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纪精选」／杭州镜像④／“斩监候”与花牌楼

　　本文导读——

　　从花牌楼到杭州府的这条路，对于当年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而言，无疑是条漫长而充满黑色记忆的路。但这条路，也成就了近代中国著名的周家兄弟。

　　这是一个家族的历史，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的一段真实记忆：晚清历史的镜像，它是1900年前后的杭州的，也是1900年前后的中国的。

　　曹晓波从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的一段话中得到启发，从空间和时间上按图索骥，为我们描绘出了彼时杭州的市井风貌和人文环境，写的看起来都是琐事，却让读的人惊心动魄：人和时代终究是相依相存的，人不能脱离了时代。

　　周樟寿是怎么样变成周树人的，周树人又是怎么样成为鲁迅的，也许，在花牌楼到杭州府的这条路上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李郁葱）

　　正文从这里开始——

　　“斩监候”与花牌楼

　　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说：“提起塔儿头与清波门，都还感到一种亲近，本来很是嫌憎的杭州话也并不觉得怎样讨厌。但那时环境总是太暗淡了，后来想起，时常是从花牌楼到杭州府的一条路，发见（现）自己在这中间，一个身服父亲的重孝的小孩，隔日去探望在监的祖父。”

　　从花牌楼到杭州府的这条路，是今天的哪条路呢？

　　如今四宜路中段的花牌楼

　　走在花牌楼的路上

　　花牌楼在如今的四宜路中段，是我的小学所在。这地名六十年前也只是停留在父辈的口中，如今更少有人说起。

　　花牌楼，得名元朝至正年间，沙家两个儿子同时进士及第，建一座牌楼，插了桂花，寓意“折桂”。

　　杭州府在如今旧仁和署路的西侧，路口是我的旧居。所以，当年周作人，即少年周櫆寿探监走的一路，也是我儿时的上学之径，约十几分钟的步行。

　　从花牌楼到杭州府，最便捷的走法，是顺四宜路北走，到塔儿头，即当时清波门直街的东头，西拐，走到新开衖，再北拐。穿过四条巷，走一段直府前衖，再穿过横府前衖（现河坊街），走懊来桥（桥名有吃了官司懊悔无比的意思），就是杭州府了。

　　“衖”，字典说是“巷”的异体，但当年指的却是比巷子更窄的弄。如今，开阔的四宜路依旧一路上坡，但在周櫆寿的当年，却只是一条两边是墙的不宽巷子。这么一说，就能理解周櫆寿对这一路“太暗淡”的阴影。当然，他戴重孝走路的尴尬也有。只有塔儿头和清波门，让他“还感到一种亲近”，因为这两处多少有些店铺。尤其塔儿头，“还有一所银元局，它的大烟筒是近地都能看得见的”。

　　要是将周櫆寿走这路的缘由说得更清楚，得从1893年（光绪十九年）说起。那年正月，周櫆寿的曾祖母去世，他的祖父，也就是朝廷中书任上的周福清，带小妾潘氏和妾生的儿子伯升，回绍兴奔丧来了。

　　为母举丧，守孝三年，方可复出为官，周福清就闲出事了。因为第二年是慈禧六十大寿，朝廷诏示，八月将举行恩科乡试，即在例行的科考年以外，再“恩赐”一次大试。这对周福清的儿子、33岁的周凤仪是个福音。他从十几岁得秀才起，三次乡试，次次未中，书香门第都有点黯然失色了。

　　当周福清得知朝廷派来浙江的主考官是同门殷如璋时，生出了为儿子通关节的念头。是的，这不容易，一是试卷要糊名，批卷官不知试卷姓名；二是试卷由专职誊录员重抄一遍，莫知笔迹。周福清想与殷如璋通个气，在试卷中写上“宸衷茂育”的关节词，以便考官识别。承诺事成后付洋银一万，同时他又写了五个考生的姓氏，“摊薄”了行贿金额。

　　据《清代档案史料丛编》载，周福清为此借了一个见过场面的“二爷”陶阿顺，到苏州闾门码头给殷如璋送信。这陶阿顺有点“二”，见殷如璋与副考官在船舱喝茶，便高声说“要回执”。殷如璋只得在副考官面前打开信函，陶阿顺被抓。

