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丨周波孙艳艳：同乡同业的文化嵌入及其转型研究——基于对河南灯光师群体的调

时间：2023-05-02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本期新青年周波，河南罗山人，信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讲师。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等项目。在《文化遗产》《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西北民族研究》等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孙艳艳，河南郸城人，信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讲师。主持中国博士后面上资助项目和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等项目。在《文化遗产》《世界宗教文化》《开放时代》等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本文以中国影视业的河南籍灯光师为例，指出从业者借助传统关系网络形成同乡同业群体，并利用师徒传授、剽学等文化传承机制学习打灯技术，打灯使灯光师产生了“我们是文化打工者”的自我认同，其家乡则被称为“灯光村”，但该群体的普遍低学历和同乡同业的非正规经济特点也使其面临如何转型的问题，本文基于此问题对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展开探讨。

　　同乡同业的文化嵌入及其转型研究

　　——基于对河南灯光师群体的调查

　　周波孙艳艳

　　原文发表于《许昌学院学报》

　　2022年第6期

　　摘要

　　同乡同业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类非正规经济现象，它的产生、存续和转型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着重要的影响。以中国影视业的河南籍灯光师为例，从业者借助传统关系网络形成同乡同业群体，并利用师徒传授、剽学等文化传承机制学习打灯技术。打灯使灯光师产生了“我们是文化打工者”的自我认同，其家乡则被称为“灯光村”。然而，该群体的普遍低学历和同乡同业的非正规经济特点也使其面临如何转型的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应稳定原有关系网络，保持同乡同业群体对家乡的认同感，并积极振兴乡村教育，发展组织文化，如此方能促进同乡同业群体转型，助力乡村振兴。

　　打灯；同乡同业；文化嵌入；

　　文化认同；组织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

　　大量向外流动的民众作为乡村中“流动的”文化主体，他们不像项飚笔下的印度技术劳工那样对于家乡发展没有影响，也不一定会因为离村而造成乡村的“空心化”，导致乡村文化后继无人。他们更多的时候其实在充当城乡之间的“文化中介人”，即既深受乡土文化的影响，又在流动中促成乡土文化的变迁。“同乡同业”人群就是民众在外谋生过程中所形成的典型“文化中介人”。

　　目前，学界对于“同乡同业”有两个重要的定义，第一个定义来自郑莉，她将“同乡同业”界定为：“主要是指在城市工商业经济中，来自同一地区的人群经营相同的行业，利用同乡或同族关系建立商业网络，实现对市场和资源的垄断与控制。”而吴重庆则将其定义为“同一区域的人群依托乡土社会网络，以非正规经济活动的方式，在乡土社会之外从事相同行业或属于同一产业链的经济活动”。从他们的定义可以看出，“同乡同业”要满足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同乡”集聚，二是在异乡从事经济活动。

　　国内外涉及“同乡同业”现象的研究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中国境内流动的社区的研究，如“浙江村”、“的哥村”、“平江村”；二是海外中国移民社区及群体的研究，如巴黎的温州人；三是某个同乡产业的研究，如湖南新化文印产业、福建莆田打金业；四是同乡组织的研究；五是流动者原籍家乡的研究，如侨乡等等。

　　以上研究涉及了“同乡同业”现象的形成过程、运作逻辑、社群关系、对家乡和现居地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未来趋势等方面。而同乡同业群体的大量存在对于中国乡村意味着什么，同乡同业群体的转型对于乡村振兴又有何影响等等，这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嵌入性”（embeddedness）常被用来讨论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中，其经济行为如何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是学界常谈论的主题。而关于流动人口与原有文化环境和现有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却常被用一种“问题化”的方式来进行讨论，即强调这种关系处于不协调状态，如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双重脱嵌”困境，即处于边缘人状态。

　　事实上，从各类同乡同业群体的案例中，我们发现“文化嵌入”在频繁发生。所谓的“文化嵌入”，一方面指的是文化主体所携带的社会文化嵌入其工作环境，另一方面则指的是新行业文化和城市文化等嵌入了文化主体原有的环境，从而推动乡村的变迁。因此，我们对于该概念的使用，十分重视文化主体的能动性实践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以期为当代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发展思路。本文接下来将以中国影视行业中的河南籍灯光师群体为例，从文化嵌入的视角来展现从业者及其家乡文化与影视文化的双向嵌入过程，并分析影响灯光师同乡同业发展和转型的限制性因素，最后围绕我们如何助力同乡同业群体的转型这一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

