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天国 ｜ 张忌《南货店》：南货店见众生相
南货店见众生相
文 ︱钱天国
文学就是人学，小说写得好不好关键看有没有把故事中的人物写到位。作家张忌以浙江宁海为蓝本的长篇小说《南货店》（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采取一种不露辞色的叙述方式，把小地方的小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透过他们，我仿佛再次遇见记忆深处的宁海人。
好人坏人
“用一家南货店盛放下整个世界与时代”（弋舟评《南货店》），《南货店》给读者展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生活在某个南方城镇的各色人等。他们有供销社、南货店、收购站的负责人和普通职工，水作店做豆腐的老倌，市场卖肉的杀猪人，国营机械厂工人，进城谋生的两姐妹，百货店营业员，点心店服务员，医院护士，办厂的小老板，等等。南货店齐师傅说：“做人做一世，怎么做？无非一双眼睛，识得了人，才能平安过一世。”书中的男女老少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南货店里的三位老师傅各具代表性。马师傅见人笑眯眯，做事务实而圆融，有一套和气生财的生意经，陆秋林走上社会的第一站有幸得到他的善待和指点。齐师傅年轻时见过风浪、做过大买卖，对水产特别内行，后因经常被批斗而得了馋痨病，偷吃店里的白木耳。他平常不苟言笑、冷面对人，实际上内心压抑，活得憋屈，临终时说自己“一世都是弯腰曲背，从来没有堂堂正正做过一日人”，最后的愿望是让公家出面开个追悼会，给他说几句好话。吴师傅阴阳怪气，贪小又胆小，一辈子没搞出什么大名堂，最终却选择提前退休、不要家产要女人，算是做了一回真男人。
供销社里也有三位代表人物。许同志曾经只为对秋林的爹有好印象就主动帮秋林，不图回报，可当上县社主任后，却借老婆开小店揩公家油。后来，他因调任没什么油水的文化局长而牢骚满腹；曾大骂下属童小军势利，却在官复原位后欣然接受其靠拢。童小军可谓深谙生存法则，识时务，脸皮厚，会来事，善于抓住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机会。而鲍一鸣有能力，讲义气，敢做敢当，但也贪玩纵欲。
主人公陆秋林善良、忠厚、克制、知足，做人办事有自己的原则，没有很强的功利心，甚至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显得有些单纯和力不从心。他的好友龚知秋磊落，仗义，痴情，专一。他的中学同学卫国不安分，赶时髦，有点玩世不恭，本质上却是厚道人。他的妻子杜英脑子清爽，大事情上不糊涂，小事情上不纠缠。而杜英的姐姐杜梅两次婚姻都不幸，曾经逆来顺受但心有不甘，最终以极端方式告别这个令她伤心的世界。还有，杭州人邱福茂自我感觉良好，但也随波逐流；上海女知青杨会计精明、爱干净，会逢场作戏也会保护自己……
他们个个鲜活无比，烟火气十足，近在眼前又无法道破。在那些人的影子里，分明有我熟知的长辈、亲眷、邻舍；有我的同辈包括儿时的同窗、玩伴；还有我听说过的、似曾相识的其他人。
小时候到城隍庙对面的宁海电影院看电影，总是喜欢分辨各个角色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那时的电影人物脸谱化比较重。长大了才明白，这世上的人可不像银幕上的好人与坏人泾渭分明。就如《南货店》中出现的人物，谁是纯粹的好人，谁又是天生的坏胚子？似乎都不是。许主任就是一个典型，刚开始他的形象是正直公道的，但他后来的所作所为颠覆了秋林心里的好印象，让秋林突然觉得“人真是不值铜钿”。鲍主任不愧为老江湖，他对秋林有个评价：“你别样都好，就一样缺点，把人看得太简单。”也许，这世间万物再没有比人更复杂的，正因为复杂才真实。善或恶、正或邪，成熟或幼稚、世故或清高，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一个人可以有两面性甚至多面性，而且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换言之，世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好人或坏人，只有永恒而复杂的人性，这才是人的本相、人世间的真相。
一人一命
人活着究竟有什么意思？《南货店》中写到，秋林与突然辞职的知秋一起喝酒，因黄酒后劲发作而昏睡过去，醒来后想起许多人来，“突然明白一桩道理，人这一世，无非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认识，又一个人一个人地离开。做人真是空空一场，丝毫没有意思。想到这一层，一时之间，秋林心中孤独竟难以抑制”。