　　科举舞弊是要砍脑壳的，案子转到浙江，厚道的巡抚崧骏高抬了“贵手”。他奏报朝廷，说周福清是临时起意，涉案人周凤仪和“马”姓者已革除秀才功名（其他姓氏查无会稽籍秀才）。崧骏启奏：周福清说的一万洋银并不是钱庄银票，是一纸空口承诺，“且赃未与人，未便计赃科罪。”又说，周福清已主动投案。

　　崧骏要参与乡试事务，即日进入“锁院”，他将周案交付给了杭州知府，周福清押进府署牢狱。这年腊月，刑部根据崧骏的上报，拟定周福清“杖一百，流三千里”，也就打一百下屁股，发配三千里以外。

　　光绪帝见了这份奏报，勃然大怒，连说“太轻”。《清史稿·德宗本纪》载：“刑部奏革员周福清于考官途次函通关节，拟杖流，改斩监候。”德宗，也就是光绪帝的庙号，他亲批周福清“斩监候”，随时等候斩首。

　　浙江监察史钟华呈请朝廷的周福清“勾决”状

　　祖父要求周櫆寿一日一记

　　次年“秋决”将到，浙江按例上报斩首（勾决）名单，没曾想光绪帝忘记了去年的“龙颜大怒”，给了周福清一个“免勾”，脑袋暂寄。

　　一晃，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后问斩又到，浙江监察史钟华再次上奏，呈请周福清“勾决”（见影印件）。光绪帝又下旨：“免勾”。熟悉近代史的人或许明白，那几年的光绪帝，已是焦头烂额。

　　周福清提了脑袋过日子，儿子周凤仪吓得大病一场，郎中束手无策，开出的中药方子，连一对蟋蟀都注明要“原配夫妻”。大孙子周樟寿（鲁迅）叫苦连天，由此存下对中医的反感。最终，周凤仪去世，年仅37岁。

　　押在杭州府牢狱的周福清，本是由小妾潘氏和小儿伯升就近在花牌楼租房照料。当伯升被南京水师学堂录取以后，潘氏不能单独出头露面，周樟寿又是一家顶梁，伺候周福清就落在13岁的二孙子周櫆寿身上。

　　1897年农历二月，周櫆寿来到杭州花牌楼，一个临街的朝东墙门，进门有狭长院子，有二楼，可住两家。前窗外只见院子，后窗因是山坡，能看到远远的“狗儿山”，那其实是勾山樵舍，周櫆寿为住所取名“仰山楼”。从那以后，他隔三四天去一趟杭州府牢狱，伺候祖父，到下午方回。

　　已在牢房住了四年的周福清，有不少书籍，能租看《申报》。每日下午，他可以在牢房“串门”，在狱神祠内走动，和狱卒聊聊天。周作人回忆：祖父好骂人，上至“呆皇帝昏太后（原注指光绪和西太后）起，下至本家子弟”无一不骂。其实，这是周作人后来的饰笔，当年周福清的处境，以及少年周櫆寿的日记，都能看出事实并非如此。

　　有一点周福清极清楚，这孙子除了科举出头，别无他路。周福清尽力指点周櫆寿的学问，要求他一日一记，以增益书墨与叙事表达。1898年农历正月将尽的一天，周櫆寿临窗展纸，开始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旾（春）二十八日，……周櫆寿订于浙江武林仰山楼之东窗下”。

　　这天的日记还有：“去，下午，豫亭兄偕章庆至，坐谈片刻，偕归。收到《壶天录》四本，《读史探骊录》五本，《淞隐漫录》四本，《阅微草堂笔记》六本。雨水，亥正二刻三分。”这其中的“豫亭兄”，就是周樟寿（鲁迅），他拿来不少闲书，当日“偕归”绍兴。还有，雨水节气在这一日的时刻。

　　周作人

　　日记中的一个“去”字，隔三差五都有，指的就是探监。这应该是祖父的告知，对文字狱极为敏感的周福清，不希望孙子有“探监”一类的“为逆”记述。周櫆寿也极谨慎，连一个经常要剃净前额的“剃”字，都会郑重的另起一行，顶格书写。这和当年多数文人的日记中写“剃”的随意，全然不同。哪怕记述隔壁“石宅小儿剃头”，一旦没有顶格，周櫆寿都会涂成黑圈。

