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3. 扬子江上的炮声③——双方人员对长江炮战事件的回忆
本文是“燃烧的岛群”第1033篇原创文章，作者：阿登的苦林。
作者简介：阿登的苦林，山东人，喜欢二战及冷战军事，尤其是太平洋战争、苏德战争和冷战武器装备，曾在“空军之翼”等网站发表过若干文章。
全文共8202字，配图10幅，阅读需要20分钟， 2023年5月10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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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华野掌握的兵工厂尚不能生产美制105毫米榴弹炮的炮弹，使用的炮弹全靠缴获，打一发少一发，非常宝贵。整个1营用于渡江作战的炮弹只有578发，其中2连为212发，打击英舰共用去73发，占三分之一以上。另外，2连没有装备穿甲弹，只有爆破弹，而且爆破弹采用的是瞬发引信而非延时引信，因此对英舰破坏不大。相反，“伦敦”号203毫米主炮炮弹的威力很大，六七米厚的江堤多处被打穿。
图21.英国重巡洋舰装备的BL Mk Ⅷ型8英寸主炮炮口特写
对调转船头后的航程，卡札勒舰长回忆说：
“在顺流而下的过程中，我舰遭到五处炮兵阵地的射击，其中三处炮兵阵地在我舰之前经过时没有开火。军舰战损和伤亡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比溯江而上时遭受的损失要严重得多。”
在早上与英舰交手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我军炮6团1营3连的观察所又发现那一大一小两艘军舰正向下游疾驶而来。据我军指战员回忆，“伦敦”号的大炮先期向我军阵地开火，其中一发炮弹在3连第四炮两个大架后一米远的地方爆炸，炮手于芝庆当场牺牲；接着又有一发炮弹落在观测所附近，掩体被震塌，观通排副排长、观测班长和观测员被埋进两尺多厚的土里，战友们及时用手扒土，把手扒得鲜血淋漓，才把三人救出来。据炮6团的宣传股长韦弦回忆：
“我到江边查看了舰炮的弹着点。江堤上的弹坑相当多，一排排很整齐，有的弹坑非常大，像炸弹的弹坑。”
图22.表现“伦敦”号在长江炮战中用主炮开火的绘画作品
面对英舰的炮火，我军炮6团1营3连的指战员愈战愈勇，根据观测班长高日彰的回忆：
“‘伦敦’号的侧舷已被打开11个大窟窿……一门前主炮和一门多管炮也被打毁……‘黑天鹅’号的舰桥上也冒出了滚滚浓烟。”
此时的“伦敦”号上，4英寸副炮战位依旧是一片混乱，那位来自梅登中将指挥部的高级别水兵刚有时间来抽根烟，局面立刻又变得一团糟。他回忆说：
“回到江面上后，所有的舰炮都还在开火……我们的甲板、烟囱、机库、电影院都被炸出了窟窿；到处都是扭曲的金属和火药味……4英寸副炮甲板上的火势蔓延到了即用弹药箱，我们马上把炮弹取出来，在它们殉爆之前把一发发烧得炽热且已装定引信的炮弹扔进了水里。
战位上的二号人物受伤了，在援兵赶到之前我暂时接替了他的职务……平静了大约有一分钟，又有炮弹飞来飞去，舰身也再度开始摇摇晃晃……我的上帝啊，我们看起来就像一群肮脏的流浪汉……衣服被扯破了，脸被熏黑了，但人们还是咧着嘴笑……穿着战斗作业服、戴着防闪爆面罩和手套非常闷热……有人带了些苹果和橘子上来……
在有炮弹飞来寻找掩护之前，我抓紧时间吞掉了半只橘子……我半个身子躲在副炮甲板的一辆弹药车下，又吃了几口橘子……可怕的爆炸……我扔掉橘子，腿感觉麻了……有人在喊叫，空气中充满了尖叫声……我在扔掉橘子时感觉有点疼。动了一下腿，还能动，嗯，看来我没有受伤……
威利躺在我身边，浑身是血……我也浑身是血……不过不是我的……鲍勃躺在地上呻吟着‘我的腿，我的腿！’……副炮炮长肚皮朝下俯卧在我身边，他看起来好像没事……但在我们把他送到病房之前他就死了……我和另外一个人把一个受伤的家伙抬了下来，我所在的这门副炮几乎停止了射击……伤亡的炮手太多，没人去开炮了，岸上赤色分子们的炮声似乎也停了。感谢上帝！”
图23.在“伦敦”号溯长江而上试图营救“紫石英”号前不久，舰上的一座4英寸副炮炮组成员的合影，可见他们都戴着防闪爆面罩
操纵4英寸副炮的海军陆战队员约翰·帕克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却毫发无伤，他回忆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西里岛登陆战役期间，我曾遭受过岸炮的轰击，但这次和那次相比完全是另一回事。令人惊讶的是，我根本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我非常幸运，因为几乎造成所有伤亡的那发炮弹打在了船舷上，弹片四处飞溅。我记得在某一个时刻，我们的高爆弹用完了，所以我们把照明弹装入炮膛并开火射击——中国人一定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在他们头顶上炸开了一朵朵这种无害的‘烟花表演’。”
