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臣妾同瞻望，疑在曾城阿母家：浅谈西汉时期太后临朝预政问题
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分享与讨论，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古代社会中，皇太后多为皇帝的生母，因这层特殊的关系，皇太后在皇帝面前不像普通大臣那样谦卑、谨慎，且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也可以给皇帝提供一些不同视角的意见。但如果太后以预政的形式，直接表达对前朝政治的态度时，会使皇帝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诸多史实表明，西汉皇帝对皇太后的建议一般不直接反对，而是以较为婉转的方式表达。如若皇帝年幼，则皇太后可以临朝称制，直接处理政务。太后临朝预政是西汉王朝的一个普遍现象，对汉代社会政治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于女性参政，中国古代社会一直都有所谓“后宫不得干政”的说法。一旦女性参与政治就会被冠以“牝鸡司晨”、“牝鸡司旦”等评价，禁止女性参与政治。但遍看史书，女性参与政治的记载比比皆是。在《史记》、《汉书》中有着大量的关于女性参与政治活动的言行记载。其中太后临朝预政问题引人注目。
经过对《外戚世家》和《外戚传》等史料的梳理后可知。在广义上来说(包含哀帝母、祖母)西汉一代有十位皇太后，有六位太皇太后。终西汉一代有吕氏、霍氏与王氏等，皆自后家起掌朝政于一时，细观汉代，有五个时期后宫中同时有皇太后与太皇太后的存在。平帝继位后，中央即处于王氏一族的掌控之下，直到王莽代汉。
西汉第一个有确切临朝称制记载的是汉高祖的皇后吕后。吕后不仅是第一个皇后，还是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皇后。吕后能够临朝预政与她个人性格和当时社会背景有关。吕后是刘邦贫贱时，与他一同患难与共的妻子，吕氏家族在秦末多追随刘邦。
刘邦称帝后，封吕雉为皇后，吕后“为人刚毅”，懂得权术，在统一战争中帮助刘邦。故有吕后和吕氏家族“佐高祖平定天下”，因此，汉初功臣对于吕后以及吕氏族人怀有特殊的情感，吕氏一族既是属于外戚，也还是功臣。吕后的权术高深，从其帮助刘邦剪除异姓诸侯王中可见一二。
吕后的执政十五年，对汉代社会的贡献巨大。尽管“女主称制”对人来说是无法想象之事，但人们还是对她的作为表示了认同。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吕后的行为符合人们心日中的皇帝行为标准，而这种标准的实质并不在于皇帝或“准皇帝”个人的性别，而在于他或她的具体行政作为，对社会和民众的实际生活产生了多大的有益的影响。
《汉书·外戚传》记载：“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
对于继位的君主是否合乎正统，其评价标准之一便是，其是否嫡出，这不仅在乎其父，也在乎其母。在宗法关系上，夫妻双方是比尊的，妻所生育的后代便为嫡系之所系，即原则上丈夫只能有一个妻。君主之妻为后。同时，如果新即位的皇帝是以嫡子身份继位的，且新帝的生母如果还在世，则以嫡母身份进位为皇太后；无生母，则先帝的皇后进位为皇太后。
后宫号位对应前朝爵位，构成与前朝相对应的后宫等级序列。皇后不在这相对应的等级序列中，正如皇帝不在官员等级序列中一样。而《外戚传》所载的后宫等级创立于武帝时期，昭仪之号设立在元帝时期，因此可知，在武帝朝后，在“独尊儒术”的背景下，人们已经意识到皇后处在与皇帝相似的位置。
西汉以孝道治天下，国家的管理者希望用“孝”稳定国家。在对天子的要求上更加严格。西汉皇帝当中除汉高祖外，自惠帝至平帝均以“孝”为谥。在人才选拔中，出来做官需要通过“察举制度”来选拔人才，而“孝廉科”又是察举制常科中最主要的科目，可见“孝”在西汉有着很高的社会认同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这一时期的太后也因此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太后们往往就是利用这种崇高的社会地位，通过与前朝中的外戚集团合作，参与前朝政治。
太后之所以能够影响政局，主要是由于她的家庭，这是外戚的影响。皇太后是外戚的核心，外戚之所以能在西汉朝廷呼风唤雨，都是因为皇太后。由于皇帝与他的亲属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他受到高度重视，但他们影响的政治基础非常脆弱。因此，为了确保其权力的长期繁荣，亲属需要在王室中有一个固定而强大的支持者。
皇后因为其身份的特殊性，成为了外戚崛起的最佳选择，是获得皇族支持的最佳人选，故而外戚往往依附于皇后或皇太后，两者的关系上，太后是主动且有利的一方，且太后在对于外戚的使用上，与皇帝一般，并无两样。一旦皇后失宠被废或太后去世，外戚就失去了其最强有力的支持，离败亡也就不远了。
西汉太后临朝预政的方式方法，主要是和前朝官员联合，其中又以同宗同族的太后外戚为主，太后家族的外戚官员因其身份，多为两千石高官，或为列候，他们又会与朝中其他非外戚官员之间，与之联合，成为利益共同体，形成一定规模的政治集团，影响当时及后世时政。
外戚集团的大与小、强与弱于其家族成员的多少呈正比。吕氏外戚在当时一方面封王封侯，同时还把持重要官位，南北军皆在吕氏外戚的手上；王氏外戚就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元后的直系亲属们更持国柄，轮流掌权，王氏一门五将十侯。
王家后裔在朝廷中被划分为实权官员，地方官员都是王家的前官员。元始四年，王莽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自居诸侯之上。鼓点，雇人制造所谓的舆论。最终，王莽不仅加了九锡，还获得了“载衡”的称号。
对于舆论的导向，对外戚来说至关重要。汉初，刘邦与大臣定誓“非刘不王、非功不侯”吕后及其家族成员破坏了这一共识，故而代汉失败，而王氏外戚对于舆论的关注和引导一直都很谨慎小心，王莽为了获得舆论的支持，甚至能逼死自己的儿子。故而在多方面的影响下，最后代汉成功。
即便是不临朝，太后对于国家政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仅凭一人喜好，影响两代帝王，使得已经发展壮大的儒学不能更进一步，“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持儒家学说的学者在这时期的待遇是任博士官，只负责为皇帝答疑解惑、出谋划策，不让他们担当重要岗位。
正是因为太后临朝预政对国家政治和思想导向有着深远的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东汉前期在对待太后临朝预政上，借鉴了西汉的教训，曾一度“不假后党以权”，之后的历代统治者，对于外戚集团势力的防范，是从来都没有放松过的。
之后随着科举制的出现，以及外戚政治的警惕成为社会整体共识，外戚的社会基础和舆论基础都已不存在，外戚只是依附于皇权，兴亡荣辱取决于皇帝好恶。更不用说出现外戚集团了。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范晔.《后汉书》.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