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杀了人，我精神不正常，放了我吧。
违背人理的凶杀案总是很吸引眼球。
前一阵看到南方周末发布了《弑母者吴谢宇的心理档案》，文章从他的父母开始讲起，详细地记叙了吴谢宇体弱多病、家庭暴力、父亲早逝的成长经历，以及事发前后他的所行所想。
评论区里对关注犯人的精神状况和原生家庭等等，有着鲜明的态度。有的认为这是在为犯人开脱，鳄鱼的眼泪虚伪至极；有的也给予了同情，思考是什么造成了这场人间悲剧。
精神问题这一抗辩理由向来是有争议的。吴谢宇案在二审期间，曾有过因不可抗力而中止审理的情况，辩护律师也申请过为其作司法精神病鉴定（不过法院驳回了这一请求）。
在法庭上，从法理依据、刑罚的公正、犯罪的特殊预防、限制死刑几个方面，精神病司法鉴定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有其必要性。法官的追求也许是希望判决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但对于看客的我们来讲，更多的情况是不希望有人借此逃避刑罚，这种愤怒之情很难掩抑。
虽然各时代的法律都曾对有精神问题的人予以不同程度的关照，但真正做到走出案发现场，走入犯人内心、过去的那份记录，一直到1966年才正式发表。
1959年11月15日，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个小镇的凌晨，一户富农四口人惨遭杀害。案件第二天刊登在纽约时报，轰动全美，吸引了各地记者前去报道，其中就有一个名叫卡波特的杂志记者。
1959年11月16日当日的纽约时报
凶杀现场的异样让警官和记者们都感到非常别扭：本是一桩灭门惨案，按理说凶手的行径本应当处处透露着残忍才对，但是每个尸体在生前生后都仿佛得到过照顾，不是枕在柔软的羽毛枕头上，就是盖好了被子，被睡梦包裹着。
对犯人的追捕过程相较于审判可以说是非常迅速，一个半月后，1960年的第一天，两名犯人在拉斯维加斯被捕。二人在被捕后四个月的初审中就已经被宣判了死刑，但因为不断有人聘请律师为其上诉，一直到1965年4月14日，犯人才走上十三级台阶，被施以绞刑。
证人名单
而这五年，正是那名杂志记者，不断为他们上诉，争取时间。他在这期间根据在当地的走访调查、对警员和案宗的查阅，以及最重要的，和两名犯人的交谈中，最终完整地还原了整个的犯罪事实与犯人的成长经历。
相比于弑母者吴谢宇的14333字心理档案，卡波特用21万字所呈现的是一个更加完整且具体的人。他事无巨细地着笔于犯人中的佩里——自幼成长于穷困、四处游荡的家庭，母亲给了他一半的印第安人血统，也正是血统与营养不良所带来的外貌特征，成为了他被社会边缘化的开始。
而更重要的是，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未曾给予过佩里温暖与爱。离婚后的母亲带走了他，终日酗酒的女人未曾给予过母爱，他时常经受的只有孤儿院修女的当众羞辱、打骂。他的肉体和精神从小就在被外界施加暴力、懂事前就已经受难以抗拒的刺激，以致于早在成年以前就完全丧失了情绪控制能力。
即使父亲在他想象中像救星一般带走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活和碎片般的上学经历，以及来自父亲更加暴力的管教，佩里没有能弥补他童年的缺失，而身上的破洞随着他一步步走向成年的道路，撕扯得越来越大。
犯人迪克（左）与佩里（右）
“我爱我的父亲，但是有时候这种爱与亲情就像被浪费的水一样从我心底流干了。”
生活如此困苦，他依然对于艺术与教育有着渴望。他的救赎仅存于梦中一只金色鹦鹉，为他复仇，带他逃离。从小孤僻的他从未习得与他人、与世界建立联系的能力，成长带给他的只是向深渊滚落得更加彻底。他与他人的关系异常冷淡，无法视生命为真实、鲜活的存在，精神压力在其一生不断累积，直到那晚遇见了富农一家。
“我无意要害这个男人，他是个非常可亲的绅士，直到割断他喉咙的那一刻，我还是这样想的。”
卡波特选择相信这一供词，而它也映证了一份专门论述这类谋杀犯类型的论文：当潜在受害者被加害者假定成过去某种创伤性构造的关键人物时，富农克拉特先生成为了殴打他的父亲、羞辱他的修女、侵犯他的军士……佩里进入了一种解离性失神状态，一桩无明显动机的谋杀案就这样发生了。
这一整个对案件的记录，被卡波特整理成书，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见到的《冷血》（In Cold Blood），这本书在P314页开始引用的一篇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期刊的论文可以称之为全书之眼，以后读到这部分，请一定仔细阅读。
《冷血》2023版
在共读《冷血》的最后，一位读者的提问再一次将我们带回到了起初：是什么造成了这场人间悲剧？
整本书实际上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最终也可以看到，悲剧的造成一定是各种因素复杂交错的结果，个体与社会、偶然与必然、原生与教育。
文学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其实就在于呈现事件的复杂性，以情境化的方式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事情的不同侧面，过分提炼因果是一种简化的思维方式。不过，可以稍微补充的一点是，所谓心理的、个体的因素，一定也有其社会的根源。
在看吴谢宇案件回顾的时候，时常会回忆起《冷血》其中的片段，这本书是第一次将一个犯人的过去与内心摆在了公众面前，从学术上也开创了新的写作方式——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的概念。我们不再只关注于事实报道，而是由此走入受害者与加害者内心，就像后来的东野圭吾在他的作品中所展现的，那被称之为动机的源头。
在看到吴谢宇案宣告结案的那天，共读的进程也来到两名犯人的最终宣判，当文学照进现实，内外映照之下，仿佛有种冥冥中的关联感。如何更恰当地看待犯人，在法律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一杆秤。
好人必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