舰上的损管工作进行得极端困难，当卡特洛少校监督着他的手下用吊床堵塞水线上的破口时，他觉得筋疲力尽又头昏脑胀，他回忆说：
“我们当时真的很混乱。舰上多处区域起火，就连油漆间也起火了，油漆很容易燃烧，但可以通过注水的方式控制火势。带着一丝顾虑，我向油漆间注水了，因为我听说在舰上餐厅服务的华裔侍者们可能在那里。不过我很高兴地说，那些中国佬还是挺有先见之明的——他们早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当我在舰上四处巡视的时候，我看到牧师在安慰一个垂死的人，我发现我居然对牧师说，他应该祝贺而不是安慰那个人，因为那个人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当时我一定是整个人都麻木了，因为当我走进医务室，发现我的同袍和朋友鲍勃·英厄姆（Bob Ingham）上尉正在手术台上取出他背部的弹片时，我只是站着看着，而没有任何惊恐的感觉，直到我突然变回自己，并继续做我的事。”
图24.困成卷的吊床被塞在“伦敦”号船壳一侧的破口中，以防止舰体进水
来自梅登中将参谋部的那名高级别水兵也在病舱里，并尽力安慰受伤的舰员。他回忆说：
“鲍勃的腿被打碎了，他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我和他说话，并答应给他妻子发一封电报……一位名叫沃里克的年轻的二等水兵握住我的手，跟我说这是他服役的第一条船，说他再也不能踢足球了……我告诉他说几个星期后他就会好起来的——我错了，他死了。罗恩和我几乎是仅有的两个凭借自己的力气从4英寸副炮战位上下来的人，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像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提灯天使’弗洛伦萨·南丁格尔一样——四处奔走，搜罗烟卷、茶、水，把这些分发给水兵们——为那些痛苦的人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幸运的是，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当我们做完这一切后，我们坐在地板上倒头就睡。”
根据英国方面的记录，我军于下午1时40分停止炮击，在大约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伦敦”号与我军交手四个回合，实际遭受炮轰的时间前后总计为48分钟，舰上共有13人死亡，14人重伤，40人轻伤，其中暴露在外的4英寸副炮炮组成员和为他们提供补给的舰员占伤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不过，尽管承受了不小的伤亡，但由于伤亡人员几乎立刻得到了补充，因此舰上的4英寸副炮保持着较好的火力连续性。
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是，炮战过程中，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都作壁上观，坐视英舰挨打，尤其是当时在八圩港还保留着国民党军一个师的桥头堡阵地，离“伦敦”号挨打的地方仅一箭之遥。根据事后对一些在渡江战役中成为“解放战士”的人的采访，国民党军中的广大爱国官兵其实也不满帝国主义列强的军舰入侵我国内河，因此故意见死不救。例如，一位后来成为我军炮兵技术骨干的原国民党军炮兵上尉曾这样回忆：
“说了也许你不信。那会儿我虽然还不了解共产党……可我了解大英帝国……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他们……他们的兵舰开到我们长江的江面上来耀武扬威，作为一个中国人，谁的脸上也不见得光彩嘛！”
“那会儿我是国民党第51军榴弹炮团的作战参谋，‘紫石英’号事件发生的两天里……我心里头正嘀咕……还是共军的炮兵有种，敢对洋大人的大兵舰开炮！国民党算什么？醋缸子里泡出来的货，地道的软骨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就是不一样，敢碰硬的……多有胆气啊！坦白说，我们指挥部的几个炮兵军官，私下里嘁嘁喳喳的，还真有点佩服你们呢！”
七十多年后的人们再来看当年的中英长江炮战，或许内心已掀不起太多的波澜。但在当时，这绝对是一起把世界舆论搅得沸沸扬扬的事件。最终，在西方各路媒体添油加醋的报道和聒噪下，这起被冠名以“长江事件”的中英冲突被全世界所熟知，自认为“吃了亏”的英国人自然也对其“惨状”大加宣扬。