　　二、关系网络与技术学习：

　　河南灯光师的文化嵌入

　　在中国影视行业中，灯光照明是剧组的单独工种或从属于摄影组。影视行业有“影视灯光半鄢陵”之说，因为灯光师大部分是河南许昌鄢陵籍。据鄢陵县张桥镇宣传部门的调查，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张桥镇有20余村的农民离村进入影视行业，主要包括张北、张中、张南、陈楼、邵庄、董庄、大王、后厦、岗陵寺、罗庄、好汉庄、葛庄等。此外，张桥镇南部的南坞镇刘疙瘩、张庄、彭庄等村亦有灯光师。灯光师们主要从事灯光业，此后逐渐扩展到摄影、道具、录音、服装、剧务等工种。

　　虽然业务种类越来越多，鄢陵从业者达2000余人以上，但由于灯光业是他们发迹的起点，而且从事灯光业的人相对更多，因此鄢陵人更认同“灯光师”的称呼，他们还被称为“打灯的”或“灯爷”。其内部则可细分为灯光师（俗称“老大”）——大助理——小助理。（注：大助理、小助理也被称为灯光工人。因为在新闻报道中将从业者泛称为灯光师，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将普通从业者也称为灯光师，等级最高的灯光师则称为“灯光老大”。）灯光师的家乡常被媒体和社会大众称为“灯光村”，但“灯光村”其实只是中原地区普普通通的村落，灯光师也大都是农民出身，为什么看起来很时尚的影视行业会出现大量的农民灯光师呢？

　　（一）一村一带：

　　河南灯光师的关系网络

　　早在民国时期，河南鄢陵就人多地少，无山无矿，以农业为主，交通不便，商业也多系小本经营。张桥镇位于鄢陵县东南部，距离县城30里。其东部的扶沟县和南部西华县、商水县都属于黄泛区范围，而张桥镇属于“黄泛区”的边缘，土地十分肥沃，适合耕种。当地人口密集，每隔0.7公里就有一个村子，人均土地拥有量只有半亩到1亩多一点，张桥镇张北村甚至人均只有3分地到半亩地，再加上农业税较重，农民必须走出农业才能获得发展。

　　据灯光师LKC回忆，张桥镇东部的扶沟县属于黄泛区，人均3亩多地，交了余粮还能卖粮食，这样解决了温饱还有收益，十分让人羡慕，女性也愿意嫁到扶沟。但张桥的人均耕地少，交公粮之后基本上吃不饱。他中学辍学回家务农，干了三年，却发现家庭还处于负债状态，如果继续在农村干下去的话，恐怕连娶媳妇都不太可能了。于是，他拼命想离开老家去大城市，通过不断让家人托关系，让别人带他去外面闯荡，最终他跟着同乡走上了灯光师这条路。

　　因此，虽然这片生产灯光师的土地十分适合农业生产，但人多地少、农业收益少等现实却使得许多人不得不走出乡村，去谋求更好的生活。而这些农民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影视圈后，都经历过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

　　1.从群众演员到灯光工人

　　张北村的邢建伟常常被认为是第一个灯光师，他1992年就开始做群众演员（以下简称“群演”）、管道具，后来干起灯光照明，最终成了灯光老大。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还有一些灯光师基本在同一时间段开始从业，他们与邢建伟有着相似的轨迹。

　　如来自董庄的灯光老大DY是1974年生人，他的哥哥和弟弟也都是灯光师。最初他和哥哥一块在北京卖早点，卖完早点后就没事可做了。有个张桥镇屈庄的老乡是部队的连长，电影制片厂拍军人戏时，该连长常应剧组的需要从部队里叫人来做群演。DY兄弟和这位老乡关系不错，连长告诉他们，如果闲着没事的话，可以抽空去做群演。因为群演是相对轻松的工作，不需要干特别重的体力活，所以DY他们每天卖完早点，就去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国营电影厂的片场等活儿。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营电影制片厂也像其他行业的国企一样由单位制逐渐走向市场体制，市场雇佣取代了国家分配。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传统的师徒制发生了重大变迁。河南灯光师回忆自己的经历时，无一例外都会提到国营制片厂的老灯光师们，后者是单位体制下的最后一批灯光师，如今老灯光师们皆已退休，“打灯以前是电影厂的人干，如北京电影制片厂，青年电影制片厂，老灯光师都是有编制的人，他们是专业人员，工资比灯光工人高，对技术要求也很高”。

　　在等活儿的空闲时间，河南群演看到剧组的老灯光师比较忙或抬不动东西的时候，就主动上前帮忙。老灯光师看他们比较灵活勤快，下次需要帮手时就给河南群演打电话让他们过来帮忙。于是河南群演做起打灯光的活儿。他们从小助理开始干起，做打灯的活儿比做群演要挣得多，最初一个月能挣800元钱，而群演一天是20-30元钱。而且去组里干活相对固定一些。小助理熟悉打灯技术之后，工资也会逐渐上涨。

