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星伟:前良渚时期的器物造型
文 | 俞星伟
(一)陶器——鼎豆杯壶
鼎,上古炊具,大约由釜演变发展而来。
其初无足,悬于架上而受火,形若釜,或称圆底罐,后始以足代架,因此鼎的底部大多有烟火熏烤痕迹。鼎皆有盖,或于盖钮堆塑动物形状,饶有情趣。
崧泽、良渚时期的陶鼎,作器少巨制,可推知彼时饮食习惯并非聚餐如近世之“大锅饭”,亦或饭菜杂食合煮一器,如今人之小火锅,几人数鼎,围坐而食。
鼎初仅为实用而作,习见夹砂红陶,间有内腹置蒸架者。后始镂足刻花,晚期亦见黑陶矮片足,制作精美,则其时已非腹下受火之用,不过祭祀盛食或贵族器用之讲究。
民以食为天,饮食终究是首要大事,因此后世礼制以来,天下铸九鼎,素称重器。而陶鼎皆圆,未见四足方鼎。青铜虽延其型制,方鼎的出现或许也有象征礼祭“四方”方位的涵义?
豆之为器,由来甚古。南地卑湿,古人席地而坐,为避尘土细虫,其形如高足盘,先民盛食之器。
早期豆体积多巨硕,崧泽、良渚始渐小,此间或含有部落群居向家庭单位转变的社会形态折射。晚期豆盛行镂足刻花,或亦有作祭祀供器者,制益精美,间施彩绘。凡豆沿有耳,则有盖。耳分双耳、三耳,后世青铜仿其制,或更有簋,良渚尚未见此。
史前遗陶,以杯最多,造型极为丰富,大抵后世杯子的各式形状,至崧泽、良渚皆已有之。
杯的用途,当然是作为饮具,倘若究竟要问盛水、盛酒?则无人可确知了。杯制亦有极致精巧、刻花绘彩,甚至见有崧泽时期的豆盘上盛放一组极细小的彩陶杯,自然不属于实用器皿,当作为明器或祭祀的象征用具。
前良渚时期,壶的造型最多,侧把、提梁、鸟形、瓶式,尤以双鼻最为典型,制作亦最是规整美观。壶皆有盖,其形颇似清人茶盏之盖,盖沿必存小孔,系带于耳,则可免遗失倾碎。
壶身或饰旋纹,或刻鸟纹、彩绘,底足镂孔,佳者壁薄如纸,制作精美。
有人将之归为酒具,还是值得商榷的。曾经掏过壶中积土,发现内有禽骨之类,可能作为盛汤之器。后世器型中,青铜似无此式样,只有宋瓷贯耳瓶稍存其遗制耳。
(二)玉器——琮璧圭璜
玉琮形制始见于崧泽晚期,初制矮平,晚而愈高。惟多雕琢兽面纹或凸棱阴刻眼圈权代兽面,光素者极罕,亦少见用石雕刻者。琮之形内圆外方,似包含古人‘天圆地方’之宇宙观念。
周礼称‘黄琮礼地’,琮上所刻凸棱或可视作祭坛之阶梯,先民以琮为祭,表达沟通天地的意愿。琮亦作镯形、勒形,或为巫师首领的佩戴物”。
璧之形制,崧泽以前未尝见。或起源于太阳崇拜,后世故所谓“苍璧礼天”也。《尔雅、释器》称“肉倍好,谓之璧”,今则凡边大于孔者皆称为璧。璧为六瑞之首,历来称重器,昔者和氏璧可换城池、作传国玺。
历年所见长三角地区史前玉器大件以璧为多,皆青玉,无纹饰。尺寸小者磨制较粗,时见随料缺损;反而大璧圆整规矩,磨制平滑。
璧之用途说法最多,有称祭器、衡器、饰物、钱币、花圈、肉饼,众论莫一。推测大者作祭礼,中者殉葬,小者佩戴,其用途因大小而各异。汉画像中见玉璧每雕谷纹,绶穿悬挂,以寓意五谷丰盈,或许当时的璧与农业生产相关。
崧泽、良渚无圭,当与周礼所述不同。圭形上锐下平,颇有山川之形。天子、诸侯持圭,以示兵权。南方斧钺形制与北地不同,北方手斧无穿孔,以蛮力挥使。
崧泽、良渚斧钺皆有柄,孔内穿系绳线,借用手柄之力,较手斧文明太多。故崧泽、良渚斧钺或可代替圭制,其玉质佳肉薄,多非实用器,亦当视作权利之象征。
璜制最古,马家浜文化已常见,多圆梗细长,杂玉为之。崧泽演为扁平宽肉,玉质皆取佳者作之。古玉中以此物最多实用佩戴,因之穿孔皆有磨损痕迹,更有旧孔佩戴时久磨穿而另钻新孔者。
前人多谓璜的形制起源于月亮崇拜,然而最初璜制多狭长,不似后来半月形。故此璜的起源用途亦更需有待商榷。
(三)象形纹样
良渚制器,陶薄如纸,钺光似鉴,尤以玉器雕镂刻划之精美绝伦而称著于世,故有“玉器文明”之说。
良渚时尚不通和田,用料就近取材,多地方软玉之青色者。然亦有淡青、淡黄偏白,受沁而呈红色,极油润,胜于北方岫玉,丝毫不逊和田。而其时先民鉴玉已有标准,大约与今人仿佛,即美玉必作要器精工,劣者做工则简陋不计。
良渚玉器,以减地刻细纹者最佳,俗称“指纹工”。此等做工不常见,多出于高规格墓葬遗址,当属礼制之范畴。其典型的人神兽面纹,也有称“饕鬄纹”的,最具神秘色彩。至于这一纹饰形象的寓意确实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研究。
从装饰纹样来看,后世所用之回纹、云雷纹、绳编纹、规则几何纹,当时皆已广泛运用。而飞鸟、动物、饕鬄之类纹饰应在此体系之外,属图绘象形,或系特定范围内大众可识别之固定图案。
良渚社会已具高度发达之文明,然以地域限制,艺术作品皆细小而精致。
当时西方有神庙、金字塔、神像雕塑;良渚有五色土祭坛、榫卯建筑及大型祭祀用到的精美器物。西方艺术作品多写实具象,良渚人则高度抽象概括,可见审美和思维方式存在较大差异。
玉制表现中,除礼玉之外,各类动物象形玉器可称一大特色。鸟、蛙、猪、羊、鱼等挂饰,体积不大,多作片状,刻划注重神韵特征,相对忽视细节写实。
后世中国美学理论中,若国画“意到笔不到”,良渚玉制中已有体现。良渚人重视天然浑朴,善于就料随形,捕捉瞬间神态,线条与穿孔运用精炼概括、大胆直接,颇与西方现代雕塑表现手法相吻合,直令今人自叹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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