定：人各有偶，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婚配。

　　意思就是，男婚女嫁不能逾越阶层，“良贱”之间不通婚。

　　这也不怪唐朝人把门当户对看得这么重，主要是被前朝魏晋的风气带歪了。

　　

　　魏晋时期，门阀制度盛行，门阀贵族掌握着时代话语权，而这些贵族中又数博陵及清河崔氏、陇西及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风头最盛，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五姓七望。

　　改朝换代后，这些旧的门阀贵族虽然没有了昔日的风光，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仍然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根系又深，连新晋高层统治者都不敢轻易得罪他们。

　　为了维护固有的利益和特权，也可能是为了保住自家的高贵血统吧，他们选择了彼此联姻，以此永葆富贵。

　　这时，唐朝新兴的贵族官僚也看上了他们的特权身份，以能与这些老牌家族联姻为荣，就连大名鼎鼎的魏征、房玄龄这些上层精英人士，都争着向山东士族求婚。

　　这就导致门阀贵族嫁女时漫天要价，如果家世地位比他们家低的士大夫想要娶他们家的女儿，除了要备好一笔天价彩礼，还得额外增加一笔“陪门财”。

　　所谓的“陪门财”，就是花钱垫高自家门第，好配得上女方家的名望，相当于彩礼的补充项。

　　不过，有时这“陪门财”还未必能花得掉呢。

　　士子李义府向名门世族为子求婚就遭到了拒绝，李义府还是宰相中书令，正三品官员，都够不着人家的门槛。气得李义府直接上书给高宗，要求取消高门大族之间通婚。

　　有个蛮族首领冯盎看中了权臣许敬宗的政治势力，想与他结个儿女亲家。

　　一个蛮族跟朝廷重臣攀亲，这门第差的可不是一点点，但许敬宗原本就是个贪财的主，只要彩礼砸到位了，一切都好办。结果其他贵族有意见了，这不是坏了规矩吗？

　　大家一起将这事闹到了皇帝高宗面前，最后以许敬宗被贬官了结。

　　

　　高层统治者讲究婚姻门当户对，普通老百姓受此门第观念影响，也竞相追捧。

　　“官嫁官，民嫁民”，穷人和穷人结婚，富人和富人攀亲，大家谨遵门当户对的界限，并在各自的阶层内互相攀比，联手将彩礼炒到了天价。

　　这可就难为了那些家庭贫困的男青年，无奈之下，不少家庭不得不使出一个昏招：用嫁女儿收取的高昂彩礼，给儿子娶媳妇。

　　如此恶性循环造成了彩礼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昂贵的结婚成本，使很多家庭不堪重负，娶不起媳妇的大龄剩男越来越多。

　　

　　面对“天价彩礼”和“陪门财”，皇帝也很苦恼，为此，唐朝几任皇帝都出台了一系列整顿措施。

　　李世民执政时，规定王子公主择偶首选元戎功臣的子女，不要与五姓七望的山东士族议亲，可这份诏书根本没啥说服力，因为他儿子李治娶的就是太原王家的姑娘，也就是后来被武则天干下去的那位王皇后。

　　而且，太宗自己要彩礼要得更狠，坑得人家堂堂一个可汗倾家荡产，连国家都丢了，最终也没娶上心心念念的新兴公主。

　　到了高宗李治执政，他在这件事上显然也花了不少心思，不仅下诏严禁五姓七望之间互相通婚，还对各阶层的彩礼标准作出了严苛的规定。

　　这一系列措施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还是没能从根本上扭转天价彩礼现象，直至科举制度的大力发展，风向才发生了改变。

　　

　　科举大门的敞开，给了很多寒门学子实现阶层跃迁的机会。

　　那些努力上进的平民庶子凭借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后，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身价都直线上升，从孟郊的诗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能看出他们高中后的风光。

　　随着这群新兴士族的增多，原来的门阀贵族就没那么吃香了。

　　婚嫁风也在这时发生了变化，会审势度时的达官贵人们纷纷将眼光瞄准了这些“潜力股”，有的甚至在放榜当天，直接来个 “榜下捉婿”。连皇帝都跟着凑热闹，唐宪宗的岐阳公主就是嫁给了一位才子。

　　这种情况下，别说衡量对方家族背景、收取高额的彩礼了，他们甚至愿意陪上丰厚的嫁妆，只为觅得及第的新贵。

　　至此，天价彩礼现象才得以遏制。

　　

　　其实，看似遏制了天价彩礼，不再讲究门当户对，实则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女方将男方的“财”转移到“才”上，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护和发展家族势力。

　　而男方呢，也乐意接受这种联姻，毕竟有了妻子娘家的助力，不仅能大幅度提升经济水平，在官场上也可以少奋斗若干年，如果老丈人官阶够高，那仕途简直是平步青云。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历史的车轮滚过了几千年，彩礼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门当户对的婚恋观，在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现代社会仍然被认可。

　　就连经济学教授艾瑞里都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一场精确的匹配游戏，最重要的是门当户对。”

　　只不过，现代的门当户对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整体来看，古代的门当户对，似乎更倾向于评估双方的社会地位、家族声望等社会评价，但在现代社会，除了家世和财富的匹配，大家更注重文化和思想上的精神契合，也就是所谓的三观一致。

　　《中国95后数据报告》中，其中有一项“最看重伴侣什么条件”的调查，“三观一致”名列榜首。

　　可见，摆脱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现代年轻人，对待婚姻更为理性慎重。

　　其实，三观一致，并不是要求彼此的性格、兴趣喜好完全一致，毕竟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何况是两个人，它指的是双方在价值观一致的基础上，求同存异，生活上彼此扶持，精神上相互滋养。

　　

　　电视剧《人民的民义》中，陈岩石和李达康都是刚正不阿的好官，但他们的婚姻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

　　李达康的妻子欧阳菁，精明能干，属于事业型女强人，担任银行副行长后，她动了丈夫的心思，希望他能利用职务的便利为她提供项目，获取经济利益。

　　可身为市委书记的李达康则秉持原则，拒绝为妻子谋私利，被丈夫拒绝后，欧阳菁心生怨怼，选择了与其他贪官勾结，进行钱权交易。

　　当初相爱的两个人因为价值观的分歧，再加上长期缺乏沟通，逐渐形成陌路，直至最后分道扬镳。

　　

　　剧照

　　而陈岩石的妻子王老也是革命家，两人相伴多年，志同道合，进退默契。

　　当陈岩石决定亲自调查山水集团和大风厂股权问题时，王老虽然持反对意见，主要是心疼他年纪大了，身体承受不了高强度的工作，可她理解丈夫的追求，最后不仅放手让他去做，还主动协助，给丈夫当起了侦查员。

　　《易经》上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持有相同的价值观、相似的志趣爱好，再加上生活态度一致，这样的两个人相处起来才会更舒服，平淡的日子里能聊柴米油盐，也能谈诗与远方，即使遇到危机，也能共同面对一起扛，相互给予彼此温暖和力量。

　　

　　都说婚姻是人生一个重要的起点，与什么样的人结婚，决定着婚后能成就什么样的人生。如此看来，有质量的婚姻确实需要“门当户对”，它不仅仅是家庭背景、财富水平的旗鼓相当，那只是浅层的物质匹配，精神上的契合才是内核。

　　婚姻是一门学问，深邃且复杂，不论对方是豪门还是寒门，结婚的意义从来都是：选择那个对的人，两个人以默契的姿态，携手向着相同的方向笃定前行，如此，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