　　跟老灯光师熟悉之后，老灯光师认为这帮河南灯光工人从技术上已经打了一定的基础，就习惯于雇佣他们。随着更专业的老灯光师逐渐退休，在中国影视行业不断发展的大环境下，河南灯光师的规模也不断壮大。

　　2.合拍戏和全民影视时期的灯光师

　　20世纪90年代初期，合拍戏（中国港台或海外方面与中国大陆方面合作拍的影视作品）开始陆续进入大陆市场。当时香港的灯光师月收入10000元，大陆工人一天只有50元，后者的工资廉价得多。而布置灯光设备又是十分辛苦的活儿，在此情况下，剧组对大陆灯光工人的需求激增。这一时期，河南灯光师开始大量招徕同乡进入这个行业，通过父带子、兄带弟，逐渐扩展到亲戚、乡邻、朋友，而原为小助理的他们也逐渐成长为大助理。随着业务能力的增强和影视行业的发展，最后他们也开始单独接活儿。

　　2011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从2012年到2016年，中国影视行业出现了一股投资热潮，电影数量每年增速均超过30%，对电影发展带来了持续的影响。而这股热潮也推动了河南灯光师群体的壮大，主要表现为灯光工人升级为灯光师更容易，其他同乡同业群体中的河南人也转行来打灯等等。

　　灯光师的升级程序为小助理——大助理——灯光师。在合拍戏时期成长起来的灯光师年龄普遍都在45岁以下，正当壮年。影视行业的投资热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原本只是小助理、大助理的从业者只要掌握了技术，有了自己的人脉，就有可能出来单干。灯光师SFS说：“只要拍过戏的，不管是大助理、小助理，出来都能当灯光老大。比如我那一班伙计，对主光、副光有啥要求都知道了，能打出一般的电影所需要的光就行。”

　　灯光师的单干也为新人的加入提供了机会，一些原本从事其他行业的河南人也转行加入。鄢陵县魏庄是焊水箱（散热器）业流行的同乡同业村落，较少有灯光师。魏庄的年轻人LSM初中还没毕业就因迷恋网络而被学校开除，于是跟着同乡焊了两年水箱。焊水箱是又累又脏的活，LSM不想干了，正好其母亲的娘家在张桥，其母就托娘家侄子带儿子去打灯。到2019年，LSM已经做了三四年，处于小助理阶段，月薪9000-10000块钱左右。这种转行之风甚至引起了村民生计方式选择的巨变，如董庄原是流行焊水箱的村子，DY三兄弟闯出名堂后，原本有60余家焊水箱户规模的村庄只剩下一二十户还在从事焊水箱。

　　由上可知，河南灯光师无一不是靠关系网络的运作而进入影视业。第一代从业者依靠同乡的关系，抓住机遇开辟了一个新的就业领域。后来通过父带子、兄带弟，携亲带友，逐渐发展为同乡同业群体。需要指出的是，在灯光师的关系网络中，女性的角色不可忽视。一方面，灯光师的通婚圈的变化拓展了姻亲网络，另一方面，女性在家乡的坚守使得男性灯光师无法脱离乡土。

　　3.留守在家的女性

　　河南灯光师的同乡同业实践模式不同于一些同乡同业实践的夫妻店、家庭店模式，也与农民工的候鸟式迁徙有区别。灯光村几乎只有男人去影视业打工，他们的工作时间不固定，没接到活儿时，就回老家歇着。有的人人脉一般的话，甚至能歇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因为工作太累，没有人能一年拍到10个月的戏。活儿多的从业者有时还会拒绝掉一些业务，以进行休息。当有了活儿，从业者就立即赶到片场。他们常常被人们羡慕能挣钱，但他们的辛苦亦广为人知，“灯光师为了家庭生活，为了有一点钱用而拼命，也有一年挣一二十万的，结婚买房就容易解决了。但你可以看电影人吃饭，别看他干活，辛苦着呢。他们回来了，请客的时候，确实有钱，但那钱挣得不容易”。