人对死亡的认知往往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害怕到接受的过程。记得我年幼时，某个夏夜坐在大道地乘凉，望着满天星星，听邻舍阿叔讲故事，才晓得人最终都要死的真相。想到身边很多人特别是娘有朝一日会先我而去，突然感觉自己被抛入了漆黑的深渊，那是平生第一次有了对死的恐惧、对生的留恋。待我渐渐长大，身边的亲人、熟人一个接着一个走了，我对死亡反而没有那么怕了。直到父母离世，我的生命再无来处、只有去处，从此不得不直面死亡，承受那无法排遣的孤独。
“泛着光泽的旧物之下，是我们曾以为牢固的生活”（顾学文评《南货店》），然而人生无常，芸芸众生逃脱不了命运的激荡。秋林酒醒后的感受，让我想起一句宁海话叫“做人全空”，说的是人生的最终结局。还有一句宁海话叫“一人一命”，说的是人的一生如何度过、如何结束，都是命中注定、各有其命。以齐师傅为例，当年因老婆不能生育而借腹生子，未曾想老婆随即也怀上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于是，书中感叹：“可这天下的事情哪有道理可讲，一个人如果真想讲道理，那他不是呆了，就是疯了。”而齐师傅典妻而生的儿子齐海生从小叛逆，后离家出走，最终因拿店里的钱被“严打”。马师傅同样命运多舛，其子章耘耕小时候因病被抛石矿，侥幸被人救活；参加工作后靠秋林关照当上收购站经理，却不堪心理压力，最后跳进石头井里。马师傅说：“这就是命，注定了他是要死在那个四四方方石板框子里，逃不过的。”在命运面前，“人是改变不了任何东西的”（张忌与弋舟《创作对谈》），作者似乎是想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来表达他对人生略显悲观的看法。
古今中外，宿命论的观念比较普遍。面对无力改变的人生，人们只能信命、认命，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可人的命运完全是天注定的吗？佛家也相信宿命，但同时讲因果报应，所谓“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不光有“生报”，还有“现报”、“速报”，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引导世人通过修行改变命运。而反映在大千世界和现实社会中，决定命运的因素却是复杂多样的。其一，所谓时势造英雄，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空里，个人的命运与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密不可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计划经济时代一脚迈进商业社会”，有人勇立潮头成功了，有人下海试水发财了，但更多的是水性不好或水土不服的。比如，在北京当过大干部的老戴，两度回乡投资办厂均以失败告终。为此，鲍一鸣感叹时代的变化：“莫看我们表面上都是威风八面，要是哪天被扔到社会上，肯定比老戴还不如。”其二，相对于大的时代背景，从小环境角度看，一个人的命运与其家乡、家庭及周边人物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出身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的城乡差别、阶层差别很难逾越。《南货店》中的不少人物，其人生轨迹无疑打上了宁海这座老县城的深刻烙印。其三，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个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个性和习惯。典型如鲍一鸣，其仕途因两张大字报而造成巨大反差，貌似偶然，实则必然。他对秋林说，“当年我用一张大字报，给自己换了这么个官。现在再贴一张，把官还回去，有借有还，这不过也是做人道理。”其四，所谓知识改变命运，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自身的努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其前途命运。
上述几方面因素在陆秋林身上都有所体现。因父亲入狱，他高中毕业后没能进自己最想去的工厂，而是被分配到乡下南货店，从做营业员起步，当过区级（县下面的）供销社文书、县社秘书股股长，再到土特产公司经理。与身边很多人相比，他算是个幸运儿。然而仔细一想，秋林全靠运气吗？尽管他走上社会后从不刻意去追求什么，但其人生轨迹应该是时代、家庭、他人、自身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因果报应”。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赶上改革开放，如果父亲不出事、他如愿当了工人，如果没有马师傅、许主任、鲍主任等人的欣赏和关照，如果他自己不是安分守己、认真工作、与人为善，那么他的这段人生就该是另一番样子了。