　　尚未参加过童生试的周櫆寿，日记中也做一些诸如“苔痕上阶绿”，“满地梨花昨夜风”的应试对句，但他更在意武童生的考试。闰三月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他记下武童生“考步箭”的日子，也就是考站立射箭。十九日，记的是“考技勇刀石”。二十日，记有“上亲阅火器营操”，“上”指的是光绪帝。

　　之前的初四日，周櫆寿已有所记：“报云（说）上拟于二十日阅操，系奉太后谕”。这说的是光绪帝去火器营检阅洋枪洋炮操练，是慈禧的要求。这也是慈禧“维新”的初意，后来见要动祖宗规矩，她就万万不能了。可见，常看《申报》的周櫆寿，对当年外侮不断，应该深有感触。这与他后来报考南京水师学堂，不无关系。

　　这一年的“戊戌变法”，周櫆寿避记了，但对时世的反常，略有所记：“正月廿六、七两日，俱有雷”；二月初八，“燠煖如四月，蚊蝇群飞”；二月初九“三更雪，黎明止，约厚半寸。”二月十七日，“雪厚约一尺弱（将近一尺）”。二月廿九日，“冷于季冬，手僵挺，不便作字。”以上全是农历记日，二月底，公历3月也快尽了。

　　在二月初七日，还记有“诸暨武童（生）刺死洋人四名”。二月十五日，“闻诸暨之事，惟拆教堂，余俱讹传。”四月初五，“瓦窑头等聚众毁米店。昌安、五云二店尤甚。傅恒记（米店）亦毁。”四月十二日，“温州民毁官衙，拒兵劫米。”四月廿五，“闻宁波民变，殴（打）鄞县、慈溪二（县）令”。

　　14岁的周櫆寿绝对没有想到，这一年变法的失败，继而出现的仇洋仇教、义和拳、八国联军侵京、慈禧光绪出逃，居然会和他祖父的命运系在一起。

　　清时杭州府衙门旧址

　　“并不觉得怎样讨厌”的杭州话

　　周櫆寿说，要不是对塔儿头与清波门的那一种亲近，他本来很是嫌憎杭州话的。或许，这和当年他那一种沮丧，以及“寄人篱下”的自尊心有关。当然，对某些杭州话的不解，也让他颇有微词。

　　二月二，龙抬头，那几天，杭州人要吃“龙须菜”。这菜“京师（北京）呼豌豆苗，即蚕豆苗也，以有藤似龙须。”其实，豌豆和蚕豆是两回事，周櫆寿“嫌憎”杭州话，也有自己的错知。一个月后，蚕豆上市，他又不屑写道：“罗汉豆上市，杭（人）呼青肠豆，又呼青燃豆。”蚕豆，青肠豆、青燃豆，杭州话的如此发音，估计本地人也说不清为啥。不过，与孔乙己说“茴”有四种写法一样，无非也是随性而已。

　　“红皮甘蔗，杭（人）呼甘子，声之转也”。这话周櫆寿在日记中写了两次（正月廿九、二月初七）。看来，他除了好吃甘蔗，每一次对杭州人的这种叫法，也很在意。或许，和他祖父的京师腔的读音，有一定关系。

　　有一些叫法，杭州人或许也说不清为啥。譬如，周櫆寿四月二十一日写：今日“吃蒲子，杭（人）呼活芦，与壶盧（葫芦）别。”是的，长长粗粗如同小儿手臂的“蒲子”，杭州人却叫“活芦”，或许是“葫芦”的变音。但周櫆寿还是注明，这与葫芦不同。同样搞不清的还有比目鱼，“杭呼箬（古音ni）挞鱼”，这也让周櫆寿相当抓狂。

　　让周櫆寿抓狂的杭州话，他记了不少。譬如黄鳝，“杭呼横（读若宛，平声）钻”；“苋菜，杭呼线菜”；黄鱼，“杭呼江鱼”。括号中标注的“读若宛，平声”是周櫆寿原标注，也看出他对韵律的重视。是的，老杭州人也有将“黄鱼”念成“江鱼”的，这“江”读gang音，接近“黄”。这读法，如今极少听见了。但“苋”与“先”，无非声调不同，少年周櫆寿也较真了一点。

