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期”，论唐代士人的恋京心态
京城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朝历代都在人们心中有着特殊的情感地位，“恋京心态”是由来已久也在所难免的。在唐朝时，京都长安繁华至极，是唐朝恢弘气象的象征和代表。发达的经济水平，至高的政治意义，强烈的盛世情怀，为长安吸引士人提供了先决条件。同时唐朝时一改自汉以来的察举制，延续隋朝的科举制并将其发扬光大，为无数文人士子提供了实现阶级跃迁的渠道和大展雄才伟略的机会。再加之科举制与儒家文化结合，经世致用的价值追求横亘在每个文人士子心间，进入政治中心自然是必然选择，综合以上因素，唐朝士人的“恋京心态”盛于以往也是理所应当。
“恋京心态”并不是唐朝的专属，自古至今，无论中外，只要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存在都城，那么它所属的百姓就必然具有“恋京心态”。这是很好理解的，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其百姓一定会对其有归属感和民族情怀。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京都，自然有超越其他城市的优势，可能是经济文化，国际沟通能力，总之各种各样的因素使得京都成为一个独特的象征。这个象征背负着了很多的情感联系和利益关系，这使得各有追求的人们对其持有特别的情感——“恋京心态”。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鼎盛强大的朝代，政治格局太平安稳，经济实力影响东西。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盛世之都的长安就更是备受瞩目。当时长安作为国家经济政治中心和国际经济文化交流枢纽，其影响力在国内外都堪称一绝，举国上下都对长安报以向往。而在这向往的潮流中，士人便是极具代表性和特殊性的群体。
代表性体现在士人群体“恋京心态”的基础出发点与其他群体具有共性：都看重长安的影响力和发展机会。
长安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贯通中外，这样高的地位使得长安成为名利，权势的中心。唐朝鼎盛之时，士人的价值追求之一就是借助科举制度实现个人抱负，落实功成名就的人生目标，而长安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同时，士人也是人，他们不可避免的对世俗享乐有天然追求，长安繁荣的经济文化注定对他们有天然吸引力。
特殊性体现在士人群体对政治的敏感性和对经世致用的执着：科举制和儒家思想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范式。士人在唐朝变成了一种具有流动性的阶级，受科举制影响，唐朝的士人阶层摆脱了以往的世袭限制，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布衣平民，想要获得入仕资格，只能通过科举。这是一个极为公平的竞争方式，它打通了平民百姓的阶级晋升渠道，塑造出来的士人阶层很明确“进京”的意义。
多数士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中榜天下闻，在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的层层选拔下才能取得进入京都政治中心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只要通过院试就能取得“高人一级”的社会地位，而往后的考试，所获得的各方面回报都是层层加码的，进京赶考通过殿试自然成为了终极目标。同时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士人多对报效社会有着极大的热忱，而且唐朝初期国家太平，经济发达，社会氛围积极向上，内外条件都促使士人阶层报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兼济精神，希望能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职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恋京心态”就是这一追求的衍生心理。这是士人群体最开始的追求，也是最理想化的追求。
另一种更现实的因素也是士人阶层独有的：那便是赶考失败，无缘京都。科举考试作为一个面向绝大多数群体的阶级晋升渠道，其竞争自然是无比激烈的，其困难程度之于高考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数士子如过江之卿从各地涌向长安,其场景如张乔《秦原春望》所描绘的:“无穷名利尘,轩盖逐年新。北阙东堂路,千山万水人。” 赵匡《举选议》也曾指出:“举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其事难,其路隘也如此。”
虽然很多士人满足于通过乡试、会试的成就，但大量士人终其一生追求的还是通过殿试，成为进士。很多士人倾尽家财，苦读数年，背负着自己和家人的期待到了京城，除了面对省吃俭用贫苦交加的备考环境，还要承受来自上位者的嘲弄轻视，尝尽人心势利世态炎凉之心酸。这种情况下，士人赶考可以称得上是背水一战。因为拼上了所有的心力物力，他们对高中留京的执念是极为深刻的。甚至有的士人即便屡试不就也不愿放弃，如同抓着救命稻草一般，一年又一年将青春花费在科考上。
徐侃与安凤两人相约同至长安，前者因家母年老而回家赡养以尽孝道，但终究因无缘科举而抱憾终身，郁郁而终；后者虽至京城，但蹉跎十年未有结果，宁可数载漂泊，也无颜归乡。这两位都是唐代士子热衷科举进京的典型代表，是唐代士人“恋京情节”的生动表达。
