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杨至成与娇妻新婚，吐露伤心往事：我在延安时有个孩子
美好的爱情总是让人向往，但是在战争年代，敌人的炮火硝烟，冲散了一对对爱侣，开国上将杨至成是幸运的，晚年有贤妻相伴，他又是不幸的，因为动乱，因为消息闭塞，他饱尝爱情苦果。
1946年7月，时任东北民主联盟军总后勤部政委的杨至成，根据指令，和肖劲光一起前往内蒙古的满洲里，接收一批军用物品，考虑路途遥远，卫生部门便派了一名护士，负责他们的保健工作。这名护士叫唐慧文，这一年19岁。
唐慧文十分重视上级安排的这项工作，一路上，对杨至成、肖劲光照顾有加，不断叮嘱首长注意休息，预防中暑。唐慧文的手脚很勤快，十分热爱学习，每每工作完毕，便一个人静下心来认真读书。她讲话时温言细语，一口东北话发音很是好听，顿时引起了杨至成的注意。
唐慧文虽然参加革命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医疗技术十分娴熟，她曾在护士学校读书，还有两三年的工作经验。回到驻地后，卫生部长贺诚询问杨至成对保健护士的工作评价，杨至成说：“这个姑娘工作很棒，我看应该给她记上一功！”贺诚敏锐地发现杨至成话中的意思，直言：“这么说，你看上她了？”
杨至成的脸红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唐慧文年轻漂亮，温柔大方，换作任何一个单身的男子，都会投去赞赏的目光，但是杨至成已经四十多岁了，小姑娘还没满二十岁，如此大的差距，不禁让人泛起了难，说“喜欢”不太好意思，说“不喜欢”太过违心，久久，他吞吐地说了一句：“你看这个老贺，人家姑娘那么年轻……”
贺诚做媒，自然要极力劝说——真正的爱情是没有年龄界限的。即便如此，杨至成依然“反对”，表示自己更希望找一个年龄相仿的人。“你已经四十多岁了，哪里有老姑娘等着嫁你呀！”贺诚的一席话，可谓“惊醒梦中人”，杨至成终于“松了口”，但是爱情，是需要经过两个人同意的，杨至成单方面愿意，也无济于事。
贺诚表现出很有信心的样子，他的心里已经做好了打算，让周越华去做唐慧文的工作。当得知周越华是来说媒的时候，唐慧文虽然心中对他极为尊重，但还是表达了自己的顾虑：“杨政委是首长，我怕不行！”唐慧文的拒绝，一来是出于身份，杨至成是老革命了，而自己只是一个刚才加革命的“小丫头”，两个人在一起，不免叫人说闲话，二来是因为年纪，他们之间差距确实有点大。
周越华说：“你有所不知，杨政委在家庭的问题上，遭遇了许多不幸！”随后，将杨至成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唐慧文听罢，心中颇为波澜，也十分感动，便答应了。这年10月，杨至成和唐慧文在佳木斯举办了婚礼，组成了新的家庭。
婚后，杨至成向唐慧文坦言：“我在延安时有个孩子，算起来也有八九岁了，现在随她母亲住在继父家，我们一直没有相认和见面。”
杨至成此前的婚姻有许多不幸，唐慧文是知道的，此刻听闻丈夫与前妻还有孩子，她心中如何想？又是如何做的呢？杨至成与前妻钱家华是因何会离婚的呢？这一切，都要从1937年说起。
钱家华出生在革命家庭，她的两个哥哥先后加入红军，受其影响，16岁时，钱家华便到红军队伍中做宣传队员，后来，由于人手紧缺，便调去做看护的工作，照顾受伤的战士。钱家华工作很细心，得到了战友和上级首长的认可，部队到达陕北时，她被评为“先进”，胸前戴上“大红花”。
这一年，钱家华19岁，眉清目秀，亭亭玉立，浑身充满了活力，在“先进同志”合影照相时，杨至成不禁对她多看了两眼。一旁的贺诚笑嘻嘻地说：“我们卫生战线人才济济，杨部长是不是对那个大个子姑娘有点意思？”身旁的叶季壮劝道：“都老大不小了，还羞羞答答干什么，痛快点嘛！”
故事的发展路线与杨至成、唐慧文相恋的情况差不多，1937年初春，杨、钱二人结婚了。
杨至成和钱家华都经历了长征，深知幸福来之不易，婚后，他们恩爱有加。钱家华没有上过学，只要杨至成有空，都会坐在油灯下，教钱家华读书识字。1938年2月，钱家华生下一个女孩子，取名“杨玉明”，寓意像玉一样纯洁明净。
在长期的作战中，杨至成多次负伤，身体受到很大的损害，虽然来到延安后，有一个稳定的休养环境，但是医疗资源有限，并未从根本上治愈他的疾病，后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杨至成只能带病坚持工作。
这时，党中央和共产国际达成协议，决定从抗大、党校及部队中，挑选一些身体比较差的同志，前往苏联学习，也能借此机会治病，杨至成任职抗大校务部部长，身在赴苏的名单之列。
