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被“杀害”的少女，揭开了日本社会难以启齿的秘密
01
“如果我死了，就是被小松和人杀死的！”
诗织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对着她的朋友们重复着这一句话。然而，面对诗织的无助，朋友们没有人能为她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不仅如此，在她的朋友中，甚至还有人收下了小松和人所贿赂的礼物，为小松提供诗织的情报。
终于，诗织一直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99年10月26日中午，诗织准备在崎玉县桶川站乘坐地铁去大学上课。正当她停好自行车，准备走近地铁站时，一个身材不高，体型肥胖，身着蓝色衬衫的短发男人忽然朝她走了过来。
崎玉县桶川地铁站这个男人先是对着诗织露出一丝怪笑，然后掏出一把早已经准备好的军刀，分别对着诗织的心脏和腹部连刺四刀。
看着凶手怪异的微笑，诗织先是开始意识模糊，然后跌坐在地上。凶手则匆匆地从早就已经规划好的路线逃离。
当诗织被路人发现的时候，她已经陷入了休克。在前往医院的路上，诗织因为失血过多，结束了自己21岁的年轻生命。
02
在诗织出事儿后，警方首先打电话到她的家里说，“诗织被人刺伤了，已经被送往医院”。
诗织的母亲在得到消息后，匆忙赶到医院。然而，警方并没有让她去看诗织，而是直接将她带到了警车中。
直到下午3点，警方才对诗织的母亲吐露了实情：“诗织当场已经失血过多陷入休克，不久就去世了。”
得知女儿已经去世，诗织的母亲悲痛欲绝。随后，警方又通知了还在上班的诗织的父亲。
“一定是小松和人，是他干的！”，诗织的父母都信誓旦旦地对警方说。
小松和人是何许人也？
其实，小松和人是诗织的前男友，在诗织拒绝继续与之交往后，依然对其死缠烂打，甚至还多次扬言杀死诗织。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99年1月6日，猪野诗织和朋友在大宫的游戏机厅里玩“大头贴”的时候，玩到一半机器忽然坏掉了，而一名自称24岁，名字叫做“小松诚”的男青年，帮助她们修好了机器。
身材高瘦，长相帅气，又一脸温和的小松，主动与诗织聊天，很快，诗织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于是，诗织与小松互留了联系方式，不久两个人就陷入了热恋。
此时，小松给诗织呈现的形象是一个阳光上进、热心事业的青年才俊。当诗织询问他的职业时，小松说自己经营一间汽车销售公司。
每次约会的时候，小松都会开着豪车去接诗织，还经常送她一些奢侈品，什么LV包包、高级套装什么的，并要求她下次约会一定要穿来。
诗织本人并不是非常物质的女孩，在打扮上也基本上以普通品牌为主。所以，最初收到这些礼物，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
在他们交往一个月的时候，当小松拿给诗织一个Gucci的手包时，诗织犹豫了，想要推掉，对他说：“我收的礼物已经够多的了，不能再收你的东西了。”
此时，面对诗织的拒绝，小松立刻就翻了脸：“这都是我的爱情的证明，你怎么敢不接受我的心意呢？”
诗织吓坏了。这真的是最初她认识的那个温柔的男朋友吗？
随后，诗织还发现了更多不对劲的细节：比如，诗织偶然发现小松车上的名片都写着小松和人，而不是小松诚。再比如，小松生病住院，诗织去探望，小松身边竟然有几个黑道小弟向她鞠躬，叫她“大姐”。
诗织无法再相信眼前的这个男朋友了：他到底叫什么名字？他真的从事汽车销售吗？
而后，诗织提出分手，小松便诉说起自己可怜的身世，博得了诗织的同情。
1999年3月20日，诗织第一次答应去小松的家里——池袋的一间高层公寓。可当诗织走进和人的卧室的时候，却发现卧室的角落里摆着几台处于拍摄状态的摄影机。
“为什么会有摄影机在这里？你要干什么？”诗织警觉地问道。
小松凶相毕露地说：“你是不是想离开我？要分手可以，你把之前买给你的东西的钱都还给我！还给我100万日元（约7万人民币）！”
说完，小松便揪住诗织的头发把她往墙上撞，然后用拳头猛锤墙面，直到把墙都打出了坑（日本公寓里大部分是较软的隔断墙）。
小松一边打一边哭诉道：“我从小就被我的父母抛弃了！”
然而，就在诗织感到小松有些可怜的时候，他却转脸又对诗织咆哮到：
“如果还不上钱，就去给我卖身！敢跟我分手的话，我可不知道会对你父母做出什么事来啊！让他们丢了饭碗，你怕不怕？啊？”