图25.英国方面绘制的中英长江炮战事件的地图
据统计，算上事后因伤死亡的人员，“伦敦”号上共有15人死亡，“伦敦”号、“紫石英”号和“伴侣”号三舰合计共有46人死亡。“黑天鹅”号无人员死亡。另外，根据“伦敦”号的记录，其在炮战中总共发射了155发8英寸炮弹、449发4英寸炮弹和2625发小口径近防武器弹药。我军方面，根据新华社4月30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总伤亡人数为252人。
带着多处战损回到上海后，“伦敦”号重巡洋舰在原江南制造总局船坞对面的霍尔特码头（Holt's Wharf，亦称“蓝烟囱码头”）靠岸。在霍奇斯中校担任临时舰长期间，舰上的损管军官卡特洛少校担任临时副舰长，负责监督对受损军舰的清理工作。对此，卡特洛少校回忆说：
“舰上仍有多处小的火势在燃烧，这些火势最终都被扑灭了。战斗的后果是骇人听闻的脏乱。船厂的人立即开始工作，通过在船舷上焊接钢板的方法来盖住弹孔，以保证军舰的水密性……对损伤进行了仔细检查后，我怀疑是否还值得修补——毕竟，这虽然是艘已经进行了现代化改装的船，但到现在也已经有二十多年的船龄了。虽然船舷上的弹洞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我们还遭受了由实芯反坦克穿甲弹造成的内部破坏……我发现其中一枚穿甲弹打透了左舷，然后从船的右舷穿了出去，直接一路穿透了B炮塔下方的炮塔座，还有内部设备……”
图26.在上海的船坞里，“伦敦”号上的一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员正在向参观者指示这艘巡洋舰上的弹痕
在勘察了舰体受破坏的情况后，卡特洛少校感到非常疲倦和不安，他说：
“我坐在自己的船舱里，回想着这一天的恐怖经历。正是从这一刻起，我们的损失之大才真正触动了我，我为如此空耗年轻水兵的生命而感到极度悲伤。整场事件是一次可怕的误会。我们从来没打算干涉共产党人过长江——那是他们的事。”
前文提到的未成年水兵特里·波顿在对遭到炮轰的军舰进行检查后，突然发现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他说：
“让我感到不寒而栗的是，我看到船舷上堵漏的吊床从弹孔中伸出来，其高度与我在舰上的活动位置相近。他们曾提议派登陆部队上岸，试图确保长江沿岸地区的安全。我很高兴这个想法被放弃了，因为我认为那将是一种自杀行为。”
“伦敦”号上的另一位年轻水兵也发现了一件令人感到惊讶的事：在香港制作并在通信士官餐厅展示的这艘巡洋舰的火柴棍模型居然在激烈的战斗中毫发无损。
回到上海后，“伦敦”号上的一些水兵前往上海的一家医院看病，医院救治伤兵的人数等信息也让“伦敦”号的伤亡情况得以为世人所知晓。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人之一是舰上的航海长罗恩·格里-哈钦森少校，他在被转移到香港的一家医院后，于5月6日死去。那些在炮战中死在船上的人被埋葬在上海虹桥公墓，第二天，在今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219号的基督教英国圣公会主教座堂（俗称“红礼拜堂”）举行了一场有很多人参加的对死亡舰员的悼念仪式。
图27.在上海为“伦敦”号的死亡舰员举行葬礼的情景
“伦敦”号的修理工作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当他们周围的上海人纷纷躲避战火的时候 ，“伦敦”号的舰员们却愈加急切地渴望驶向香港。陆战队员约翰·帕克就是那些担心如果“伦敦”号不尽快离开上海将恐遭不测的人当中的一员，他回忆说：
“当时确实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即如果共产党人占领上海时我们还在那里，那么他们就会扣押‘伦敦’号。”
饶是如此，皇家海军仍然将“伦敦”号的出发时间又推迟了几天，以避免惊动当地正在迅速减少的英国侨民。对此，卡札勒舰长回忆说：
“然而，我们不能留得太晚，因为在长江下游约15海里处，即黄浦江与长江的交汇处，是一个相对狭窄的出口，江两岸都有防御工事。如果这些工事是由共产党人出于邪恶的意图而设置的，那么这艘船将毫无疑问地被击沉……”（注：原话如此，希望读者批判地加以鉴别，下同）
与此同时，“伦敦”号上的一些水兵开始感到精神压力，并报告说患上了身心疾病。长江炮战的经历使他们的神经变得非常脆弱，而当“伦敦”号看起来似乎不得不前往公海作战时，他们的焦虑感更是极度跃升。当时，渡过长江的人民解放军正在“战上海”，并且有可能已经占领了吴淞口的工事群。
当“伦敦”号终于启程顺流而下时，全舰上下都进入了战备状态，舰上所有的火炮都随时准备开火。不过，毕竟当时的英国政府不想把事态闹大，因此“伦敦”号接到命令，只能在自卫的情况下开火。对此，卡札勒舰长回忆说：