结婚一年多时间，女儿刚刚出生不久，恩爱的小夫妻就要分开了，钱家华为丈夫可以去治病而感到开心，但也为二人分别而感到忧伤，杨至成也不忍心离开妻子，知她心中难过，便说道：“我会很快回来的，虽然组织上没有定要去多长时间，但我想快则半年，慢则一年，不会太长的。”
1938年6月，杨至成与刘亚楼、李天佑、钟赤兵等人，一同踏上了前往苏联的路途。
杨至成来到莫斯科后，被安排到一个叫空措沃的地方，这里有二十多个从延安来的人，其中有许多老熟人。在这许多人中，杨至成年纪不是最大的，却是性格最随和的，因此多了一个“杨老太爷”的称号，大家都很开心地这么称呼他，他在这里开心快乐地学习、疗养。
1941年6月，德国进犯苏联，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侵略的炮声就来到莫斯科城外，共产国际不得不把中国的同志集中到莫斯科，着手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杨至成和伙伴们每天都能听到防空警报的传来，他们居住的旅馆大楼玻璃也被震得粉碎。
10月，杨至成一行十余人来到蒙古的乌兰巴托，准备从这里通过边境，到达内蒙古大青山转回延安。正常来说，这条路是安全无阻的，但是此一时彼一时，日军对这条交通线进行破坏，并封锁了边境，顿时前进不得，后退不得，被困在蒙古，不知如何是好。
刚来乌兰巴托时，苏联人安排了居住的地方，可是时间一长，供应出现了问题，杨至成等人只能自寻出路，想办法谋生，但是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如此一来，令大家犯了难，这些人中，大部分不会说俄语，更不懂蒙语，人生地不熟，该怎么生活下去？他们找巧尔诺夫少校解决，经过一番协商，只能出此下策：
“你们对外讲，是被俘的中国国民党军人，现在坐完一年监狱，被放出来了，暂时回不了国，要找饭吃……”
果然，大家一听，都很气愤，但是除了这样做，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不得已之下，只能忍辱负重，于是，杨至成去了农场干活，钟赤兵去剧场做卖票员，贺诚懂医术，做了医院的护士，众人之中，他的薪水是最高的，他也经常拿出一部分来接济战友。
年末，西伯利亚寒流袭来，天寒地冻的，工厂农场里没有了工作，杨至成也没有了收入，他去饭店做跑堂，去马场放马，寄人篱下，衣衫褴褛，他的病情很快又复发了，容颜憔悴，瘦骨嶙峋，和叫花子差不多，旁人看了，一定无法想到，他曾是中国红军的高级指挥员。
1943年，杨至成去了一家中国餐厅工作，他依然隐瞒着身份，用着国民党军人的身份，周围的人以听说他是从监狱里放出来的，都不敢接近，餐厅老板眼见这样持续下去是不行的，于是下了逐客令，杨至成只能黯然离开。走在大街上，该去哪里吃饭？该去哪里睡觉？
几年前，红军西路军西渡黄河，队伍被打散了，幸存的战士一路讨饭，最终回到中央的怀抱，杨至成暗暗地想，“监狱释放犯”都当了，做几天“叫花子”有什么大不了？于是开始了一边讨饭、一边找工作的生活，也因此遭受了不少人的指指点点，受了不少白眼。
当然，他也遇到过好人。一次在一家饭馆门前，一个肥头大耳的伙计恶语相向，杨至成听后怒火丛生，正要发作，忽然有人叫住了他，并将他带到前方不远的饭店，请他吃羊肉泡大饼。交谈中，得知此人是山西人，来这边做生意，见杨至成落魄，却一身正直，多有好感，想出手帮忙。
杨至成心中自然十分警惕，也没有暴露自己身份，只说投亲时落了难。山西老乡给了杨至成一沓钞票，杨至成说什么也不肯接，他担心其中有什么花招，见杨至成不肯，山西老乡也不为难，告诉掌柜，杨至成此后来吃饭，无需收钱，账都记在自己名下一并来结。半个月后，山西老乡莫名其妙失踪了。
苏联来的谢妙恩向杨至成介绍了一个叫张罕的人，这时张罕突然来到，说要介绍他去乌兰巴托的《中国工人报》做编辑，杨至成对自己的文化还是有信心的，当兵前上过中学，在黄埔军校学习政治科，至此，他的生活终于得到了改善，既要当编辑，又要做记者，虽然忙碌点，但总好过给人做跑堂、沿街乞讨。
转眼间已过半年，谢妙恩来找杨至成，莫斯科来电，要他返回苏联，当年一起的战友，几乎都走光了，他自然不愿一人留下，便踏上前往莫斯科的汽车，经过两天颠簸，还未到目的地，又接到通知，由于战争还未结束，不让他回莫斯科了。谢妙恩只能和当地的赤色互助救济会联系，每月给杨至成300卢布。
要在平时，300卢布足以维持一个人的生活，但在战争时期，物资匮乏，开销又大，杨至成很快便遇到困难，内务部的一个官员对他说：“住在城市物价高，我们想送你去城外的集体农庄，生活可能会好一些。”就这样，杨至成从乌兰乌德互济会来到乡下集体农庄。