面对情绪如此阴晴不定的小松，诗织吓得瑟瑟发抖。
为了缓住小松的情绪，诗织只好答应小松继续交往的要求。小松听到后，前一秒还怒不可遏的脸上，马上挂上了大大的微笑：
“所以乖乖当个听话的好孩子就好了呀，我会一心一意对你好的！”
从此以后，小松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变着法监视她。诗织只要不接电话，小松就会暴怒。
不但如此，诗织经常会发现有人跟踪自己，他们甚至会闯进家里威胁她的父母。
不只是小松一个人，他调动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庞大团队在跟踪诗织。就连遛狗，诗织也会接到这样的电话，“你竟然丢下我跟狗玩，我宰了你的狗！”
同学去聚餐，诗织不敢去，只是小声说一句“我也好想去啊”，小松不久后就会打来电话，说你再想去找他们玩，我就把他们都杀了。
不仅如此，小松还逼迫诗织下跪，让她亲手把翻盖手机折断，不准再联系任何朋友。
诗织决定结束这一切，于是把小松给她的礼物都打包好，寄回小松家。小松竟然就这么消停了，再也没有联系过诗织。
诗织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却没想到，这只是她噩梦的开始。
就在诗织将包裹寄给小松的第二天，在诗织的家和大学附近，车站内，以及诗织父亲任职的公司附近墙上，都贴满了传单——传单上面都印着诗织的照片，写着提供色情服务的字样，还附上了诗织家的电话号码 。就连诗织家里的邮筒里，都被塞入了上百张传单。
就这样，作为一名年仅21岁的少女，诗织的尊严被摧残殆尽。那天下着雨，诗织的母亲在雨中走过几条街，一张一张把这些传单撕下来。
不止如此，诗织父亲也遭受了诽谤。诗织父亲的公司收到了一千二百封匿名信，信里说，诗织的父亲看似老实巴交，其实是个赌徒，不仅在外包养小三，他的女儿还卖淫、援交，欺诈钱财。
诗织通过自己了解到的信息，逐渐推测出小松是一个在黑白两道都有势力，开色情按摩店的老板。她知道自己不能硬来，便将自己的头发烫成难看的爆炸头，想让小松因此厌烦她，主动与她分手。
然而，小松却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做这种头发，给我弄回去。”
直到此时，诗织才恍然大悟，原来她身边的朋友也被小松用钱收买了，将诗织的想法不停透露给小松。
正在诗织因为朋友的背叛而陷入绝望的时候，小松又出现了：“亲爱的，咱们俩复合好不好？”
“没可能的，我都已经跟我爸爸谈过了。”诗织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行吧，我明白。你给我记住！”这是小松给诗织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后来，就发生了诗织桶川站前的悲剧。
03
从威胁到杀人，诗织的父母全程经历了小松和人对自己女儿的暴行。所以，他们在女儿被杀后的第一时间，便向警方指控小松和人的罪行。
然而，面对诗织父母的指控，警方却面露难色。因为根据现场的目击情报，作案的男子大约30来岁，身高不到170，微胖，卷花头；而小松和人的年龄、身高、体型和发型都不相符。
因此，警方无法按照诗织父母的指控直接去逮捕小松和人。
与此同时，在诗织被杀的现场，聚集了很多媒体人。作为一起恶性杀人事件，自然会勾起很多娱乐杂志记者的兴趣。
人真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竟然有人会因为看到同类被杀而感到兴奋，甚至他们还能依靠些支离破碎的信息，将一场悲剧重构成一则故事来娱乐大众。
按照日本警察系统以往的惯例，警方接到案情后会先对现场进行勘察，然后会向公众公布一些关于死者和案情的初步信息，“嗅觉敏锐”的记者们就会根据这些信息，配上一些自己的调查，写出一篇篇关于事件的“独家”报道。
在诗织的这件事里，警方并没有公布诗织父母提供的那些，诗织被小松和人跟踪、威胁的相关信息。而恰恰相反，警方在首次召开此案的媒体记者会时，公布的信息不仅不是针对小松和人，而是将焦点放在死者诗织的穿着上：穿着黑色短裙与厚底长靴，Prada的包包，Gucci手表，以及死者生前被描绘成卖淫女的传单。
没错，警方试图将诗织描绘为卖淫女。于是，各种饥不择食的媒体记者就像闻到肉味的鬣狗一样一拥而上。
第二天，各种报刊杂志都出现了不堪入目的标题，比如：“曾经卖淫，迷恋名牌的女大学生遇害”，“如花少女被捅死，死前曾登上过色情传单”，“美女的名牌包包，换来的却是暴尸街头”，还有“拜金女大学生遭砍，疑似情杀”。
