赊店镇，清代四大名镇之一，万里茶道重要节点，铁路却改变了地位

　　赊店镇是清代四大名镇之一，在万里茶道中发挥着水陆转运枢纽的重要作用，是茶道上较为重要的市镇之一。赊店镇以南商队多走水路，赊店镇以北则以陆路为主。探究赊店镇的发展脉络及发展状况，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万里茶道这一线路的发展，及线路沿途所蕴含的文化，更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商业的发展。

　　赊店镇的名称从何而来

　　赊店镇，在清代又有赊旗店、赊旗镇两个有明确史料依据的名称，在晋商大德诚文献资料《行商遗要》中亦被成为赊旗。关于“赊旗”这一名称的来历，民间较为认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被王莽追杀之时，在此赊酒旗起义的说法，但此说法并未有史料证实，并不可信。

　　在志书资料中，赊店镇在康熙时期称“赊旗店”，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南阳府志》卷二《建置集镇》中有：“赊旗店，城东九十里”，嘉庆年间称“赊旗镇”，社旗县山陕会馆现存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 年）的《南阳赊旗镇山陕会馆铁旗杆记》碑刻：“赊旗镇在县治之东百里，地属水陆之冲，商贾辐辏，而山陕之人为多”，到光绪年间仍称“赊旗”，光绪三十年（1904）新修的《南阳县志》卷三《建置》部分也称“赊旗镇”：“镇莫知所由起，或曰元分旗屯田，军主氏佘而讳之”。

　　光绪时期县志的记载亦说明了赊旗镇的由来是为避讳军主姓氏而演化的可能性，其中的“或曰”表明了一定的不确定性，但这是一种较为可信的说法。

　　赊店镇的历史发展

　　赊店镇的历史悠久，其沿革亦有资料可查。

　　古镇的繁荣

　　赊店镇在清代的繁盛表现主要有商业经营及转运产品之多、获利之巨、往来客商之众与城镇形制之规整三个方面。

　　第一，商业经营及转运产品之多：繁荣时期的赊店镇的商业经营与转运品类繁多，最著名的有以“广和堂”和“延寿堂”为代表的药材；以“永隆统”和“永禄美”为代表的赊店酒；以山西常氏商人分设的“大德玉”、“大泉玉”和“大升玉”为代表的茶叶，以上三种在现在的赊旗店仍有传承店铺可寻。

　　第二，此外赊店镇的主要交易商品还有粮油、木材、棉花、盐、皮革、丝绸和瓷器等各地商品，且交易量巨大：“单药材一项月销售量达十余万斤，六家货栈行日成交木材一千余立方，竹竿五万余斤，八大粮行每天成交粮食二十余万斤”。

　　转运商品之多主要得益于赊店镇的区位优势，有“拉不完的赊旗店之说”，除去其作为万里茶道上的重要水陆转运节点所转运的茶叶数量之多，仅是当时较为少见的洋糖和纸张的转运数量就已惊人：“道光二十二年腊月，该商号（茂盛德记商号）从中湘购入苏木一百二十捆，各种纸张五百块，又从汉口购入洋糖三百四十二包，冰糖二十箱，于次年二月运抵赊旗；将洋糖、冰糖在赊交由晋和店、元吉店、森茂店销售，其余苏木一百二十捆、纸张四百九十八块运往周口”。

　　“道光二十五年，茂盛德记商号从湖南贩运洋糖、纸张等货至赊旗，一次就雇牛车一百余辆将这批货物运至北舞渡”，在一百七十年前的农业社会中其转运商品数量之多可见一斑。

　　第二，往来客商之众：繁荣时期的赊店镇吸引了各地客商往来贸易，其数量之众可从赊店镇的各地会馆之中窥见：主有陕西和山西两省商人所建的山陕会馆、湖北商人所建湖北会馆、湖南商人所建的湖南会馆（即现存九龙庙）、直隶商人兴建直隶会馆（即现存柴王庙）、福建商人所建的妈祖庙（即现存福建会馆）、广东商人所建广东会馆与江西商人所建江西会馆，南北十三省商人均有聚集。

　　第三，城镇形制之规整：繁荣时期的赊店镇形制规整，城区内有七十二条商业街，专街专营，分销明确；二十余家骡马店和四十余家过载行分布城内；两处码头设于外城东侧和南侧。

　　古镇繁荣的原因

　　赊店镇的繁荣原因主要有水陆交通便利、商业规则严格明确、三个方面：

　　第一，地理位置特殊，水陆交通便利，以镇区为中心有巨大的交通运输网络。镇北陆路可达山陕及北方大部分地区，商队沿万里茶道还可连接境外的库伦（现乌兰巴托）和恰克图等十几个俄国城市。镇南水路可直接抵达江汉地区，继续向南可连接湖南、江西、福建、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

　　第二，商业规则严格明确，商务公开公议，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健康发展。赊店镇现存的清代碑刻资料可反映出当时镇内商业贸易规则的详细状况，雍正二年《同行商贾公议戥称定规矩》中对商家改换等称大小的行为提出谴责，并公议制定“称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的商户准则，公议后如有再犯的商家，罚戏三台，不遵守公议的商家将移交官府，“举称禀官究治”，可见对商业规则的重视及对违逆者的严厉惩处。乾隆五十年的《公议杂货行规公议》针对当时镇中商家出现的打价格战、拉客宰客、虚假宣传和出售劣质商品等行业乱象提出了十八项整顿条例，并提出“违者罚银五拾两”和“故违者不许开行”的惩罚措施。