　　这种不容易还体现在工作期间与家人的两地分离。灯光师是以剧组为单位进行活动，无法携带家属，只有拍戏告一段落时才有空回家与家人团聚。灯光老大DY说：“这个职业外表光鲜，但不能带老婆孩子。老婆说下辈子绝不找做灯光的。我们一出去几个月，如果想干活，大活小活都接，那么常年都会有活干。但妻子在家，我们就不能常年在外面干，对家人也要照顾到。”那么，为什么他们不依靠关系运作将女性亲属也带入影视行业呢？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河南灯光师已经开始涉足影视行业的摄影、化妆、服装等领域，他们仍不喜欢女性去从事这些工种。在影视行业时间长了，他们十分清楚工作环境的辛苦。这里还不得不提及他们对影视业的矛盾看法，一方面，影视业作为文化产业，给予了村民一种身份上的自豪感，而且家乡也因此获得“灯光村”之名。另一方面，他们对影视业的一些传统文化观念阻止了女性的进入。在他们的认知中，灯光师与传统戏曲行业里给戏班子搭架子干杂活的人没什么不同，而且影视业有着和传统戏曲行业相似的禁忌，如女性不能坐在装设备的箱子上。

　　因此，虽然影视业表面上是现代化的、艺术化的，但河南灯光师们的传统文化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其同乡同业实践，使得鄢陵女性无法依靠关系进入影视业。这种男女有别的同业特点，使得灯光师游走于时尚与乡土之间。

　　（二）剽学：

　　身体化的技术掌握

　　郑莉指出：“无论是研究海外华人的离散社群，还是研究海外华人的商业网络，都应该注重乡土社会文化的传承机制。”我们在研究灯光师的技术学习时，同样要注重其文化传承机制。河南灯光师的打灯技术不是源自家乡，而是在异地习得，进而传授给家乡的男性。虽然技术是新掌握的，但他们的学习方式仍然脱胎于传统的文化传承机制。

　　灯光老大LKC自称曾拜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知名灯光师如张来福、秦校君、倪宗泽、扬义孝、陈天明、赵振刚等人为师。而从传统师徒制的要求来说，一般不会有这么多师父。其实在师徒制变迁的情况下，河南灯光师并没有特定的师傅，基本都是采取“剽学”的方式从其他灯光师们的现场操作中学习和掌握技术。

　　在民间音乐中，剽学是区别于“口传心授”的以学习一方为主导的传承方式，学习者以口、耳为工具，主动性较强。对于剽学者来说，其没有固定明确的师承，是“基于兴趣动机的，采用偷听模仿式的，教学关系、内容、场合、时间极灵活自由的”。而且，一个人有可能既是剽学者，又是被剽者。对于灯光师来说，剽学也是非常重要：

　　说实话，我们刚开始没人教，都是偷学的。以前剧组的人都是比较专业的，俺都算是农民工。我们在片场看的时候，刚开始不懂，就问打灯的师傅：“老师，为什么要这样打灯？”你看着好奇，不懂就问嘛。慢慢的，这东西也是熟能生巧的。在片场看灯光师调灯光的时候，发现他一点一点地调一个灯，左右挪动。不懂的人会纳闷：干啥呢，一会儿动一下一会儿动一下的？他感觉灯光师把灯动来动去，最后又动回来了。其实打灯技术性很高的，灯光师找的是那种光影的感觉。

　　如果要成为一个灯光师，最重要的是得有人带着，并在现场实践中进行教学。在同乡同业的关系网络中，从业者不仅负责把同乡人带入这个行业，还有义务传授技术给同乡。但是除了传统的传帮带之外，新来者必须主动去学习，因为灯光师是在现场养成的。当灯光师从小助理开始做起时，他就要不断地观察和琢磨打灯的技术，而且要积极主动地请教别人。

　　河南灯光师的技术“剽学”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最初是学国营电影厂的老师傅的技术，到合拍戏、全面影视时期，则学习港台灯光师的技术，现在则主要看欧美影视作品来学习国外灯光师的技术。除此之外，有的灯光师还会去电影学院学习。如果去电影学院进修的话，一年学费十万，要学四年。进修班不限学历，管住不管吃。从2019年开始，许昌职业技术学院也开设了影视专业培训班，初中、高中生都可去学习。但在河南灯光师看来，即使是进了学校的培训班，出来后也必须要有人带才行，这时在学校学习所获得的证书对他们的职业发展才是有用的。此外，灯光师所使用的部分设备的使用语言是英文，如果灯光师不懂英文，就会造成很大的阻碍。因此，他们除了剽学现场的灯光技术，还得自学英文。

　　总之，无论是关系网络的运作，还是技术学习的方式，都深深地体现出乡土文化对经济活动的嵌入。而打灯所形成的同乡同业群体则使灯光师产生了新的身份认同，打灯经济亦深度嵌入灯光村，从而推动灯光村的不断发展。