这一刻，媒体们仿佛是在用诗织的血液化成的墨来作成文章，以吸引男性猎奇者们的眼球。
在这样的舆论下，惨死的诗织不但没有受到公众的同情，相反，很多民众对诗织的死甚至持有“活该”的态度。
而这一切，正中了警方的下怀。警方开始“顺应民意”，无限期地拖延侦破此案，等待着大众忘记此事。面对诗织的父母诉求，警方甚至一直要求他们撤销报案。
这就是那时候日本的警察系统，他们不但不办案，甚至还通过操纵媒体，操纵了大众的态度。
媒体非常善于通过塑造死者的形象来影响舆论，左右大众对死者的同情程度。但是，在这群调查此事件的记者之中，有一名叫清水洁的时事杂志记者，看到了不太一样的景象。
清水洁并没有像其他媒体的记者一样，顺着警方放出的信息来编织故事，而是尝试与被害者的家属进行接触。正是因为他所做的这些工作，才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日本司法体制的僵化，看到了诗织在被杀之前，曾经长期遭受的精神控制和折磨。
04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果然还是死了”“对不起，爸爸妈妈，我下辈子还想做你们的女儿，还想做弟弟们的姐姐。”
这句话来自诗织出事后，警方在诗织的房间里找到的遗书。
当诗织的父母茫然地看着女儿留下的遗书，伤心欲绝时，他们却没有流出一滴眼泪。因为他们知道，此刻的眼泪并不能为自己的女儿含冤昭雪，将凶手小松和人绳之于法，才是对女儿真正的祭奠。
诗织的父母告诉清水洁，其实警方早就知道小松对诗织的死亡威胁，但一直未采取行动。
早在诗织被害前一个月，诗织就曾经在父母的陪同下到埼玉县上尾警署报案。然而，当诗织和家人拿着详尽的证据给警察看后，警察却拒绝立案。
诗织和父亲向警方播放了6月14日那天小松带着两名男子来家里进行敲诈恐吓的录音。当时在场的几名警察中，最年轻的警察首先义愤填膺地喊道：“这不是典型的敲诈犯罪吗？”
然而，年长的警署组长却说道：“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啊。”
最后，负责询问案件细节的几名警察，对诗织遭遇骚扰的事情，轮番发表了意见，让诗织一家人很失望：
“按说你收了人家那么多礼物，说分手就分手，谁都会生气的吧？”
“你自己也好好反省一下吧。”
“男女关系的问题，我们警察不好插手的，你们自己处理好。”
“警察的规矩是，不涉及民事案件。所以你这事儿我们管不了。”
从这时候开始，诗织开始感到真切的绝望：如果警察也漠视自己的求救，她可能真的必死无疑了。
后来，因为小松和人到处贴传单，损害诗织一家人的名誉，诗织一家便再次来到警署请求立案。接待她们的警员听取了事情的经过后，面露难色地对他们说：
“可是，你们也没有这件事与小松和人有关的确凿证据吧？除非能够对他进行正式搜查，在他家找到犯罪的证据，否则这件事我们也无能为力。”
听到警察依然是一副推诿的态度，诗织的母亲强忍怒气，对警察问到：
“那么怎么才能申请搜查小松和人的家呢？”
警察回答：“那恐怕只能在你们提出指控之后，由我们警方进行强制搜查才可以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指控小松和人。”诗织的母亲斩钉截铁地说。
听到这句话，刚才接待她们的警员面露难色，他把诗织叫到屋外，对她说：
“你可想好了啊，真的要报案申请对他进行指控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最后肯定要上法庭，你得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自己那些事情都讲给大家听。到审判结束也要花很多时间，你受得了吗？”
警察单独拉开少不经事的诗织，并强调指控的后果，目的还是推诿，想要让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没问题，我受得了。”诗织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其实，来警署之前，诗织一家就已经决心团结起来与小松和人对抗到底了。所以诗织的这个回答，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肯定。
警察摇摇头，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让诗织一家填好了报案申请书，写下了事情经过，便打发她们回去了。