从陆秋林等人的经历看，因果报应论本质上是积极的，它启示人们：除了死亡最终不可避免，人的命运并非完全是天注定的，后天因素可以影响命运的走向，这就赋予人生一种选择性和过程性的意义。在时代的洪流下，每一个孤独的个体是随波逐流、逆来顺受，还是“扼住命运的咽喉”奋起抗争、有所作为，必将成就各不相同的“一人一命”。
彼此和解
人是社会动物，每个人的一生都会与别人发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关系。而人性的复杂，必然决定了人际关系的复杂。《红楼梦》有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如何为人处世，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必修课。
马师傅的父亲从小对他的教育是：“当学徒，除了学本事，还要磨性子。飞扬跋扈的，能做什么生意？就要这样一日日地磨，将性子磨得圆滑了，才好做个生意人。”我理解，此处的“圆滑”是指不走极端，一个人只有从人性出发去理解别人，才会有和谐相处的基础。马师傅提到开店跟过日子一样要精打细算，说了一句“上半夜也要多忖忖下半夜事情”。其实，正宗的宁海话还有一句“上半夜忖忖自家，下半夜忖忖人家”，小时候常听大人讲起。这句话的意思是，人要有同理心即共情，站在对方角度互相理解、彼此包容，如此大家才能好好活着。正如佛家所言，不要有分别心，每个人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因此，不必因别人的言行而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否则就会陷入执念。
南货店里盘存少了匹布，作为店长的马师傅却没有追究，秋林问他为何不怕别人告发，马师傅解释：“我们这一辈人各种运动都经历过，其中厉害，都有体会。要是嘴巴不牢靠，将别人的事说出去，那跟杀了人有什么区别？再说了，今朝你说了别人，明朝别人同样也会说你，弄来弄去，一把刀还是横到自己头颈上。”可见，马师傅身上既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明哲保身，更有将心比心、宽以待人的大度。杜英对秋林也讲过一句同样透彻的话：“真话假话，最关键的不是看讲的人，而是看听的人。比如你陆秋林，你即便对我讲了假话，我也总是会当真的听。”在宁海方言里，丈夫称妻子为“内客”（以区别于外客），也就是相敬如宾的意思。从这个角度看，杜英确实是秋林的好“内客”。都说婚姻应当以爱情为基础，但长久稳定的婚姻关系恐怕更需要夫妻相互妥协，做到和睦相处。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威廉·斯特克尔曾对“成熟”做出如此界定：“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谦恭地活下去。”（转引自《麦田里的守望者》，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在成人世界里，活着往往比死去更艰难。齐师傅每次被批斗前都会提前穿好长衫并将面孔画花，他对妻子说：“我台上表演，他们台下表演。各看各的，又有什么关系？”等到批斗结束，他都要换新衣裳去饭店吃一顿。齐师傅这种无厘头的自虐行为，浸透着内心的苦涩与抗争，而自我款待则是他的治愈方式。不禁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剧常有的两句经典台词，一句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另一句是“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可谓一语道尽对人生无常的领悟与释怀。守住人性与良心的底线，与自己和解、与别人和解、与世界和解，这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救赎。
《南货店》最后一个情节是秋林深夜为齐师傅写悼词，他看自己写的东西，越看越不像真实的齐师傅，最后想明白了：“这天下的人活得各不相同，写在悼词上却又有多少差别呢？”是啊，就像那个时代老百姓时兴穿“假领”，别人看见的是领子的挺括与体面，看不见的却是领子下各不相同的肉身。从终极意义上讲，每个人的结局都是确定的、相同的，人生似乎毫无意义可言。然而，不确定性始终与生命相伴，人们可以活成五花八门、互不重样，可以活得精彩纷呈、无怨无悔，人生的意义恰恰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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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钱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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