　　三、我们是文化打工者：

　　河南灯光师的身份认同

　　随着影视行业的不断发展，河南灯光师通过亲缘、姻缘、地缘甚至友缘等不断进入灯光、摄影等多个工种，从而使得同乡不但在灯光组合作，而且发展为不同工种之间的合作，同乡关系成为工作顺利开展的润滑剂。而影视业对从业人数需求的增加，亦使灯光从业者逐渐扩展到河南（鄢陵之外的县市）、河北、山东、安徽等地的务工者。在相互竞争之下，基于先入行的优势，打灯不但持续影响灯光村的社会关系，而且使得灯光师拥有了独特的身份认同——我们是文化打工者。

　　（一）灯光师群体的双重文化

　　周晓虹指出，我们应分析流动及由此而来的城市体验对认识流动者的精神世界或个人现代性的影响。在灯光师频繁地流动于老家与剧组之间时，家乡与他乡就成为了一个“连续统”，即他们的原籍文化嵌入了影视业，而影视文化也随着他们的流动而成为灯光村的新社会文化资本。孔飞力以“双重文化”来形容类似于灯光师这样的移民所面临的状态。

　　为了建立并维护自身特定的‘小生境’，移民必须与他们的家乡保持密切的联系，这对于获取所需的劳动力是不可少的......他们甚至还发展出某种程度上的双重文化。不过，维持一个以同乡为基础的小生境，意味着维持与老家之间文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通道......正是由于这样一些通道，远在他乡的移民通过实实在在的利益和情感共享，而与自己的老家紧紧相联。它们既是一种联系纽带，也是一种文化生活空间。

　　移民在移入地社会为了创造以同乡为基础的“小生境”，那就必须与家乡保持密切的联系，从而获取所需的劳动力。十分依赖原籍地关系网络的灯光村人同样也与家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在剧组工作环境中，大家都使用河南话进行沟通，灯光老大甚至会自己准备炊具，煮面条给喜食面食的同乡吃，而不是去吃工作餐，从而创造出一种家乡的味道：

　　在剧组里面几百号人，基本上是米饭、馒头。河南人习惯上吃面，但剧组不可能给你单独弄面条啊，我就买个锅，弄点排骨，牛肉，鸡子，炖着汤，再下点面，每天基本上是这样。还有麻酱，炸酱面的做法。一是改善饮食，二是吃的舒服点。

　　此外，同乡关系网络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提供非制度性的保障。同乡同业是一种“非正规经济”，从业者缺乏工作保障，缺少福利，不受国家劳动法保护。打灯工作像其他的农民工行业一样充满了艰辛和危险。在制度性保障缺乏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他们会积极互帮互助，维护同乡的权益。比如在与其他籍贯的人发生冲突时，他们会采取集体行动。

　　因此，同乡的集聚不仅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遇，还创造了同乡的工作“小生境”，并在非制度性层面上提供支持，从而加强同乡的联系纽带，保持与老家之间文化的认同感，使得他们与家乡保持有意义的联系“通道”，这个通道构成了孔飞力所说的“移民共同体”。共同体的形成也为影视业内不同工种尤其是灯光师和摄影师的合作提供了许多便利。

　　在剧组中，通常的说法是“摄影吃的是导演的饭，灯光吃的又是摄影的饭”，一部戏找谁来做灯光师，往往是由摄影师来决定。当鄢陵人既占据灯光业的半壁江山，又部分担任摄影师时，摄影师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同乡，而同乡的集聚也为二者的工作开展提供了较大的便利。因为灯光师的业务繁重，其他工种需要极大的耐心，作为同乡，至少有可能会在业务之外会给予情感上的理解与实质性的帮助，所以，“老大”、“兄弟们”成为灯光师之间常用的称呼。

　　（二）技术与心智：

　　我们是文化打工者

　　打灯需要灯光师身心的全方位调动，因为灯光照明本身是电影拍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决定着影片的曝光、画面色调、层次、清晰度等方面。所以，灯光师的技术能力与艺术水平其实要求并不低，“电影照明是一个技术与艺术融合的专业，灯光师需要兼具较好的艺术素质和技术能力，在电影中，灯光不仅仅是为了照明，更多的是用来烘托情感和氛围，创造强调视觉中心，渲染影片气氛，配合摄影等专业，共同创造出激动人心的电影镜头”。因此，虽然打灯需要干大量体力活，使得灯光师像农民工一样，但是技术和心智上的大量投入，以及在影视文化的不断熏陶下，使得他们又与其他农民工群体不一样。

　　影视作品离不开光与影的艺术，早期的影视作品创作以自然光为主，人造光为辅。人造光所依赖的光源发生着由蜡烛、油灯——煤气灯——电灯的转变，推动着灯光美学的变迁。据SFS回忆，“拍第一部《水浒传》的时候，一共拍了六年，主要靠的自然光。现在人造光成为主流，而且器材更新得快”。