从这天起，诗织一家便天天来到警察署，要求指控申请赶快通过，并且申请搜查证对小松和人的住所进行强制搜查。
然而，警方的办事效率却相当的拖沓。每当诗织和母亲催促警方进行强制搜查的时候，警方都会对她们说：
“这样一来不就更加刺激小松和人了吗？到时候他变本加厉做出什么事情来，不是对你们也不好吗？我们这都是为你们着想啊。”
“你不是在准备期末考试吗？等你考完了再来申请搜查吧。”
无论诗织一家如何催促，警方就是不提指控申请的进度，还使用的各种借口劝诗织撤销申请，简直无耻之极。
最后，在诗织和父母的强烈要求下，这件案子的指控申请才于7月29日提交。在警署提交申请两周后，申请状态正式成为了“待批准指控”。但是，当诗织一家正以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时，事情却并未因此走向好转。
进入指控程序之后，诗织每天都会催促警方迅速进行强制搜查。然而警方那边却迟迟没有动作，推脱说：“我们有其他的重要案件要忙，小松和人既然没有太多的异常举动，不如先放置不管。”
然而，与警方所期待的完全相反。诗织一家和警方没有主动去刺激小松和人，但小松一方却开始向诗织父亲的公司发匿名信，污蔑诗织父亲和她们一家。
当诗织的父亲拿着收集到的几百封造谣诽谤信件，再次来到了上尾警察署，找到了此前负责立案的警官。警官拿着这些证据，却开玩笑地对诗织的父亲说：
“这每封信还都贴了邮票啊，花了不少钱呢。这信纸不错，挺趁手的。想不到这人还挺用心的呢！”
警察一边笑着，一边把诗织的父亲打发走了。多么无耻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更何况他还是一名警察。
一周后，负责此案的警察才想起来将指控申请表递交给了他的上司进行批准。在此之前，警方其实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的手续。
上司拿到这份申请表后，非常不悦地将这份申请表扔回给了这名警察，说：“这种事情干嘛还要让他们做指控啊，报案之后侦查不就可以了么？”
在司法程序中，指控与报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动作。
报案，是指在受到不法侵害后，向警方提出被害的“报案申请”的做法。在这样的程序里，警方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立案，安排侦查的时间和方法。对于犯罪嫌疑人是谁，一般没有锁定的对象。而是否进行相关人物的搜查，都由警方自行确定。
可以说，报案是最常见的一种向警方寻求帮助的方法。报案人可以是受到侵害的本人，也可以是其委托的代理人。另外，报案人不需承担连带责任。
指控，是指在不法侵害发生后，由被侵害者或法定有指控权利的人，向警方提出点名指控。也就是说，在被害人提出指控的时候，作案人已经完全由指控方确定。在这样的情况下，警方需要立即立案，对被指控人进行强制搜查，并且在指控成立6个月内，将调查报告提交给检察院。
指控人进行指控之后，如果在警方的调查中，不能确定被指控者存在犯罪行为的话，那么被指控者有权对指控者提出名誉损害的控告，并申请民事赔偿。
所以，尽管指控可以极大地加速警方调查的速度，但也会给指控人带来麻烦，更重要的是指控申请生效后，警方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调查报告，无疑会面临办案压力。另一方面，在警方的绩效中，立案后的破案率是一个重要的考核项。因此在本案中，警方因为觉得破案难度大，于是便自然拒绝接受指控立案。
于是，上尾警察署在9月7日，派出警员前往诗织家中，劝说诗织一家再次提交“报案申请书”—— 诗织一家此时并不知道报案和指控的区别的，因此便乖乖将报案申请书也交给了警方。
9月21日，警察们再次来到了诗织的家中，他们的任务是劝说诗织一家放弃之前对小松和人的“指控”，换成以“报案”的形式来解决问题。
与警方长期以来的交道中，诗织一家人领教了警方各种懈怠的做法，因此对警方已经充满了戒心。诗织的母亲便直接质问警察：“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吗？”
警察竟然撒谎说：“指控的话两个月之内不能结案，指控就会失效。”
诗织的母亲依然不愿意放弃指控，警察又编了谎话：“其实等到抓住了犯人，再提交一次指控也是可以的。现在您先撤销指控吧。”