　　这便想到阿Q，他对未庄人叫的“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也不屑。这“城里”，其实应该也是杭州。从周櫆寿的日记看，大哥周樟寿（鲁迅）常来花牌楼，对杭州的印象，也有注入阿Q形象的可能。

　　周櫆寿记下了不少杭州的老风俗，如每月初一、十五的晚上，要祭灶神。隔壁石家儿子第二次剃头，蓄起金钱顶小辫子了，“送来肉一碗，鳊（鱼）一碗”，晚上还请来“隔壁戏”演出。哪怕条件差的近邻余氏生子，也“送罣麪（挂面）三碗来”。

　　四月初八，杭州人称“浴佛日”。尽管一到杭州，周櫆寿就花了三十六文铜钱买了一张“德记石印”的西湖全图，但他只去过一次梅花碑和城隍山。第二年“浴佛日”的下午，才去西湖一游，不是拜佛，是去了左（宗棠）祠和岳坟。对民族英雄，心怀崇尚。

　　周作人日记

　　周櫆寿的初恋与祖父的释放

　　周作人曾在不同的文章中写过他的花牌楼初恋，写过他和宋姨太太（姨奶奶潘氏的化名）的龃龉。

　　潘氏北京人，31岁，和周福清的小女儿同龄，这在当时并不稀奇。潘氏有一种为妾人特有的通病，即对原配夫人的子孙有一种坐地（杭州土话，意思是“想都不用想就能得出的判断”）的做忌。譬如，梁上吊挂的饭篮少了冷饭，她明知是周櫆寿晚上偷吃了，却骂女佣吃的。女佣否认，她就说奇怪了，猫是怎么爬上去的？搞得周櫆寿极尴尬。

　　周櫆寿说潘氏并不坏，她喜欢唱几句京戏，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两册戏本。这戏册的内页才二寸多长，不会写字的潘氏用薄纸蒙在页面上，居然将石印细字都描下来了。周櫆寿倒也热心，帮她抄写过一册。

　　院内隔壁邻家姓姚，有一个女儿，13岁，原本姓杨，住在清波门头，人称“三姑娘”。因为姚家没有子女，收她做了干女儿。潘氏和姚家老太感情很坏，三姑娘却常来游嬉。“她先到楼上，和宋姨太太（潘氏）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饭桌旁边，抱着一只叫‘三花’的大猫，看我映写陆润痒的木刻字帖。”

　　周櫆寿没有和三姑娘谈过一句话，也没有抬起眼睛细看过她的面貌，但他还是下意识地感到她的亲切：“她似乎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在少年周櫆寿的心中，三姑娘是他“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

　　每当三姑娘抱猫来看写字，周櫆寿“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写”。某日，潘氏又说了对姚老太的憎恨，末了说道：“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到拱宸桥去做婊子的。”

　　周櫆寿不明白“拱宸桥去做婊子”是啥意思，但知道那肯定不是一个好地方。当时他想：“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第二年的五月底，周櫆寿因童生试离开杭州回了绍兴。一个月以后，仆人阮升告假回乡，顺便到了周家，说起花牌楼姚家，他说：‘三姑娘患霍乱死了’。”周櫆寿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后来还写过一篇《初恋》。

　　周家人做梦都没想到，1901年农历正月，关了八年的周福清莫名其妙被释放了。那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以后，慈禧携光绪外逃，刑部牢狱中的犯人被联军一放而空。有一个人却坚持不走，他说大清国判我“绞监候”，外国人无权释放我。

　　此人是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徐致靖，同情维新派谭嗣同。他很侥幸，没和谭嗣同一起砍了头，被判“绞监候”。八国联军在北京的两个月，牢房没有人管饭，徐致靖托刑部右侍郎向逃难的慈禧奏报，得到恩准，才出的牢房。后来，到杭州定居。

　　杭州因为没有犯人外逃，朝廷居然也稀里糊涂的“降恩”，释放全体在押的犯人，包括周福清。这一折腾，周家因此败落，但也促使周樟寿、周櫆寿、周松寿三兄弟后来的发奋，成就了近代中国三位名人，即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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