　　在剧组的灯光组，灯光老大与灯光工人之间的区别在于，“不仅运用技术还要投入心智”。所谓心智，它是在“剽学”之上的一种现代技术所要求的境界，包含着更多艺术性和审美水平的要求。这种要求的不同也带来了灯光老大的水平如何的区分标准，即他是否被“御用”。因为不是每个灯光师都有机会去投资巨大的剧组进行锻炼，或和大导演、名演员进行合作，因此能在大剧组为有名的导演、演员打灯的人常被称为“御用”灯光师。比如明星F某只用CCM，因为CCM打出的灯光让她在荧幕上更加好看。而成为被行内人认为是“御用”灯光师的人就不会轻易再接其他剧组的活。灯光师的这个不成文的规矩本身对灯光师的“心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打灯的水平本身就是影片能否获得成功的要素之一，灯光师自身也会构成一种品牌的价值与力量。这就显示了在同乡同业传统中，技术是关系网络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如果要达到有“心智”的水平，对个人的素质要求就很高，灯光师要能把握导演的想法，与摄影师进行很好的沟通，而且在片场要预先准备好所需要的灯光。在自身技能方面，要技术扎实，但做到这一切并不容易。一些灯光师有时会碰到出国拍戏的机会，但这种戏首选会英语的灯光师，所以文化高的、会英语的灯光师才会有更多出国的机会，这时文化水平就阻碍了个人的进一步发展。有见识的灯光师也认识到文化水平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在面对老家不想再读书的孩子时，会鼓励其继续攻读。

　　因此，灯光师既是“苦力工人”，又是文化打工者。家乡为他们提供了在外发展所需的血缘、地缘关系网络，而技术和心智上的不断投入，也使得他们在剧组的影响力持续提高。从2003年开始，个别学者和许多媒体开始对“灯光村”进行研究和报道，“灯光村”也成为在外的灯光师原籍村落的认同符号，这个符号也被印在灯光师们自己购置的灯光设备上，显示出他们与家乡之间的认同联结。

　　灯光师们与家乡的持续互动，无不加强了他们对家乡的“恋地情结”，这种情结加强了同乡群体之间的感情，使社会关系无形地嵌入他们的打灯经济之中，促进了“对乡土社会的内向认同”。因此，即使他们大部分都在外面打工，但他们的家乡并不能称为空心村，因为家乡与工作环境的双向文化嵌入，使得灯光村反而表现出持续的活力。不过，这一同乡同业现象在其发展过程中仍面临如何转型的隐忧。

　　四、乡村振兴战略下

　　同乡同业群体的转型

　　对于灯光村来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家乡的照明方式发生着变化，从事打灯工作使得灯光也照亮他们的人生道路，甚至为在外的他们与家乡之间增加了一种认同符号：我们是“灯光村”的人，我们都是文化打工者。随着从业时间越来越长，这种认同持续地推动着乡村关系网络保持活力。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我们一定要稳定乡村原有关系网络，保持同乡同业群体的文化认同感。但我们也要从以下方面着手，助力同乡同业群体的转型。

　　（一）同乡同业与乡村教育

　　在灯光技术迅速变迁的背景下，作为影视业的重要构成之一——“捉光弄影”的灯光组，也走向了科学和专业。但由于行业内部要求的不同，影响着整体上的科学性与专业水平。这种差别也反映到中国灯光师的来源上和理论水平上，“中国的现状是从事照明人员有90%以上是农民工出身，跟着师傅打工学艺，这行人才非常缺少”。

　　从灯光师群体的素质和技术学习方式来看，低学历、身体化的技术掌握方式是其重要的特点，但却与其收入之丰厚形成较大反差，从而对灯光村的青少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误导，“我们这边不读书的现象特别普遍，学校混乱”。灯光师们也认为打灯对村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学灯光有出路，而上学是很苦的事。对俺这一方来说，毁了一代人。俺那个11个大队的学校，老师都管不住初中的小孩，气得跟啥似的。灯光师回来显摆，说他挣了多少钱、在城里买了多少房。他孩子对老师说：“我就是不上学，也照样挣大钱，比您的工资还高。”这一带的小孩是这样的想法，这个初中就一下子垮了。

　　正是灯光师的学历普遍不高的现状引起了部分青少年的错觉，认为读书不再重要。河南灯光师群体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技术的传承方式是群体存续的关键。剽学这种身体化的技术掌握形式作为河南灯光师的主要技术学习方式，不断给人一种不需要高学历的印象，力气、关系比学历更为重要。不过，部分从业者开始去电影学院学习，其实亦是行业需求变化的一种信息，即这一行业对其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在提高。事实上，从业者的打灯布光能力、艺术审美能力的差异也产生了从业者内部的分化。

