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学研究 ｜ 刘瑾辉：知耻改过——孟子哲学的成人之道

　　所谓成人之道，是指通过人自身的修炼，成为一个理想完善的人。儒家成人之道理论对人格的自我完善即道德自律的提倡，为历代仁人志士所弘扬。

　　孟子哲学中的“成人”的含义，设定在理想人格的修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云：“成人，犹言全。……言兼此四子之长，则知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足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则材全德备。”这里所说的“成人”，就是“全人”。早期儒家关于“成人之道”的思想，核心就是造就成人、全人，“材全德备”之人。

　　成人之道是孔子最先提出，他的全部学说都可以视为对成人之学的论述，都是教导人进行自我修养以达到人格完成之境。在孔子看来，修身是为“成己”、“成物”，是化德性为人生目标和社会价值。“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认为“成人”不仅要有智慧和勇气，而且知识、道德、技能，乃至典章制度、音乐艺术等皆应是“成人”所固有的才能。刘向《说苑》载：“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情性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伤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可见，“知天道”（求真）、“行仁义”（向善）、“以礼乐”（审美）三者的统一，才是“成人之行”。孔子认为人人皆可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君子”的理想人格。孔子认为仁必然是智和勇的基础，只有能够达到仁、智、勇这三个标准的人才是“君子”。

　　孟子的“成人之道”更强调“义”的道德作用，认为“义”与“仁”是相通的，“仁”是人的主观精神，“义”则是达到“仁”的根本途径，但是应该看到，“义”这个概念有着对他人、对社会的一种“大爱”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与孔子相同，孟子以圣人和君子为目标的理想人格是相通的，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孟子认为：人的自我觉醒和主观努力是成人之道的关键，强调“知耻改过”、“知耻而后勇”，更注重主体存在的价值以及人生的意义。

　　耻，从心，耳声，本义作“辱”解，乃羞愧之称,羞愧乃心有所惭而生，故从心。又以耳为司听闻之器官，人每因闻过而耳赤面热，故“耻”从耳声。羞耻，凡是不合道理的事，违背良心的事情，绝对不做。人若无耻，等于禽兽一样。“耻”也是自尊自重。古今先哲圣贤，都把一个人能否“知耻”作为修身做人的一种崇高境界。甚至将“知耻”与否，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志、辨别人与兽的标准。

　　孔子曰：“知耻近乎勇”，知道错误就去改过，为当所为，亦勇也！凡人心生惭愧，就会面红耳赤，这是人性本善使然。知耻之心是人之天良。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何以有此感叹呢？试想，起一恶念，便生羞耻之心；行一恶事，便感愧恐，又耻又恐，自必速止其恶。知耻是保全人善念、行为不离正道的护栏。故曰：“耻可以全人之德”。

　　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意思是说人不能不知耻。孟子还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是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无羞耻之心便失去了做人的基础和前提。正因为如此，自人类之始，就耻于与禽兽为伍，耻于赤身裸体。对于人类来说，如果不知耻，现在的人类仍混同于山野走兽。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不知耻，必然会被知耻的人群和社会所抛弃。因此“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也。”人不可以没有羞耻，不知羞耻的那种羞耻，真是不知羞耻了！因此，知耻是做人的标准，是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性道德规范。

　　知耻，首先要“明善”，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是”，什么是“荣”；只有如此，才能耻所当耻，不至于以耻为荣。其次是应该明白什么应该耻。树立正确的是非、善恶、荣辱观是知耻的前提。知耻心的培养是一个道德认知的过程，从个人来说，一个丧失自尊心的人是难以知耻的，一个不明是非、善恶、荣辱的人是难以知耻的。陆九渊曾言：“人唯知所贵，然后知所耻。”意思是：人只有知道什么应该尊重,然后才知道什么是耻辱。也就是说人只有知道羞耻才能上进，而知识越多，学问越广博、越深刻，见识也就越多越明晰，然后才知什么是耻，而知耻方能改过。孔子希望“过则勿惮（dàn畏惧）改”，孟子推崇“闻过则喜”、“闻善言则拜”，并将孔子“过则勿惮改”发展为“知耻改过”。

