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友人的“红色追寻”：自入党那刻起，他们与中国人民命运相连
参考消息网7月29日报道（文/涂铭 罗鑫 赵旭）
百年来，一些外国人在时代的洪流中，主动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命运与共。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号召力和影响力历久弥新。《参考消息》记者探访了这些“洋面孔”中共党员的家人，听他们讲述与中共的故事与渊源。
马海德：从医学博士到“洋红军”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苏区，这里逐渐成为中国红色革命中心。也正是在这里，美国医生马海德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朦胧向往升华为坚定的信仰。马海德生前回忆说，陕甘宁的经历使自己“从一个革命的同情者成为一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战士”。
现年77岁的马海德之子周幼马日前接受《参考消息》记者采访时表示，早在中学时期，他的父亲就对中国有所了解。“父亲在一本杂志中读到中国军阀混战的内容，学校要求学生据此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父亲提交的文章表达了不要干涉中国，让他们自己去解决的观点。”
1933年，马海德在欧洲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到上海考察东方热带病并开办诊所。在上海，他通过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具有共产国际背景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结识了宋庆龄。此后，他开始参加外国人组织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他的诊所也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接头和开会的地点。不仅如此，宋庆龄通过他购买大量医药器材送往中央苏区瑞金。
1936年，宋庆龄向马海德介绍了陕北红军的相关情况，他了解后毫不犹豫答应愿意去帮助红军。马海德从上海出发到西安，最终抵达陕北，同行的另一人就是后来撰写《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
“到达中共中央驻地保安后，毛泽东跟我父亲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红军卫生状况的调研？万一得了疟疾，得了伤寒、鼠疫什么的，这个部队就没有战斗力了。你看看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周幼马说。马海德用了10天时间进行走访调研，得出发生疫情可能性不大的结论，形成一份调研报告《中革军委卫生顾问海德同志视察红军卫生工作的意见书》，由当时稀缺的蜡纸油印而成，现作为一级文物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其间，马海德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一员，多次去往前线，为红军进行医疗救护。在宁夏同心县的豫旺堡，当地回民多姓马，原名乔治·海德姆的马海德正是从那时起，起了中文名马海德。
1936年10月，马海德随部队到达甘肃，迎接前来会师的红四方面军，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我父亲曾说，当时白天不能行军，因为国民党飞机在天上转来转去，所以只能晚上走。10月的甘宁地区已经下雪结冰，行军途中有很多小支流、小河沟。老乡管那条路叫‘五十里路脚不干’。大家光着脚过冰河，冰一踩就碎，下边是冰水，水下边还是冰，真是冻得要命，头发丝儿都支棱起来了。”过河后，大家互相把脚搁在对面人怀里取暖，捂暖以后脚上全是血道子。一晚上要过几次河，几天都这样……
马海德参加了红军会师前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父亲曾给我讲过这次战斗，他说炮弹在自己身边一次次炸响，子弹在身边、脑后乱飞。他躲在山脚下，几乎快吓晕过去。这是他从来没有经历的。很快，伤员被陆续送过来，他这才从真实惨烈的战斗场面中清醒过来，马上指导抢救伤员。”周幼马回忆说。
1937年3月初，马海德到了延安。他到延安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毛泽东，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2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马海德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加入中国国籍，从事麻风病的防治工作。麻风病这一慢性传染病在中国逐渐得到控制。周幼马回忆说：“我父亲生前总说这是咱们社会主义制度好，中国共产党领导得好，把卫生、民政等单位调集起来，一起去山里头，去找麻风病人，对他们进行隔离治疗。”
1944年春，马海德、周苏菲和周幼马一家三口在延安。（陈钟昊 翻拍）
爱泼斯坦：以笔作枪宣传中国革命
“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块书页状的石碑上有这样一行文字。这句话出自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一个长着外国面孔的中国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饱受劫难的中华大地上活跃着一批以笔作枪、以纸为剑的记者的身影，他们奔走在硝烟之中、来往于战火之间，把惨无人道的侵略者面孔和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英勇无畏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爱泼斯坦，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1915年4月，爱泼斯坦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两岁时，他随父母来到中国，先居住在哈尔滨，后在天津定居。爱泼斯坦的父母曾因积极与反犹歧视抗争而遭流放。五岁时，爱泼斯坦随家人移居天津。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列强的欺凌，在他年幼的心里埋下反对歧视、众生平等的种子。
1930年，年仅15岁的爱泼斯坦成为《京津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从此开启新闻生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爱泼斯坦的父母准备带他移民美国，但爱泼斯坦坚持留在中国，他深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记录这一段血与火的历史。