“岸上工事群的炮口从两岸指向江心，但我们看不到任何有人的迹象。当我们从两岸的工事群之间驶过时，有一种非常阴森的感觉——他们有可能会把我们炸出水面，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经历了一段提心吊胆的旅程并抵达香港后，根据英国人的说法，迎接“伦敦”号舰员们的是一场“欢迎英雄”般的仪式。随后，舰员们便开始期待即将返回英国的日子。对此，伦纳德中校回忆说：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的快乐期待因对‘紫石英’号的思念而蒙上了一层阴影——那艘船仍然处在被共产党人控制的危险和不自由的态势之中。”
6月14日，“伦敦”号从香港启程，准备返回本土，英国远东舰队也派出舰艇为该舰送行，舰员们甚至为该舰的再次出海而欢呼。在新加坡停泊了几个星期后，“伦敦”号继续朝英国本土驶去，在前桅上还悬挂着随风飘扬的长旒旗。回想这段经历时，伦纳德中校说：
“当7月31日传来‘紫石英’号出色而英勇地逃脱的消息时，没有人比我们更兴奋了。现在我们可以彻底高兴地回家了——长江事件终于圆满结束。”
图28.英国军舰后桅上悬挂的长旒旗
很快，“伦敦”号就驶过了印度尼西亚西北部的海港城市沙璜——四年前，该舰曾在那里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在也门的亚丁港加满油和水后，“伦敦”号驶入红海并进入苏伊士运河。海军陆战队员帕克对驻当地的英国陆军部队给予这艘船的高规格接待感到惊讶，他回忆说：
“当我们驶过苏伊士运河时，基于之前在长江上的炮战，此时我们可谓是声名远扬了。沿着整条运河，岸上几乎到处都有军队。他们中的一些人坐上卡车，然后在我们前面飞奔，以便为我们再次通过这里而欢呼。就像是一场接力赛一样。”
图29.归国途中的“伦敦”号航行在地中海上
在经历了前往马耳他的艰难航程，并短暂停留往岸上发送邮件之后，“伦敦”号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直布罗陀。9月5日，英格兰南部的怀特岛出现在舰员们的视野里；第二天黎明时分，守卫着泰晤士河入海口处的大诺尔塔出现在了远方的海天线上。最终，“伦敦”号先是在希尔内斯港停留了几天，在那里对军舰进行了卸下弹药和放油处理，最后驶向查塔姆锚地。关于“伦敦”号最后的这段航程，伦纳德中校是这样回忆的：
“我们很愿意受到伦敦市长的正式欢迎，但我们更愿意与我们的家人和朋友见面……当然，我们肯定还会与外交部门打一些交道——在我们自己家里就能处理。回家的旅程只用了一个多月。一路上几乎都是阳光普照，我们在返航途中被晒得很充分，皮肤从淡淡的紫红色到深深的桃花心木色不等。晒黑的肤色很快就会消退，但对‘可爱的伦敦号’的记忆却不会消失。”
1949年11月16日，英国方面在伦敦的圣马丁大教堂举行感恩仪式，“感谢全能的上帝在长江保全了舰员们的性命”。第二天，那些在中英长江炮战事件中因“表现英勇而获得奖励”的人来到白金汉宫，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为他们颁发了奖章。军乐队指挥哈伍德获颁一枚杰出服役勋章，乔治六世甚至在授勋时亲口对他说“感谢你对我的士兵的照料”，颁奖辞中也写道，这位军乐队指挥在战斗期间和结束后，为了照顾伤员，连续60个小时没有睡觉。高等炮术军官雷金纳德·史密斯（Reginald Smith）获颁一枚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卡札勒舰长获颁他当年在北极护航船队时就获得过的杰出服役勋章，一等水兵艾伦·达德利（Alan Dudley）也获颁杰出服役勋章。
舰上的军医中校威尔弗雷德·泰勒（Wilfred Taylor）、轮机兵亨利·弗莱彻（Henry Fletcher）士官长、皇家海军陆战队下士威廉·哈特（William Hart）和士官长托马斯·李尔默斯（Thomas Learmouth）都在嘉奖通告中被提及，另有31名舰员在远东舰队总司令针对“伦敦”号的特别命令中被提及，以表彰他们的“勇气和对职责的奉献”。
图30.纪念“伦敦”号战死者的纪念牌
颇有一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意味的是，就在舰员们论功行赏的同时，重巡“伦敦”号却被封存，并于1950年年初被作为废铁出售给沃德（T. W. Ward）公司。1950年1月22日，“伦敦”号抵达英格兰西北部的巴罗因弗内斯造船厂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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