不管警察如何花言巧语，诗织的母亲就是不为所动，坚持不撤销指控。警察只好失望而归。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负责该案的警察回到警署之后，竟然擅自将诗织一家于7月14日最初提出的口供中的“提出指控”篡改为“提出报案”，并且将相关的证据收押时间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要知道，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37条第2项：“指控方撤销指控的话，不可以再次提交指控。”因此，在诗织一家“被撤销”了对小松和人的指控后，这件案子的办案节奏就全掌握在警方的手里了。
此时，是9月21日——诗织被杀害的前一个月。如果警方执行诗织对小松和人的指控程序，根据诗织一家所提供的证据，稍微深入地调查一下，应该就可以对小松和人定罪。
然而，警方为了逃避办案责任，竟然不惜欺骗报案人，篡改公文，这无异于将法律的保护从诗织的身前扯走，直接将诗织暴露在小松和人的面前。
05
听完诗织父母的控诉，清水洁更加无法抑制住自己满腔的怒火。他决心一定要将这案件的真相调查清楚，还诗织一个清白，还世界一个公道。
诗织的父母还想起小松和人之前说过：“我在警界高层跟政治圈有一堆朋友，我小松大爷没有办不到的事。”
清水洁知道调查这件事不能指望警方了，他只能自己直接调查。于是他带领着三个人的团队走访案发地点，挨家询问附近店家与路人是否目击事件经过，接着到诗织的学校与打工处，一个个探访她的同事朋友。
清水洁采访到的每一个人，都表示警方从未向他们搜寻过信息。
清水找到了诗织的好友，岛田与阳子（化名）。在与清水洁见面时，岛田十分警惕冷漠，不停回头，害怕有人跟踪，这一点让清水倍感蹊跷。
然而，一到了没人的地方，岛田马上转换了态度，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诗织是被小松跟警方杀死的。”
岛田是非常优秀的证人，他甚至有一个笔记本，从七个月前开始，他就开始记录下了小松对诗织的每一次威胁，以及小松的具体信息。
清水洁从岛田的叙述中感受到了诗织在生前是多么的绝望与无助，除了逃到国外，各种求生的办法她都尝试过了，却依然无法保全自己的性命。
此刻，清水洁在心中暗暗发誓，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小松和人绳之于法。
06
“如果我死了，就是被小松和人杀死的！”清水洁每次与线人联系，都会重复之前诗织反复与朋友说过的这一句话。也正是这个时候，清水洁才真正对诗织跟朋友求助时的那种无助的心情感同身受。
为了调查真相，清水不惜装作嫖客，四处打听小松的色情按摩店。只要有人说能提供案件的信息，清水洁就会第一时间联系约见对方。清水的行为其实非常冒险，小松肯定也知道了清水一直在寻找自己。清水洁在明处，小松在暗处，清水洁已经成了小松的敌人。
面对小松黑白两道通吃的强大势力，清水知道，自己说不定哪天也会像诗织一样惨死在街头。
然而，清水洁没有气馁，动用他多年记者的人脉关系，调查小松和人身边的人，发现有一个叫久保田的人，总是穿着蓝衣服，肥胖，一米七左右，符合目击者的形容。而且他最近显然是获得了一笔巨款，频繁在酒吧里豪饮最贵的酒。
清水洁带着团队开始埋伏追踪，甚至在久保田的对面租了公寓，他派了一个摄影记者，一天二十四小时把镜头对准久保田的门口，蹲点拍摄。终于拍到了久保田的模样，和目击人一对，果然是他杀了诗织。
原来，是小松是买凶杀人，久保田欠小松巨款，便替小松杀人。杀了诗织，小松不但向久保田承诺可以将欠款一笔勾销，还会给他额外的报酬。
清水拿着洗出来的照片来到了警察局，但是警方依旧迟迟不予立案。
想起了警方曾经用舆论引导媒体抹黑诗织，以及掩盖、渎职的行为，清水洁决定用媒体舆论来倒逼警方行动。
于是，清水洁将自己调查到的信息发表在杂志上，以题目《K，我知道你是谁，你为什么要逃》直接对小松（K是Komatsu，即小松）喊话，来逼迫警方采取行动。
后来，清水甚至买来凶手当天杀死诗织的同款刀具，拍摄照片发表在杂志上，让读者对案件的残忍有更直观的感受。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民众不要忘记这个案子，关注这个案情侦破的情况。清水洁甚至找机会参与电视访谈节目，让更多媒体关注了桶川案。
终于，清水的努力没有白费，案子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广泛关注，上万封信件寄到出版社和电视台，民众希望清水洁务必追查下去，为诗织沉冤昭雪。