　　在影视业浸淫已久的灯光师们逐渐注重技术的转型，虽然他们学历不高，但对影视业的深入了解使得他们更希望孩子能做更前沿的东西。

　　我做灯光，没让儿子接我的班。他今年刚毕业，现在学的电脑动画。中国的技术相比好莱坞、港台那边，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拍摄技术方面没落后，主要就是电脑高科技了。我让儿子学的就是电脑后期制作，以后好些镜头，你前期拍了，后期电脑全部做了。《阿凡达》（2010）有60%-70%的镜头是电脑后期制作。人往那一站，没有景，全是后期电脑制作。俺也得与时俱进啊，俺也经常跟合拍戏、港台戏、国外戏，到现场跟导演一聊，啥都不懂的话，那就不中了，别人不会用你。

　　灯光老大DY的儿子也曾一度不想上学，正在拍戏的DY让儿子去片场随着助理一起干活，儿子终于体会到了父亲工作的不易，又返回学校继续读书。在受访时，DY一直强调学文化的重要性。而包括他在内的灯光师们如果要完成转型，不仅靠他们自己，责任也落在了下一代灯光村人的身上。

　　在影视灯光产业链中，河南灯光师不满足于只是从事打灯工作，他们纷纷成立灯光设备租赁公司，投资影视拍摄的实景棚，以提高竞争力。河南灯光师们认识到，自己的公司如果只是依靠裙带关系进去的人，而没有具备现代管理技能的人才的话，也会影响公司的长远发展。因此，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子弟能够在学校学到更多的知识，以满足行业未来发展的需要。

　　由上可知，河南灯光师群体面临着急需提高整体素质的要求，个别灯光老大也在有意识地这样做。而在乡村教育中，我们应向灯光村的孩子们灌输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坚决遏制辍学风气，这样才能为同乡同业群体不断提供适应未来发展的人才。否则，随着影视入行要求的提高，从业者的分化日益加剧，部分灯光师有可能处于长期失业状态，为乡村带来新的发展危机。

　　（二）同乡同业与组织振兴

　　谭同学指出：“乡土文化不仅引导外资‘回乡’，更常见的还在于帮助农民‘出乡’。”而农民不仅仅是能“出乡”，还要能持久地发展。因此，乡土文化如何完成现代转型是我们能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目标。谭同学认为，加强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的领导，完善村民自治和村规民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有觉悟和“三观”正确的社会主义新乡贤是推动乡土文化转化为乡村振兴宝贵资源的基本条件。但组织振兴不只是包含在乡的组织之振兴，还应包括在外谋生的同乡同业群体的组织振兴。

　　黄宗智认为，当前中国非正规经济中的人大多是处于“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之中，较少受到劳动法保护。就灯光村人来说，他们的工作环境十分艰辛，有时还会碰到欠薪的情况。灯光工人SFS曾经碰到过欠薪的情况，2018年拍一部影片时，三个月只发了两千块钱生活费，后来工资才慢慢地给完。在影视圈，灯光师类似于建筑行业的包工头，在碰到剧组欠薪情况时，灯光老大有时不得不先垫钱。

　　影视从业者的工作环境也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虽然表面上灯光师月薪高，但实际上不一定比其他工作赚钱。因为按小时算钱的话，如果一个灯光小助理一个月挣六千块，但一天至少要干18小时以上，那么一小时也就十块钱多一点。正值笔者进行调查的时间段，张桥刚刚有一位三十多岁的灯光从业者LYJ在剧组杀青当晚因过劳而死。现在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打灯时不需要再搭高台，但是打灯要和电打交道，仍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且作息的不规律，对从业者的身体素质的要求很高。近年来，片场中灯光师、摄影师受伤或死亡的事件时有报道。LYJ之死成为灯光村人尽人皆知的事情，这就使得他们一直酝酿但尚未成立的灯光协会再次成为被关注的重点。

　　河南灯光师并未有自己独立的组织来维护权利。如何建立正规组织，能够更好地维护同乡同业群体的利益逐渐成为河南灯光师所思考的问题。2017年4月，由XJW、CZG、SZQ等26个鄢陵灯光师建立了一个同乡的微信群。当月，他们集体在朋友圈发“劳务上调通知书”：“为了广告圈全体灯光人员能更好的为广大同人服务，特决定于2017年5月1日开始，每日劳务费有所上调。1.大助理：上调至1000元/16小时。2.小助理上调至500元/16小时。”这种调价虽取得初步的成功，但并未带来更大的组织化突破。

