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年轻人跳崖自杀,生前被称为“社会废物”,别等人死了才后悔
4月4日,清明前夕。
四个年轻人在张家界天门山跳崖。
据当地公安部门查明:均为自杀。
这是一场策划好的集体行动。
他们通过群聊认识,相约在天门山,跳崖前都服了毒,并写下了自证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遗书。
他们年龄最大的34,最小的23。
是什么让这四个年轻人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三联生活周刊》的调查报道中,提到四位年轻人最大的共同点:
“贫穷带来的磨难与不断添加的新变故。”
通过对四个人成长经历和社会关系的侧写,这篇报道提供了难得的信息,让我们有机会去感受他们的处境,他们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压力之下。
坦率说,我们都不是当事人,无法完全知晓他们赴死时的想法。
况且他们的内心,也很少向外界敞开:
他的朋友圈背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看不到。 跟家人提到想去外面旅游玩一下,“说情绪有点低落,其他没多说什么。”
但如果因为知之甚少,就不再深思下去,这究竟是一种“不胡乱揣测”的谨慎,还是对“房间里的大象”继续视而不见?
Sir不能说真正能了解他们。
只是说说自己在这个事件已知信息中感受到的。
意义的被剥夺感。
不像是突然遭遇了什么不可承受的脆断,比如一夜之间破产,突然查出身患绝症,或者因为失恋一时想不开。
他们对人生的信念,更像是在日常中一点点流失,最后剩下了一个空壳,骤然下坠……
01
脱序
报道中显示,四个年轻人虽然来自不同地方,但都有相同的背景:
农村出身,在外打工。
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悬空”的阶层。
既脱离了故乡、熟人的社会,又无法融入陌生、贫富分化的大城市。
在各种价值体系中,他们似乎都是“失败者”。
彭志军,年逾三十,未婚。
但根据朋友徐明的说法,他未必是不想结。
没有人给彭志军介绍对象。在农村的婚姻衡量链条里,彭志军各方面都处于最末端——他没有房子,也没有正式的工作。
这是二十三岁的陈婷,在城市打工的遭遇:
陈婷原来在美容院,工资是底薪加提成,好的情形下,一个月有5000多收入。但有一次给家里电话,陈婷提到,工资没有保底了,只有提成。她说想辞职。
5000块钱在大城市,可能只是温饱。
能存下多少钱呢?又能对于明天有什么设想呢?
报道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杀马特。
彭志军曾在理发店工作,留了一头扎眼的蓝发。
Sir要提醒,不要把杀马特看成一种会让人“出问题”的东西,毕竟它已经受到过太多的污名化。
因果关系或许要颠倒过来:
因为遭遇到了太复杂的问题,才选择将杀马特当成一种排遣,乃至自救的出口。
导演李一凡,曾经拍过一部《杀马特我爱你》的纪录片。
第一次听说,他跟很多人一样,看杀马特特别不顺眼,觉得那是审美污染。
但走进这群人,他才发现,所谓奇装异服,土味时尚,恰恰是这些底层青年彰显自我、对抗消费主义的唯一方式。
杀马特最大的共同标签,也跟四位赴死的年轻人高度重合。
90后农民工二代;
留守儿童,学历不高,小小年纪就辍学打工。

他们为什么成为杀马特呢?
最现实的考虑是:
寻找勇气。
底层社会,鱼龙混杂。
把自己打扮得“像”坏孩子,就没那么容易被欺负。
在“杀马特”身上,至少存在着两种主流社会的歧视:
打工仔打工妹,穷;
奇装异服,是异类、土、辣眼审美。
但哪怕是投来鄙夷的眼神,杀马特也成功了:
他们成功引起了关注。
存在感,恰恰就是他们最缺乏,最渴望的。
他们干的是流水线工作。
一样的制服,一样的薪资,一样的生活环境……
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在统一的规范里,在被消费主义绑架的世界里,找到一片自留地呢?
只有便宜廉价,先声夺人的造型,能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一个可以抱团取暖的群体。
只要玩杀马特
就是我们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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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就算是如此卑微的愿望。
也会被容不下“异类”的我们消灭。
在主流叙事里,杀马特就跟“烂梗”一样:
是要被打击的不良风气,是“有损市容市貌”,是需要被净化的“社会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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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而物质的社会中,他们没得到获得感、存在感。
小圈子里虚构的乌托邦,也无法维系。
那么要到哪里才能寻找到自我呢?
02
消耗
报道说,彭志军生前的朋友圈背景,一片空白。
为什么空白?
Sir觉得,或许是他们已经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去展现自己的生活。
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个世界很广阔,很美好,充满五光十色。
或者说:
他知道。
但更知道,那些花花世界都与自己无关。
《天注定》里。
打工仔小辉去东莞找老乡,看见同事新买的手机,他问了句:
手机的GPS在哪儿呢?
对方一脸嫌弃:
日你妈,GPS,你买宝马了?
去东莞,不就是坐摩的,然后去火车站咯,用什么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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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弟笑着反驳:
是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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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
他们是多么努力地,将这个世界的变化与进步,跟自己拉上关系。
哪怕只有一点点,就足够他们乐半天。
来到城市,他们最初也是怀着愿望的。
为了满足,或者躲避故乡对他们的种种要求:
赚钱、盖房、结婚、生子……

但在城市的遭遇,让他们一次次确认自己只是一个……
消耗品。
流水线上,干着10个小时以上的重复性工作。
小辉来到东莞,起初他是兴奋的,因为这里金碧辉煌,他感觉自己一只脚迈进了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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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这里,当一个纸醉金迷的世界向他完全敞开,带来的只有更深的金钱和尊严上的落差。
那些人一天的消费,是他半年也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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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动的爱情,在别人那里只是随便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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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回到了工厂。
回到了流水线上,按部就班的那个固定位置。
可是在内心里,已经在价值的虚空中,不可抑制地向下坠落。
最后,在一个毫无征兆的下午……

《天注定》这个故事,以?当年轰动一时的富士康八连跳事件?为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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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南方周末》的报道指出:
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算不上“血汗工厂”。
但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却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孤独感。
工作机械重复,人际关系疏离,欲望难以宣泄……
生存或许可以维系。
但生活已经失去了寄托。
回到今年《三联》的报道。
从彭志军的“染蓝发”,到刘志永的“想去旅游”。
从陈婷的“妈妈我很好”,到临死前留下风景照。
这四位年轻人被数字化的内卷包裹着,被无解的物质困境束缚着。
但是,他们仍然渴望融入这个世界,跟美好的事物联通。
然而最终他们倒在了这个他们仍然向往和留恋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