最终，国会议员在国会上也就此案直接质问了警察厅的刑事局长，这件案件才真正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12月19日凌晨，警方立即带着逮捕令前往久保田的公寓。久保田祥史被逮捕归案，罪名是谋杀。
在久保田的供认之下，20日凌晨，两名同伙伊藤嘉孝和川上聪也马上被逮捕归案。20日下午，准备驾车出逃的小松武史（小松和人的哥哥，黑道大哥），在自家的地下车库中也被警方抓获。
2000年1月6日，四人以谋杀猪野诗织的罪名被提起公诉。同时，由于散布了大量诽谤中伤猪野诗织的传单和匿名信，这四个人在1月16日因毁坏他人名誉的罪名再次被逮捕，同案还有参与制作传单等物品的另外八名被告。
然而，尽管策划杀死诗织的主谋小松和人也在公诉名单里，但他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警方发布了全国通缉令通缉小松，但毫无结果。
就在清水洁四处打听小松和人的下落时，他收到了一个信息，小松和人已经在北海道自杀了。
原来小松知道事情败露后，试图通过北海道逃往俄罗斯避风头，但出了差错，没能逃走，于是便跳湖自杀了。
小松跳湖的地方是一个著名的温泉，他遗体背部等下半部由于温泉的地热，多处烫伤，上半身则冻得硬邦邦的，死状凄惨。
清水洁写到，过去总笑着恐吓诗织：“我要让你遭天谴，我要让你下地狱。”的小松和人，最后自己却以地狱酷刑一样的死法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可能就是上天给他的惩罚。
在小松和人的遗物中有一张字条，写着：“我上不了天堂。”
就这样，清水洁，一个文弱的记者，一个被记者俱乐部拒之门外的小杂志的记者，以领先警方破案的成就一战成名，成了全国瞩目的记者。
猪野诗织被杀一案，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并推动了日本《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出台。
《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出台，保护了无数被跟踪骚扰的日本公民。仅在日本警方2003年的统计，警方就接到了22226起跟踪狂相关报警，其中立案调查2024起，发出禁止接触禁令1164条，刑事起诉14件。
清水洁也将猪野诗织的遭遇，以及他的调查经过，写成了《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一书出版，这算是对诗织亡魂的一次祭奠。
结语
猪野诗织生前因长期受到小松和人的跟踪骚扰，并曾经多次向警方报案。但是，面对诗织的指控，以及她提供的证据，警方却未予重视，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如果从事后结果主义的视角看，“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中诗织的遭遇，揭露了日本社会难以启齿的秘密：
早在诗织被久保田挥舞军刀刺死前，他就被轻视线索、调查不力的警方“宣判”了死刑。
面对小松和人疯狂的骚扰和威胁，法律本应该是诗织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生命的最有力的武器。然而，日本警方对诗织生前的报案却持以漠视、敷衍的消极态度，甚至不惜背着诗织篡改指控申请，以此来逃避办案的责任。
诗织本应该能活下来的，但不作为的日本官僚系统让她失去了生命。那些办案的警察，身为执法者，却不为民众服务，反而只想在僵化的系统中舒适地混日子，正是他们，间接地杀死了诗织，这只是日本司法系统的一个缩影。
埼玉县上尾警署在案发后，为了掩盖渎职事实的行为，警方还抹黑受害者，而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闻媒体被誉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政治权力，其价值就在于对权力的监督，听见那些被侮辱和损害的生命的声音。然而，日本的新闻媒体却为了报纸、杂志的销量，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对实事的信息进行选择性的取舍，引导大众去臆想、去消费诗织这个可怜的被害人，让诗织在死亡后，再经历一次社会形象的死亡。所以说，在诗织被杀后，警方和媒体又联手将诗织再一次杀死，这一次她是社会性死亡。