　　中国也没有专业机构来弄这个东西，现在包括我们下面建群只是几个人串联。包括去年、前年涨工资，大家说低于多少多少不干，所有人都这样讲，还有过了十二点就怎么怎么样，都是自发的。真的没有一个特别大的组织，从事这一行的有几千人之多，人心涣散，不好统一。虽然大家都想去搞，但是利益面前，大家都会妥协的。本身这客户是我的关系，他找我，我不干，但他可以找别人。

　　不管是灯光老大，还是普通的灯光工人，他们都希望有个统一的组织出现。现实的情况是，即使他们能垄断打灯市场，却没有定价的权力。当对大助理和小助理的工资进行规定后，却仍然难以获得进一步的突破。目前，灯光师来源的日趋多元是当下影视灯光的一个重要特点。除了河南灯光师群体外，山东灯光师和河北灯光师等群体也已形成，互相之间竞争较多。在其他地域的同乡同业群体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如果河南灯光师采取集体性的维权行动，自会有其它地方的人来顶替他们的工作。成立组织也意味着群体内部要进行更多的利益协调，目前并没有这样一呼百应的人出现。在无法组织起来的情况下，面对行业内的危险工作环境，灯光老大只得经常要叮嘱手下的助理干活时要小心。因此，基于行业内部的分化和利益多元化，以及孕育中国民间组织的大环境不健全的现实，河南灯光师尝试建立组织的努力仍然任重道远。

　　董晓萍在对传统与现代的行业能人现象进行研究后指出，中国行业的发展依靠的是能人的推动，能人发挥技能创造和积累技术财富，最终目的并不是扩大家族势力。当代社会的能人集团对技术含量的要求更高，能人来源更加多渠道化。这就意味着虽然原有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促成了业缘关系的建立，但业缘关系的开放性会逐渐削弱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作用。而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河南灯光师投资租赁生意、转做其他工种以及后期制作，使得他们的合作对象早就突破了同乡的范围。

　　王沪宁也认为，一个行业发展的逻辑是纯血缘关系——半血缘半业缘关系（即使有消极因素，也是必经阶段）——纯业缘关系（最终是否定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力量，这是经济社会本身的要求）。作为流动中的文化主体，地缘、血缘关系促使“灯光村”同乡同业群体形成，就河南灯光师筹备灯光协会的努力来说，血缘、地缘关系为协会的成立提供了可能，但市场经济环境中所要求的开放性与血缘、地缘所形成的封闭性形成了一对矛盾，这也是造成鄢陵灯光协会难产的一种内在原因。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尚在酝酿的同乡组织，鄢陵灯光协会其实是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的。在灯光师来源日趋多元的情况下，这种封闭性与行业发展的开放性有可能产生更多的矛盾。笔者认为它应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只有成立全行业的灯光协会，才有可能更好地保障灯光师们的权益，并避免无序竞争对同乡同业群体所带来的伤害。

　　综上所述，乡村文化嵌入影视圈为乡村带来了活力，但河南灯光师群体亦面临发展的隐忧。由于从业者的普遍低学历，以及同乡同业的非正规经济特点，使得提高从业者的素质、使行业正规化成为同乡同业应对竞争和转型的必然要求，那么，除了维护乡村原有关系网络，保持从业者的乡土认同外，振兴乡村文化教育和发展组织文化，加强从业者之间的合作，是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举措。

　　结语

　　与其他同乡同业模式相比，河南灯光师同乡同业群体产生、发展与转型过程具有自身的特点，包括十分依赖关系网络，通过传统文化传承机制学习打灯技术，男女有别的分工模式等等。目前来说，由于灯光师与家乡频繁的联系和强烈的家乡认同，灯光村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但从其和相邻村落的其他同乡同业现象都作为一种非正规经济来说，非正规经济如何正规化、从业者整体素质如何提高、组织化如何实现的问题却有可能影响着同乡同业群体的进一步转型，进而影响乡村的持续发展。

　　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发展与乡村变迁和行业变迁相适应的“文化”，而不单单只是强调发展乡村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应加强从业者后备力量的教育，提高从业者的整体素质和知识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应激发乡村传统的组织智慧，并借鉴现代公司化的管理制度，促进组织振兴。

　　总之，同乡同业村落作为中国村落的重要类型，它的未来走向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成效。在类似于灯光师这样的从业人群暂时无法回流乡村的情况下，我们应转变思路，首先厘清同乡同业人群在家乡与他乡之间充分发挥“文化中介人”的过程，然后应找出有可能阻碍同乡同业这一非正规经济现象进一步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最后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对策，提高其应变能力，如此方能实现其在社会变迁中的产业转型，实现村落的长期振兴。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许昌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

　　图片来源：原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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