与无缘帝京抱憾终身的结果相对的，还有另一种情况：金榜题名，成功入京。取得这样结果的士人同样有很深的恋京情怀。在入京后无非有两种结果：一者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实现人生抱负，改变阶级地位，成功施展才华，了了功成名就的愿望。这类士人，在实现人生价值的欢乐之余，一定会感慨一句生逢盛世，“长安好矣！”他们会更加爱戴这给予他们一切，改变他们命运的富庶之地——京都长安。
而他们的成就，也会激励他们之后的士人坚定进京的目标，从而将“恋京心态”代代相传；或者虽然金榜题名一时风光无限，但一入官场深似海，排挤、诋毁接踵而至，再因为各种原因惨遭贬黜，流放出京。这种情形也是不胜枚举，许多有此类遭遇的士人都在感伤怀才不遇的愤懑之余表达过对“京都长安”的怀念之情。大量“忆长安”、“念京都”、“思长安”的诗篇就是“恋京心态”的一大表现。
被贬后的恋京情结首先表现在离开长安时的不舍与愤懑。长安意味着仕途的开启，意味着阶级的跃升，意味着理想的实现，离开长安意味着被仕途大门所拒绝，阶级跃迁的渠道被关闭，自己的才能与抱负无所施展。这对于苦学数年终有出头日的士人们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失去之时他们对京都的不舍必然到达了极致，“恋京心态”在这一刻也到达了顶峰。
离开长安后就是身处贬黜之地，面对一落千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再加之怀才不遇的挫败感，午夜梦回时，总会忆起京都长安的生活。再对比贬黜之地的荒芜，触景生情后更是心酸涌上心头。这样的思维模式要在被贬的多年间无数次重现，对京都的思念就像钝刀，一次次磨刻在士人的心头，在辗转反侧的梦醒时分一次次加深。“恋京心态”就在这样酸楚的瞬间被加深了。虽然身在贬途，却心系“京国”。
以上情形是唐朝太平时期文人士子“恋京心态”的诱因和表现，对京都的向往中多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而后期唐朝国势衰退，长安作为大唐气运的象征，文人士子每每提及，总会参杂一丝“哀恋”。
动荡时期，长安是国家象征，文人士子由来已久的家国情怀促使他们将自身的名利诉求与国家命运牵缠在一起。此时无论是怀才不遇还是权倾朝野，都会对家国黎民，社会秩序抱有一丝关切，而京都长安，作为国家气运的风向标，更能激起士人阶层的“恋京情绪”。
如上文所说，京都对于士人阶层来说，是人生抱负的施展之地和感情寄托，京都的繁荣与否，决定了士人阶层未来发展的舒畅与否。因为时局动荡和战乱导致的流离失所，更会使士人缺乏归属感，这与怀才不遇和屡试不就造成的颓败感是不同的，后者只会让士人伤怀于自身的能力和际遇，对京都还会有一种救命稻草一般的期许。而前者则是触及了士人阶层赖以生存的根本，这是个人力量难以左右的危局，士人在放大“恋京情节”的同时更会有一种“知以往之不谏”的缅怀感。此时的“恋京心态”就会有一种无奈的悲怆和急于挽回的苍凉。
唐朝士人阶层的恋京心态扎根于唐朝的历史背景，其强于以往的深厚程度和表现形式深深打上了唐王朝的烙印。所以作为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文化心理，“恋京心态”为我们认识唐王朝的历史风貌提供了一个另辟蹊径的道路。
“恋京心态”在唐朝士人阶层中的普遍存在，可以看出唐朝的意识形态中对政权中心的认同占了极大一部分，这是唐朝意识形态的核心。而士人阶层不同于其他群体的恋京心态也可以看出“重学思想”在唐朝社会蔚然成风，这也是科举制度在唐朝发展成熟的体现。
“恋京心态”也得以窥见秦汉以来的封建君主制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士人的“恋京”恋的不仅是“京城”，本质上“恋”的是君主制实现的中央集权，这体现出儒家思想培育下的士人阶层具备“忠君思想”，还受封建时代皇权专制制度的影响。封建君主制不仅限于唐朝，这种制度自秦到唐延续数百载，早已在人们心中烙下印记，而对政治极为敏感的士人阶层对君主以及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政权本就具有依附性，京都作为政治核心，自然备受追捧，长期的仰视和向往之下，自然而然形成了“恋京心态”。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表面看是对京都的向往，实质上还是对中央政权的向往。
践行科举之路的士人阶层的“恋京心态”也能看出儒家思想在唐朝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封建君主制度自汉朝起就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念，唐朝也不例外，极为典型的表现就是“科举制”。科举制的考核内容就是儒家经典，考核标准也是儒家伦理观。因此士人所接触的教育也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追求实用性，也就是具有功利性。所以深谙其道的士人们出于各种考量，经世致用也好，功成名就也罢，自然就加强了对京城的向往，就出现了士人多有“恋京心态”的现象。
这归根到底是种文化现象，造就它的条件就是科举制和封建君主制，始于唐朝，终于清朝，所以在此期间的士人阶层都具备这种心态，只是唐朝的“恋京心态”多了些唐朝特有的自信。
“恋京心态”是一种在时间空间上都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恋京心态的强盛与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凝聚力的强弱。而唐朝士人的“恋京心态”除了受普遍的家国情怀的影响，长安的发展程度，科举制度、封建君主制和儒家思想也对其造成了影响。而这一群体的独特性又让“恋京心态”的内涵和表达有了多样化趋势，这在中国文化历史上都是独特的。同时这一文化心理也让我们在研究唐朝文化时有了更好的思考方向，有助于切实理解唐朝的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秦原春望》
《举选议》
《登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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