正因为这样，猪野诗织的父亲才会痛苦地说，“我的女儿被杀害了三次，第一次是罪犯，第二次是消极调查的警方，第三次是伤害她名誉的媒体。”
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诗织的三次被“杀害”，揭露了日本司法系统和新闻媒体的丑陋，推动了《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出台，换来了民众意识和法律的进步。
虽然《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发生在遥远的日本，但达文看完这本书后也是感触良多。在我们的社会中，变态跟踪狂、对女性精神骚扰也有很多，僵化的官僚系统也不是没有，而无良的媒体人更是让人感觉似曾相识。
关于犯罪者和官僚系统的话题，达文就不多说了，达文想说的是最后一点——新闻媒体。
我们处于一个信息过载的世界，由于现实的复杂性程度太高，人们的思维能力又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大众媒体获取信息。
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并不能直接观察周围的社会环境，而是要依靠大众媒体为我们来描绘一个模拟环境。人们在思考外部世界时，会在头脑中形成怎样一种景象，也要依靠大众媒体描绘的这个模拟环境。
这就有了李普曼“拟态环境”的概念：
我们的社会，一天之内会发生无数的新闻，即使是一个新闻，它背后也隐藏着无数的因果细节。所以，记者和编辑就要对一天发生的新闻，或者是单个新闻进行挑选，把最有价值的信息呈现给自己的读者。
于是，不可避免的，大众媒体呈现给我们的，就是一种经过挑选、加工之后的社会现实，不论记者多么技艺高超，他都无法面面俱到地和我们详细讲述社会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李普曼给大众媒体所报道的社会环境起了一个名字，就是“拟态环境”。
由于拟态环境的存在，社会上的非理性舆论出现，就无法避免了。
相信大家从《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中诗织被媒体选择性报道后，被舆论抹黑的遭遇中能有所体会。
这样的事件我们似曾相识，正如前不久，“长沙货拉拉女乘客坠车死亡事件”中，舆论的重点从“女孩为何跳车”、“司机做了什么？”被不良的媒体诱导后，舆论的关注点马上开始变成了“女生月入2万与‘杀猪盘’有关”。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加上群众的刻板印象，马上能够造成舆论的反转。
所以，李普曼将公众比喻成“坐在剧院后排的聋哑观众”，我们本应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表演，却因为听不见，看不清，而无法让自己保持清醒。我们生活在“拟态环境”中，对于一件新闻，既看不清，也搞不懂，更辨不明它的方向。
大众媒体对一个问题的报道量越大，就越容易被公众认为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这样一来，大众媒体就可以通过精心挑选报道的内容，来影响人们的认知、态度和行为。
因此，面对新闻的报道，面对接收到的信息，我们要时刻保持警醒：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是否就是实事的真相？媒体有没有可能通过精心设计的报道内容，来操纵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呢？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当你阅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的感知就已经被达文操纵了。然而，达文并无恶意，只是想从中思考出一些东西，与君共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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