　　知耻，也就是知道羞愧和荣辱。知耻是自尊的重要表现。唯有知耻，才有自尊。它是一个正常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认知。孟子认为：在道德修养上知耻与否关系重大，因为“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这种道德感体现着人性的尊严，是社会正义的心理基础。禽兽没有羞耻感，完全依赖本能而生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提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把这种道德感看成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重要标志。知耻对于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清代思想家康有为曾云：“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也是说凡为善之心，皆起于人的正确的荣辱观念；凡为恶之念，皆起于人羞耻感的丧失。明末清初的杰出思想家顾炎武云：“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大凡不知羞耻的人，没有什么事不做，如此则祸乱败亡也会随时而至。不仅个人的文明生活与人的知耻之心联系在一起，一个社会的治乱也总是与人们的知耻之心联系在一起的。《孟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意指：君子应羞耻于似是而非的人，羞耻于莠草，害怕它们混淆了真正的禾苗；羞耻于巧言令色的人，害怕他们混淆了真正的正义；羞耻于尖酸刻薄巧言善辩的人，害怕他们混淆了真正的诚信；也羞耻于那郑国的淫乐，害怕搅乱了真正的雅乐。羞耻于那紫色，害怕它抢夺了朱红色的地位；也羞耻于老好人，害怕他们戕害道德。君子只要使一切回到正道上就行了。正道不被歪曲，那么百姓就会奋发向上，百姓奋发向上，就不会有邪恶了。孟子在此强调：若人人能知耻，则正义流行；人人能改过，邪恶则停止。因此，历史上圣贤立身，强调知耻改过；政治家治国，重视人心的治理。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其中确实包含有深刻的道理。知耻才能找回并发扬善端，才能改过迁善。孟子主张要像子路那样“闻过则喜”，像大禹那样“闻善言则拜”。它多方阐发孔子“过则勿惮改”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与人为善”的要求。孟子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与人为善”首先要做到有过改过，无过也乐于学习别人长处；进而要“善与人同”，改自己之“过”，思与贤人“齐”，崇他人之善，然后自己亦能为善矣。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知耻改过，对个人是品德修养，融入到社会生活，是弘扬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是维系社会正常生活和良好风尚的丰厚滋养，也是关乎国家风清气正、兴旺发达、社会和谐的道德保障。

　　孟子云：知耻而后勇。指的是一种在遭受磨难与打击后，在困境面前，毫不气馁、决不后退、决不自暴自弃，而是保持奋发进取、迎难而上的精神状态。耻辱具有两重性，它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既是一种障碍，又是一种锻炼。人似乎在知耻后，才可能有卧薪尝胆的决心和勇气，否则就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不足，固步自封，只能是愈发失败。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约前537年—前496年）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做奴隶，勾践忍辱负重伺候吴王三年后，夫差才对他消除戒心并把他送回越国。其实勾践并没有放弃复仇之心，他表面上对吴王服从，但暗中训练精兵，强政励治并等待时机反击吴国。艰苦能锻炼意志，安逸反而会消磨意志。勾践害怕自己会贪图眼前的安逸，消磨报仇雪耻的意志，所以他为自己安排艰苦的生活环境。他晚上睡觉不用褥，只铺些柴草（古时叫薪），又在屋里挂了一只苦胆，他不时会尝尝苦胆的味道，为的就是不忘过去的耻辱。勾践为鼓励民众，就同王后与人民一起参与劳动，在越人同心协力之下把越国强大起来，最后找到时机，灭亡吴国。

　　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苏秦，很想有所作为，他变卖了家产，东奔西跑了好几年，也没做成官。后来，他用光了钱，趿拉着草鞋狼狈的回了家，被父母狠狠地骂了他一顿。妻子不理他，嫂子不给他饭吃。苏秦受了很大刺激，决心争一口气。从此以后，他发愤读书，钻研兵法，天天到深夜。有时候读书读到半夜，又累又困，他就用锥子扎自己的大腿；还把头发用带子系起来拴到房梁上，一打瞌睡，揪得头皮疼，以此提神并接着读书。就这样，苏秦经过刻苦读书，知识丰富了。后来，他到六国游说“合纵”的主张，六国诸侯订立了合纵的联盟，苏秦终于挂了六国的相印。此乃“知耻而后勇”。

　　知耻是百德之基，所以知耻是“立人之大节”。知耻可以别禽兽，化风俗；人知耻而后知自尊自强；人知耻，方可从善、向善。知耻是道德认知之基础，据此个体才能明善恶、辨是非，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他是个体道德建构的内在心理机制，是道德素质之底线，是对所有卑鄙可耻事物的一种强有力的抵抗。耻德具有深刻而广泛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是人的最基本的道德修养，基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人知耻，就能“行己有耻”、“有所不为”，对于弘扬民族精神、纯化社会风气，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

　　

　　刘瑾辉，江苏淮阴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孟子学会副会长，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博士后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光明讲坛”主讲嘉宾，主要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国家古籍整理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等项目。出版专著《孟学研究》《清代〈孟子〉学研究》《焦循评传》等。在《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孟学研究论文30余篇。

　　来源：《孟子研究》（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