一天，杨至成的癫痫病发作了，倒在地上，口吐白沫，邻居发现后急忙喊医生，经过一番抢救得以苏醒。农庄主席将杨至成送回互济会，休息一段时间，病情基本平稳，但杨至成不愿再回集体农庄，因此互济会的人对他变得冷淡，并要求他尽快出去找工作，因为互济会不能长期供他吃住。
杨至成经人介绍，去了一家贸易公司看仓库，一天夜里，仓库失窃，警察怀疑是杨至成所为，后来窃贼被捕，才还他清白。可是到了冬季，天气寒冷下来，仓库的工作不好做了，一天夜里，杨至成的癫痫病再次发作，折腾了几个小时，才苏醒过来。以杨至成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能胜任严重的体力劳动，真的应该想个办法，摆脱当下困境。
思来想去，杨至成决定将自己的经历托人翻译成俄文，交给乌兰乌德市党委机关，负责联络的叫努斯卡娅，60多岁，她看了杨至成的简历，打量着眼前又矮又瘦的男子，实在想不到他是红军中的高级领导人。在努斯卡娅的帮助下，杨至成住进了一家不错的疗养院。
但杨至成心心念念的是回到莫斯科，怒斯卡娅理解他的心情，便给他买了一张前往莫斯科的火车票。这时候，德军已经被赶出苏联，第二次大战已经接近尾声，但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了，何去何从，又成为他面临的新的问题。
从乌兰乌德出发之时，怒斯卡娅给了杨至成一些零钱，火车上的饭菜太贵，他一天只舍得吃一顿，来到莫斯科后，装在口袋里的仅有的50个卢布又被小偷偷走了，饥饿难耐之下，他浑身上下乱摸，摸到一个半卢布，买了一个黑面包，一碗土豆片汤。
通往莫斯科市区的道路似乎很长，杨至成拖着疲惫的身体、迈着沉重的步伐前行，他没有钱，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叫“柳克斯”的地方，这是一个旅馆，后来共产国际将它租下来了，外国代表团的人来到苏联，通常住在这里。
杨至成不认识路，好在懂得“柳克斯”的发音，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来到目的地。传达室的人被杨至成搞得莫名其妙，他不会说俄语，看上去很疲惫的样子，为何会出现在这里，着实搞不清楚，看他是个中国人，便给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打去电话。
林立接到传达室的电话，当即飞奔而去，定睛一看，此人正是杨老太爷——杨至成，眼见他整个人已经饿得变了形，灰头土脸，遭了不少难，连忙说：“我给你拿面包！”怎料杨至成见林利走了，还以为不愿意接待，便转身离去了，走在大街上，实在饥饿，实在走不动了，才又返回来。
不过好在遇到同胞，有了“家”，再也不用过漂泊流浪的生活。为了让杨至成身体尽快恢复，林利和孙维世轮流带他去医院看病，渐渐地，他的身体好转了，面色也红润了。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杨至成直言林利和孙维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他很感谢这两位“女菩萨”。
抗战胜利后，杨至成多次联系回国，但均未成功。那时候国内的交通要道都被国民党封锁了，直到党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和部队，开辟了东北解放区，打通与苏联的要道，当初离开延安的同志，才得以返回国内。1946年1月16日，杨至成和李立三、袁牧之等人，搭乘飞机回到东北，这时候，距离他当年离开，已经过去整整八年的时间。
当杨至成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见到后勤部长叶季壮时，问起妻子钱家华，叶季壮说：“由于你一去毫无音讯，后来又听说你从新疆回国途中被敌人杀害了，所以家华同志便带着孩子改嫁了，我们也劝过她，但终未能扭转过来……”
杨至成闻言，如五雷轰顶，眼前一黑，差一点晕过去，这一个打击实在太大了。钱家华改嫁的这个人，是军工生产的一位老同志，对母女俩很不错，这对于杨至成来说，也算是一种慰藉吧。
唐慧文知道杨至成的这一段经历，也十分理解丈夫的心情，便说道：“我们把孩子接来吧，孩子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会给她父爱和母爱。”不久，杨至成便将杨玉明接到自己身边，一家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每当杨玉明谈到自己的父亲时，心中总是充满了深深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