　　第三，社会大环境稳定。清代嘉庆时期河南地区社会和平稳定，无战乱，且查阅史志发现这一时期南阳盆地并未发生大的天灾，总体社会大环境稳定，益于商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赊店镇的衰落

　　赊店镇的衰落出现在清代后期，这一时期的赊店镇百业怠废，不复往日的辉煌。民国十二年的《重兴山陕会馆碑记》中以一句：“自光绪二十年后，不惟会事不振，而且积弊难返”，简洁描绘了清代后期赊店镇的整体凋敝状况，不仅商业衰落，且难以重兴。赊店镇的衰落时期，往日四面八方汇集来此的商人“日稀近益就衰矣”，昔日南阳盆地规模最大、商业最为繁盛的辉煌集镇风光不再，出现了“若他村别为集，及家头壬子店岁一会聚时过则已无，足迹者其著者惟赊旗店、石桥、瓦店抑又介盛衰之间云”的衰落现象，赊店镇大规模的商业贸易不复存在。

　　古镇衰落的原因

　　赊店镇的衰落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有人为因素的影响。自然因素方面，清代后期南阳盆地的气候变化频繁，旱涝不均，水旱灾害多发。1800——1955 年间南阳盆地的旱涝比为 1.48：1，这一方面意味着这一时期南阳盆地的干旱年份要多，另一方面意味着水旱灾害的多发。

　　第一，旱灾多发。据史志记载，“光绪二年（1876），唐白河区春夏大旱，光绪四年（1878）继续春夏大旱，大饥，人相食，唐白河区五月大旱。大饥，死者经宿不理，即被割食。”持续的旱灾一方面使降雨量减少，致使盆地内河流水流量减小，河运承载力变弱，潘河、赵河和唐河的航运功能减弱，直接影响赊店镇的商业贸易往来。另一方面，旱灾造成农作物的减产甚至绝收，人民生活困苦，繁荣不再。

　　第二，水灾多发。与大气候的干旱趋势相反，这一时期唐白河流域也出现了严重的水患问题，“光绪十三年（1887），唐白河大水。大雨一月，河水大涨。光绪三十二年（1906），唐白河区大水，五月十七日大雨如注，鸭河漫溢出槽，流毙男女三名，冲塌房一千四百余间，地亩被淹。”水患横行，河道运输受到影响，人民安全与财产均受到损失，对商业的不利影响不言而喻。

　　唐白河流域水旱灾害交替出现，使流域内小农经济下的人民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生产收入降低直接决定购买力的降低，亦不利于赊店镇商业交易的繁荣，亦影响水陆交通的正常运输，这对于作为南北方“水陆转运节点”的赊旗店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损失。

　　人为因素方面，清代后期商人间的龃龉、战争的破坏和铁路的修建是三大显著影响因素：

　　第一，商人是商业领域的主导者，商人间的氛围与行事作风直接影响着这一地区商业的和谐发展。清代后期赊店镇的商人自身出现了问题，商会本为商人间沟通情感及商业信息的重要阻止，商会的兴盛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这一地区的商业状况，但这一时期，赊店镇的商会“不惟会事不振，而且积弊难返”，商人间的勾心斗角和商会的衰落都不利于商业的发展。

　　商人间的不正当竞争亦会加速商业的衰落，这一时期方城商人与赊店商人间的竞争给了赊店镇商业致命一击：“相传潘河之水在清中叶尚可泛舟，估客乘航直抵东郭，四方之物无不毕集。今城东南隅之下货台，即当日之泊舟下货处。赊旗镇奸商拟以专利，乃在镇北漫流寨修桥以御之。时方城人乃将黑龙庙河源用铁锅堵塞，使水量减少，舟楫不通。后赊旗镇甘愿毁桥议和，及掘之泉水没矣。

　　至民国十七年，建国军樊钟秀复经派工疏浚，水势仍杀，终未通舟。”两方商人对河流的控制竞争使得潘河水流量减少，影响舟船通行，对赊店镇商业繁荣赖以为继的水路运输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

　　第二，清代后期社会开始动荡，兵匪横行，赊店镇因商业兴盛、富庶之名远播而屡遭重创：“咸丰七年（1857），确山匪王党萧匡起侵县境，县仓卒未有备。八月十五日，贼至赊店大掠而焚之”，确山匪徒突袭，县政府未有防备，致使赊店镇遭受抢掠钱财、焚毁商铺、会馆之损失；同治四年（1865），“匪军复自唐县来回战斗……总愚大掠赊旗店而北”，赊店镇再一次遭受洗劫；同治五年（1866），“皖匪复自新野县境而东……六月复折至赊旗店”，如此屡遭重创，加速了赊店镇的全面衰落。

　　第三，京汉铁路的修建和通车，彻底瓦解了赊店镇的商品转运优势，1895年末，清政府下令修建卢沟桥和汉口间的铁路，至 1906 年四月全线通车；1905年动工兴建陇海铁路；沟通天津与南京的津浦铁路 1912 年通车，以上铁路的开通运行提高了南北交通沟通的速度，改变了以往水陆联运的交通方式，赊店镇失去了在南北交通中的优势地位。

　　2007年，有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入选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2014年，赊店镇入选全国十大"影响世界的中国文化旅游名镇"; 2015年1月赊店古镇成功入选"2014中国最具价值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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