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清回忆录-12

　　

　　独树镇负伤

　　独树镇之战，是关系到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的一仗。我们行军速度很快，第二天，在罗古寨击退了敌“追剿纵队”第五支队的进攻，当晚在信阳城以南穿过了平汉铁路。我们把过铁路当做一大难关。通过铁路后，都松了口气。在距铁路几百米远的地方，我们躺在山坡边，等待后面部队过来。省委书记徐宝珊和我们同时过了铁路，也躺在山坡上。看来他对过铁路也曾很担心，这时见我们都不说话，就大声说：“同志们，我们取得了大胜利，过了一大关。”

　　后卫部队过来后，我们迅速向西挺进，进入桐柏山区。按原计划，我们准备在桐柏山区创建新根据地，但经过实地考察和地下党组织介绍，这里靠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回旋余地小，加之敌人大军迫近，我军难以立足进展。于是决定放弃原计划，向伏牛山挺进。

　　为迷惑敌人，我们派出小部队佯攻枣阳。敌人果真上当，纷纷向枣阳一带靠拢。没想到我们突然掉头东返，冲破敌“追剿纵队”第二支队的拦阻，击退了敌第五支队的进攻。晚上，准备在桐柏县一个村子宿营，部队突然紧急集合。军政委吴焕先做简短动员：行军走路不能总走直路，要走弯路，革命也 要走曲折的路，走困难的路。现在情况紧急，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危险区，要准备多走路。接着，部队连夜出发，脱离了险境。

　　过泌阳后，沿途地势平整，地主豪绅盘踞的村落围寨很 多，一般都有武装，多的有数百条枪，我们经常遭到袭扰。吴焕先政委决定开展政治攻势，每到一地，都由郑位三亲自写信，派手枪团先行一步，将信送给沿途村庄寨主手里，或请围寨之间互相传递。信中除了宣传抗日救国，还说明我们是借道抗日，决不损害地方，请勿阻拦。路过每座围寨，宣传队的同志也都扯着嗓子大喊一阵顺口溜：“老乡老乡，不要惊慌。我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

　　这么一来，形势大为改观。当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各阶层的人们对沦为亡国奴的忧虑和恐惧与日俱增。我们的宣传工作，对沿途地主豪绅阶层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他们纷纷表示保持中立，有的甚至很友好。我军通过时，有些围寨的团丁就把枪架起来，徒手站在顶台上；不少围寨还在路旁摆了开水和饭食。有一次，我们政治部甚至就在围寨跟前露营。

　　经过两天急行军，我们顺利通过围寨地区，来到驻马店西北象河关一带。这里离许南公路不到30公里，过了公路，就是伏牛山东麓。

　　麻烦的是敌“追剿纵队”第二支队一直摆脱不掉。

　　11月25日，我们打退了他们的进攻，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又追上来了。军领导决定，第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军直属机关分队为前梯队先行出发；第二二三团为后梯队阻击敌人，保护全军通过公路。

　　这天正好来了寒流，气温陡降。天空阴沉，朔风吼，雨雪飘，一片混沌迷茫。我们衣着单薄，很快就被雨雪湿透，大家饥寒交迫，行进十分困难。许多同志的鞋子都被烂泥粘掉，只能赤脚。我脚上的鞋子也成了“逃兵”，只好光脚板走路。我们必须抢在敌人前面穿过公路，当时什么也顾不得了，只有一个念头：走，走，快点走！

　　没想到的是，更大的危险还在前面。事后才知道，敌第四十军一一五旅南下桐柏山合围扑空后，立刻掉头北返，抢先占据方城县独树镇附近的七里岗、砚山铺一带，构筑工事，并与保安寨的骑兵团组成了堵击线。而我们还蒙在鼓里。

　　我随军直属队走在二二四团的后面，见军政委吴焕先一会儿到队伍前面，一会儿又到后面。行军速度太快，不少同志掉了队。我们走进独树镇时，忽听枪声大作。不一会儿，就见前面队伍潮水般地退下来。在他们身后，是敌人和雨点般的子弹。

　　千钧一发之际，军政委吴焕先握着大刀，像尊战神，大吼一声“站住”，堵住了退下来的部队。他高喊：“不准撤！坚决顶住敌人，决不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边喊，边冒着弹雨，带领二二五团反扑过去，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

　　吴政委的举动让我热血沸腾，我也举枪高喊：“冲啊！”跟着冲上去。这是平原地带，没什么隐藏物，只有一些麦秸垛。向敌人反冲锋时，跑着跑着，我觉得左腿被重重敲了一下，身子一歪就倒了。我赶忙爬起来，一看，左腿踝骨上边被子弹穿了个洞，鲜血直流。当时也不觉得痛，还要冲。但刚一站起，又摔倒了，被后面的人抬了下来。

　　好险哪！二二四团是前卫部队，由于天气太坏，能见度低，没有及时发觉敌情；等敌人开火后，前卫部队完全暴霞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更不利的是，由于寒流突击，许多人的手冻得拉不开枪栓，零星打响的火力，无法实行有效的反击，慌乱中只得后撤。幸亏吴政委及时赶来，顶住进攻，赢得了短临时间，使后续部队投入了战争。激战中，徐海东带领的后卫队二二三团跑步赶到，立刻投入战争。一番血战，终于将敌人打退，敌我转为僵持状态。

　　天黑后，风雪大作。我军乘机后撤到五公里外的村子稍事休整。腹背受敌，如不能迅速离开，我们这支孤军就会被迫与数万敌军决战，后果可想而知。

　　军领导决定连夜突围。部队紧急集合，而这时绝大多数人还没吃上饭，大家感到极度疲乏和饥饿。

　　战士中很大一部分人还只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有的更小，听说又要出发，就不乐意，呆在群众家里，不出来。干部们只好挨家挨户叫，总算把部队拉了出来。最不好办的是伤员。风大、雨大，道路泥泞，要迅速摆脱敌人，就不能带伤员走。军领导决定把伤员就地安置，多留一些钱，动员群众保护伤员安全。

　　这次战争负伤的不少人，都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伤员分散安置在群众家里，留下了大洋。我的伤口经过处理，血已止住，也不那么疼了，但不能走路。听说要把我就地安置，我立刻表示，坚决不留下，一定要随军行动。我很清楚，留下必死无疑。当然，拖着伤腿走，可能也是死，我想，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

　　人生中有一些命运转折的关口。对于我，这次负伤算是一回。我的情况反映上去后，政治部主任戴季英说：“那就带上他吧。”这一句话，让我成了最幸运的伤员。当时政治部机关按人员情况配备牲口，我和程坦俩人合用一匹小马驮东西，因为有伤，这匹小马就让我骑了。后来听说，留下来的伤员大多被敌人杀害了。靠了那匹可爱的小马，我跟上了部队的转移。我一直很感激戴季英和那匹小马。事过 60多年后的1996年6月，我到河南考察工作，在郑州看望了戴季英，他91岁了，但头脑还很清楚，还记得独树镇战争。遗憾的是那匹小马再也见不到了。

　　独树镇之战，关系到红二十五军的生死存亡。情势之险 恶，战争之惊心动魄，至今历历在目。当地政府后来在这里建了“红二十五军血战独树镇纪念碑”,1997年11月 26日举行了揭碑仪式，我为纪念碑题写了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