“随着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地方越来越多，爱泼斯坦就当了战地记者。把采访的消息发往世界各地。”爱泼斯坦的妻子黄浣碧对记者说，“他基本上都是跟着战争走，从天津出去，一直南下，边走边采访，山东、山西、湖北、湖南、广东、江苏，哪里有战争，他就追到哪里报道，他把最真实的情况呈现给世界，鼓舞了中华儿女抗战的斗志，唤起了世界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1939年，爱泼斯坦撰写《人民之战》一书，他在序言中写道：“既然身在中国，这就意味着要与中国人民肩并肩站在一起，声援他们的战斗。”
采访中，爱泼斯坦不惧头顶呼啸而过的炮弹，不知疲倦地奔波于部队和村民之间。他在文章中写道：“每座草屋、每堆干草都在保护人们避免死亡……台儿庄胜利大煞日本军队不可一世的气焰，不仅中国的正规军可以战胜日本军队，而且入伍不久的新兵、装备很差的省级军队也可以打败日本兵。这是因为中国士兵知道为什么而战。这给中国、对日本、对全世界都上了一堂课。”
1944年，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参加了记者团前往延安，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延安之行。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创作20余篇通讯发表在《纽约时报》上。
由于条件艰苦，延安的新闻工作还比较落后。对此，爱泼斯坦针对边区的宣传工作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许多建议，主动帮助中国同行们。新华社发出的第一条英文新闻就是由他亲手修改的。
延安之行，使爱泼斯坦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影响他后来走上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重要契机，“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当时我就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生”。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邀请，爱泼斯坦回到中国，参加新中国对外宣传杂志《中国建设》（后更名为《今日中国》）的创办工作。2004年，89岁高龄的爱泼斯坦以惊人的勤奋与毅力完成了《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一书。他说：“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新华社发）
米勒：“洋八路”夫妻档的中国心
“我走了以后，你不要离开中国。”现年91岁的中村京子回忆起丈夫汉斯·米勒20多年前和自己说的话，仍非常感慨。“他当时身体不太好，最后跟我说了这句话。现在看来，我觉得米大夫说的是真没错，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在这里生活是真的幸福。”
1915年，汉斯·米勒出生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1939年，24岁的米勒取得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但是由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清洗，无法再返回德国。
汉斯·米勒的儿子米德华介绍，上大学时，父亲认识了一些来自中国的革命同志，经过他们介绍，米勒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取得联系，登上从法国开往香港的客轮，经廖承志等人介绍，由香港经重庆辗转前往延安，途中参与护送了国外援助中国抗战的药品。
“在前往中国的路上，对未来所要经历的战争苦难，米勒恐怕一无所知，但他满怀人道主义精神。”中村京子说，“投身中国抗战后，米勒很快成为延安国际和平医院的重要外科力量。但他不满足于此，主动要求去战争的最前线工作，帮助中国人民抵抗法西斯侵略者。在前沿阵地，米勒必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开展手术，饥饿与死亡如影随形。”
前线的残酷环境加上过度劳累，严重影响了米勒的健康。因长期劳累，体力下降，疾病缠身，党中央为了米勒的健康和安全，决定让他离开抗日前线重返延安，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经短暂休养，米勒作为国际和平医院内科主治大夫一直工作到抗战胜利。在这期间，米勒结识了毛泽东、邓小平等革命家，并与他们结下友谊。
1945年，日本姑娘中村京子来到中国实习做护士。日本投降后，她所在的医院被八路军接管。她发现，“在手术队的时候，八路军爱护老百姓，老百姓也爱护八路军，就像鱼和水一样，是分不开的。手术之后，伤病员得送到后方，白天不能送。天刚刚亮，也就早上4点，因为解放军担架不够，老百姓有的人拿门板拴着粗绳子，抬走伤员送到后方医院去”。中村京子深受感动，决定也成为一位八路军女战士。
抗战胜利后，米勒放弃了回国机会，参加了解放战争，担任冀察热辽军区野战总医院院长。在解放战争中，米勒和中村京子相识相爱，结为夫妻。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米勒加入中国国籍，6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米勒先后在长春、沈阳、北京等地医院任职，为中国肝炎预防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在他的指导下，中国率先研制成功国内乙型肝炎血源疫苗，使中国乙型肝炎防治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米勒的孙女米姿颐谈起爷爷奶奶说：“我挺荣幸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我可以从爷爷奶奶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爷爷奶奶当时在革命战场上舍己为人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在战场上不说‘我就是我’‘我是我自己’，这样不行，因为革命是一个大集体，他们需要一起行动。”（参与采写：强力静 陈钟昊）
汉斯·米勒与中村京子（汉斯·米勒家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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